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卿

图像叙事以电影、电视、绘画、图片等非文字载体叙述事件，达成叙事价值。图像叙事之本质在于“空间的时间化”。图像在直观上建构的是空间意义，体现为视觉画面，而图像叙事复归了图像的原初语境，使空间意义进入时间流程，空间意义随同空间当中的形象、事物具有了历时性的流动状态。米歇尔（W. J. T. Mitchell）提出“图像转向”时代命题，意指图像化生存加速，而图像叙事则成为还原和解读现实、传播信息与价值的重要手段。电视作为代表性的图像叙事形态，在公益寻人方面成效显著。但是，伴随新媒体、融媒体、智媒体的变革以及受众阅读习惯的流变，图像叙事参与公益寻人的传统模式面临转型困境。在此背景下，中国唯一一档利用国家力量实现普通大众“团圆梦”的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应运而生，重构了图像叙事参与公益寻人的当代范本。

一、传统图像叙事的离析之殇

在古代，已有图像寻人一说，如通缉犯的画像就是一种对特定对象的图像化描述。不过，公益寻人在古代社会难以想象。进入现代社会，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得人员流动频繁，“后熟人社会”生成的陌生人环境让“生离”变得寻常，关于妇女、儿童、老人、身心缺陷者等弱势群体的拐卖、遗弃、走失问题频发。公益寻人是一条减轻寻人双方经济与精神负担的捷径，借助媒体、媒介是公益寻人的普遍做法。

图像叙事参与公益寻人的传统模式往往以“脚本叙事”方式呈现，与电视荧屏上的“中心叙事”不同，“脚本叙事”是一种被边缘化的叙事。过去，我们通常会遇到以下场景：电视画面正在播放剧情跌宕的电视连续剧或者引人发笑的相声小品，电视荧屏下方则在滚动播放一些措辞简洁、叙述生硬的寻人启事，而这些处于不显眼位置的寻人启事自然不太能引起电视机前人们的关注。“边缘”，在数量、位置上，已然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相较于强势的“中心”“主导”“主流”，“边缘”通常因对象数目众多、经济或政治力量薄弱等缘由而被遮蔽、被遗忘，长期处在“不在场”的失语状态。现代社会，“边缘”的大多数是缺少话语权和硬实力的主体。寻人者艰难的找寻状态，表征着生存和情感的不幸，与完满的家庭相比，他们的边缘状态有自身的先在原因，亦有社会化生存带来的不确定性。“边缘化”则是边缘生存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成为被边缘化的对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经痛苦、挣扎、无奈而逐渐成型的，且这种边缘化程度可能会由于其他原因如生活发生重大变故，造成二次伤害。对于寻人者而言，现实家庭的残缺和内心情感的挫败会令寻人者陷入痛苦循环，这份痛苦，总是难以被他者分担。“边缘化叙事”，则是对前两者的统摄与复述，一方面，指代对边缘、边缘化生存的解读；另一方面，指代一种解读状态，即叙事本身不被重视，表现为一种对事件本身的“消极叙述”。寻人者作为边缘生存的主体，渴望得到接纳和帮扶，弥补其遗憾。但是，在寻人未果的前提下，边缘化叙事一方面给与寻人者希望，为其提供发声、诉苦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因为“消极叙述”导致叙事本身饱满度不够，情感意味不浓，寻人者在希望中感受失望的心理常在。显然，这种从寻人者到寻人的边缘化叙事之矛盾客观存在，这种矛盾成为图像叙事参与公益寻人传统模式的内在桎梏。所以，即使寻人启事被图像化地放进电视荧屏，但其叙事并非真正有效的图像叙事，它难以占据屏幕“C位”，难以出现在黄金时间段，难以实现有代入感的叙述。

叙事的概念被一般化地把握为“叙述事件”。从哲学思辨性审视，叙事是在时间逻辑、因果关系上相继的系列事件的话语重现。所以，叙事是人类生存的既定景象。叙事的首要目的在于重现客观事实，如新闻叙事就是以真实性为生命力的叙事典型。但是，叙事本身又不能止于事实，叙事指向叙述者与受叙者之间的对话，从西方的“言语行为理论”到“对话理论”，从显性对话到隐性对话，“对话”始终是作为意义生成过程的对话，而隐性对话包含的意义更为复杂多元。可见，叙事既要还原真相，又要建构意义。图像叙事参与公益寻人的传统模式做到了还原真相，但对意义的建构蓄势待发。这是基于叙述事实理念形成的定势思维，致使图像叙事失去了对无限意义的创造。只陈述一般性的事实真相，寻人“其事”变得单调，程式化的图像叙事方式难以有所突破。我们以如以下这则电视寻人启事为例进行简要分析：“某某，男，22岁，身高1.7米，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区走失，左胳膊上有胎记。”从这则电视寻人启事看，只能看到一个残缺的人物信息，描绘不出一个真实的肖像人物。现实当中，与这些信息匹配的对象数不胜数，寻人的针对性较低，加上有可能是幼年走失，记忆模糊，早已对年龄、家乡等具体信息失去准确印象。而过去数十年，电视寻人启事大多都是这种程式化的叙事方式。在图像媒介繁荣的当下，传统公益寻人的图像叙事范式滞后、陈旧，主要体现为对受众的吸引力不足。试想，在工作生活压力极大的现代社会，人们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视荧屏前，不自主地会选择身心的放松，很难耗费时间与精力关注公益性寻人的相关信息。传统叙事有其合理性，即以事实真相的“真”为基点，凸显寻人“其人”的关键信息。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寻人者记忆的模糊，一些关键信息失真，程式化的图像叙事方式使得叙事力度不够，主体与受众难以在图像化语境中对话。在此理念下，公益寻人的探索性叙事很难在电视荧屏上显现。

图像叙事参与公益寻人的传统模式之所以面临转型困境与实效难题，除了媒介生态转型升级以及受众阅读、观看、体验习惯的流变之外，还有其深层因由。抛开边缘化“脚本叙事”和探索性叙事不足的缺陷，图像叙事参与公益寻人的传统模式还存在一种离析真相与情感的裂隙，即叙事本身未实现情感叙事和客观叙事的糅合，情、理分离，这种叙事裂隙导致寻人“其人”不够鲜活，“其事”缺乏真情实感。最终，叙事过程难以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反响。公益寻人作为“大海捞针”式的社会公益性事件，吸引力、关注度、呼应度、反响性尤为重要。缺少吸引就缺少关注；缺少关注，受众呼应就如同天方夜谭；有吸引、有关注、有回音，公益寻人的社会反响才是积极的，才可证明寻人“其人”“其事”聚焦了社会目光，寻人实效才能提升。那么，情感叙事在公益寻人中的运用何以重要？通俗来讲，“人是情感的动物”，故而有情感需要。情感需要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与社会交往中对客观对象产生的强烈心理反应与要求，如爱、憎、喜、怒、哀、乐。情感需要同生存需要一样，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由人的社会本质决定。电视上既往的公益寻人，感情叙事欠缺，大多是冰冷词语、简短信息的铺陈，很难在字词间找到寻人感情的流露。寻人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历程，更是一个情感消耗的历程，关注情感，才能深入事实的内在世界。情感叙事的介入并非虚构、夸张、曲解或过度解读事实真相，而是让情感寄托在事实本身的叙述过程，让真相更真。只有共情，才能感知寻人者的心路历程，才能激发助人一臂之力的社会正能量。此外，情感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对情感力量的展现，可以有效满足爱和自我实现之诉求。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在自身创造的文明社会中时常受到压抑，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进一步强调，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克制和压抑人的原始情绪的过程。于是，人类利用技术制造来宣泄情感，观看体育比赛、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阅读书籍、网上冲浪等就是例证。由此观之，图像叙事参与公益寻人既指涉找寻这一行为，也指涉情感世界的宣泄与满足。在这一点上，图像叙事传统模式下的公益寻人仍有差距。

二、“图像—叙事”统合对传统叙事范式的解构

《等着我》构建了“图像—叙事”统合的公益寻人新范式，消解了传统模式下的“离析之殇”。“统合”意指图像与叙事由“外在形式结合”走向“内在逻辑契合”，图像叙事由方法论走向本体论，寻人的内在人生体悟与生命价值映照人心，超越了单纯的“肖像记忆”对人的感官刺激。图像与叙事统合的公益寻人以互联网搭建的融媒体平台为依托，图像叙事不再局限于电视节目本身，全媒体参与公益寻人成为可能。此外，国家力量的参与、民间力量的集结，以及“图像—叙事”带来的叙事实践合力，使得受众关注度与寻人实效骤升。

中心叙事与边缘化叙事相对，是在同一时空中占据主流、拥有主动、引起反响的具有权威性的叙事。《等着我》打破了图像叙事参与公益寻人的既定“套路”，将公益寻人从图像叙事的边缘拉回叙事中心，从电视屏幕周边转移至中央。从播放时段来看，《等着我》栏目首播时间固定在晚间时段，其他时段另有重播，“黄金时间”让位于公益寻人栏目在电视荧屏上十分罕见。自2014年4月《等着我》开播以来，收视率就居高不下，曾斩获多个收视第一。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2021年7月24日至7月30日的数据显示，当周《等着我》栏目近50%的观众完整收看全部内容，收视黏性表现突出，节目收视率高居当周晚间时段首播文艺节目收视率第二。从播放渠道来看，《等着我》栏目在电视首播的同时还通过多渠道传播，如“学习强国”平台、“央视网”及“央视频”客户端、其他视频网站及客户端、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等。播放渠道的“多网打通、多端联动”实现了栏目受众覆盖面的最大化，在技术上让节目走进更多观众的生活，引发社会关注。从节目定位来看，《等着我》以“为缘寻找，为爱坚守”为理念，凝聚部委、明星、专家、志愿者以及全媒体的寻人力量，以国家力量搭建全方位的权威“全媒体公益寻人平台”，助力寻人者找回失散已久的故人。《等着我》实现了国家力量、社会力量、个人力量的统一，聚合了公益寻人的磅礴能量，体现出寻人信念与动力的结合。从栏目特色来看，作为国内首档利用国家力量寻人的电视栏目，《等着我》以形式多样的图像叙事“大手笔”创设了电视寻人的独特范本；建立了国家级融媒体寻人平台，广泛汇集互联网资源为公益寻人服务；会同国家、省级、市级等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公益组织等联合开展寻人行动。《等着我》从无到有的开办与开播，脚踏实地地推进寻人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图像叙事参与公益寻人的传统运作模式。一方面，《等着我》从形式到内容改变了传统的“寻人启事滚动播放，寻人信息单调铺陈”的叙事方式，图像叙事与公益寻人走向电视荧屏中心，成为中心叙事；另一方面，电视寻人的公益性因国家力量的加入而具有了深广的意涵，社会力量与个人力量的参与使得公益寻人的图像叙事由电视传播走向大街小巷。公益寻人，从电视叙事这一图像化呈现转换为社会行动。

在“只叙事实”这一理念下，公益寻人的图像叙事以展示寻人信息为主，严格意义上讲，其叙事性有限。在此背景下，传统模式的公益寻人虽占据电视屏幕的一席之地，但图像叙事本身与公益寻人的耦合性不足，最终导致创新性叙事不明显。《等着我》消解了图像叙事参与公益寻人传统模式的思路与架构，节目宗旨以公众利益为起点，明确了节目传播对象——有需求的社会群体；明确了节目传播方式——讲述正能量故事和再现现实生活状态；明确了节目传播效果——体现人文关怀与产生帮扶行为。从某种意义上看，“等着我”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叙事性的内容。“等着我”涉及等待的主体、被等待的主体，同时隐含了等待的理据以及等待的目的，即“为了相遇而等待且一定会相遇”的信念式命题。《等着我》的叙事方式并非文字叙事的图像化，寻人者的第一视角讲述、主持人的深度访谈、第三者叙述等多主体参与叙事过程，VCR辅助介绍、照片叙述、信件叙述、信物叙述等强化叙事的真实性与在场感，甚至会让人产生每一个在场物都在“言说”的“共境”之感。这与以往的电视寻人最大的不同在于，《等着我》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叙事的能量和空间，较为系统地还原了与“寻人”阶段对应的“前寻人”阶段客观发生的系列事件与复杂情感。节目形式上，最为亮眼的设计就是打开“希望之门”环节：在寻人“其人”“其事”被“图画”之后，节目行进至高潮——打开“希望之门”。当然，开门之后会有找到、未找到两种结果，但作为一个节目而言，它的使命是既要把寻人故事讲好，又要把寻人结果客观送达。因此，每次打开“希望之门”后，都是一次身心尤其是情感的释放。对于寻人未果者而言，“希望之门”也不会令人失望，因为节目背后还隐藏着无数道看不见的“希望之门”，国家主导、社会联动、全员参与，“让更多人回家”指日可待。在节目编排与制作逻辑上，《等着我》通过叙事过程和叙事技巧的结合，实现了以寻人信息之“真”达到寻人其事之“真”，进而塑造出寻人双方的真实面相。此外，节目还以悬念设计强化叙事的情感动员，寻人者与观众面临两种悬念：“找到人却没有马上告诉求助者”以及“没找到人也没有马上告诉求助者”。有学者认为，从新闻时效性分析，这种做法有失偏颇。但是，公益寻人的时效性不同于新闻叙事，公益寻人的图像叙事是一种回溯性叙事，即通过记忆还原“前寻人”阶段的人、事、物。那么，所谓的时效性或者应当追求的节目效果应当是及时性，即在“寻人”阶段帮助寻人者快速找到寻人对象。总之，《等着我》通过对图像叙事方式方法的创新应用，凭借打破常规的节目构思理路，通过新版、改版、加强版的节目形式创新，营造了传播主客体的“共境”之态。这种创新性图像叙事赢得了受众与寻人者的信任，为实现受众“共情”创造了条件。

图像叙事参与公益寻人的传统模式忽视了情感在叙事中的独特功用，情感与事实分离、情理分离成为传统叙事的“硬伤”，致使图像叙事表征为一种离散性叙事，叙述者与受叙者难以感同身受。《等着我》促成传播主客体的“共境”之态，并促使图像叙事由“共境”走向“共情”，化解了离散性叙事造成的叙事情理分离矛盾，构建了一种情理交融式的共在性叙事。美国社会学家梅兹托维克提出“后情感社会”概念，意指现代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情感能力弱化，情感沦为商品社会消费之客体，表现出浮夸、肤浅的特征。消费主义境遇下的电视节目使“真实”成为“伪真实”，资本逻辑穿插其中，观看行为本身潜藏着消费主义动因。《等着我》正是对电视节目商品化、资本化运作的一种超越，因而被称为综艺节目满天飞景象中的“一股清流”。《等着我》构建共在性叙事的策略是多维的，如图像叙事涉及的色彩、光线、构图、场景、人物等。这当中，最为突出的策略集中在内在叙事逻辑的编排上。首先，《等着我》以寻人指向的社会正义与真善美为价值导引进行“开篇”；其次，通过寻人者的讲述、主持人的采访、现场嘉宾的互动、场外嘉宾与记者的讲述对寻人“其事”“其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展开与分析，冲破传统单一叙事视角造成的对事实全貌把握不准、不精等问题，将悲欢离合紧扣在事实真相之上，实现“情动随事进，事进彰情理”；最后，在事、情、理相继登场、轮番展现后，回归最初的“为缘寻找，为爱坚守”的理性呼吁，契合真善美的社会正能量，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价值同构，既塑造出一个真实客观、感人至深的寻人案例，又将情理呼应事实的情感叙事引申至社会正义与公益力量的激发。这一叙事策略的内在逻辑编排既是一种以叙述者为核心的主人公叙事，又是以受叙者为重心的对象化叙事，叙述者与受叙者处于共在的叙事环境中，各得其所。

三、“图像—叙事”统合的模式化及其道德教化隐喻

“图像—叙事”统合的公益寻人模式把“其人”“其事”“其情感”置于共同时空，“共境”与“共情”在这一叙事模式的时间轴上逐步达成，叙述者与受叙者感同身受，全社会关注、参与寻人的自觉性被进一步激发。《等着我》借助央视媒体等力量实现了公益寻人的“最大公约数”；作为主流媒体和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央视《等着我》栏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深层叙事的意义构造和图像化传达，实现了道德教化隐喻和社会正气的传播。

《等着我》的道德旨趣集中体现为其道德教化隐喻，而道德教化是其图像叙事模式隐喻的众多精神文化意涵中的关键一隅。“寻找”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母题，是建设精神家园的永恒命题。“寻找”作为一种隐喻，是社会问题和现实缺憾的确证。《等着我》通过寻找自我、寻找个体生存境遇、寻找历史责任感与建构国家记忆这3个层次，用影像书写了温情感人的中国故事，以此唤起珍惜亲情、重视友情、回归生活真挚情感的内在力量，引导个体对美好生活与精神家园孜孜以求。因此，为何“寻找”，有了充足的理由。“寻找”不仅是宏大的历史文明演进所赋予人们的特殊使命，是文化语境中的生存命题，也是作为道德生活的构成部分，是人们不得不付诸行动的道德生活律令，以此完满“道德地生活”之诉求，实现人的精神富足。所以，寻找之对象寄托了寻找者复杂的精神之维，而道德感则构成其重要内涵，道德感的生成及其在叙事过程中的释放、散播、入耳、入心，并不是直接通过寻找者这一叙述主体来达成的，而是通过深层叙事的意义构造和图像化传达来逐步实现的。《等着我》对“寻找”的定义有两层意涵，一是寻找现实中的家园，它涉及找亲友、找故乡、找家等；二是寻找精神家园，它涉及找亲情、解乡愁、了心结等。从这两层意涵出发，《等着我》通过“讲述—对话—寻找—希望之门—找到（未找到）—情感释放—结语”等流程将公益寻人这一彰显高度道德感和正义性的事件完整串联。从未知到答案揭晓、从叙事到言情、从视觉冲击到心理冲击，寻人者和观众得到了公益力量的强烈感染。由此，公益寻人彰显的道德感和正义行为有效缝合了社会创伤、个人情感创伤，实现了道德的调节与教化功用。纵向来看，《等着我》近10年的寻人行动与连续性播出已演变为国民道德社会化的集体实践，“帮助他人”“为爱坚守”的价值追求与内在信念成为节目标识。《等着我》在呼唤人性温暖与世间真情的同时，以感性力量重塑国人道德精神面貌，唤起民众对家国深情的眷恋，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等着我》对“情感—伦理”共同体的召唤，为社会结构转型中的原子式个人自由主义、家庭成员去情感化、婚姻功利化、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现象提供了一种荡涤，对缓和风险社会中个体与社会间的内在紧张、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汇集作用显著，对道德个体的自我归属感、家国情怀以及道德境界和涵养的提升具有启迪、指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