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 励（景德镇陶瓷馆）

在景德镇瓷器中，“唐窑”的成就是相当突出的，这在近年来的中国陶瓷史著作中已为大家所公认。“唐窑”即清代督陶官唐英来景德镇所督造之官窑《清史稿·唐英传》说：“英所造者，世称‘唐窑’”。《景德镇陶录》载：“‘唐窑’，厂器也，内务府员外郎唐英督造者”。“唐窑”瓷器仿古、创新，器物之繁复，釉色之齐全，技艺之精湛都是空前的。“唐窑”那些脍炙人口的杰作，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陶瓷都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一些名瓷佳器已成为历史珍品，保藏在世界许多博物馆中。无容讳言，“唐窑”的卓越成就，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集体劳动和集体智慧的成果，它离不开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与负具体责任的督造者，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长期以来，对“唐窑”督造者——唐英，缺乏必要的研究，致使不少史料湮没，其中有些史实误传以讹传讹。对唐英及其督造之“唐窑”的创造、发明和成就的研究，这不仅有关陶瓷历史人物的评价，而且更有关清代雍、乾两朝景德镇瓷器为什么能达到继往开来，益臻精到的程度作出解释，所以研究“唐窑”的瓷器及其督造者，在中国陶瓷史和景德镇地方志上都是值得重视的课题。在此纪念唐英诞生三百周年之际我想就唐英在景德镇瓷务活动中的某些问题，谈一点看法。错误和不足之处，尚望博识者补充指正。

一、唐英生平及其瓷务始末

唐英，字俊公(又作隽公)，自号蜗寄老人，关东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他生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享年七十五岁。唐英于十六岁供奉养心殿过着宫廷侍从生活达二十余年之久。雍正元年(1723年)四十二岁时授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六年(1728年)四十七岁，是年八月带内务府员外郎头衔，奉使景德镇御厂，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唐英于本年十月走出宫廷来到景德镇，这是唐英生活中的一大转折。唐英督陶之始，即“唐窑”的诞辰。(雍正年间的御窑称为“年窑”自雍正六年后实际是唐英督造的，故此时亦可称其为“早期唐窑”)唐英驻景德镇专任督陶使，首尾历九年；到乾隆元年(1736年)奉命榷淮，在淮安三年；于乾隆四年(1739年)调任九江关监督兼管窑务，第一度任职十一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奉命移粤海关监督(十五年春始离九江)，任职二年；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复返九江关兼管窑务，在九江任职五年，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卒。唐英一生事迹除供奉内庭便与瓷务相始终，先后榷陶二十余年之久，系景德镇御厂建立史中，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著者。他自来景德镇督陶始，便与景德镇瓷器结下不解之缘，并在此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但是，关于唐英的生卒年代即“唐窑”的起止年限及其瓷务活动历来记载不一。

唐英来景德镇御厂的督陶时间，即“唐窑”之上限。光绪重修《江西通志》陶政引唐英陶务叙略说：“……雍正二年秋八月，怡贤亲王口宣天语，命英监督江西窑务”。据此，唐英当是在雍正二年便开始督陶了；但唐英在“重修浮梁县志·序”中却说：“余自雍正六年，奉督陶之命，驻节邑之景德镇”。《陶人心语》卷六“自题渔滨课子图小照”中又说：“余自雍正六年戊申八月，奉使江西，监视陶务”。上述两种说法对来景德镇的时间是不一致的。笔者将多种资料进行博考旁证，说唐英在雍正二年督陶者仅此一证(具体资料见拙编《唐英瓷务年谱长编》)故认为唐英是在雍正六年才开始督陶的，也就是说“唐窑”之上限应定为雍正六年！

关于唐英榷淮之年限。乾隆、嘉庆间蓝浦著的《景德镇陶录》中说：“唐公以雍正申驻厂协理，佐年著美，迄乾隆初榷淮八年移理九江钞关，皆仍管陶务”。笔者认为“八年移理九江钞关”这一记载是不正确的。根据《清档》《九江府志》记实与唐英诗文相印证，唐英是乾隆四年春移理九江关的，在淮安关只待了三年，而《景德镇陶录》却误为“八年移理九江钞关”了。唐英自雍正六年来景德镇驻厂协理，至乾隆元年奉命去淮安闸关，其驻厂实际时间是八年(首尾九年)，《景德镇陶录》大约由此而有误记。

对唐英的卒殁时间，日本《陶瓷大系》第四十六卷“清之官窑”杉村勇造的著文中认为是卒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根据《清档》记载，内务府造办处与唐英有关瓷务事项的联系往来，一直延续到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以乾隆十九年以后皇室还向唐英传旨看，此说显然不可信。所以“唐窑”的烧造时间下限应迄乾隆二十一年，而不是十九年！同时此书刊有“乾隆甲辰俊公赠品”蝙蝠图文款瓷盘图版，查乾隆甲辰系乾隆四十九年，此时唐英已作古二十余年，何能为赠？此器当是伪款或为误笔。

二、唐英在制瓷方面的成就关于“唐窑”的成就

《景德镇陶录》中有一段概括的说明：“乾隆年‘唐窑’厂器也，内务府员外郎督造。……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珐青、抹银、彩水墨、洋乌金、珐琅画法、洋彩乌金、天蓝、窑变等釉色。器皿则白壤，而埴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古铜瓷器考》关于“唐窑”记载说：“其规范，则定、汝、官、哥、宣、成、嘉靖、佛郎之好样，萃于一窑；其彩色，则霁红、矾红、霁青、粉青、冬青、紫绿、金银、漆黑、杂彩，随宜而施；其器，则规之、万之、廉之、挫之；或崇或卑，或侈或弇，或素或彩，或堆或锥；又有瓜弧、花果象生之作；其画染，则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进之景，规模名家，各有元本。于是乎戗金、镂银、琢石、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则兹陶之一事，谓之泄造化之秘也可，谓之佐文明之瑞也可；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许多历史文献均记录了“唐窑”的卓越成就。实际上“唐窑”的成就还不限于此。如《清档》中多有记载“唐窑”瓷器在釉色、绘画、造型、制瓷工艺等多方面的新创造。它仿钧超钧、仿汝超汝，它能把视为神明的造化，天地的恩赐的“窑变”瓷器，变成了有规律可循的技术，而能按期、按样仿造“内发窑变旧器”。再如，在明代时认为很难烧成，而发生“以身赴火”惨案的大件器物龙缸的烧造，它均按期贡御，说明他已能有把握地烧制了。否则任其巧成，这在封建帝王制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童宾跳火”就是明显的例子。同时“唐窑”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都有新的提高，使造瓷技术取得辉煌的成绩。根据物理性能测定，“唐窑”瓷器其白度已超过75%，烧成温度已达1310℃，根据显微结构分析，其瓷质已达到现代硬瓷的各项标准。制瓷技术有赖于掌握物质化学变化规律的知识，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值得提出的是，唐英把景德镇长期发展下来的制瓷生产知识，劳动人民逐步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并予以系统化的叙述为内容所编制的《陶冶图编次》，这部作品图文并茂(见本刊图页)形象而真实地记载了清代瓷器的制造情况，每一生产程序均配有画图，是当时生产实践的真实写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陶冶图编次》不仅对许多技术细节和技术项目作了详细的描绘，而且其中有的是不见于先前著录，或先前著录不完整，而赖此著而流传才为后代人所知。这个著作里不但反映出一定的化学知识，还反映出当时瓷器生产的工艺技术水平。

史料上明确地说明，“唐窑”是官窑，它是为封建帝王烧造御用瓷器的。唐英，是皇室派遣的督陶官吏，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讲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唐窑”的杰出成就，对创造物质文化上的卓越贡献，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意义是积极而肯定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作为“唐窑”的督造者——唐英，在组织和领导瓷器生产中，善于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并组织和领导他们更加丰富和发展的组织工作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英督陶时亲领窑务，是以工匠为师，深入实践学习他们的生产技能，吸取他们的制瓷经验。唐英初到景德镇御厂是：“陶固细事，但为有生所未经见，而物料、火候与五行丹汞向其功，兼之摹古酌今，侈痹崇弇之式，茫然不晓，日唯诺于工匠之意旨”。(《瓷务事宜示谕稿·序》)但他肯于钻研，善于学习，他“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后，而对“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得于抽添变通之道”。(同上)由此，与工匠实践中逐步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揭示自然的规律，为生产开辟了新的领域。而自谓：“因于泥土、釉料、坯胎、窑火诸务，研究、探讨往往“得心应手”，由而做到“器不苦窳、人不惮劳”。

唐英作为督陶官吏，能以极大精力投身于瓷器生产实践，那种勤奋好学勇于实践的科学态度，不墨守成规大胆革新的创新精神，对今人也不无教益。唐英身为内务府员外郎、榷淮、榷浔，在清朝这个职位比知府还要高，高官厚禄，可坐享清福。当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已年过半百以至花甲，当可置心澹定，自贵其生，本也无可非议。但他却致力于瓷业生产事业而作出了成绩，他对瓷业生产虚心和谨严的态度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唐英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也有助于其在制瓷上的成就。唐英督陶期间在景德镇多做流连，每到之处多题诗留赋，或抒情、或记事，流传下来不少轶事名篇。

今年是唐英诞生三百周年，纪念这个对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的历史人物，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