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光 郑艳玲 燕山大学

谍战剧一直是我国电视剧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经典题材，尤其从20 世纪80 年代的《敌营十八年》播出开始，谍战剧的数量不断增加，其类型化程度极高、创作手法相对成熟，出现了诸如“套路化”叙事、立场绝对化、人物形象脱离现实等问题。由金琛、周远舟执导，李易峰和周冬雨主演的《麻雀》于2016年9 月走上荧屏，以其崇高的革命信仰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追捧，且在叙事策略、美学表达等方面有意识地突破和创新，将信仰、爱情和谍战等诸多元素集为一体，谍战剧带给人们一个崭新的视觉体验。它以中国人熟悉的革命历史作为叙事背景，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风雨飘摇，中国共产党派出情报人员深入敌人虎穴，如火如荼地展开地下斗争。潜伏在汪伪政府的中共党员陈深一直坚定信仰，为组织搜集情报，还冒死营救上线“宰相”，帮助昔日恋人徐碧城成长为共产党员，成功获取日军“归零计划”，挫败日军阴谋。《麻雀》贯彻永不褪色的爱国主题和经久不衰的革命信仰，赋予谍战剧新时代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彰显出艺术创作的文化自觉。

一、革命英雄的信仰传承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每个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涌现出影响时代发展的英雄。英雄也是我国影视作品书写中永恒的母题，不仅储藏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也凝聚了深厚的精神追求和民族情感，形成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多元文化并行的现代语境下，《麻雀》在主题叙事上守正创新，塑造了平凡又勇敢的革命英雄形象，通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忍辱负重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完成对信仰传承的使命，成功实现信仰与革命的审美表达，从而实现价值引领。剧中，地下共产党员的代号为“麻雀”，“麻雀”不是某一个共产党员，而是指成千上万为民族事业奋斗的革命英雄，诠释出中华儿女奋勇前进、荣辱与共的热血情怀。剧里刻画了三代“麻雀”的更迭，以使命承继的形式生动展现出革命者前赴后继的革命信仰，显露出巨大的精神力量，给予观众革命的感召力和浓厚的家国理念。

第一代“麻雀”已经完成对信仰的塑造，很好地抉择并理解个体与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于谍战场上展现出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成为理想而成熟的英雄。典型人物“宰相”沈秋霞和“医生”李小男以隐性力量绽放出英雄人物独有的光芒。其中沈秋霞用牺牲的形式实现个体生命价值，显现出山河破碎之下的民族担当。首先她在被捕之后为保全战友的间谍身份，选择放弃生存机会，凸显出她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无，以及对同志的重情重义；其次在监狱中饱受酷刑时表现出向死而生的碧血丹心；最后在临死之际望着窗外的麻雀对敌人说：“希望死在黎明之前”。这时的她仍在渴望革命胜利，彰显出她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李小男生动诠释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以铮铮誓言表白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意志。一方面，在目睹姐姐被捕枪杀时表现得波澜不惊，实则内心已是肝肠寸顿；另一方面，面对战友的告白，她却坚定地说：“我爱你，但我更爱我的信仰”。一句简简单单的台词，把谍战人员坚定的革命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观众感受到革命战士对祖国、对党的深沉无言的爱，信仰的力量直击人心。

第二代“麻雀”迅速成长，继承了革命者牺牲精神的生命力，更唤醒其个体潜在的民族意识觉醒。剧中，陈深看到“宰相”被逮捕之后，不顾自己潜伏多年的心血营救“宰相”。“宰相”告诉陈深个人身上肩负着使命，提醒他存在的意义。之后又通过李小男的牺牲再次激发陈深内心的革命热情和坚定革命道路的决心，陈深在自身不断成长的过程中，还帮助徐碧城完成信仰蜕变。徐碧城最初是以国民党军统特工的身份潜入特工总部窃取谍报，她虽然接受任务，却对政治漠不关心。当她先后目睹共产党员“宰相”和“医生”的英勇牺牲后，内心受到深深地触动。尤其与陈深的重新接触，她被陈深的格局和胸怀吸引，由衷地敬佩共产党员坚毅勇敢的精神和顾全大局的理念。促使徐碧城发生根本转变的是上级陶大春阻挠她帮助陈深夺取“归零”计划，从而与国民党理念发生矛盾。我们从剧末得知，徐碧城加入共产党，完成她革命道路和信仰的抉择。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她选择继续深度潜伏，打响的那一枪象征着新的革命旅程。而陈深也在为革命事业奋斗，接收了代号“布谷鸟”的共产党员，帮助“布谷鸟”完成潜伏任务。

第三代“麻雀”在成长过程中受革命信仰的感召，以其底层的生存智慧绽放出属于小人物的光芒，展现出普通人的英雄主义，这使得观众产生一种共鸣，激荡着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独特力量。如剧中扁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浑身散发着市井气息，骨子里有着自己的小智慧，他既没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也没有明确的革命信仰，只想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当他知道上级陈深是共产党，没有揭发陈深，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协助陈深转移敌人视线，为陈深获取“归零”计划争取时间。其实，陈深的智慧、正义与勇敢对扁头产生影响，促使扁头产生信仰的萌芽，只是扁头自己并不知晓。他需要一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引导，帮助他走上革命事业的道路。在见证扁头成长与成熟的过程中，观众深刻感受到扁头的蜕变。当然，扁头正是“麻雀”的新生力量，且正在发展壮大，而革命精神力量也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无论是成熟的共产党员还是正在成长的小人物，他们都是崇高而又有追求的革命英雄。剧中三代革命者或抛洒热血，坚定理想信念，匡扶民族大义；或掩护战友不惜犯险；或找寻榜样，做正确的事。信仰，在他们身上诠释得如此具体、可视。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肩负的民族复兴的使命让当代青年感受到信仰传承的伟大，唤醒当代青年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精神追求，激发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担当意识。

二、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

传统谍战剧刻画的人物个性呈现出公式化、扁平化的特点，敌我双方对立明显，以泾渭分明的形式展开矛盾冲突，凸显出一种强意识形态的叙事话语。戴锦华将它解释为“两种政治、军事利益集团之间互相设防、互相竞争，把人类置于一个空前危险的境地，由此创造了一种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光明即黑暗的冷战意识形态。”受这种创作理念的影响，我国传统谍战剧在塑造人物角色时往往采取脸谱化、绝对化的手法，阶级立场完全对立。如《敌营十八年》《夜幕下的哈尔滨》《暴风雨中》中的地下党员都成熟稳重、文武双全，拥有崇高的政治信仰，呈现出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而反面人物心狠手辣，阴险狡诈，专与共产党为敌，被极度丑化。《麻雀》则改变传统非黑即白的创作模式，在保留阶级立场的基础上，解构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不是从根本上去否定，而是将对立的成分进行创造性的艺术加工，使其人物的信仰传承更加合理化，增添真实的质感。

在人物角色的塑造上，《麻雀》注重人性化，意在探求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使人物弧光更加流畅自然。正面人物被塑造得真实饱满，反面人物也趋向圆形化、立体化，变得有血有肉。剧中徐碧城从菜鸟特工一路成长为信仰坚定的地下党员，这个角色塑造符合人物成长轨迹，注入了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显然颠覆谍战英雄完美无瑕、无懈可击的形象。她在得知昔日同窗陈丽被捕后，不同搭档唐山海商量，私自与上级陶大春见面，动用组织力量解救陈丽，为此使她自己和唐山海陷入被动局面。恰恰这样的情节描写凸显了人物的有情有义，也体现了徐碧城性格上的缺点——鲁莽冲动。与此同时，剧中反面人物的影像书写更为开阔和合理，将人物性格的多重品质、多个层面生动细腻地展现出来，尤其是成功塑造了毕忠良这样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一方面，作为特工行动处处长的毕忠良心思缜密、冷酷无情，为逼迫“宰相”沈秋霞投降，对她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另一方面，毕忠良也有铁骨柔情的一面，他对陈深爱护有加，有求必应，即使最后和陈深兵戎相见也不忍开枪，在残酷霸道的外表下多了一份兄弟情义。这些重情重义的刻画消解了传统二元对立模式的刻板表达，赋予更多的戏剧张力，使整个故事更加立体化，具有真实感。

在国共两党的问题上，《麻雀》“正视国共两党历史地位的前提下，从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镜像结构，将意识形态问题纳入国家、民族视野下。”该剧故事从特工总部抓捕一名共产党员、交代口供到“宰相”沈秋霞暴露身份而展开，构成了故事的导火索。在谍战过程中，陈深亲眼目睹无数无辜者死去却无能为力，并且为了革命事业，亲手逮捕爱慕他的李小男。这种情节安排凸显出对人性的客观审视，改变以往对共产党完美形象的设定，同时有意识地模糊和消弭一种敌我对立关系。剧中的唐山海展现出温文尔雅的一面，在和徐碧城以假夫妻身份潜伏过程中逐渐喜欢上徐碧城，即使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也始终保持君子风度，不做逾越之举，有时也会通过送花、做西餐等方式营造浪漫的氛围，使徐碧城身在危机四伏的谍战生活中感受到些许温暖。在对唐山海信仰的塑造时，也区别于传统国民党望风而逃的影像书写。在他被活埋之际，高声唱起《长城谣》，以表达他誓死保卫国家和不怕牺牲的决心。这里的剧情“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历史有了相对客观公正的呈现”，肯定了国民党军队为抗战胜利做出的巨大贡献。这充分展现了国共合作的一种全新意识形态，透露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倡导和确立了从民族认同的角度去理解国共两党的对峙与合作。

三、丰富的美学表达

谍战剧在美学表达上愈发用心，“在程式化的形式系统中发展出特定的技巧，使影像呈现出统一性、发展性且富有意义的手法”。《麻雀》整体上呈现出沉着的影像风格，其空间构造与视听元素等都裹挟着谍战剧类型的外衣，这些在无形之中凸显了谍战紧张激烈的氛围，同时也传达出信仰传承的坚定力量，产生更强烈的震撼。

首先，《麻雀》选择多元素的密闭空间进行叙事，努力还原和展现情报工作的危机四伏。如昏暗压抑的牢房、灯红酒绿的舞厅，狭窄细长的走廊等场景营造出一种悬疑紧张的环境，压迫着观众的神经。剧中的密谈场所多集中于同一个地点展开，增强危机感。“麻雀”与共产党员的多次会见选择在梅舞厅，外部空间的纸醉金迷与帷幔之下的暗藏杀机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极强的神秘气息和不安全感。另外，阴森恐怖的监狱同样充满恐惧气氛，李小男被俘后和敌人进行的多次谈话设置在监狱中，封闭性和窒息感蔓延镜头，再加上对她身体毒打的特写镜头，使危险气氛不言而喻，还有“走廊”意象的叙事设置富有意味。剧中，陈深想要打开档案室时，安静狭长的走廊里传来诡异的脚步声，他迅速将钥匙藏起，只听见脚步声消失，传来苏三省的声音。此时，镜头将二人的关系用近景的方式呈现出来，身着黑色衣服的人物肩膀占据画面的二分之一。伴随着人物的对话，这样的镜头重复切换，凸显了紧张与压抑的视觉效果。

此外，行驶中的人力车、汽车等移动物体被反复使用，在谍报人员计划跟踪、交换信息、实施抓捕等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剧中有一段唐山海在车中从柳美娜身上窃取钥匙的情节，其寻找过程原本可以一笔带过，可是导演不断使用近镜头和远镜头交替的拍摄方式对其进行细致描述，使狭小局促的空间充满变数和不稳定性。《麻雀》另外还有几处静场的设置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沈秋霞被枪杀时，她缓慢倒下，鲜血、空气和表情仿佛被冻结，她在死前望着天空和不远处的麻雀，其实在暗示革命者如麻雀一样前赴后继和革命事业的光明前景。李小男被枪杀的镜头也使用了类似手法，“空间凝固，失去流动性，人物表情放大与定格”。这类空间的设置在谍战剧中时常可见，具有渲染氛围和传达人物心境的作用。

其次，《麻雀》 运用独特的影音设计展现信仰的崇高。在影视作品中，色彩具有独特的美学表达方式，是构建视觉谱系的重要支撑，使剧中的思想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麻雀》一开始采用冷色调来设计画面，以黑色和白色为主，几只麻雀置于冰天雪地的场景中，颜色的鲜明对比突出危险、严峻的氛围，同时表现生命力顽强的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展现监狱场景时选择黑灰色调，这一基调构成的隐喻诠释了敌与我、忠与奸、阴险毒辣以及忠心赤胆的深刻内蕴。当然，剧中也有暖色调的嵌入，例如黑夜中的灯光在处处危情的谍战剧情中增添些许暖意，这样的颜色反差跳出以往叙事的模式化审美范式，凸显故事的厚度，体现对革命时代的关照。在镜头调动上，《麻雀》使用电影化的写意语言，更为含蓄地表达了信仰的深沉，透露出一种诗化格调。大全景多用来直抒胸臆，徐碧城站在长江边，一抹中国红与滚滚长江水交融在一起，无不展现出导演对革命英雄之敬佩，对祖国山河之热爱；特写镜头多是瞄准主要人物，凸显其心理活动，沈秋霞死前的镜头亦多特写，她鼓励陈深继续战斗下去，且强调祖国强大需要更多的革命战士，其拳拳爱国之心显露无遗；同时，剧中多次采用俯拍镜头展现革命者牺牲的场景，以彰显其高大伟岸与慷慨就义的生命意义，共产党员大义凛然的镜头多次出现，不约而同地点明主题，尽显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麻雀》还注重形式美感，巧妙运用光线的设计理念展现构图的丰富性。有光感的物体元素传达并强化叙事意义，汉奸苏三省的出场设计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矗立在夜色中的欧式建筑在不时的闪电中忽明忽暗，街道两旁的路灯透过水珠散发着光晕，营造出神秘可怖的基调。另外，人物的面部光亮更能创造特定效果，展现人物性格。沈秋霞和陈深在库房交谈时，二人被浓重的阴影所包围，脸部的光线在黑暗中更添孤寂，映射出人物的宿命感和时代的悲剧感。与此同时，《麻雀》的听觉因素也体现出较高的审美品格，强化画面冲击力。旁白起到点睛的作用，展现出人物的复杂情绪和心理活动，陈深亲眼看到沈秋霞被捕后忐忑不安，导演采用旁白和近镜头的方式体现陈深内心的痛苦与煎熬。另外音乐具有预兆性，每当危机来临，都会响起低沉压抑的音乐，营造出一种凝重、恐怖的气氛。导演采用蒙太奇的手法，在陈深和沈秋霞会面时将画面切换到黑夜中的上海，传来乌鸦的嘶哑声，乌鸦在中国文化中是不祥的兆头，同一时间就是毕忠良在行动处的监狱里审讯被逮捕的共产党员，以声音先行的方式暗示会面的潜在危机。剧中的配乐显示出革命文化的厚重沉淀，唐山海在被活埋之时毅然唱起《长城谣》，此时响起的音乐激昂悲壮，沉郁顿挫。这是剧作对革命英雄的致敬和祖国土地的热爱，也是对民族文化的追寻。这首歌曲创作于“七七事变”后，为《关山万里》的插曲，倾述了百姓流离失所的灾难痛苦，激发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将历史现实与影视创作相融合，鲜明地表达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慷慨就义的崇高形象。

四、结语

电视剧《麻雀》通过独具匠心的叙事模式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承载了观众对谍报生活的想象，映射大众审美趣味的变化。在叙事主题上，通过对信仰的深度解读传递价值观；在叙事策略上，解构二元对立模式，丰富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在美学表达上，多元素的呈现谍战剧情，体现出丰富的艺术效果。它融合家国情怀、革命信仰以及价值理念的多重内容，传播出一种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唤醒当代人们对崇高精神和理想信念的向往与追求。《麻雀》所做出的努力和探索为谍战电视剧的创作提供借鉴与思考，希望影视创作者在未来不断推陈出新，创造高质量、有温度的影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