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学荣

(浙江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4)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和“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智慧之源”。齐鲁地区是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齐鲁文化及其乐统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中具有显赫的地位。在当前国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今天，我们理应深入探讨齐鲁乐统的内涵及其当代文化价值，把践行齐鲁优秀文化传统、传承优秀文化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空坐标上来做旷达的文章，凸显齐鲁乐统的当代文化价值，牢固树立民族精神，汲取民族智慧，彰显文化多元化，增强文化自信，养成文化自觉，有效促进高校美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和独特价值与功能。

一、齐鲁乐统之异同

“齐鲁”并称，但“乐统”各异。齐乐与鲁乐在功能属性、题材体裁、主体与受众和审美判断诸领域都有明显分野。远古之事已苍茫难考，但齐鲁封建之后，青史所载凿凿。

鲁是周公旦封侯建国之地，旦是开国元勋，故封赐厚重。不仅在政治上享有特权，而且农耕发达、经济富裕，是周文化在东部的代表。鲁侯可以演奏天子礼乐——八佾，所以鲁乐是殿堂音乐的变奏，收入诗经则是《鲁颂》，《诗经·鲁颂》体现了周王朝的礼乐文化。

齐乐的根元(根源)与鲁不同，因齐是姜尚封国，姜尚是因与周人婚配而加入周氏族的异性亲戚。周礼并不重视姜尚，而姜尚也淡薄周礼。故齐乐多来自民间，保留了东夷文化的特点：世俗、开放、变通。而收入诗经的齐乐则是《齐风》，《诗经·齐风》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

鲁乐“宽而静，柔而正”，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守成音乐，注重乐教化心，提倡既美且善，提出了音乐的教化功能。高标雅贵，为王公贵族所秉持。

齐乐“温良而能断”，“临事而屡段，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是当之无愧的“大风也哉”！齐乐的高峰是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并称之为尽善尽美的韶乐。

孔子是鲁乐的代表人物，他强调“仁”“和”“尽善尽美”“中庸”的审美观念，他为儒家音乐思想体系奠定了文化基础。

管子是齐乐的推手巨臂，他的“五度相生律”通过“三分损益”的乐律计算法，开创了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乐律学之先河。

简言之，鲁乐重于因袭，固守旧章，是有复古诉求的守成音乐；而齐乐喜言变革，频频改制，是与时偕行的开放音乐。

鲁乐典雅穆贵，通于宫廷，走全盘西周化之路；齐乐豪迈放达，风流人间，走得是传统习俗化之路。

齐鲁乐统的差异原因，除了由于宗子的身份不同，所承载的政治文化遗产也不同之外，地域环境、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形态也大有迥异。鲁地处丰饶平原，汶泗渔嫁自称大有。农耕文明进入良性循环后，居民心理也随着农作的全过程而变的守成待成、不思变革。所以，鲁地是周文化衍生的天然温床。后来当礼乐形成程式而对社会发展构成桎梏时，群雄并起、漠视天子，首先“礼崩乐坏”的便是鲁乐。

齐地则不一样，东夷荒唐，山海薄恶，非简礼因俗不能生存。于是姜齐大兴变革，鼓励工商；并率先改变体制，弱化国民身份意识，削弱伦理道德在人际关系中的约束作用，实行刺激经济的各种政策；将天然渔盐资源变为国家财富，盐铁并举，终于富国强民，成为五霸之首，七雄之冠，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地位在东方雄起。“使人们更重视物质利益和功利满足等世俗化的诉求，由此决定了齐文化‘尊贤尚功’的文化价值取向”。齐国的变革是全方位的，“在学术和文化层面上，稷下学宫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局面，体现着典型的文化上的开放与宽容”。所以随之兴起的齐乐也浸润着山海胸怀，纳百川融于一化蔚成以韶乐为代表的大风壮观。

二、齐鲁音乐的殊途殊归

溯考齐鲁音乐的流变，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韶》。

《韶》有五源，众从舜说。经夏商周三代后被《周礼》规定为祭祀四望之乐。从道理上讲，齐与鲁都有资格演奏《韶》乐。只不过齐地富强，治者重视文化建设，故齐人无不吹箫竽、鼓钟瑟，有广泛的音乐人口。宣王听乐动辄几百人，规模大大超过今日的交响乐团，所以给“滥竽”者以机会“充数”。深厚的群众基础丰富了音乐的表现，所以生出了让孔夫子折服的《韶》。严格的说孔子听到的应该是齐韶，鲁也有韶，但肯定较齐韶简陋许多。(《论语·述而》记载，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齐韶与鲁韶后来都随着列国的覆亡一并归秦。秦崇雅乐而绝秦声，将《大韶》与源自西周的《大武》升为庙乐，达成极致。始皇26年(前221年)改《大武》为《五行》。至二世元年(前209年)仍用《大韶》《五行》祀极庙。

汉袭秦制，惟将《大韶》更名《文始》，与《五行》被定为祀诸帝庙乐舞。

魏文帝曹丕继统后恢复《大韶》《大武》称谓，仍为庙乐，例为国祀所宗。俟后，南朝梁武帝别出心裁，更《大韶》为《大观》、《大武》为《大壮》。

屡易称谓，无改韶武本妆，千年流变至大唐戛然而止，折衷为十五和乐的《大唐乐》。当初齐韶入秦横扫秦地诸乐，一时辉煌，终于在大唐盛世泯于众乐而谢幕。

这是雅乐的流变，表面上看是国乐的更迭，实际上是小众音乐。更加丰富多彩的音乐流变发生在民间，让我们仍回到齐鲁大地，从民歌与戏曲视域上溯齐鲁乐统的不同路径。

民歌是音乐的基础，齐鲁大地已经被整理出的民歌近万首，遗憾的是诞生在鲁地的民歌甚少，以致于可以忽略。鲁文化确是一种守成的步武，流传至今的只有祭孔乐舞。1957年吴晓邦先生在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的帮助下于多年战乱后整理出祭孔乐舞，至今仍是大典的胎骨。虽然我们很难确认它就是正宗的古代乐舞，但起码投射出丝丝缕缕的继承关系。乐器也是古老乐器，节奏、舞台、调度都与当下有较大落差。这或许说明了鲁地文化极少受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影响，也从另一角度给出了鲁地少民歌的原因。

齐地不同，各类音乐歌舞美不胜收。各地的音乐或曲牌进入齐地后无不被“齐化”，被融入了齐地柔情流畅的基因。“齐国俗乐的兴盛与发展，也与齐国君臣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的开放型文化政策有关”。同时，又与齐国君、臣、士、百姓各阶层都十分喜乐善舞，尤其对俗乐更是偏好有关，从而使齐国民歌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作为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山东民歌《赶牛山》《打秋千》《刮地风》等都带有浓烈的地方色彩。生于鲁地的彭丽媛教授之成名作竟也是齐地的民歌《赶牛山》(1979年于山东淄博参加全省民歌会演引起轰动)。

齐乐的另一特点是与道教音乐的联姻，当然这种联姻并非血缘的结合。所以联姻并不成功，但取得了与道教音乐双峰对峙的地位。泰山的道曲、崂山的经韵、胶东的村庙道曲都曾在民间寻觅到知音和传唱者，特别是胶东的村庙道曲在民间还有不少拥虿。现在只要我们看到管子的表演者，就仿佛听到了道家音乐的回声。

从戏曲的领域上看，鲁地的压倒性品种是梆子。但在齐地几乎见不到梆子的身影。五音戏、吕剧、茂腔等都有较强的地域性，长于表现民间的家长里短，蓝关戏则是以东游的八仙题材为主。从表现形式上讲，齐地戏曲都属肘鼓子系统，可以推断是从民间的秧歌、花鼓基础上升华而成的。

吕剧是山东的大戏，是在琴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取材多源自民间，价值判断也贯穿着“忠孝仁义”等中华传统美德，语言风格上以鲁北方言为主，所以整体风格上属于齐地，在山东东部、北部深受欢迎，而鲁南、鲁西地区则不是吕剧的土壤。

鲁地的守成文化与齐地的开放气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接影响到音乐的属性和发展。鲁地的守成，祭孔乐舞以及乐教思想、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深厚影响毋庸置疑。但是，鲁地乐统这一文化传统对现代人的以及文化艺术的制约是非常明显的。祭孔乐舞作为乐统在民间日趋衰落，文化上的守成造成音乐发展上的匮乏，如鲁地少民歌和戏曲，后来鲁地仅有的梆子也是受中原豫东文化的影响。相反，齐地的开放性，促使了山东民间艺术百花齐放，近万首民歌、几百种戏曲、文人音乐、宗教音乐、聊斋俚曲等文化艺术的繁荣以及经济上的昌盛。

结论：中华民族的乐统由宫廷、道教、民间三大系统所承载；在共时性意义上，音乐的生命在于多元化；在历时性意义上，音乐的生命在于与时偕行。

这正是齐鲁乐统之于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相结合的支点。

三、齐鲁乐统的当代文化价值

齐鲁乐统两相比较，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它们一张一弛、一扬一抑所形成的张力结构，对于我们当代所面临的文化选择，对于培养健全的文化意识，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批判地继承并弘扬齐鲁文化传统，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文化融合发展，推进改革开放，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化进程具有重要启迪作用和现实针对性。

1.重拾乐教精神，复兴乐教传统，重建中华民族的道德大厦。

齐鲁大地号称“礼仪之邦”，甚重乐教。鲁乐的代表人物孔子，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言或文化符号。他不但继承、完善了周公的礼乐制度，注重礼乐的功能性，还注重教育的全面性，在“有教无类”的观念下，强调乐教在安定社会以及完善人格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人的品性发展只能在人类社会中才有可能”。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是一种音乐教育的过程哲学，而非理性智慧的哲学。他将乐教视为当时较为重要的教育手段，使乐教成为教育的最高目标，把礼乐推到了完善人格、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礼乐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坐标。

鲁的乐统体现在“乐以载道”以及承担一定的社会使命，在弘扬传统美德如忠、孝、仁、爱、德、义等以及和谐人心、立德树人、人格完善等方面给与现代启示。鲁的乐统，强调“以乐载道”，是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实践过程中，以乐为中介达成个体人格的完满及国家社会的安泰，并将个体生命圆融于道、德、仁、乐合一的人类理想家园，体悟人生、证悟大道，臻于生命的理想状态和本然。强调“乐与政通”“审乐以知政”，强调“乐以载道”之功能性以及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系。“从早期农耕生产实践，到近代革命实践，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华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主要文化表现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社会的艰巨历史任务，这样便产生了战争年代的价值观和长期的农耕文明的价值观如何融合的问题。战争年代的价值观强调的是革命，是先进阶级与落后阶级斗争的问题，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格调昂扬、催人奋进，反映战斗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以及抒发无产阶级远大志向、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红色歌曲”，简称“红歌”。如1956年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心爱的土琵琶》(芦芒作词、吕其明作曲)，用抒情的曲调将铁道游击队员们在艰苦环境中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传唱至今的1961年电影《红日》中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吕其明、杨庶正、肖培衍作词作曲)，是中国红色主题电影音乐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取材于山东胶东民歌《王二小赶集》，影片取材于1947年的“孟良崮之战”，以山东民歌风味，唱出了沂蒙地区大好风光和军民鱼水之情，宣扬了解放军战士爱家乡、爱部队、保卫胜利果实的真挚情感，以铭记在战役中为了解放战争胜利不惜牺牲的人们。

农耕文明比较稳定的时代，强调的是民族以及传统道德，将勤劳、智慧、孝敬、诚信等传统美德，通过艺术的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社会生活，潜移默化地让人们在观看剧目中学会分辨“真善美”与“假恶丑”。如，山东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吕剧《姊妹易嫁》，讽刺了“姐姐”嫌贫爱富、贪图钱财、重权势、爱虚荣，歌颂了“妹妹”为代表的中国女性坚贞、热爱劳动、不慕虚荣的优秀品质。《小姑贤》这出戏，则把社会主义的新道德、对于儿媳妇的尊重和旧社会礼教对于女性的压迫这个主题凸显出来。歌颂的是：通过斗争，新的道德取得胜利。总之，这些传统剧目，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传承、发展，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的融合。现代剧目体现的时代内涵就更不用说了。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科技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促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却使我们忽略了以中华文明理念为主的精神文明建设。国民普遍重知识、技能，而忽略精神道德修养；盲目崇拜、痴迷西方文化，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之甚少，造成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核心价值失范、整体信仰缺失。这一层面的“救世”只能依靠自己，且不能速成或急救。只有富有悠久传统的“人文教育终究化成新质”、通过礼乐文明与传统的现代复兴，重拾乐教精神，充分发挥乐教在立德树人、情感孕育、催化生成、人格完善中的重要作用，才能让齐鲁乐统绽放丰富多样的现代之花，为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其中的传统美德、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近十几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熔铸中华民族凝聚力、生命力和创造力以及塑造中华民族品格和民族气质的重要源泉。自2013年3月到2015年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有50多次提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到山东曲阜孔庙亲自参加祭孔大典。2016年两会期间“传统文化”成为一大热词，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无不体现国家对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全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打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道德体系的高度重视。

2.贴近大众生活、音乐与时偕行，绽放民族音乐文化百花园。

齐地人民思想开放、喜言变革，能够联系大众生活与时偕行，将优秀文化传统和传统音乐文化繁荣发展，产生了众多让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音乐作品。如，山东民歌题材广、体裁多，有8000余首，包括劳动号子、山歌、生活小调、大型套曲、儿歌等。山东民间器乐曲有4000余首，主要乐种有鼓吹、古琴、古筝、吹打、擂琴、柳琴、三弦、软弓京胡及打击乐等。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个乐种是鼓吹乐和古筝乐。素有“书山曲海”之称的山东曲艺在中华曲艺发展史占有重要位置，山东的曲艺音乐20余种，具有代表性的曲种有山东琴书、山东大鼓、胶东大鼓、东路大鼓、聊城八角鼓、渔鼓、山东快书、落子等。山东的戏曲音乐有30余种，依其声腔的渊源和基本的艺术特征论，大体分为“弦索”“梆子”“肘鼓子”“说唱”“民间演唱”五大系统。山东吕剧、五音戏、茂腔等是典型的特色文化。山东的歌舞，最基本的形式是秧歌，约有100余种。最有代表性的是鼓子秧歌、胶州秧歌、海阳秧歌三大秧歌。这些种类齐全、形式多样的民间音乐艺术主要荟萃齐地。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由此可见，只有贴近大众生活、与时偕行的音乐，才能将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浸入中华儿女心中，流芳百年。齐地乐统在此方面以及音乐的生活化、时代化和社会化等方面给予我们现代启示。

中华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在音乐上的与时偕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60年代是雷锋的时代，是焦裕禄的时代。当时，一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唱遍了大江南北。雷锋精神正是传统美德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如雷锋的助人为乐、勤俭节约，扶老携幼、舍己救人等高贵品质，影响着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激励着几代人的健康成长，雷锋精神对当今社会仍有重大价值和时代意义。如果说雷锋精神继承的是民间文化优良传统，那么焦裕禄则是继承的官吏文化，他是一个清官。他身上表现的优秀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现代革命精神的结合。近几年，国家十分重视弘扬传统文化，发扬优良传统和弘扬传统美德，并在新时代重新号召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国家主席习近平2009年3月31日至4月3日专程赴河南兰考考察期间，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并这样评价：“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亿万人们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永远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强大思想动力，永远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

3.践行齐鲁乐统、多元开放互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齐文化的开放与鲁地的守成，形成齐鲁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与互补性，从而联手成为中国音乐文化思想的主流。“正是这种开放性，才进一步导致文化的多元性。其开放性又体现在多种观念思想的碰撞与交流上。正是开放，才有更多地交流，才使得非齐国人才在此大显身手。这种开放齐为之源，进而影响到鲁，更进一步对儒家礼乐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总之，齐与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如孔子所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正是由于齐与鲁的互补性，才使齐鲁走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前列。因此，齐鲁乐统是中国礼乐传统乃至中华文明的重要渊源，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时代精神，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审美追求和民族精神，承载着一定的社会道德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以及融化进民众心理深处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要回归过去、完全复古，而是汲取民族智慧与道德基因，继承优良传统，回归生活实践，把传统文化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空坐标上做旷达的文章。把中华文明共时意义上的音乐多元化和历时意义上的与时偕行、与时俱进紧密结合，正确处理好传统优秀音乐文化的生活化、时代化和社会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多元开放互补，凸显优秀音乐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开新花、结新果，通过入脑、入耳、入心的教育以及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音乐文化传承和教育的宗旨。在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传承与发展基础上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牢固树立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及对本民族文化身份与价值的认同，建立起对人类、自然与社会以及一切美好事物的友好相处和关爱之情，形成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乐观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而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交往、情感的有效沟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坚实的一步。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完善人格养成于乐，文化传承寓教于乐。在当前国家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今天，深入探讨齐鲁乐统之异同、齐鲁音乐的殊途殊归以及齐鲁乐统的当代文化价值，对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熔铸民族凝聚力、生命力与创造力，塑造中华民族品格与气质，有效促进学校美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化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也是我们国家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