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对岭南文化的传播

2022-11-05戴伟华

岭南文史 2022年2期

戴伟华

如果从文化传播角度审视张九龄之于岭南的意义，正如杨万里《韶州州学两公祠堂记》所云：“人物粤产，古不多见，见必奇杰也，故张文献一出，而曲江名天下。”无疑，张九龄走进中原，天下始知岭南有人。杨万里所述现象与事实相符，但他未阐释其中因由。“古今说者咸曰唐相张文献公岭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物岂但超出岭南而已哉……盖江以南第一人物也……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张九龄跻身高位是一孤立的现象，岭南受地域之限，和中州人物之盛相比较，所出人才占比例极少，因此岭南一旦有人才出现，并进入中原，那都是万中选一的优秀人才。张九龄的出现其实际意义是重大的。

一、“第一流人物”：岭南“不为海内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

明代丘濬评价张九龄说：“公之气节文章，治功相业，著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后，五岭以南山川闪闪有光气，士生是邦，北仕于中州，不为海内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后人总结，是看得透切的。

张九龄在京城的作为，有目共睹，而玄宗高度欣赏曲江风度或九龄风度更为有力而重要。《旧唐书》云：“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龄屡言不可，帝不悦。二十四年，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新唐书》此处大致用《旧唐书》，文字稍有改易。而“风度”一词具体内涵如何，很难概括。

“风度”，《汉语大词典》有五项解释：（1）指人的言谈举止和仪态。（2）特指美好的举止姿态。（3）气概，器量。（4）指诗文书画的风致神韵。（5）风吹拂过。（4）和（5）两项释义可排除，但用前三项中任何一项来解释 “风度得如九龄否”或《新唐书》“风度能若九龄乎”中的“风度”，都不能反映玄宗所称赞九龄“风度”的内涵。而“九龄风度”如此重要的语例，并没有出现在“风度”一词的任何一项释义的疏证中，说明九龄“风度”无法定义。综观两《唐书》，“九龄风度”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文行”“文雅”。“李林甫无学术，见九龄文雅，为帝知，内忌之。”是和李林甫无学术相对应的。《旧唐书》云“九龄文行”，《新唐书》则云“九龄文雅”，用“文行”，而未用“文雅”，而《新唐书》“文雅”一词正是对《旧唐书》“文行”的理解和阐释。不仅如此，九龄还能做到以文史自娱。“虽以直道黜，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朝廷许其胜流。”

第二，体弱而蕴藉。《旧唐书》云“九龄体羸”，《新唐书》则改为“九龄体弱，有酝藉”。酝藉者，蕴藉也。体弱而又能表现出宽和涵容，最为难得。人物的形体和内在的宽博有余，相反相成，彰显人格魅力。因其体弱，玄宗特设笏囊使人持笏：“故事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体羸，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笏囊之设，自九龄始也。”

第三，谠言先觉。“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龄之先觉，下诏褒赠，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业者辅相之臣。生则保其荣名，殁乃称其盛德，饰终未允于人望，加赠实存乎国章。故中书令张九龄，维岳降神，济川作相，开元之际，寅亮成功。谠言定其社稷，先觉合于蓍策，永怀贤弼，可谓大臣。竹帛犹存，樵苏必禁，爰从八命之秩，更进三台之位。可赠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所谓“谠言定其社稷，先觉合于蓍策”，主要指张九龄对安禄山的判断，并向玄宗进谏。“九龄曰：‘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帝曰：‘卿无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后在蜀，思其忠，为泣下，且遣使祭于韶州，厚币恤其家。开元后，天下称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贤其风烈，复赠司徒。”

由此可知，“九龄风度”之“风度”似指张九龄的气概、器量、格局，以及其言谈举止和仪态。从立功、立德、立言三点看，张九龄无愧为岭南第一人！是岭南对外传播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二、张九龄初入仕途之艰辛

通常在考察一位历史人物时，往往关注人物的成就和行为结果。如果从人物行为过程角度切入，研究人物成长过程，更能体现人物的成就，展现人物成长过程中的抗争。张九龄的成长起点向世人展示了唐代岭南人走向政治中心的艰辛奋斗。

走出岭南不易，走出来本身已在宣传岭南文化。岭南有人！虽说张九龄的显身著名为岭南人争来荣誉，这种名人出现是最好的对岭南文化传播的贡献，但作为岭南人，取得成功实在不易。在关注其光鲜一面时，关注其成长的艰辛，对岭南文化研究更具意义。

（一）“土著姓”身份符号[10]

说张九龄一系为“土著姓”不必怀疑，这出于徐浩《唐故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尚书右丞相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赠大都督上柱国始兴开国伯文献张公碑铭》。碑云：“公讳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其先范阳方城人。轩辕建国，弦弧受氏，良,位为帝师；华，才称王佐。或相韩五叶，或佐汉七貂，代有大贤，时称盛族。四代祖讳守礼，隋钟离郡涂山令。曾祖讳君政，皇朝韶州别驾，终于官舍，因为土著姓。” “土著”一词，是指世世代代生于其地的人，一般是和“移民”相关联或相对应的。当然，“为土著姓”或可解释为“当地出名的大姓”。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出，张九龄家族自曾祖起已融入韶州本土，只是大姓人家而已。无论作何种表述，何种理解，在中原人眼中并无区别，张九龄就是岭南人。

（二）依靠通谱系而进入仕途，实属无奈

张九龄为韶州土著姓，经张说与之通谱系被确认为张华之后。二张在未通谱系前，张九龄的生存状况实在不尽如人意，作为韶州“土著姓”，他个人奋斗一直未停止过。徐浩碑载二事是其最突出者。

第一，上书王方庆。徐浩碑云：“弱不好弄，七岁能文……王公方庆出牧广州，时年十三，上书路左。”九龄年十三就上书广州都督王方庆。唐人上书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并不多见。王勃早慧苦学，且为大儒王通之孙。其年十五上书刘祥道，时在麟德元年（664）。《杨炯集》卷三《王勃集序》云：“年十有四，时誉斯归。太常伯刘公巡行风俗，见而异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荐。”九龄十三岁上书都督王方庆，应是非常之举。据徐浩碑上书并无结果，而《旧唐书》张九龄传则云：“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以王方庆的学识，对十三岁的儿童讲这样的话，最多只能理解为是鼓励而已。再说《旧唐书》的记载来自于徐浩碑，而徐浩碑无“此子必能致远”语，此语或为《旧唐书》撰者据张九龄平生事业添加的。王方庆为儒学名家，年岁颇高，不至于对十三岁的岭南人有“必能致远”的期许，张九龄本人也不应对此次上书道左有太多的期待。

第二，参加科举考试。徐浩碑云：“弱冠乡试进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时有下等，谤议上闻。”至于何以招致谤议，有种种推测，其中之一是因沈佺期受贿，使本次考试作废。若果真如此，张九龄可能就不会得到重试的机会。更为靠谱的是举状出了问题。张九龄来自岭南，其举状或有“名实乖违”的地方，因被举为高第，而有人揭发。“名实乖违”处最有可能是张九龄在举状上写自己为张华一支，按法律应获罪，但此事也并不是很快能搞清楚的，故九龄虽“亦退”而未“获罪”返乡。这一次对张九龄的打击非常大，或许他对仕途已经绝望。尽管张九龄初次尝试科举失败，但他后来科举成功，实属唐代科举登科的“岭南第一人”。

张九龄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受阻，其中隐情难以言说，这也正是徐浩碑记载含混不清的原因。

（三）抺不去的伤痛，其实二张所通之谱系不可信

在张九龄仕途发展上，张说是最重要的角色，而且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人们对此关注颇多，而尤有可述者在于二张通谱系之实际情况和意义。

在唐代，无来由的通谱系叙昭穆极少见，约有四例可考。张说与张九龄通谱系是强者对弱者的提携，此为第四例。《新唐书》张九龄本传云：“会张说谪岭南，一见厚遇之。”“改司勋员外郎。时张说为宰相，亲重之，与通谱系，常曰：‘后出词人之冠也。’”至于张说与九龄通谱系的时间有不同说法，当以长安三年（703）说为是。即张说被贬岭南，过韶州，张九龄以文章为挚拜见张说，张说欣赏其文，并与之通谱系，即徐浩碑所云：“燕公过岭，一见文章，并深提拂，厚为礼敬。”当时所谓通谱系叙昭穆实质上只是出于某种目的造假手段。那么，张九龄和张说是何关系呢？事实证明，张九龄和张说并非都是张华之后。比照张九龄所撰张说碑、徐浩所撰张九龄碑和萧昕所撰张九皋碑，可知所叙张九龄世系阙失而传承失序。萧昕撰《唐银青光禄大夫岭南五府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殿中监南康县开国伯赠扬州大都督长史张公神道碑》，墓主为张九龄之弟张九皋。张九皋碑张安世下并未提到张华，由张安世直接到了张守礼。

唐玄宗对张九龄的批评也佐证了徐浩“因为土著姓”的记载。《大唐新语》云：“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岂有门籍！’九龄顿首曰：‘荒陬贱类，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士耳，羞与绛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玄宗不悦。”总之，徐浩碑云张九龄“为土著姓”和张九皋碑不再称张华为其先祖，都是为了回应舆论长期以来的猜测和批评，别无它解。

张九龄《祭张燕公文》云：“追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顾增价，二纪及兹。非驽骀之足数，盖枝叶以见贻。” “一顾增价”是有相当分量的话，“枝叶以见贻”句，重申通谱系之事。“枝叶”比喻同宗旁支，就是说张九龄是张华一系的旁支。因为张华和张守礼之间已无法续全谱系，而这同宗旁支的身份也是张说“见贻”的结果。张九龄一夜之间由无来历的岭南人因“通谱系”而成为张华之后，所增之价及其意义被张九龄后来的行迹所证明。

毋庸置疑，在张九龄的人生历程中，张说与张九龄通谱系的价值怎样高估都不过分。而揭开张九龄“为土著姓”之迷，对探讨其思想、行事和创作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回顾张九龄初仕经历，张说与之通籍确实是非常之举，含有巨大的政治风险，这一偶然性成就了张九龄。从这一角度审视张说，史书赞其“敦气节，立然许”，不惧风险，“推藉后进”，并非虚语。与张九龄通籍，这应该是张说政治“大手笔”之一。常被赞美为“伯乐”，他是没有风险的！

三、向中原推介岭南名果荔枝未获成功

张九龄从岭南走出，其艰辛自知。他热爱故土，有深重的乡恋之情。他的《荔枝赋》确有寄托，但客观上起到推介岭南物产的作用。

（一）精心撰写《荔枝赋》[21]

岭南荔枝，和中原物产或长江流域物产，其认知度是不同的。故对岭南荔枝描写的真实性必须由岭南人完成。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虽受气于震方，实禀精于火离，乃作酸于此裔，爰负阳以从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亏，不合围以擢本，傍荫亩而抱规。紫纹绀理，黛叶缃枝，蓊郁而霮

，环合而棼。如盖之张，如帷之垂；云烟沃若，孔翠于斯；灵根所盘，不高不卑。陋下泽之沮洳，恶层崖之崄巇，彼前志之或妄，何侧生之见疵？尔其句芒在辰，凯风入律，肇气含滋，芬敷谧溢，绿穗靡靡，青英苾苾，不丰其华，但甘其实。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质；蒂药房而攒萃，皮龙麟以骈比，肤玉英而含津，色江蘋以吐日。朱苞剖，明珰出，冏然数寸，犹不可匹。未玉齿而殆销，虽琼浆而可逸；彼众味之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之无准，非精言之能悉。闻者欢而竦企，见者讶而惊仡。心恚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于醴露，何比数之湘橘？援蒲桃之见拟，亦古人之深疾。若乃卑轩洞开，嘉宾四会，时当燠煜，客或烦愦，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体忕。信雕盘之仙液，实玳筵之绮缋；有终食于累百，愈益气而治内。故无厌于所甘，虽不贪而必爱；沉李美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

这里不厌其烦引述《荔枝赋》中对荔枝描述，想说明非岭南人而亲睹荔枝树成长和亲自品尝荔枝者是写不出荔枝形香色味的。唐人所言贡品荔枝似出于蜀地。按照杜甫《解闷》中“忆过泸戎摘荔枝”所云，荔枝贡地应为泸州和戎州。唐《国史补》则言杨妃所食荔枝产自岭南：“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而，岭南距长安路途遥远，荔枝又是不易保鲜的水果，李肇大约也觉得岭南所贡荔枝无法保鲜，遂又补充道：“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张九龄在《荔枝赋序》中讲了两件事：一是“余往在西掖，尝盛称之，诸公莫之知，而固未之信”，说明传言朝贡荔枝并非岭南荔枝；二是辨析“龙眼”非“荔枝”。“又谓龙眼凡果而与荔枝齐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龙眼相比，是时二方不通，传闻之大谬也。”为何传闻大谬？因鲜有人至岭南而尝岭南荔枝，故不知其味。

（二）推介未成

张九龄向中原人士、僚友推荐岭南荔枝，宣传岭南物产，但未能成功。其一，如上所言僚友不信，虽然“盛称之”而“诸公莫之知，而固未之信”也；其二，杨妃所食荔枝当为巴蜀所产而非岭南之物。理由如下：

基于张九龄对岭南荔枝描述的事实，可以断言，盛唐初期中原人，包括宫廷并不知道岭南荔枝是“无一可比”的佳果；白居易元和十五年（820）夏命工吏作巴峡“荔枝图”，并序云“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也是想介绍给“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因白居易未亲啖南海荔枝，其实也是门外谈经。唐朝能亲尝南海荔枝之味者极少，故谈论其味者有如雾里看花。荔枝与玄宗宠妃联系起来的故事，在杨贵妃死后即在流传。杜甫《病橘》云“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解闷》其九云“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李肇《国史补》成书于长庆间（821—824），云：“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这也是传闻，与“力士脱靴”同为小说家言。《旧唐书》所弃，却被《新唐书》所用：“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长恨歌》专写玄宗和杨贵妃事，却未言“献荔枝”精彩细节，其《荔枝图序》和多首涉及荔枝的诗中亦无踪影，这应自有缘故。

晚唐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之一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中之语，虽不可坐实，但却引来是否真实的争议。宋人对贵妃嗜食荔枝颇感兴趣，《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天宝十载（751）“义王府长史张九章祭南海广利王”，而《杨太真外传》《新唐书·贵妃传》则云张九龄弟九章为满足杨贵妃嗜欲，乃置骑传送保鲜荔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