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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的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2022-11-07马海群张斌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2年10期
关键词:情报学理论体系情报

马海群 张斌

探索与交流

基于文献计量的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马海群1张斌2

(1.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2.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长沙 410000)

分析中国目前情报学相关研究内容,为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提供参考,进而更好地促进情报学的发展与中国特色实际相融合。以情报学领域的CSSCI期刊发表的文章内容为研究样本,在总体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其中的5种期刊进行样本分析。研究发现,近20年来,情报学每年总体刊发文章数目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但是文章质量逐步上升,说明情报学领域的研究内容逐渐深化,研究领域逐步扩展;研究主题从信息逐步转向数据,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呈现出高度的契合;研究方法更加倾向于直接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并通过可视化工具进行展示,使所得结论可信度更强;但是对于中国场景下的实际问题关注度略显不足。同时结合5种期刊研究问题的逻辑变迁,构建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概念模型,并尝试提出凝练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三步走”路径。

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凝练路径

1945年,Vannevar 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As We May Think,标志着现代情报学的诞生[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6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的建立开创了我国系统化的科技情报工作[2],彼时的研究重点在于向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靠拢,并且借鉴、汲取相关的经验。特别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为我国情报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1978年,我国设立情报学专业,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21世纪的前20年,情报学的演变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息息相关。同时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情报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4],中国情报学界趁势加深了同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相关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与发展。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5],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如何在情报学相关研究中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构建出具有中国语言、中国风格、中国流派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理论体系[6],促使相关体系和内容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实现相关情报理论的国际化创新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选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中涉及情报学的期刊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探究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

1 情报学研究概述

情报学界历来重视对相关研究的回顾分析工作,从而可以对积累的经验进行总结。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学者一般主要通过5个视角进行分析:对中国情报学学科发展进行思考,对项目数据进行回顾,对期刊论文的部分要素进行分析,对学位论文进行回顾,以及从其他方面进行思考。

对中国情报学学科发展进行思考:马费成等[2]认为,如果构建中国特色的情报学,那么需要坚持问题意识和学术坚守,坚持本土立场和学术视野;苏新宁[3]指出,情报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在情报学学术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安璐等[4]通过系统梳理中国特色情报学的基本范畴和核心命题,为中国特色情报学未来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对项目数据进行回顾:高海燕[7]分析发现,我国情报学领域对于信息资源、评价指标、知识管理等问题给予了比较高的关注度;廖嘉琦[8]指出,2014—2018年的情报学理论研究更加注重大数据的应用,强调知识与智慧相结合,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保证学科多元化发展;郜正亚等[9]统计了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发现情报学研究的综合性日趋完善,方法特征不断加强。

对期刊论文的部分要素进行分析:王知津等[10]挑选了部分期刊在2010—2014年的文章,以词频作为分析手段和标准,发现我国情报学理论相关研究基本概念仍然较为模糊,对其他学科和国外的成果依附现象较为明显,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的偏移,同时存在明显的脱节问题;王兰敬[11]认为,我国情报学能够借鉴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理论来研究情报学问题,从客观上反映了情报学具有的“兼收并蓄”的特征;马海群等[1]结合期刊文章的参考文献指出,情报学开始逐步体现出自身为社会提供专门信息、为特定领域提供专业信息的功能,凸显了情报的“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

对学位论文进行回顾和分析:刘喜文[12]通过对我国情报学硕博论文进行研究后发现,我国应当加强情报学理论的研究,充实完善情报理论的内涵,并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加大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肖连杰等[13]通过对国外情报学学位论文进行研究发现,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档案学有一定相同的理论基础;王智红[14]、王知津等[15]还对我国情报学的硕博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对于情报学理论的相关研究仍然较为薄弱,特别是在博士阶段此类问题更加突出。

从其他方面进行思考:胡昌平等[16]着重关注了新时代学科发展的使命以及大数据环境下的学科建设,集中展示了大情报范式下的学科优势和专业教育面向未来的发展机制;刘浏等[17]总结了各阶段的情报学发展特点,为深入了解情报学教育的发展脉络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参考。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情况来看,虽然情报学的发展起源于国外,但是中国学者结合自身实际需要和所处的不同学科背景进行了适当的改进,以使得情报学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然而,目前相关研究尚缺乏从整体性思维和宏观角度出发对我国情报学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回顾,总结分析如何促使情报学中的中国思想、中国风格、中国流派与中国话语得以体现,并更好地让国外的同行接纳和认可。因此,本文从涉及情报学领域的CSSCI期刊出发,对相关文献内容进行分析。本研究通过对其中的内容进行研究和梳理,凝练出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提升的道路,以便更好地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的发展。

2 数据的获取与分析

2.1 数据的获取

为全面、准确地获取本次研究所需数据,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主要检索,由于部分期刊在本次研究涉及的时间段内未被CNKI收录,所以在维普期刊数据库中进行检索补充。

期刊纳入本次研究选择的标准为:被2021—2022年CSSCI期刊目录收录。该目录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能够保障所收录期刊文献的质量符合要求。同时选择刊文内容主要以情报学为主的期刊,以保证研究内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按照上述标准共计得到纳入本次研究范围的期刊11种,在2001—2020年共计发表68 129篇文章。然后对数据进行人工二次筛选,剔除掉期刊征稿、会议通知等学术性欠佳的文章,以提高数据分析的精准度,最终将66 404篇文献纳入本次研究范围。

2.2 数据的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情报学领域研究问题的总体演变逻辑和特点,在对上述情报学相关文献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学者[18]的研究思路,进一步聚焦分析《情报学报》《情报科学》《图书情报工作》《现代情报》以及《情报杂志》5种期刊中情报学内容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从而揭示不同期刊在研究问题和研究逻辑上的差异性和特性,以便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理论体系。

2.2.1 情报学研究问题逻辑总体演变分析

进行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对西方或者国外的相关理论进行总结、归纳与阐释,而是要将它们结合中国情境,在中国的具体现实条件下进行合理地运用,既保证相关理论能够在中国情境下进行重新解释,丰富理论内涵,将具体理论进行“中国化”;同时提高了相关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应用上的敏感度,这样才能够确保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研究真正发挥服务国家发展、保障国家安全与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

就具体文献而言,关键词是一篇文献的重要浓缩与体现,一篇文献通常包含3~8个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文献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以对关键词的解读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该学科研究问题的逻辑变化情况以及演变趋势。通过对每篇文章出现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一,大部分是在研究起始时间点(2001年)开始出现并延续至今,说明中国情报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呈现出连贯性和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大数据”作为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是2012年,而这与通常学界认知的将2012年作为中国的大数据元年保持一致[19],说明中国情报学界具有敏锐的热点感知能力和紧跟时代发展的特点;第三,中国的情报学界立足我国需要,努力发挥自身“智库”的功能,相关关键词如信息服务、知识管理以及网络舆情等热点保持持续跟进,同时注重将不同类型的信息以“信息化”和“知识图谱”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更好地体现出情报的“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第四,对国际合作以及国外先进经验与知识进行吸纳,但是相关转化力度仍然较低。

构建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不仅需要从宏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同时还需要结合情报学界享有较高声誉的期刊来进行具体探究。由于不同期刊在刊文风格以及研究偏好上各不相同,因此在对所有期刊文献进行统一分析的基础上,继续对上述5种代表性期刊的内容进行研究,以期对情报学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进行分析。

2.2.2 情报学代表性期刊研究问题逻辑分析

《情报科学》刊文的研究问题演变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问题之间的延续性较强。部分研究问题从200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20年,如信息服务、信息资源和信息检索等,说明这些研究问题在《情报科学》整个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同时这些问题也与新出现的研究问题有较高的关联度,如信息服务与电子政务、微博等联系密切,也说明相关研究问题在新环境下仍然保持着非常重要的地位[20],特别是对于信息服务意愿的研究,马凌等[21]、吴江等[22]和梁太鑫等[23]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第二,研究问题更加注重数据和信息在情报学中的作用。数据是情报分析的原始材料[24],如何从数据中快速、高效、准确地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是情报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而《情报科学》在近20年的时间里刊文涉及的主要研究问题都与此有关,说明该期刊对于情报学界的核心问题把握较为清晰明了,文章内容也具有非常强的导向意义[25],如陈玲等[26]分析了政府开放数据,为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情报杂志》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情报杂志》注重对情报学理论的探索与研究,同时也进行对策研究,而且对于情报学本身的知识、理念、工具的深化也较为青睐,相关关键词如知识管理[27]、引文分析[28]等与其他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也较为密切。第二,侧重技术角度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特别是2012年以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更加确定需要以算法、算力等手段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出其中用户需要的有价值的情报内容[29]。第三,注重情报分析内容的可视化展示。将情报分析结论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出来,能够更好地实现情报分析的作用,体现出情报所蕴含的价值,达到预期目的。因此,通过不同的手段以不同的形式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展示就显得尤为重要。刘晓娟等[30]认为,情报的可视化分析与解读是未来在情报学研究中的重要趋势。

《图书情报工作》在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上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注重将图书馆学的知识纳入情报学体系。情报学的诸多理论来源于图书馆学,同时从广义上来讲,情报学的研究范围可以包含图书馆学的信息服务、信息咨询与信息检索等方面。第二,对于数据开放和共享更加关注。数据开放既包括政府数据的开放,也包括相关科研数据的开放[31],而科研数据的开放离不开情报学界与图书馆学界的共同努力。因此,数据开放与开放获取和共享在情报学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第三,充分接纳吸收新的研究技术和研究工具。将创客空间、数据驱动、用户画像、数据挖掘、情感分析以及元数据等分析手段和方法纳入情报学研究,既能够提升数据分析和情报研判的效率[32],又可以确保满足用户对于情报分析“精准定制”的需求。

《现代情报》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主要体现三方面。第一,研究问题的变迁与信息化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一致性的特点。2001—2012年,相关研究问题以信息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信息资源、信息服务以及信息检索等内容。从2013年开始,相关研究呈现出以数据和大数据为主,包括大数据、影响因素和突发事件等。第二,相关研究问题前后逻辑关联性较强。2001—2012年的研究为2013—2020年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后一个时间段内的研究则是继承了前一个时间段的结果,邱均平等[33]、相丽玲等[34]、姜鑫等[35]都通过各种定量手段对期刊数据、政府数据和科学数据等领域进行了持续性分析。

《情报学报》在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上,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研究问题的连续性和注重理论与知识相结合的特点,展示了《情报学报》在研究问题上注意体系化研究,相关研究热点持续追踪,如情报学和知识网络、可视化和知识图谱等经常同时出现,说明《情报学报》更加倾向于理论和技术相结合的文章。第二,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从理论到技术。在2012年之前,多以理论研究为主,涉及技术使用和分析的文章较少,从2012年大数据概念提出之后,内容分析、数据挖掘、情感分析、突发事件和深度学习等方法和研究范式逐步成为《情报学报》的研究热点,王芳等[36]、谭春辉等[37]、周建等[38]、安璐等[39]和章成志等[40]分别采用上述5种方式对情报学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通过分析上述5种期刊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不难看出,中国情报学界在发展中注重借助技术手段来提高情报分析的能力和效率,善于捕捉研究热点,促进情报学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同时随着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大量的数据以泛在化的形式充斥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人们对于如何从海量的数据中快速提取挖掘自身所需要的内容给予了更高的关注度。但是在情报学理论体系的中国化以及如何将情报学的发展融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实际需要,其路径尚不明朗。

3 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概念模型及其路径凝练

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同学者从不同实际需要和学科背景出发尝试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概念模型,并尝试凝练出实现路径,以期更好地促进情报学理论体系的中国化。

3.1 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理论体系概念模型

通过分析上述5种情报学代表性期刊相关研究问题的演变逻辑,可以得到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概念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坚持以“一个战略+一个体系”为基础[2]。“一个战略”为国家情报发展战略,积极将中国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同国家战略紧密结合,紧紧围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5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中的思想,依托其内容为样本,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出台相应的战略和纲要细则等配套文件,从制度上构建整体的国家情报发展战略;“一个体系”即以情报法治体系为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情报法制建设为我国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搭建了框架,《国家情报法》的出台厘清了我国情报学学科的发展边界,更是为讳莫如深的情报工作划定了范围,同时规范了中国特色情报学科的发展方向。

在此基础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复合型情报人才培养体系两个支柱。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等结合起来,牢牢支撑着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既打造牢固的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也为情报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开拓了新的视野和领域。而复合型情报人才培养体系是在上述技术上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发挥人才培养的优势,将情报人才的培养作为构建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根本途径,特别是在“万物皆数”的现代,更应该将具有多学科复杂背景的人才培养列为首要任务,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形成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战略层和战术层[4,27]。从战略层的角度出发,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理论要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提升应用能力”为服务导向,从大数据观和大情报观出发,培植情报学科发展的理论土壤,坚持中国文化、中国情境以及中国话语体系下的理论自信,将情报学理论中国化;从战术层的角度出发,情报学科理论体系的重点应该是建立在数据和大数据等领域,从数据、算法、算力等角度出发,挖掘数据中潜在的价值,将信息技术革新和学科交叉作为驱动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两大驱动力,结合目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实际情况,积极将开源情报、军事情报、民用情报以及公安情报等纳入学科的研究范畴,构建大情报观下的中国特色情报学,最终实现情报的“耳目、尖兵和参谋”的根本作用。

3.2 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路径

路径本意为起点到终点的全过程,但是在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路径即探寻如何让情报学理论与中国实际、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制度和中国环境更好地相结合,提升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并更好地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笔者结合图1的概念模型,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按照“实践—理论—再实践”的逻辑,尝试性地凝练出构建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三步走”路径。

第一步,秉承问题意识,面向实践。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情况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复杂。因此应当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实际情景和中国制度出发,以满足现阶段国家的实际需要为服务导向,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的16种安全领域内,积极发现需要情报学来解决的问题,从而提升情报学相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二步,从实践再面向理论。以问题为导向,将问题与图1中涉及的各个理论结合起来。情报学是来自西方的一门学科,而东西方无论在经济、社会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的差异。因此,应当批判性地对西方各个情报学理论和框架进行使用。结合图1中战略层面的“理论自信”,将情报学理论与中国实际面临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报学思想、中国情境下对于情报的实际需要等结合起来,明确情报学思想中的中国特色文化特征与制度特征,加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初步实现情报理论的中国化。

第三步,再次回到实践。将中国化的情报学理论体系反馈于中国特色环境下情报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实际中来,提取和归纳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的要点,经过中国特色文化的淬炼,最终又回到实际中去。进而强化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中国话语、中国流派、中国特色,讲好情报学理论中的“中国故事”,从而提升中国特色、情报理论、中国实际三者之间的对话能力,确保所构建的情报学理论体系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让情报学的发展与中国实际更好地相匹配。

三个步骤在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循环往复,让理论置身于中国特色、中国情境、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中淬炼,使得其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解释力度更强,适用范围更广,更好地将情报“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发挥出来,建构更加充实的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从情报学理论的角度出发丰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让中国情报学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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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Bibliometrics

MA HaiQun1ZHANG Bin2

( 1. Research Center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P. R.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 P. R. China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content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king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CSSCI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s research samples, five of them were selected for sample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overal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total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science has shown a trend of increasing first and then decreasing, but the quality of articles has risen slowly, indicating that the research content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science has gradually deepened and the research field has gradually expanded; The research topic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information to data, which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it is more inclined to directly condu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data and display it through visual tools, making the conclusions more reliable; It is not enough to focus on China’s reality in the study of the problem scenario sele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logical changes of the research problems of five journals, and the “three-step” path to condens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propose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retical System; Condensed Path

(2022-04-18)

G35

10.3772/j.issn.1673-2286.2022.10.010

马海群,张斌. 基于文献计量的中国特色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22(10):49-55.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国家情报工作制度创新研究”(编号:20ATQ004)资助。

马海群,男,1964年生,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信息政策与法律。

张斌,男,1991年生,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研究方向:信息政策与法律,E-mail:lc_zhangb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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