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与小人物
——《城市的自由》中的新历史主义书写
2022-11-07王文俊
王文俊
一、引言
布莱恩·弗里尔（Brian Patrick Friel，1929—2015）是爱尔兰著名的剧作家和戏剧导演。在爱尔兰，弗里尔被视作与贝克特、米勒和品特齐名的戏剧家，被人们称为“爱尔兰的契科夫”。弗里尔一生著述颇丰，并多次获得国际戏剧大奖。从1962年发表首个剧本《内部敌人》（）到2008年完成改编自易卜生戏剧的《海达·加布勒》（），他一生共创作32个剧本，其中原创戏剧24部，改编戏剧8部。作为北爱尔兰出生的天主教徒，弗里尔从小就强烈地感受到爱尔兰岛上文化和政治的分离，从而滋生出浓厚的爱尔兰意识。他的戏剧作品大多深埋了深刻的文化政治内涵，对当今爱尔兰现状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他十分关注历史，并且创作了许多以爱尔兰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剧本，如《翻译》中的土地测量运动、《创造历史》中的金塞拉之战、《志愿者》中北爱尔兰的暴力杀戮局面。这些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既是戏剧的背景，也构成了戏剧的冲突所在，反映了弗里尔对爱尔兰的历史和现状的不断思考。弗里尔是20世纪下半叶爱尔兰社会演进的历史记录者，若说他近五十年的创作几乎在舞台上书写了一部当代爱尔兰史，也不为过。正如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所说，“弗里尔不断更新的戏剧艺术深刻记录了爱尔兰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生活状态”。
《城市的自由》（）同样是一部取材于爱尔兰历史的剧目。该剧于1973年在阿贝剧院首次上演，被认为是弗里尔转型之后的第一部成熟之作。它取材于1972年爱尔兰历史上著名的“血腥星期天”事件，主要讲述了北爱尔兰德里市的三个平民在一次游行中为了躲避警察的暴力驱赶，误打误撞闯入市政厅，并最终丧命的过程。该剧上演后，在爱尔兰及英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许多评论家认为它有民族主义宣传的嫌疑，另一些人则把这部戏解读为反抗英国压迫的后殖民主义抗议。这两种观点基本上重复了英国乃至北爱尔兰主要报纸评论的狭隘错误，而忽略了作者的真实意图。正如弗里尔在一次采访中所说，他不希望观众把该剧看作“某种报道性作品”，“那些希望在《城市的自由》中找到解决北方暴力问题的方法，或者洞察德里精神的人，很可能会失望。”
不可否认的是，以“血腥星期天”为主的一系列暴力事件确实为作者的激情提供了燃料，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将它看作一个历史时刻的产物，而忽略它对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权力问题的探讨。就像评论家埃尔默·安德鲁斯（Elmer Andrews）所说的那样：“《城市的自由》不是为恐怖主义暴力辩护，而是揭露腐败的国家当局的虚假语言，以及传统民族主义神话中同样虚假的语言。”弗里尔刻意将戏剧的时间从1972改为1970年，就说明他并非简单再现历史，而意在揭示这出悲剧背后更广泛的问题，尤其是以政治、司法、道德、家庭以及语言为代表的集体话语对个人话语的压制，呼吁人们关注大历史下的小人物命运。本文将结合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戏剧理论，分析弗里尔在《城市的自由》中如何通过多重叙事进行历史再现，运用个体叙事修补历史记忆，并丰富重现历史场景，让本处于历史边缘的小人物以新的中心地位重现于这一历史事件中。
二、“血腥星期天”：文本与历史的交互
“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又称“伯格赛德大屠杀”（Bogside Massacre），是 1972年 1 月30日在北爱尔兰德里的贫民区博格赛德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当日，为抗议英国政府在北爱尔兰实行“不经审判即可拘留”（internment without trial）的政策，天主教温和派的“北爱尔兰民权协会”（Northern Ireland Civil Rights Association）在德里组织了一次约有1.5万人规模的群众集会游行。当示威队伍经过一军事隔离区时，一些新加入的人开始向警戒士兵投掷石块，军警最初只是以高压水枪和催泪弹驱散示威者。但随着对峙扩大，负责该城戒严的军方领导人很快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该事件最终造成14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17岁的未成年人、1名摄影师和1名59岁未参加游行的路人。“血腥星期天”被视作爱尔兰命运的一个分水岭。在此后的20年内，北爱尔兰陷入了共和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恐怖主义战争，双方有数千人被谋杀或者暗杀。
事件发生之后，英国首相立即指派时任英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威杰里勋爵进行调查，他仅用十天时间就完成了调查报告。“威杰里报告” 基本上免除了英国当局和士兵的责任，认定他们的射击虽然“近乎鲁莽”，但是只是向枪手和投掷炸弹的人开枪。这份报告因对事实的粉饰而受到人们的诸多诟病，激起了爱尔兰人的更多不满。“血腥星期天”是英国和爱尔兰冲突期间单一枪击事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被认为是爱尔兰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它加剧了天主教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英国军队的敌意，并使双方冲突进一步恶化。
20世纪的北爱尔兰一直是一个冲突不断的地方。从表面上看，爆发于北爱尔兰的暴力恐怖活动是北爱尔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但实质上却是北爱尔兰的民族矛盾的深刻体现。北爱尔兰天主教徒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方面所受到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则是北爱尔兰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因。早在1969年北爱尔兰两派教徒发生严重冲突之时，英国军队就进行了有倾向性的干预，这引起了天主教徒的强烈不满。1972年1月发生的“血腥星期天”事件更使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愤怒达到顶点。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北爱尔兰地区原本深刻的民族、宗教矛盾和紧张局势，特别是助长了爱尔兰共和军等激进组织的声势和影响，并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恐怖主义活动浪潮。随着当地局势的日益恶化，英国政府也于当年3月2日宣布解散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北爱尔兰议会，北爱尔兰政府的统治被英国政府的直接统治所取代。
在《城市的自由》中，弗里尔虽然将时间设定在1970年，但是剧中的历史政治背景和关键信息的相似无疑会让人想起“血腥星期天”事件。弗里尔1929年出生于北爱尔兰奥马，十岁时举家迁往德里，并在此生活了近30年。毫无疑问，弗里尔对德里在这段时间内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相当了解。众所周知，布莱恩·弗里尔是爱尔兰民权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并目睹了“血腥星期天”事件。在1973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讲述了他是如何在德里参加一个关于住房的示威游行活动的，“不是因为我参与其中，而是因为我当时是一个有兴趣的旁观者”。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弗里尔能够近距离观察整个事件。北爱尔兰动荡的历史对弗里尔戏剧的素材选取和创作用意影响十分深远。
在新历史主义者眼中，历史本体其实是一种知识模式。这种知识模式是由现时或后世的人书写而成的，只有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才能书写和解读历史，所以历史本身便是一种有着丰富意涵的文本和话语形式。真实的历史过往和被知识化的书面历史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断层和阴影。当历史以文本叙述的面貌出现的时候，其间存在着许多没有话语权利因而只能在历史的缝隙中沉默的小人物，他们的故事是被刻意弱化、压制的，以衬托话语权掌控者的权威和崇高。弗里尔所做的，便是通过他的书写让这些小人物的声音得以显现。
三、大历史：清白的恐怖分子与荒诞的司法
《城市的自由》是一部两幕剧，剧本并非按照传统的线性时间顺序展开，而是采取了时空并置的方式将各种场景逐一展现在观众面前。作者将市政厅里三个主人公的对话和行动作为主线，其中穿插着游行队伍在街上的呐喊、市政厅外警察的对峙喊话、牧师的布道、法官的盘问、记者的报道、吟游歌手的领唱，以及美国的多兹教授关于贫穷文化的演讲等各种场景。在戏剧一开场，舞台上就并排躺着三人的尸体，三人必死的命运一开始就已经写下，这样的安排无疑增加了该剧的悲剧性色彩。
比物理的死亡更加可悲的是，象征着大历史的官方话语对小人物声音的消解和压迫。福柯把话语定义为“一份有它自己显现规则但也有它自己使用和运行条件的财产”。围绕这份财产，人们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权力角逐。话语方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引发了话语的碰撞、对立和冲突，进而导致种族、性别和国家之间的隔阂、敌意、仇恨，甚至引发流血牺牲。在戏剧中，弗里尔则将话语视为一个冲突的主要场所，其中官方的、独裁的力量残酷地压制个人的对话和挑战。这种压迫性的话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人物身上。
（一）法官威杰里
戏剧中首先出场的是负责调查此次案件的法官。他的人物原型是英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杰里勋爵（Lord Widgery）——一个 60岁出头，“挑剔”“暴躁”的英国人。在对第一个出现的警察证人询问时，他用粗暴的语言显示了自己的权威。他一方面强迫警察不断重复自己的证词，另一方面强行打断警察的解释，拒绝听取更多细节。他提出的问题看似公正，实际上都在试图为军队的枪杀做辩护，并且有意忽略任何有关三名受害者社会经济状况的信息：“我们不是在进行社会调查，警官。”
“这个由女王陛下政府任命的调查法庭，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法院。我们唯一的职责是对1970年2月10日在北爱尔兰伦敦德里市发生的事件形成客观的看法……本质上，这是事实调查活动；我们所关心的，也是我们唯一关心的，是这三个人走到一起，占领了市政建筑，并公然反抗安全部队的那段时间。我们在未来几天收集到的证据可能会证明，要么这几个死者是残忍无情的恐怖分子，他们早在2月10日之前几周就计划好了要占领市政厅，要么他们是在当天听到那个煽动性的演讲之后才突然想到这个错误的计划的。但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论，我们都必须明白，做出道德判断并不是我们的职责。”
前一分钟，他将法庭描述为“事实调查活动”，与“道德判断”无关；下一分钟，他就在调查还未结束时预设三人是犯罪分子。尽管法官后来声称他正在为所发生的事情寻求“客观的看法”，但是观众和读者很快就非常清楚，事实并非如此。
在得知每名死者的姓名、职业和年龄后，他立即询问他们是否有犯罪前科，以及尸体上或附近是否发现枪支。当警察提到他以前见过斯金纳时，法官的反应是，“是作为恐怖分子的他吗？”这一切都表明他是带着成见来展开调查的。他不仅没有试图了解他正在调查的死者和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甚至强行屏蔽这些信息。法官所代表的官方话语在剧中是真理、知识和权力的集中表现，通过强行将三人定义为恐怖分子，“以阻止他人叙述的形成和出现”。
法官后来的话语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初步印象。他第二次出现在剧中时，自称是“一个老军人”，并再次将这三人称为“恐怖分子”，似乎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甚至是带着歉意地盘问了负责下令射杀三人的军人约翰逊·汉斯伯里准将。询问结果显示英国当局当时共派出了“第八步兵旅、伞兵团第一营、国王边境团第一营、皇家炮兵团第三营的两个连……十二辆装甲车，十辆侦察车，二十几台‘雪貂’，以及四门高压水炮和一点空中支援”，并且“皇家阿尔斯特警察和阿尔斯特防卫团”也在现场任其调配。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和先进的武器与手无寸铁的三名平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讽刺的是，汉斯伯里准将解释之所以向三人开枪，是因为军方和警方处于暴露的不利位置。在法官质疑为什么准将没有实施逮捕而是将三人直接射杀时，他的回答是他们手中有武器，并且率先向警察开枪。
那么到底是谁先开枪呢？这个问题涉及警察射杀他们的合理性，至少是表面上的合理性。与现实中负责调查此案的威杰里一样，该剧的法官对平民证人和死者律师的“持续性建议”不予采信，而相信来自安全部队的“宣誓证词”。他更愿意相信“八名士兵和四名警察”可疑的证词，而不相信布罗斯南神父的眼睛和摄影记者所拍下的“非常清晰”的照片。然而，当听到法医温伯恩博士提到尸体上的“污点”，以及库普莱教授对三名受害者尸体“严重损毁”的描述时，观众完全能够意识到法官对死者的极不尊重和歪曲真相。他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损伤”了这栋建筑，“掠夺”了它的家具，“弄脏”了它的来访记录。
作为英国官方的代表，法官用他的权威成功地压制了其他的声音，通过“调查”将三人定义为恐怖分子。看似公正的表演与真正事实之间形成的巨大差异无疑是作者的一种反讽。这种反讽同样也用于描绘其他寻求“霸权”话语的人物，包括神父布罗斯南和爱尔兰国家广播电台的记者利亚姆·奥凯利。
（二）神父布罗斯南
作为爱尔兰天主教官方的代表，神父在剧中共出现三次，其中两次是在三人死后向会众布道。弗里尔通过这两次布道，再现了爱尔兰天主教强大的影响力，以及它是如何通过话语使他们的“羊群”保持谦卑服从的精神。
尽管神父布罗斯南两次布道的开场白一样，但政治立场却截然不同。两次布道都是以为会众的“深切而麻木的悲痛”提供一个仪式性的通道开始的，他反复强调他的祷告的重要性，声称这会使三名死者在遇见他们的造物主之前更加勇敢。接着，他两次问到同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死”，但是在两次布道中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第一次他将三人的死亡神圣化，认为这是一种牺牲，是他们有意识的选择。“他们为什么而死？……他们为信仰而死。他们为同胞而死。他们死是因为他们再也忍受不了多年来的伤害、不公正和侮辱。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好叫你、我和像我们这样的千千万万人摆脱那不公平的轭，去过体面的生活。”通过将三人奉为英雄，神父把他们置于传统的天主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叙述中，使得三人的死亡变得自然。这种“熟悉化”的过程主要通过语法结构的重复和语言上的陈词滥调来达到效果。“任何牺牲都不会白费。但如果它不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坚定我们的决心，使我们更加坚定地看到他们曾经的梦想得以实现，它的价值就会降低。愿我们配得上这个梦想，配得上他们的信任。愿我们有勇气实现他们崇高的希望。愿上帝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继续他们的事业。”
神父的布道成功地激起了听众的愤怒，他们高喊着“去他们的！去死吧！去死吧！”他们猜测也许有12人死亡，也许有15人，还有人说有20人。就像神父的布道一样，在这里确切的数字和真相已经不那么重要，人们只需要“继续他们的事业”。
第二次布道的开头与第一次一模一样，但是对于同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而死”，神父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他们为什么而死？我不否认我们的社会存在某些缺陷。我也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有酬就业、体面住房和有效投票的机会并不平等。由于这些不完美，诚实的男人和女人，正派的男人和女人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和平而有尊严的运动的核心，这个运动不仅赢得了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尊重，而且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但是，尽管这场运动最初是和平和有尊严的，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某些邪恶分子依附于它，污染它，最终毒害它，其结果是它早已成为腐败的工具。这些邪恶的人是谁？我会说，我会说清楚。他们有许多头衔和旗帜，但他们只有一个目的，也只有一个目的——把这个基督教国家带入无神共产主义的黑暗地牢。”
尽管第一次布道没有指向任何明确的政治行动，第二次布道中神父却明显与英国当局站在了统一战线。曾经痛恨的“不公平的轭”被其弱化成了一个令人遗憾的“不太平等”制度中的“不完美”。神父虽然慷慨陈词，但是他的两次回答都避重就轻，没有提到真正的罪魁祸首，也并不关心事实的真相。他没有对自己的反问给出可信的回答，政治立场也不坚定。政治上的被动位置使他把自己和教会边缘化，并在人们心中留下空白。在文本之外的“现实世界”，激进的爱尔兰共和军正急于填补这片空白。
（三）记者利亚姆·奥凯利
造成三人死亡的原因除了英国军队的报复性行动，还包括爱尔兰国家广播电台的记者利亚姆·奥凯利煽动性的报道。弗里尔通过对奥凯利的描写，延续了他对共和国文化和政治的批判。他煽动性的报道正是三人丧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还不确定市政厅里的情况时，奥凯利就不负责任地报道：“大约有50名武装分子攻占了市政厅，并在外围设置了路障。”这直接导致了随后军队的过度反应和悲剧的发生。他和法官一样对准确事实毫无兴趣，只是满足于重复的陈词滥调和错误信息。他在报道中形容三人的行为是“攻占巴士底狱”，这更加加剧了军队高层的忧虑，从而为自己打击报复天主教徒找到了合理的借口。对他来说，那些在市政厅里的人，不管是死是活，都只是作为语言符号而存在。奥凯利在三人葬礼上的报道同样也延续了以上风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在报道中准确记住了福莱上校（总统的代表）的名字，以及巴赫的前奏曲和赋格曲的编号，但他把斯金纳的名字改成了阿德里安·菲茨莫里斯。
（四）教授多兹
在该剧的权威人物中，比较特别的是多兹教授。在剧中，他多次出现，并发表有关“贫穷文化”的演讲。他的演讲正式、标准、专业，但却很难判断他的立场。多兹与其他代表人物的关系也模棱两可，因为他从未承认他们的存在。他是一个局外人——一个美国社会学家，这显然使他与三个主要人物及德里相距甚远。
他的演讲针对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现象，构建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经济叙事，显然起到了与法官相反的作用。多兹概括性的评论经常与迈克尔、莉莉和斯金纳的故事交叉，有时也能够有效地阐释其中的一些元素。例如他对“整个西方世界”的贫民区居民所共有的价值观的描述，以及外部事件的阐述都能够部分地解释三人的行为——如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是如何导致民权意识的突然觉醒，从而打破了失望和绝望的束缚的：
“但就在他们对自己的状况有了客观看法的那一刻，一旦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状况在其他地方也有对应者，从那一刻起，他们就脱离了自己的亚文化，尽管他们可能仍然极度贫困。任何运动——工会运动、宗教运动、民权运动、和平运动、革命运动——任何给予他们这种客观性，组织起来给予他们真正希望，促进团结的运动，都不可避免地粉碎了包裹他们身心的僵化种姓。”
然而，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多兹的解读并没有很精确地描述德里的人物。他认为“穷人在心理上不擅长利用不断变化的条件或增加的机会”，并且“只考虑现在”。这一点可能适用于莉莉，但肯定不适用于迈克尔，不管在工作还是学业上，他都努力决心“改善自己”。尽管多兹谈到贫穷的经济状况如何导致自卑感、无助感和依赖感，但实际上斯金纳、莉莉和迈克尔都表现出了乐观、无拘无束和相互支持的精神。他断言穷人“往往比我们拥有的乐趣多得多”，虽然莉莉和斯金纳穿着市长长袍的滑稽动作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显然多兹并没有考虑到他们为此“乐趣”而付出的代价。主要人物的行为似乎与他的演讲一致，但最终却互相背离。
虽然多兹的分析看上去敏锐、全面、逻辑合理，他也不能像剧作家或剧中的角色那样讲述整个故事，因为他的讲述并非完整的故事，只是部分事实。这样统一的概括，就像虚构的多兹教授一样，减弱甚至否定了德里的特殊性。迈克尔、莉莉和斯金纳，他们显然是不同的个体，而不仅仅是同一阶级的成员。就像乔治·奥布莱恩在书中说到的那样，“教授自信的语言虽然充满诱惑的流动性，但是并没有掩盖其方法中的泛化和去个人化倾向。最终，他的语言和其他人的语言一样令人怀疑，因为它的目标是为莉莉、斯金纳和迈克尔建立一个合适的模型”。
以法官威杰里、神父布罗斯南、记者利亚姆·奥凯利和教授多兹为代表的观点虽然立场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通过权威的、压迫性的独白话语，只关心他们所认为的“真相”，而忽略了在集体化叙事中苟延残喘的三个“小人物”。
四、小人物：失语与狂欢
就像弗里尔许多其他的戏剧一样，这部剧的标题充满了暧昧和含混，暗示了三人复杂而矛盾的命运。在英语中，“the freedom of the city”既可以表示“城市的自由”，是成千上万的抗议民众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可以表示“荣誉市民”，指市政机关颁发给优秀市民或来访贵宾的荣誉。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故事的三个主人公，他们在市政厅里开玩笑说要在贵宾来访登记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授予自己“荣誉市民”的称号，但是在市政厅外，三人在英国法官和军官的口中却是“恐怖分子”。不管是法官、神父、记者还是美国的学者，他们都认为困在市政厅的几人是目的一致的，是可以被标签化的集体。弗里尔所做的恰恰相反，他通过描述使我们看到，他们三人是各不相同的、个体化的人。在市政厅外，三个小人物是失语的，他们只能“接受”英雄或者恐怖分子的标签，而在市政厅里，三人正在享受着弗里尔赋予他们的狂欢。
《城市的自由》从头至尾都聚焦于三个主人公的视角进行叙述。一方面，这种叙述方式能够邀请读者参与到这段故事和历史当中，强烈的代入感使得读者对戏剧人物的经历感受得更加真实，更容易引起共情和同情。另一方面，戏剧人物莉莉、迈克尔和斯金纳分别以第一人称“我”对这段历史进行叙述，不仅解释了“血腥星期天”带给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巨大创伤，还讲述了贫民阶级在面对权威阶级时既无奈又依赖的矛盾心理。这种“主观”叙事给了边缘群体发声的机会，历史事件内部关系性质得以重新叙述、重新解释，从而形成对抗和消解官方历史叙事的“反历史话语”，也体现了弗里尔的写作目的和他的新历史主义历史观。
（一）莉莉
43岁的莉莉是一名家庭主妇，她有11个孩子，丈夫因为肺部受伤失去劳动能力，一家人挤在破旧的公寓里，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她对生活的热情。作者对这个角色的成功塑造得到了许多评论家的肯定。批评家道林（Noeleen Dowling）认为：“莉莉应该成为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两个人物之一，与朱诺平起平坐。”也许道林的评论有些夸张，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莉莉确实是弗里尔笔下最成功的女性角色之一。
莉莉是北爱尔兰地区贫困人口的典型代表：他们一家十三口挤在一个废弃仓库改建的贫民区公寓里，家里甚至没有厕所和自来水。丈夫因工伤失业终日在家看漫画，她靠替人做保洁独自一人养活11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常常捉襟见肘。生活尽管贫困，但是却没有减少莉莉对生活的热爱。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而且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孩子，以及周围的一切。“她的世界就是她周围的街道，谈话中也尽是邻居的生活，她聊着他们苦难残酷的遭遇和兴高采烈的时刻。”正是莉莉的兴高采烈和轻松幽默深深吸引着观众。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设法在许多人无法忍受的生活中找到快乐和热情：
“斯金纳：两个房间的公寓，住着11个孩子。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
莉莉：除了墙上淌下来的水。哈哈哈……”
莉莉的轻松幽默绝不是对生活无动于衷，她的痛苦和快乐一样直接，只是这痛苦难以言喻。在斯金纳询问莉莉为什么要来参加游行时，莉莉最初回答道为了“投票权”，“为了抗议不公正划分的选区”，为了“每个人应有的公民权利”。在这些都被斯金纳一一否决之后，她终于说出了内心最深的痛苦——患唐氏综合征的儿子德克兰：
“为了他我参加了所有的民权游行。很傻吧？你和他（迈克尔）还有其他人都在游行，抗议政治之类的敏感事情，而我在你们中间，为德克兰游行。这不是你听过的最愚蠢的事吗？当然，我可以从这里游行抗议到都柏林，但这对德克兰有什么好处？我很笨，就知道这么多，但我依然每周六游行，我依然游行。这不是你听过的最愚蠢的事吗？”
参加游行丝毫不能改变莉莉一家的生活状况，更无益于儿子德克兰的病情，但这却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同样奇怪的是莉莉的那些邻居——为了用催泪瓦斯治疗儿子口吃而去参加游行的西莉亚，在马甲上别着勋章当作防毒面具的米妮。他们参加游行绝不是为了民权，而是为了生存。莉莉在死后的独白里这样说道：“我搞不懂我的生活。因为在我过去的四十三年里，从来没有一次经历、一个事件、哪怕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被隔离出来进行评估和阐述过……在某种程度上，我死于悲伤。”尽管社会学家多兹教授给出了关于贫穷的数据和事实，但是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莉莉内心深处的欢乐和痛苦。
（二）迈克尔
三人之中，迈克尔是唯一一个因真正关心民权而游行的人。迈克尔22岁，出身平凡，长相普通，但却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出生于一个屠宰场工人之家，曾为建筑承包商做过会计，也做过酿酒厂的仓库管理员助理，因为工厂的倒闭，他也随之失业了。后来父亲又努力让他进入天然气厂工作。在工作的同时，他还在技校选修了经济学、工商管理和计算机科学，通过每周四个晚上的学习来提高自己。与单身汉斯金纳不同，迈克尔已经与未婚妻诺拉订婚了，并打算在当年复活节结婚。
对于民权游行，迈克尔所持的态度与其他两个主人公截然不同，这从他在民权集会中所站的位置就能看出来。在警察驱逐游行民众的时候，他当时正站在“演讲台旁边，就在演讲者下面”，而与之相反，莉莉则站在“人群的最后”，为她耳聋的邻居复述演讲的内容。这一位置的对比反映出迈克尔对于民权游行的认同感更加强烈。他是有意识、主动地参加游行，而莉莉则跟她口中的那些邻居们一样，他们关心的是自己不幸的生活，不知不觉被卷入游行的浪潮之中。迈克尔在剧中多次表达了他对民权游行的看法：
“我从一开始就参加每一场民权游行。但是我能告诉你，刚开始并不像今天一样有几千人参加。我甚至参加了一些游行，并且对组织那些游行的人非常不满，因为有许多奇怪的人混到队伍里，他们根本不关心真正的民权……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统一的战线。我们共同奋斗的终极目标可比什么个人的个性和政治立场重要多了。”
迈克尔口中那些“奇怪的人”似乎意有所指，因为莉莉和斯金纳正是那些“根本不关心真正的民权”的人。关于迈克尔对游行的讨论，莉莉和斯金纳从不正面回应，总是能把话题转移到家长里短或者举杯喝酒上来。而对于斯金纳玩世不恭的态度和两人在市政厅的出格行为——喝酒、抽烟、打电话，迈克尔也非常不满，认为这不是他心目中“有尊严的，和平的抗议”。至于为什么参加游行，迈克尔也有着自己明确的想法：
“我想要的，斯金纳，外面那些绝大多数人想要的，是像你这样的流浪汉不明白的东西：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体面的住所，一个体面的城镇，来养大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也想要公平竞争，这样无论我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无论我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我们都有和下一个家伙一样的机会。我们想要的不是很多，斯金纳，我们会得到的，相信我，我们会得到的。”
迈克尔一直到死前都对英国军队和当局抱着一种天真的信任，认为自己只要不表现出粗鲁，严格按照他们要求的做，军队就不会朝他们开枪。“如果他们因为和平抗议就想逮捕我，好吧，我准备好了被逮捕……甘地表明了针对和平抗议的暴力能帮助你的事业成功……只要我们不激烈反抗，只要我们不让自己被激怒，最终我们就会胜利。”事实证明，他因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讽刺的是，最信任当局的迈克尔却得到最残忍的报复。最终的尸检报告显示，迈克尔的尸体损毁程度是三人之中最高的，他一共身中14枪之多，并且大部分枪口集中在头部、颈部及肩部。“伤口太过集中，尸体损毁极其严重，以至于无法精确鉴定中枪的次数，只能靠猜测。”不仅如此，迈克尔还被坐实了恐怖主义者的罪行。司法鉴定专家温伯恩博士根据其对三人尸体所做的石蜡测试结果显示，迈克尔在左手背上以及拇指和食指之间分布着均匀的铅颗粒，因此判断出迈克尔肯定开过枪，而其他两人则不一定。
就像迈克尔在死前那一刻回顾自己的行为时所说的那样：“我的嘴一直在努力说出这个词：错误、错误、错误。我就是这样死的——在难以置信、惊讶、震惊中死去。”这里的“错误”不仅指当局对待他的方式是错误的，更多的也许是在反思自己的错误，反思自己因为对当局错误的认识而命丧黄泉，他的“纪律严明、负责任”的游行也并未得到英国军队的尊重。
（三）斯金纳
与迈克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金纳——一个21岁，瘦弱、紧张、躁动不安又油嘴滑舌的无业游民。与迈克尔不同，斯金纳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由一位阿姨抚养长大，十年前这位阿姨也去世了。他在上中学时被学校开除，后来做过汽车售票员，也帮人收过土豆，现在彻底沦为一个居无定所的无业游民。斯金纳只是他的外号，并非真名。“Skinner”在英文中除了可以做人名，还可以指“骗子”“剥皮工人”，这一细节也暗含了斯金纳在剧本中的形象——油嘴滑舌的小混混。在剧本一开始警察向法官交代三人的背景时就表示认识斯金纳，他常常因为小偷小摸等不检点的行为而身陷麻烦。当莉莉问斯金纳以什么为生时，斯金纳回答道：靠智慧。我们不难发现，他所谓的“智慧”也许只是一个社会边缘人为了生存的挣扎。
斯金纳为什么会参加抗议游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绝非迈克尔那样是为了公民权利而参加游行的人。在剧中，当迈克尔认真地跟两人讨论游行的目的时，莉莉和斯金纳不断岔开话题，莉莉关心的始终是她的丈夫和孩子，而斯金纳只想在市政厅喝点酒占点小便宜。
“迈克尔：你到底支持民权吗？
斯金纳：我当然支持了。我为民权疯狂啊！再喝点吧？
迈克尔：我不喝了。
斯金纳：就一点？
迈克尔：不用了。
斯金纳：抽根雪茄吧。
迈克尔：不了。
斯金纳：那来根烟。
迈克尔：不了。”
简单而又有趣的对话显示出二人性格的极大不同。迈克尔代表着认真严肃的抗议者，而斯金纳似乎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迈克尔对他极其不屑，怀疑斯金纳根本没有参加游行，并认为他是个“制造麻烦的人”，“需要格外注意他。他让我很不安。他就算是革命分子我也不觉得奇怪”。对于迈克尔的怀疑，斯金纳并不反驳。虽然有几分心酸与无奈，但是他对自己的境况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果我死了，社会福利工作者一定会好好把我埋了。只有当我活着的时候，我才是个问题。”
与其他两个主人公不同，斯金纳直到死前也没有机会说明自己为什么来参加民权集会。在他为数不多的认真严肃的台词中，斯金纳告诉莉莉他参加游行的原因：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要游行。因为你与11个孩子和一个生病的丈夫住在两个不适合动物居住的房间里。因为你的生活足以让你活下去，但是不能给你足够的勇气。因为你知道你的孩子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因为你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牢骚，同时也有别人发牢骚，还有其他人发牢骚。你们听到了对方的声音，意识到全世界有成百上千上万的我们，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在摸索，你感到愤怒。这就是你参加游行的原因，莉莉。这与医生、会计、教师、尊严和童子军的荣誉无关。”
通过他与莉莉的对话我们发现，斯金纳对于自己和同伴的处境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的油嘴滑舌也许只是一种面具和无奈，是在这个残酷的社会中无能为力的一种伪装。在斯金纳死后，他终于认识到自己也许错了。
“在我意识到我们在市长的会客厅后不久，我就知道要付出代价。……因为穷人总是要付出过多的代价。当我们站在市政厅的台阶上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两个想法：他们是多么认真地对待我们，而我们对他们又是多么的漫不经心；为了配合他们的严肃认真，我们需要全力以赴，像他们一样严肃庄严。”
死去的斯金纳就像一个法官一样在评判自己的性格。弗里尔赋予此时的他一种控制语言表达自我的能力，而这正是他在生前所缺乏的。他让斯金纳采用了50年前W.B.叶芝在他的戏剧中所采用的“梦回”技巧，让他得以在死后审视自己的生活。斯金纳正是通过他有限的自我表达能力来展示自己的性格。通过对斯金纳的描写，弗里尔详细地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初德里的一个工人阶级天主教徒身上的基本弱点。
尽管《城市的自由》直接利用了北爱尔兰当时的暴力事件作为其主题，但给读者或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要寻找政治答案或解决方案，而是对三名主人公高度个人化和细致的刻画。作者在语言上通过三人生动的口语表达与客观流畅的官方话语形成了对峙，突出了他们强烈的生命力和鲜活的个性与僵化和压迫性的制度之间的反差。个人化而非标签性的对话不仅打破了关于三人的刻板印象，他们不同的生活状态及命运也让读者和观众深入了解北爱尔兰人民真实的生活状态，让我们得以一窥北爱尔兰社会矛盾的真实原因。
五、结语
作为爱尔兰当代剧坛上具有现实主义情怀的剧作家，弗里尔总是以崇高的理想主义眼光审视历史和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对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和遭遇起伏给予高度关怀。弗里尔虽然在剧本中多次涉及政治历史因素，但是他创作这些戏剧的真实原因，既不是为了民族主义的宣传，也无意做后殖民主义的抗议。他要做的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去反抗一切压迫性的制度和话语。就像他许多其他的作品一样，弗里尔一直在不断寻求线索，通过描写他所属社会的困境，以期理解20世纪北爱尔兰冲突的本质。在《城市的自由》中，贫民区的生活、工人阶级的抗议、阶级冲突都融入作品的多重叙事之中。在这些叙事中，历史被描绘成一层人造的外衣，只用来掩盖人类沟通的失败这个基本和永久的现实。
在弗里尔戏剧的整体语境中，《城市的自由》是对早期戏剧中个人和社会问题的延伸。对个人所承受的社会压力的分析是这部戏剧的核心所在。它进一步扩大了沟通失败的主题，不仅从个人和社会层面，而且从政治层面进行了审视。就像弗里尔所主张的那样，剧作家的“最高功能”是“用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精确、准确和真实去描绘一个人的挫折、希望、痛苦、喜悦、不幸和欢乐；通过这样做，就形成了一个个人的共同体”。通过这个“最高功能”，弗里尔清楚地描述了艺术是如何创造出一个真正自由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个体拥有真正的自由，又通过相互依存的关系与群体中其他成员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