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自媒体时代陕北说书的传承路径探究*

2022-11-05

文化遗产 2022年3期
关键词:说书人陕北艺人

冯 涛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在时代的演进中始终存在着“变”与“不变”的矛盾,其传承与发展受到历史条件与诸多因素的制约,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当下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介传播的方式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文化信息的认同与接纳,进而引发大众审美趣味的转变。在多元化的媒介平台之中,自媒体在社会信息文化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自媒体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具有私人化、平民化、自主化的特点,其核心在于普通市民的信息自主提供与分享。”当下自媒体已深度渗透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对于世界的认知。就处于边缘的非遗而言,能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融入到现代社会文化体系之中,自媒体传播的文化推广作用不容忽视,寻求自媒体视域下非遗传承的新路径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陕北说书为研究对象,从陕北说书的保护、艺术革新及传承发展等层面着手,探究自媒体环境下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的新路径及其可行性,以期形成初步的思路为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自媒体语境下的非遗保护实践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借助数字媒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成为必然的趋势。2005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利用数字技术保护非遗已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方式。自媒体作为网络新媒体的主流模式,在非遗保护中与传统媒介相比呈现出巨大的传播优势,具有易操作、成本低、传播快与普及率高的传播特征。

在传统非遗建档工作中,多采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对非遗形态作抢救性的记录与保存,建档的主体多为非遗研究者或专业人员,建档工作对于相关工作者的相关能力素养有着较高的要求。在自媒体普及的当下,非遗建档工作较之传统模式更为便捷、更易操作、效率更高,选择范围更广。非遗保护的主体也趋于多元化,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非遗保护中来,特别是非遗传承人的自觉记录与留存,使得非遗保护成为了一种自发的行为,极大的丰富了非遗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自媒体即时传播的特点无形之中促进了不同非遗的交流与融合,为异质文化艺术之间的相互学习、借鉴提供了开放的空间,为不同艺术形式的融合创新提供了可能性。

陕北说书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是陕北文化中说唱艺术的典型代表,在陕北地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陕北说书是陕北文化的百科全书,值得人们从语言学、民俗学、传统叙事学、音韵学等多方面去研究它。”陕北说书作为一种贴近陕北民众生活的民间曲艺形式,见证了陕北社会的历史发展,是陕北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之一,是研究陕北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文化学研究价值。陕北说书传统的保护方式较为单一,技术含量较低,保护成效不明显。文化管理部门的专业工作人员,主要通过收集业务档案来保护。自媒体的普及为陕北说书的静态保护与动态保护创设了良好的条件,使得这一日益凋零的传统民间艺术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具有了重新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可能性。自媒体具有“去中心化”“受众碎片化”的传播特征,与传统媒介相比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陕北说书表演过程中,观众会自发运用手机进行影像记录,然后通过微博、微信、快手、抖音等平台传播扩散,不同的传播圈既有交集又有延伸,信息的传播实现滚雪球似的递增,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播效应。说书艺人也会有意识的去提升表演的影响力,演出时会架设手机、摄像机进行录制或同步在线直播。在市场文化的背景下,文化以产品的形式参与到市场的包装、陈列与营销之中,通过文化消费实现自身的价值。通过自媒体的传播,说书艺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线上线下的表演机会,其影响力和知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对于非遗保护而言,非遗从业者的职业化保持了非遗的现实功用,以活态传承的方式延续着非遗的艺术活力,成为非遗传承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关于非遗保护要以辩证的思维去看待,相比非遗保护的传统模式,自媒体语境下非遗实现了快速的扩散与传播,但是也导致了非遗碎片化现象的出现。自媒体影像中的非遗形态缺乏完整性,更多是以局部的特征示人,强化了娱乐功能,不利于非遗的活态传承。

自媒体技术的成熟及广泛运用,使得非遗从传统闭塞的环境下解放出来,广泛进入民众的视野,重新唤起人们对于非遗的兴趣与关注。目前在微信公众号、微博、直播平台均可搜索到关于陕北说书的大量视频、文章、图片,信息之庞杂使人目不暇接。无论是说唱艺术爱好者还是陕北说书的研究者,皆能从中汲取各自所需。当然网络文化资源质量良莠不齐,需要做进一步的甄别与整理,才能转化为非遗研究的有效资料。自媒体环境下陕北说书突破了传统演出在演出时间、演出场地、演出环境上的局限,随时随地都可通过在线直播的方式进行表演。大批陕北说书艺人自发的通过自媒体平台进行自我宣传推广,在网络直播平台注册,在固定时间段进行线上演出,并辅以线上的交流、互动,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粉丝群体。自媒体平台的说书表演,对于其受众群体而言,足不出户就可欣赏说书表演,观赏的便捷性成为陕北说书维系人气的重要条件。说书艺人选择在线上演出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过往说书艺人走街串巷、转村进户的演出形式现在已几乎绝迹,线下演出多集中于乡村的庙会或舞台的展演。对说书艺人而言,说书台口(演出安排)锐减,单纯依靠线下表演说书艺人已很难维持生存,直接的影响就是大量说书艺人纷纷另觅职业,将说书由主业转为副业来经营。陕北说书线下表演的日渐式微直接促成了陕北说书演出由线下至线上的迁移,网络直播逐渐成为说书艺人演出的重要平台,成为其谋生的重要途径。线下演出的衰落对非遗传承造成的困扰,“实质上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博弈的过程,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立足,传承人自身需要在个人素养、技能、获取知识的途径等各方面与时俱进,才能充分发挥文化创造的主体性作用”。自媒体直播的表演方式,为说书艺人开辟了新的表演场域,拓宽了说书艺人的收入渠道,有利于改善说书艺人的生活困境。线上演出形式的出现,标志着陕北说书艺术实践的重要变革,对于陕北说书的保护与传承而言,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二、自媒体视域下陕北说书艺术革新的探索

将陕北说书线上演出与传统表演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书目内容、表演形式、艺人形象与说唱语言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种变化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涉及观众审美趣味、审美需求的改变,也与自媒体线上演出全新的演出环境关联。说书艺人为适应全新的文化市场自发进行艺术革新,是促使陕北说书演出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

说书艺人线上的演出要吸引观众的青睐,必然要竭力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现代观众对于传统大部头书目缺乏欣赏的耐心,对其内容也不感兴趣,更为关注的是当下的社会生活,倾向于碎片式的娱乐消遣。传统说书的教化、劝诫功能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于感官愉悦和娱乐消遣需求的满足。为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说书艺人必须要对传统说书艺术进行“改革”。在说唱文本的革新中,传统才子佳人、历史演义的叙事已很难激发观众的兴趣,与时俱进的更新书本内容已成为新时代说书艺人的首要任务。“生书熟戏”的艺术规律依然发挥着作用,说书艺人唯有紧贴现实生活,敏感于外界的变化,抓住社会的热点与人们的兴趣点,才能引发观众的共鸣。说唱书本的时效性、原创性对于说书艺人的艺术才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艺人一生背熟几十本书就可走街串巷演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竞争激烈的网络平台大浪淘沙维系着说书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接受信息的碎片化决定着说书艺人对书目篇幅的调整,传统章回式书本已不适于现代说唱,取而代之的是叙事紧凑、主题独立、篇幅短小的说唱文本。为了提升观众听书的专注度,说书艺人不断强化说唱文本内容的娱乐性,通过频繁的制造叙事兴奋点,来避免冗长叙述带给观众的审美疲劳。在直播过程中,说书艺人与观众的互动、交流成为获取观众反馈信息的重要渠道,市场经济“顾客就是上帝”的理念在文化消费中同样适用。互动是自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本质特征之一,增强了用户的体验感,提升了使用者的主体地位。在自媒体直播中,传统说书艺人完全沉浸在自我表演世界的状态已不多见,说书人多通过直播间的互动情况不断调整自我演出的状态,从而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

在自媒体开启的读图时代中,视觉文化当之无愧的居于主导地位。出现在网络视频中的说书艺人,外在形象较之传统艺人有了较大的改观。传统陕北说书艺人多以头上扎着羊肚子手巾,身上穿着粗布衣衫,或是头戴解放帽,身着中山装的形象示人。这与当下直播平台说书艺人的着装形成鲜明的对比,年轻一代的说书艺人演出服饰通常不拘一格,根据演出的需求灵活变化。在自媒体的屏幕下更多呈现为现代时尚与陕北文化的结合,力求观众在“赏心”的同时“悦目”。演出时身着的陕北传统服饰也多为改良版的式样,作为一种文化的标识出现,更多是基于演出宣传策略的需要,以引起观众视觉上的关注。同时陕北说书演出中运用的乐器较之传统表演也更为多元化,在传统三弦、琵琶、甩板、嘛喳喳的基础上,将二胡、板胡、笛子、电子琴、扬琴等乐器纷纷吸纳进来,进一步增强了陕北说书的音乐性,提升了陕北说书的艺术表现力。

作为地方民间文化艺术,陕北说书采用陕北方言进行说唱,其受众群体主要为本地观众,其传播范围也限定于特定的地域。方言说唱显然不利于不同地域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造成了观众艺术欣赏的障碍与隔阂,这一问题在说唱类艺术的传播中具有普遍性。在自媒体开放的演出环境下,陕北说书通过影像+音频+文字的传播方式化解了这一难题,线上表演辅以实时字幕的形式突破了陕北说书艺术传播的语言局限,极大的扩展了陕北说书的受众群体,对于陕北说书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语言形式上,传统说书常用的文言唱段在自媒体表演中大幅缩减,取而代之的是口语化、生活化的说唱语言,从而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赢得观众的认同。自媒体背景下的文化消费迥异于传统消费,其目的在于实现精神层面的愉悦与满足,这对于说书艺人的作品创作能力、表演技艺及文化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书艺人通常是集策划、创作、表演、宣传于一身,在不同角色间转换,迥异于传统艺人单一的表演者身份,这也导致部分说书艺人被迫退出说书的行当。但这对于陕北说书的传承而言,是大有裨益的,有利于陕北说书艺术的创新发展与艺术水准整体的提高。

陕北说书由线下演出转向自媒体演出,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陕北说书作为特定语境下的民间艺术活动,其表演的过程也是说书艺人与观众、说唱文本与语境互动交流的过程。与传统说书相比,自媒体说书因演出环境的变化使其呈现出“去语境化”的特征。传统说书依托的乡村、庙会演出场所,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说书人与听众之间的默契关系及现场演出的独特文化氛围,在自媒体演出环境下被彻底瓦解。在互联网文化消费环境下,说书人与听众通过自媒体建立互动关系,丧失了传统说书的文化语境,说书表演呈现商品属性,具有较强的功利性。说书人的独立性、主体性被弱化,说书艺术的文化蕴藉被逐步淡化。

自媒体网络演出中还出现说书艺人过分迁就观众的审美趣味,导致艺术品质降低的现象,极大的影响了陕北说书的艺术形象,不利于陕北说书的传承发展。陕北说书传统书目较为固定,内容多为历史演义、道德劝诫及民间爱情故事,如:《大八义》《双环记》《劝世人》《张生戏莺莺》等。说书人直面观众进行表演,经典书目具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引导、塑造着观众的审美趣味。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陕北说书的娱乐功能被进一步强化,尤其是在自媒体语境下观众的喜好直接决定着点击率。陕北说书的书目趋于生活化、世俗化,在敏于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同时,审美趣味、艺术品质出现下滑的趋势。出现大量涉及粗鄙情感主题的书目,如《串门子》《尼姑思凡尘》《小姑听门》等,网络演出中说书人与观众接触的间接性、单向性,也使得说书艺人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自我的艺德管理。在一些网络短视频中,说书艺人为了吸引观众眼球,过度追求画面感,甚至将说唱退居幕后,沦为视频画面的幕后配音。如在陕北说书《女看娘》《农村葬礼》《韩信算卦》视频中,并未出现说书人的身影,说书人的说唱居于幕后,视频呈现的是与书目相关的影像与唱词,主要为农村生活、葬丧礼仪的一些场景。这样的传播策略大幅弱化了说书艺人的主体地位,不利于缔造陕北说书独立的艺术品质。对于自媒体传播中陕北说书艺术的发展,文化管理机构应主动肩负起监管的责任,对说书艺人进行正确的引导,使其明确自身肩负的艺术责任,保障说书艺术传播正能量的价值观,拥有独立纯正的艺术品味。

三、陕北说书活态传承路径的拓展

自媒体说书表演的兴起对于陕北说书的传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网络的开放空间促成了不同文化艺术的碰撞、交流与借鉴,传统艺术在现代文化语境下通过自我调适、主动革新来实现艺术的传承。陕北说书的传统传承主要通过拜师学艺来完成,说书艺人通过口传心授、手把手教学、表演示范的方式来传授技艺,不同的师承形成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自媒体时代陕北说书的传承呈现出开放的态势,多元开放的网络资源为陕北说书的传习、研究拓展了渠道。网络学习与线下学习相结合的模式,与现代生活节奏相适应,学习者可以自由灵活的安排时间来学习,学习的主动权由传统的师傅主导转变为学习者的自由选择。开放的网络空间也有利于说书艺人之间的交流、借鉴,改变了过去陕北说书不同流派之间相互排斥的陋习。自媒体说书表演也可以激发年青人对非遗的兴趣,吸引他们参与其中,为陕北说书的传承发展培养后备力量。在国内举办的非遗进校园活动中,不乏一些网络知名的非遗传承人的身影,在现场展演、互动交流中引发热烈的反响。学生在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的同时,萌发深入探究非遗奥秘的意愿。

近年来陕北说书与其它曲艺种类的联袂演出在网络引发了较大的反响,作为非遗传承的创新之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8年,陕北说书混搭苏州评弹推出的节目《看今朝》在央视元宵晚会亮相,一南一北两种风格迥异的说唱艺术同台演出,令人耳目一新。陕北说书的粗犷豪迈与苏州评弹的婉约清丽相得益彰,二者的艺术衔接浑然天成,令人赞叹。作为曲艺艺术的一次大胆创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观众反响热烈。同年由陕北说书与现代交响民乐合璧演出的传统书目《刮大风》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民间说唱与现代艺术的碰撞再一次吸引了观众的目光,传统与现代的艺术融合毫无违和之感,荡气回肠的陕北说唱与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交相辉映,震撼全场,为观众联袂奉上高质量的艺术大餐。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演出视频均在微博、微信、抖音等自媒体平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网络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传播效应远大于电视媒介的影响力。非遗所呈现的魅力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关注,创新的艺术形式与现代观众审美趣味的契合,激发了人们对于传统民间艺术的热情,自发的利用自媒体分享精彩的演出视频。自媒体作为传播媒介,使更多的人领略到陕北说书的艺术风采,主动去走近和了解陕北说书,进而增强人们的非遗保护意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非遗传承的实践中去。

自媒体平台固然对陕北说书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自媒体平台陕北说书演出的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规划,说书艺人普遍欠缺自媒体传播的专业技术,对于陕北说书文化品牌的推广而言很难形成合力。因此,相关文化管理机构的介入就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开通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平台,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制定非遗传承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充分发挥文化管理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引领作用;对自媒体传播的文化信息进行甄别、监督与整合,规范陕北说书的主题,杜绝低俗思想的网络传播,树立陕北说书正面的艺术形象;在说书人与听众之间建立一种平等互动的关系,说书人与听众在陕北说书艺术活动中均是独立的主体,无控制、支配的关系。说书人在艺术展演中与听众互动交流,通过即时创作展现自身的技艺,呈现陕北说书的艺术魅力。听众在艺术欣赏中与说书人同振共鸣,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在双方主体性发挥的过程中,实现说书艺术的良性传承,矫正自媒体演出说书人与听众之间功利性的畸形关系。面向公众普及陕北说书的艺术知识,吸引人们对于传统民间艺术的关注,倡导人们自觉参与到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活动中来。近年来国内举办的一些非遗展演活动,通过微信小游戏或小程序的方式推广非遗项目,吸引了众多年青人的关注,受到网友的热捧和喜爱,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以年青人热衷的方式去传播非遗,是非遗主动融入现代生活的体现,与时俱进的利用网络技术成果为非遗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说书艺人在自媒体平台的演出多是自发行为,尚有许多不足与拭待提高的方面。对说书艺人进行视频录制、剪辑、在线直播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是必要之举,应纳入文化管理机构的工作范畴,使说书艺人掌握基本的网络文化传播技巧,更好的融入到网络演出的环境之中。从职业角度而言,文化管理机构的系统培训可以为陕北说书艺人从业提供技术支持与理论引导,提升演出的质量,有利于陕北说书长远的传承与发展。近年来在陕北地区由文化管理部门主办的陕北说书大赛中涌现出一批有潜力、有创意的后起之秀,成为陕北说书的新生力量。

在经营线上演出的同时,不应忽视线下演出的重要性,将线上、线下表演相结合,将陕北说书纳入到地方文化产业规划中,整合陕北说书文化资源,集中精力打造有代表性、有口碑的陕北说书演出团队,开拓演出市场,既使说书艺人有演出的机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又可促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在现代文化消费市场中,说书艺人应积极融入、主动作为,“以人的传承与创造为核心、附着深厚文化内涵与情感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产品、服务的资源宝库。文化消费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同时显现”。近年来,在陕北乡村旅游热潮中出现了陕北说书人的身影,说书表演成为展示陕北民俗文化的一道风景线,通过说唱的形式向外界呈现陕北社会的新变化、新风貌。乡村旅游中的说书表演成为说书艺人的新台口,通过游客的自媒体传播进一步的扩大了说书艺术的影响力,陕北说书线下演出焕发了新的活力。陕北说书在自媒体平台的频频露面,唤起了人们对于传统艺术的兴趣与关注,为陕北说书的传承与发展维系了人气,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自媒体演出注重娱乐的功能发挥,但是说书人不能止步于此,应深入的挖掘陕北说书艺术的文化内涵,自觉地参与到陕北说书的现代艺术创新中来。对于艺术创新应辩证的去看待,把握科学合理的度,不能一味的求新、求变,应遵循艺术规律,在保留陕北说书艺术特征,保持陕北说书艺术独立性的基础上,去寻求陕北说书与现代文化市场的契合点,去探究陕北说书的艺术创新之路。陕北说书艺术的创新发展最初由韩起祥起步,他编撰新书目、说唱新词,主动融入新时代。改革开放时期,张俊功大胆的改传统坐唱为站唱,重视现场即兴说唱,将明眼人纳入说书队伍。正是不断地创新发展,陕北说书才延续了旺盛的生命力。在当下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陕北说书更是要与时俱进的融入时代,积极求新求变,通过主动的艺术革新来顺应时代的发展,进而实现陕北说书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猜你喜欢

说书人陕北艺人
说书人
明清之际陕北民间信仰与自然灾害调查研究
朝三暮四
陕北民歌的地方风格与艺术特征
《陕北老人》
艺人指数Top10
变与不变中看“说书人”
花灯艺人
变与不变中看《说书人》
猴子杀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