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辉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人类学研究所， 湖南 湘潭 411201)

薅草锣鼓是土家族一种民间锣鼓说唱形式，俗称“打闹”“叫锣鼓”“山锣鼓”等。长期以来，土家族人生活在湘鄂渝黔边邻的高山地区，这里人烟稀少，居住条件艰苦，生存环境恶劣，野兽出没无常。这样的生态环境，促使人们群体居住，集体劳作，有时为了防止野兽的伤害，还要采取鸣锣击鼓的方式驱赶野兽。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鸣锣击鼓驱赶野兽的方式逐渐演化为一种民俗文化事象。针对土家族薅草锣鼓的起源时间问题，我们查阅了相关历史文献，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据专家学者们考证，薅草锣鼓早在汉代就已经流传于土家族聚居区了。

关于土家族薅草锣鼓的传承与变异情况，笔者赞同民俗学家杨昌鑫的观点。杨昌鑫在其《土家族风俗》一书中这样描述：“据《来凤县志》载，土家族人以‘管山’为业，所种火畲小米及包谷杂粮，满山满岭，每逢薅草季节，为抢天气火色，争节令，就必须相互换工；为调节劳逸，提高功效，打鼓踏歌，鼓劲加油，形成了‘打薅锣鼓’之农俗。”[1]77又据清代《宣恩县志》记载：“夏时耘薅，邀多人并力耘之。选擅唱田歌者，击锣鸣鼓，一唱一和，谓之‘打锣鼓’。”[2]5明代王圻、王思义在其《三才图会》著作中说：“薅田有锣鼓，其声促烈清壮，有缓急抑扬。”[3]561976年10月，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宣汉县志》曾详细记载了土家族人演绎栽秧薅草锣鼓的盛况，书中记载：“土民自古有‘薅草锣鼓’之习。夏日耘草，数家趋一家，彼此轮转，以次周而耘之，往往集数十人，其中二人击鼓鸣钲，迭应相和，耘者劳而忘疲，其功较倍。”[4]86可见，土家族先民们在田间劳作时，有节奏地一边敲锣一边击鼓，而且还吟唱着民间歌谣，这种方式不仅是为了驱逐野兽，也可为劳动者鼓舞士气，统一田间劳作节奏和步调，消除疲劳。早期的土家族薅草锣鼓具有浓郁的巫傩文化色彩，是一种典型的歌乐形式，人们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由歌师领唱，锣鼓伴奏，众人接腔和乐，有时还依附着当地民歌，形成一种独具民族风格的田野歌乐形式。随着时代的演进，薅草锣鼓在表演形式、内容与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以历史故事、神话人物、传奇事件等为主要题材的说唱；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表演方式也逐渐向艺术化方向发展，其音乐旋律、故事情节、表演程式等明显增强，兼具说唱与戏剧的演绎特征。因此，有必要从现代表演形式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薅草锣鼓的形态与价值，薅草锣鼓从产生那时起，发展到后来以说唱为主体的艺术形式，有着自己独特的演进历程，对土家族传统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薅草锣鼓中的民歌元素与演绎内容

土家族薅草锣鼓最初是一种祭祀活动，人们击鼓鸣锣驱赶野兽，在荒野田间对歌祭祀，与古代的“以鼓乐正田役、祭田神”同出一辙，早在周代就有用鼓乐祭祀田神的习俗，专家们推测，周代的“以鼓乐正田役、祭田神”习俗很有可能是土家族薅草锣鼓的前身。由于薅草锣鼓多在山野、田间演唱，并在土家族人生产劳作中发挥“调节劳逸”的作用，从而逐渐成为一种逗趣的歌乐形式。我们发现，薅草锣鼓里凝结着丰富的民歌形态，而且能够运用民歌的元素来标示本民族音乐的特点，演绎着土家族古老的音乐事件之间的严密逻辑关系。

(一)薅草锣鼓中的民歌信息与元素

薅草锣鼓流行于土家族民间，一般由两人演唱，有时也有三人或四人轮唱。歌师在演唱过程中主要以土家族民歌为体裁，在除草、栽秧或其他劳作间歇、吃午饭、放工时演唱，往往是讲述(演唱)一个神话故事，或者演唱一段土家族山歌小调，从音乐旋律、曲体结构、歌词题材、唱腔特点、伴奏乐器等方面观察，都具有强烈的土家族民歌风格。

1.二音列与三音列模式化的旋律结构

薅草锣鼓音乐主要是指薅草锣鼓歌旋律以及锣鼓伴奏音乐，薅草锣鼓歌旋律均以二音列与三音列结构为主，与土家族山歌一样，薅草锣鼓歌的旋律音调主要是以土家族语言音调为基础，有的唱腔旋律近似民间的口语表达。在劳作过程中，薅草锣鼓旋律经历了自然音的变化过程，旋律线条由于受到语言节奏的约束，旋律发展常常采取动机反复的方法，形成了薅草锣鼓歌的主要旋律。薅草锣鼓歌主要以羽、宫调式最为常见，在调的发展方面非常简单，主要表现在平行调式交替上，转调极为少见。土家族二声音列和三声音列结构是土家族民歌的母体。[5]8薅草锣鼓歌主要以“do-mi”“la—do—re”二音列和三音列构成，没有较大的旋律起伏线，是在语言声调基础上的一种自然行腔，强调对语调的夸张。薅草锣鼓歌在“do-mi”和“la—do—re”等大三度和小三度与大二度之间以同音重复的方式确立音乐思维，因此薅草锣鼓歌的调式与旋律发展手法上有了同音交替重复、引申旋律等特征，同时再加上一些衬词与尾腔，使得薅草锣鼓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旋律结构。如流行于湖南省保靖县境内的这首薅草锣鼓歌《梭茨卡(三声音列结构)》[6]34：

可以看出，这首土家族薅草锣鼓歌是劳动者即兴创作的，他们对待事物有感而发，主要反映了土家族人在日常劳作过程中的各种心态与感受。从薅草锣鼓发展历程与内容看来，它记录了各个时期土家族人的生产生活，给人一种再现历史的感觉。在薅草锣鼓《梭茨卡》中，我们并未感受到由于季节变化给土家族先民带来辛苦劳累，而是更多地体现了土家族先民对生产生活的欢欣与自信，勾勒出了一幅土家族先民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画卷。

2.四句式与五句式格律化的曲体结构

土家族薅草锣鼓音乐的曲体结构主要有四句式、五句式以及七句式(少用)等，根据薅草锣鼓的不同演述形式，又有不同的格律。土司统治时期，民间艺人将薅草锣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走立式，歌师即兴演唱，没有固定词曲；另一种为坐堂式，演唱者按照固定的唱词行腔，唱词内容主要是祭祀神灵祖先。薅草锣鼓除了一些即兴演唱的歌曲外，其他歌曲都十分工整，非常符合汉族民歌中“起承转合”的句式排列方式。常见的薅草锣鼓音乐中，一般为四句式，首先由歌师领唱，再与众人和腔，旋律相互交替，经常重复核心乐句。有时，旋律可从三句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于多重结构，如：

A(歌师领唱)+A1(众人和唱)+A1(歌师领唱)+A2(众人和唱)

歌师演唱薅草锣鼓时，为了延长时间，往往以一个乐句为旋律主题，之后不断重复循环，一直到劳作收工结束。我们发现，薅草锣鼓曲调有板有眼，常常为“四句一板”“平仄相间”；从固定的句式来看，有“五五七句式”“五五七五句式”“垒宝塔”“鬼扯腿”“倒七字”“顺七字”等句式。

3.借鉴山歌与戏剧的唱腔特点

歌师演唱薅草锣鼓歌时，带有浓郁的巫风色彩，因为一边劳作一边唱歌的原因，所以演唱时全靠气息演唱，当声音冲出喉咙后又马上收回，下颚、嘴唇快速抖动，使喉结自然上下移动，真假声交替自然。当锣鼓节奏加快时，歌师吟唱急切，曲调高昂。锣鼓声音平缓，歌师腔调委婉流畅。资料显示，“土家族薅草锣鼓的唱腔有两种音调体系，一种是叫人感到‘怪异’，不识音高、不辨调式、不好记谱、不易歌唱、不见经传，给人以‘悲’感的‘巴楚古音’体系；另一种是现在普遍流传的一般音调。”[6]从歌唱功能上观察，薅草锣鼓歌具有典型的祭祀仪式与生产劳作特点，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劳作节奏中有着与之适应的演唱方式，在劳动环境的影响下，薅草锣鼓歌常常借鉴劳动山歌和劳动号子的唱腔特点。我们发现，地方语言的表达方式以及语言音调是薅草锣鼓歌发展的基础，再加上经常借鉴和引用本地戏剧的直白唱腔，更显得薅草锣鼓歌具有一种民间乡土气息。

4.以锣、鼓、钹为伴奏乐器

薅草锣鼓歌常常以锣、鼓、钹为伴奏乐器，需要时再加上马锣，讲究形式，自成体系。一般锣鼓伴奏形式上为三人，敲鼓的称为“上手”，敲锣或敲钹的称为“下手”，人们在田间集体劳作时，一个人面对着薅草的人群击响大鼓，另一个人则敲响大锣，还有一人则敲打着双钹，艺人们称这种形式为“三个头”。当然，“两个头”“四个头”的演述形式也常见，由于乐器组织的不同形式，演奏起来又有不同的“音响”效果。仅从乐器演奏来讲，薅草锣鼓是随着唱腔而变化，可分为“长板”和“短板”两种，根据内容场地的不同，分别打成“请神”“露水”“收工”“送神”等节奏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歌师把“鼓”看成为指挥中心，一切都要听从鼓的指挥。

(二)薅草锣鼓的演绎内容

土家族薅草锣鼓演绎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题材极其广泛，主要有土家族人的宗教祭祀、神话传说、传奇故事以及劳动生产知识等，歌师与艺人运用有规律的锣鼓点子，再配上娓娓动听的唱词唱腔，使得薅草锣鼓的艺术性逐渐增强。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土家族薅草锣鼓在表演形式、音乐属性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旋律、腔调、节奏型及表演方式都得到了改进，更符合民间说唱艺术的基本特征。土家族薅草锣鼓以说唱的形式被人们接受以后，从功能上观察，“它是以娱人为主，给人以高度的艺术享受；它能提高劳动效率，传授生产、生活知识，陶冶人们道德情操。”[7]11在湘鄂渝黔边邻的土家族地区，人们在田间劳作是维系生产生活的一种最基本方式，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劣，互助式劳动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耕种模式。当然，薅草锣鼓就成为一种“号令”，它根据锣鼓的节奏点子指挥着生产的快慢进度，同时也愉悦着劳动者的性情，每当人们在田间野外敲响锣鼓时，自然的山水就成了表演的舞台场景。由此可见，薅草锣鼓与土家族民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劳动生产时敲打锣鼓是隐喻农作物丰收的一种表达方式。

薅草锣鼓表演的舞台就在田间树下、空地坝头，表演时不用专门服装、道具，只要歌师把锣鼓背上，带上几个人就能上坡演出。从表演形式上观察，薅草锣鼓不仅在为人们的玉米地薅草时表演，而且还现身于栽秧、种地、开荒甚至维修田坝、水库等。从表演内容上观察，薅草锣鼓基本由引子、请神、扬歌和送神四部分组成，演绎的内容多为带有土家族原始宗教色彩的祭祀巫辞和民间传说，故事情节生动，民族色调浓郁，土家族山歌曾经这样描述薅草锣鼓：“赶山薅草上山坡，一片歌声夹锣鼓；唱了桃园三结义，放工又唱送神歌。”[8]101。根据薅草锣鼓歌词内容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宗教祭祀

该类的锣鼓唱词大都是一些较为固定的巫傩词汇，表演时并不像“廪歌”与“梯玛神歌”那样，由巫师(梯玛)祭祀施法来完成表演过程，而是通过歌师击鼓领唱，代替了祭祀仪式。歌师所吟唱的歌，主要是一些祭神、请神、送神、娱神等内容，这些神灵有“八部大神”“向王天子”“彭公爵主”“歌爷”“歌娘”等祖先神，以及还有一些汉族神灵人物，如姜子牙、孙悟空等。人们薅草劳作时吟唱这些神辞，主要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及人身安全等。歌师演唱相关宗教祭祀内容的薅草锣鼓歌有《请神歌》《天阳神》《请土地》《土王神》《敬五谷神》《祭田神》《送神辞》等。

2.神话传说

土家族普遍相信神灵祖先，创造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主要包括土家族起源神话、土家族射日神话、先民巴人与白虎神话、洪水神话等，具有相当丰富的想象力。在薅草锣鼓歌中，歌师首先突出彰显了土家族自然神话的特色，用歌唱解释了土家族“毕兹卡”①的来源，吟唱了佘氏婆婆开创土家族谭氏家族的故事。土司时期，薅草锣鼓也经常吟唱有关土王传说故事，关于“溪州铜柱”的故事就有这样的记载：“铜柱以上土王管，铜柱以下归京城；土王打马回家转，金銮宝殿老司城。”[9]215歌师演唱相关神话传说内容的薅草锣鼓歌有《洪荒歌》《补天补地》《兄妹成亲》《葫芦歌》《东山圣公西山圣母》《佘氏婆婆》《罗衣秀才》《水杉的传说》等。

3.传奇故事

在土司统治时期，土家族大部分田土都集中在土司手里，然后由土民们租赁并集体耕种。这样，锣鼓作为一种特殊的作息信号，一直流行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之中。土司为了教化土民，常常迫使歌师编创一些传奇故事来感化和教化民众，使得民众把自己的命运同统治阶级联系到一起，普遍相信传奇故事中的英雄可以来解救自己。后来，由于汉文化的大面积传播，薅草锣鼓也根据汉族民间传奇故事，创作了一些有关汉族英雄人物故事的歌曲。土家族薅草锣鼓歌中，有两首较长的叙事长歌，一首为《东山哥哥西山妹》(七百多行)，另一首为《恶鸡婆》(五百多行)，生动刻画了土家族民间的各种人物形象。歌师演唱相关传奇故事内容的薅草锣鼓歌有《白果姑娘》《李云高打虎》《苦竹娘》《七姐下凡》《桃园结义》《孟姜女寻夫》《李陵碑》《三顾茅庐》《梁祝》《武松》等。

4.劳动生产知识

歌师有时非常注重调节劳动者的情绪，常用一些农业知识为内容进行创作，在薅草锣鼓歌中时常演唱一些“扯白歌”，并采用“盘问”“回答”的方式来传授劳动生产知识，如歌中唱道：“薅草要薅长蛇阵，薅草莫薅捞斗型”②。薅草锣鼓最初就是要赶走野兽、祈祷神灵保佑人畜平安，后来在演绎过程中为了调节劳动者劳动强度，专门增加了一些娱乐成分，表达了民众愉悦的心情。由于土家族人长期在大山里生活，生产力落后，所以歌师有时还有意用薅草锣鼓来宣传农业生产知识，介绍一些简单的生活常识。歌师演唱相关劳动生产知识内容的薅草锣鼓歌有《四声号子》《三声号子》《饭号子》《出工号子》《交接歌》《颠倒歌》《扯白歌》等。

二、从驱兽祭祀到说唱娱乐的体式演化

土家族薅草锣鼓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承担了祭祀神灵、鼓舞生产、娱乐情绪等角色。早期的薅草锣鼓是土家族人祭祀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为了驱赶野兽或调节劳逸，渴望得到神灵庇护，于是在田间地头敲击锣鼓，吟词歌唱。后来这种仪式性的表演逐渐淡化，人们更注重抒发感情，甚至在劳作中演绎一些传奇故事，娱乐性得到加强。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薅草锣鼓从祭神敬鬼到愉悦心情的转向，这也意味着在土司统治的八百多年间，薅草锣鼓在歌师及两人一鼓一锣的题材范围内，扩展到三人、四人以及多人的表演形式，同时也表明了薅草锣鼓从早期驱兽祭祀到后来说唱娱乐的体式内容发生了改变。

(一)薅草锣鼓的仪式化色彩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薅草锣鼓在远古的周朝时期就开始萌芽了。当时，土家族人有敲鼓祭祀的习俗，其中《周礼·地官》载有：“鼓人，算数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利军强，以正田役。”[10]101可见，薅草锣鼓的早期形态是“田歌”。来自武陵山区的巴人，曾经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在阵前跳起《巴渝舞》时“歌舞以凌”“以利军强”，这表明土家族锣鼓祭祀一直存在，而且演绎的动作与内容明显带有仪式化色彩。

第一，薅草锣鼓中主要的演绎内容是祭祀神灵。土家族薅草锣鼓演唱的内容极其丰富，包含了土家族民俗生活与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歌词虽然没有直接讲述土家族的发展历史，但人们可以从中听到许多相关祖先的故事，感受到土家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直白。土家族薅草锣鼓主体内容共分歌头、请神、扬歌、送神等四个部分，都是一些带有祭祀性的劳动歌谣，在充分体现土家族先民崇尚“万物有灵”的基础上，也证明了薅草锣鼓的内容是以神人关系为核心的。薅草锣鼓所反映的是土家族先民的朦胧审美意识，往往与人类早期存在的巫术观、甚至宗教观联系在一起。《太阳神》是一首比较典型的请神歌，它通过通神歌师的吟唱，希望太阳神能够保佑民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歌师唱道：“太阳神呵太阳神，日日夜夜不留停；太阳神呵太阳神，它为凡人若尽心；农夫他把太阳敬，保佑禾苗好收成；年老之人把它敬，白发转青牙生根。”[11]98可见，这首薅草锣鼓《太阳神》带有浓郁的祭祀色彩，它不仅通过歌师(巫师)吟唱神辞来祭奠神灵，还专门以农作物为祭祀对象，隐喻了农作物的丰收会给民众带来吉祥安康。笔者认为，在薅草锣鼓中，最早、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祈求神灵庇护，希望庄家没有虫害，茁壮成长。除了祭祀神灵以外，薅草锣鼓的演唱情绪、伴奏形式、乐曲速度、领唱合唱、动作姿态等都带有一定的仪式化的色彩。

第二，薅草锣鼓表演中带有强烈的祭祀仪式程序。土家族薅草锣鼓歌演绎时，并不需要像土家族“廪歌”和“丧堂歌”那样由梯玛(巫师)作法事、叩头膜拜来完成，而是在表演中要求歌师领唱，替代了梯玛(巫师)的施法程序，但祭祀神灵的仪式仍然存在。薅草锣鼓基本上是按照劳作活动顺序进行的，土家族人在栽秧、薅草、种地、挖土、开荒等活动中无不唱起薅草锣鼓歌，都是一些追思先祖、祭拜神灵的内容，集中在薅草锣鼓“扬歌”“送神”环节，具有明显的祭祀仪式特征。每逢表演“扬歌”时，歌师(巫师)吟唱神辞，往往就是对土家族祖先和所拜神灵的颂扬。歌师在田间常常唱“族源歌”“兄妹成亲”“东山圣公西山圣母”等，带有一定的礼教性质，当然也演唱一些汉族历史传奇故事，如“桃园结义”“武松”“杨家将”等。薅草锣鼓中的“扬歌”不仅可以调节劳逸、缓和疲劳，最重要的是它具有一定的祭祀仪式功能，歌师希望诸位神灵都稳坐在田间、地头和平坝，然后自己可以用歌声取悦神灵，从而得到神灵的庇护。不难看出，“扬歌”环节是歌师祭祀神灵、崇拜祖先的仪式延伸，同时又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热情。“扬歌”以后是“送神”，顾名思义，“送神”是栽秧薅草活动的尾声，锣鼓歌的结尾，主要任务是把神灵送走，让神灵保佑年来风调雨顺、人畜平安。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唱薅草锣鼓中的“送神”歌时，仪式程序可以不按照开始请神的程序来安排，可以先送走五方神，再去送土地神，然后再回过头来送太阳神，祭祀仪式程序依然存在。

第三，部分领唱人、主唱人本身就是梯玛(巫师)。根据文献记载，早期的薅草锣鼓具有浓郁的巫傩遗风，整个歌唱流程全是依靠歌师(巫师)来组织和主持的，锣鼓歌的内容取决于歌师主持仪式的性质，也就是不同劳作活动(插秧、薅草、打谷子等)演唱不同内容的敬神歌。儒家礼经著作《周礼》曾载有：“(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12]79可见，薅草锣鼓的早期是具有祭神功能的，在祭祀过程中，歌师起到了主导作用。除了巫师(梯玛)，一般人完成不了祭祀表演环节，这也足以说明薅草锣鼓就是土家族祭祀活动的重要彰显。

(二)薅草锣鼓的娱乐化色彩

随着时代的推进，薅草锣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当地山歌、号子、戏剧唱腔以及佛道音乐，演绎过程也紧密结合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理念，使得薅草锣鼓越来越具有娱乐化趋向，同时也使得民众在吟唱薅草锣鼓歌中享受到土家族原汁原味的艺术之美。

其一，结合祭祀娱乐神灵。由于表演场域的原因，田间、坪坝等成为薅草锣鼓演绎的天然舞台，演出简洁单一，歌师与其他表演者不需化妆，只需歌师把锣一提、把鼓一敲就开始了。虽然，薅草锣鼓吟的是农事、唱的是农活，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楚巫文化的影响，带有强烈的娱神性，唱词内容多为祭祀神灵的巫歌。诸多学者曾撰文指出，“薅草锣鼓不能简单看成是一种民间音乐娱乐活动，而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祭祀行为。”[13]64在演绎之前，歌师还要在田头烧纸、烧香或用酒来祭奠神灵。歌师请神，会面对着田地大声吟唱神辞，常常将一个五言四句的旋律穿入七言五句的神歌中，这就是薅草锣鼓歌中人们常见的“穿句子”。表演时，歌师经常用敬神辞与自己的祖先神(八部大神、彭公爵主、田好汉、向大官人等)“通话”，祈求他们的保护。据考察证实，湘西龙山土家族地区的薅草锣鼓(如《请神歌》《送神歌》等)中还保留了许多优美的神话传说，娱乐性很强。

其二，结合歌唱娱乐自身。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薅草锣鼓由原有的祭祀风格发展为娱乐活动，主要受到了土家族自然经济的影响。每当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随着土家族劳作经济的缓慢发展，人们将薅草锣鼓中较为简单的击鼓鸣锣方式进行改进，在提高劳动效率、传授农作知识中得到美的享受。早在清代，文献就记载了薅草锣鼓的娱乐功能，描述了薅草锣鼓能够起到“调节劳逸”“提高工效”的作用。据清代《来凤县志》记载：“一人击鼓，以作气力；一人鸣钲，以节劳逸。随耘随歌，自叶音节。”[14]29可见，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看，薅草锣鼓的娱乐成分明显加强，无论参与人数的多少，还是歌唱内容的性质以及独特的伴奏形式，薅草锣鼓都已经具备了“娱乐”的特性；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坪坝、堂屋，歌师几乎以演员的身份，使出浑身解数来取悦民众。薅草锣鼓歌演绎时，场面热烈，人们一边打鼓、一边敲锣、一边唱歌，让人感觉快乐、热情。歌师唱道：“太阳出来坡背黄，薅草人儿忙又忙；歌是越唱心越亮，你追我赶不落后。”[15]125听后，使人忘记了劳动过程的疲劳和艰辛，立刻洋溢着无比的快乐。

其三，结合故事娱乐民众。薅草锣鼓歌传唱于土家族聚居区，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土家族传统文化。表演时，土家族歌师吟唱出优美神奇的传说故事，在“一人启口，众人帮腔”的形式下，重复着“白蛇娘娘”“杨令公”“孟姜女”“诸葛亮”“武松”等民间传奇故事，这种艺术形式不仅传授着儒家文化思想，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而且还可以缓解劳动压力，营造和谐劳动气氛，寓教于乐。每当劳动强度加大时，歌师们鼓足干劲，并用锣鼓点子巧妙地安排着节奏，采用“大放声”的方式(高八度用假声演唱)，随着“咚哒”的锣鼓声，尽情表达着劳动的快乐。人们唱道：

歌师：太阳出来嘛吆呵，晒脑壳啦嘛吆呵！

众合：晒脑壳啦嘛嗬吔嗬。

歌师：手拿锄头嘛吆呵，莫偷懒啦嘛吆呵！

众合：莫偷懒啦嘛嗬吔嗬。

歌师：岳王爷爷嘛吆呵，是种田人啦嘛吆呵！

众合：嗬吔嗬啦嘛嗬吔嗬。[16]129

……

这种类似劳动号子的薅草锣鼓，节奏明快、激励、规整、紧迫，演唱时具有较强的力度感与节奏感，体现了土家族人在薅草栽秧劳作时的豪放性格。

劳作平缓或歇息时，歌师喜欢吟唱一些具有生活气息和带有故事情节的歌曲，这类薅草锣鼓歌抒情、逗趣，时而让你开怀大笑，时而让你痛哭流涕。每当唱起“扬歌”时，歌师分别运用“扬歌带号”“扬歌带彩”“扬歌带板”“扬歌带戏”等演唱方式，叙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有时也描述土家族民间习俗。薅草锣鼓《苦竹娘》就是一首比较典型的“扬歌”，流行于湖北来凤土家族地区，主要是讲述婆媳关系的一些故事。歌中唱道，严厉的婆婆不允许媳妇去看望自己的亲娘，直到婆婆允许时，才得知自己的亲娘已经不在人世；歌师演唱时对媳妇进入娘家门时那种期待、惊异、悔恨等心情进行描述，腔调十分感人。

(三)薅草锣鼓的演绎从重仪式到重娱乐的文化转向

在土家族薅草锣鼓的演绎发展过程中，薅草锣鼓经历了从重仪式到重娱乐的转变过程，也就是从歌乐到说唱艺术的演进过程，其演绎过程呈现出过渡性特征。笔者认为，薅草锣鼓从歌乐到说唱的过渡，既是土家族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歌师审美转变的结果。土家族最初利用薅草锣鼓祭祀、娱神，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带有田野劳作性质的娱乐活动，这也是人类文化及民族传统文化的共同发展趋势。根据薅草锣鼓发展的新面向，揭示其转向的另一个文化维度，尤其是一些祭祀、民俗习惯的遗留问题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薅草锣鼓的目的。

1.薅草锣鼓文化转向的继承性

薅草锣鼓与土家族原始宗教祭祀相互结合，充分体现了土家族传统音乐的文化特质。从内容结构层面观察，薅草锣鼓虽然继承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祭祀属性，但后来逐渐开始向娱乐层面转向。值得注意的是，薅草锣鼓在文化转向及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对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土司统治时期，薅草锣鼓一直以祭祀的方式保持着对神灵、祖先的礼祀风格。明清时期，地方县志大量记载了薅草锣鼓的活动情况，许多薅草锣鼓都以祭祀仪式的形式演绎了土家族人崇拜祖先的“祀祖歌”，如当时比较流行的《祭土地》《祭祖先》《祭太阳神》等，歌词内容明显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承接。研究者们对薅草锣鼓早期吟唱的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薅草锣鼓就是对土家族巫傩文化的继承，并撰文指出“演唱开始需要请诸多神灵，结束时也要送神。在大庸市《薅草歌》的六个唱腔中，开始和结束的唱腔分别为《请土地》和《送土地》。这在鄂西南一带同样如此，如鹤峰县薅草锣鼓在开始时要演唱《歌头》(参拜天、地、龙等神灵)《请土地》《扎寨》《封土地神》等，结束时也要演唱《折寨》《送土地》等。”[17]105可见，这些薅草锣鼓歌在内容上都是继承了土家族古老祭祀歌，使得劳作者不要忘记祖先的功德。

改土归流以后，土家族薅草锣鼓逐渐引入许多娱人因素，歌师表演时也相应融入土家族小调、号子、山歌等音调结构，植入了戏剧、说唱的一些娱人成分，使得大量的仪式性薅草锣鼓转变为娱乐化的歌乐表演。但是，薅草锣鼓自始至终都保留了祭祀仪式风格，绝大多数娱乐性的薅草锣鼓都有祀礼仪式的诵咏现象。在薅草锣鼓歌中，人们喜爱《桃园结义》《穆桂英》《恶鸡婆》等，通过歌师对故事情节的叙述，不仅为薅草锣鼓歌增添了娱乐性，使人们从中得到美的享受，而且继承了民间祭祀传统，保留了一些仪式环节，逐渐成为维持土家族传统文化发展的一条纽带。

2.薅草锣鼓文化转向的必然性

薅草锣鼓的功能性还表现在对土家族传统文化的诠释上，在演绎过程中，它由祭祀转向为娱乐，表明了这种艺术形式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纵观薅草锣鼓的表演过程，虽然带有强烈的祭祀仪式色彩，但“神”已经人化，也就是说薅草锣鼓已经摆脱了敬神迎鬼的土家族原始宗教性质，慢慢向社会生活与审美“靠拢”。从薅草锣鼓内容的时代差异性来看，带有浓郁娱乐性的薅草锣鼓已经摆脱了封建祭祀的束缚，其内容题材就已经从“鬼神祭祀”“神话传说”过渡到现实生活及审美需求，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一种民间艺术。

上千年来的土家族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面临着无数次范式性的、结构性的变革，因为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人类文明进步及传统文化转型，而民间艺术的功能转向，正好为我们研究土家族传统文化提供研究范式。其中《薅草锣鼓》中所蕴含的土家族“万物有灵”理念与民俗生活实践就是一种有机的统一，这种范式也是土家族先民创造美好生活、解释万物始原、祈求神灵庇护的基本内涵。从薅草锣鼓形成过程中由祭祀转向娱乐的形态特征来看，薅草锣鼓这种民间艺术不仅丰富了土家族人的民俗生活，其自身富有的元素宗教艺术色彩，为我们研究人类起源、宗教形成以及戏剧之源流提供了例证，而且文化转向能更好地推动民间艺术服务于社会生活。

3.薅草锣鼓文化转向的路径

由于地域分布空间的差异，土家族各地区的薅草锣鼓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从早期的锣鼓祭祀到后来的说唱娱乐这一发展过程来看，充分说明了薅草锣鼓与土家族歌舞艺术在形成的早期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崇拜神灵、祖先是土家族的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又是传承土家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与渠道，因为对神灵和祖先的信仰崇拜在薅草锣鼓中都有体现。薅草锣鼓文化转向路径为：

其一，薅草锣鼓的结构功能与文化特质转向，也就是从本质结构及功能的认识转向文化内涵的表达。我们对薅草锣鼓的歌词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薅草锣鼓歌词不仅是祭祀神灵的神辞，同时还结合了许多土家族民间艺术的演绎形式，是在土家族原始先民酬神祭祖活动中，在民间歌曲吟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薅草锣鼓具有厚重的民族文化特征。

其二，薅草锣鼓的题材与演绎形式发生转向。薅草锣鼓自周朝开始，兴盛于汉代，一直用于民间祭祀。清代以后，逐渐演变为娱乐歌舞。清《桑植县志》记有：“夏日薅草，集垅土俯仰挥锤。两人对讴，庄谐间作，锣鼓应之，此农家娱乐，用以激励劳动者也。”[18]101文献强调了薅草锣鼓的娱乐性，作为一本产生于清代后期的县志，可以看出薅草锣鼓发展历史的若干连接点，从中窥视了整个薅草锣鼓艺术的演变过程。

其三，民众审美需求的改变，迫使薅草锣鼓艺术按照艺术规律发展。由于土家族社会进步与发展，民众审美价值发生了变化，使得薅草锣鼓这种艺术形式倾向于娱乐性，从最初的宗教祭祀目的改变为“陶冶民众情操、传授生产知识、享受艺术美感”的目的。

当然，薅草锣鼓文化转向，需要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模式，解决生产、文化、艺术、历史等之间的各种关系问题。

三、具有“黍作知识”的隐形教化功能

集体参与是薅草锣鼓的最大特点，人们敲锣打鼓，在薅草、栽秧、种地或劳动歇息时，吟唱歌谣，传授农业生产耕作知识。人们把“锣鼓”声作为农业产生的劳作信号，根据这种信号的节奏强度开展挖土、薅草、栽秧、收割等农事活动；把歌师的歌乐和说唱当作音乐或传说故事来欣赏。其中，歌师演绎的大部分薅草锣鼓歌都与“黍作知识”相关，并生动形象地教化了人们如何耕作天地，如何插秧育苗、如何摘收粮食等。

(一)薅草锣鼓的叙事维度

薅草锣鼓作为黍作文化的叙事载体，本身就蕴含了丰富的、广泛的农业生产知识，尤其重视在“刀耕火种”条件下的山地农业发展。薅草锣鼓从“黍作知识”教化与传授知识层面，详细表述了土家族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生产劳作方式”“先民叙事哲学”等内容，歌中叙事的内容相互渗透，体现了薅草锣鼓叙事的针对性和连续性。

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入手。薅草锣鼓自产生的那一时起，就与自然生态环境结下了不解之缘。薅草锣鼓歌的内容都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有关，歌师用敬神辞祈求神灵庇护，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除此之外，薅草锣鼓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民众的民俗生活与生产劳动，这些内容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和多元性。其中，大部分薅草锣鼓歌是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入手，重点叙事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敬土地神是希望神灵能保佑民众获得好收成，拜太阳神是恳请神灵能带来平安。“刀耕火种沿袭了数千年，高山峻岭成了人们生存的障碍。为了追求幸福、自由与征服自然，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高兴了对着大山吆喝，愤怒了对着河流呼喊，久而久之吆喝成了美妙的乐章，民歌成了土家族人舒心的感情释放。”[19]23

从劳作生产方式方法入手。土家族地区属于山地农林牧经济类型，土地都由土司控制，农民只能靠集体租赁耕种，平时挖土锄草几乎都采取集体劳作的方式。在湖北省宣恩县土家族聚居区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请好一个歌师傅胜过十个劳动力。”③薅草锣鼓歌留下了大量有关生产劳动内容的诗句，它们世代相传，既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又促进了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诸如“今天挖土都发狠，锄头落地像雨林”“大家挖土要展劲，锄头底下是黄金”等劳动场面，简单描述了土家族人生产劳动的劳作方式。歌曲还善于结合劳作者的现场表现，给予适当的赞扬与批评，使之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更加符合土家族人的审美情趣。

从先民叙事哲学入手。从歌词吟唱内容上看，部分歌词非常具有哲理意义，与古代土家族先民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勤俭节约”等理念十分吻合。土家族先民崇拜白虎，以白虎为民族图腾，相信梯玛，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有灵性，并由早期的巫术原始宗教信仰演变为多神崇拜。不难看出，薅草锣鼓歌运用夸张、隐喻、排比、联想等手法，彰显了土家族人乐观的格调及谦和的品德，是古代土家族先民哲学叙事的一种延续，为以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借鉴。

(二)薅草锣鼓的文化认同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分析，上千年来，土家族薅草锣鼓由祭祀神灵到娱乐审美，功能与属性发生了根本变化。就早期形态而言，薅草锣鼓主要是为了驱赶野兽，在劳作中祭祀神灵，希望得到祖先、神灵的庇护。改土归流前后，随着民众生活习惯的改变，一些旧的陋俗被废除，审美意识逐渐提高，薅草锣鼓更倾向于娱乐，它既能放松心态，又能调节劳逸，而且还为我们了解古代土家族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文化信息。薅草锣鼓主要的环节就是敲击锣鼓和说唱，作为一种民俗现象，它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也早就得到了土家族民众的文化认同。美国著名学者格尔兹认为，“文化是以一种符号的形式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流传的，人们也通过这种文化符号的形式得以沟通交流和表达基本的人生态度。”[20]89居住在边远山区的土家族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他们有时只能运用薅草锣鼓来娱乐消遣，在生产劳作中通过薅草锣鼓来结交朋友，增进社会交往。薅草锣鼓传承、传播了土家族上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无论是歌乐祭祀还是说唱娱乐，薅草锣鼓都深刻体现着土家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并且一直塑造着本民族的耿直性格。

(三)薅草锣鼓的教化功能

薅草锣鼓与农业生产联系紧密，人们敲打锣鼓，吟唱歌谣，反映早期土家族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态度。与土家族农耕农业相应，山地农业是土家族农业经济的根基，各个时期的土家族人都有过演绎“薅草锣鼓”的经历，这也证明了土家族先民一直崇尚“黍作”文化。土家族薅草锣鼓的历史记忆，应该与土家族传统文化思维产生直接联系。因为，第一，土司控制了大面积土地，使得广大民众集体租赁耕种，土司与土民产生了雇主生产关系。第二，土家族农业生产环境恶劣，地多田少，长期采取“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第三，由于耕种技术的落后，人们只有选择劳动歌唱、劳动击鼓的方式来督促农耕劳作，提高劳作质量。很显然，从功能意义上看，薅草锣鼓消除了疲劳，提高了劳动效率，但更重要的是它在演绎过程中传承、传播了土家族传统文化知识，起到了教化作用。从教化的内容、方式上观察，薅草锣鼓比较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其一，传承土家族原始宗教祭祀文化与巫傩文化，在吟唱“歌头”“迎神”“扬歌”“送神”等四部歌乐中，传播土家族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程序，教育青年人必须崇敬自己祖先，而且进行多神崇拜。其二，运用夸张、比喻的艺术手法，讲解一些民间传奇故事(主要为汉族故事)，如《白蛇传》《孟姜女》《穆桂英》《风波亭》等，增加民俗生活情趣。其三，宣传一些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如插秧、锄草、耕地、开荒、收包谷等劳作要领。四，演唱一些“花歌子”(荤段子)，如《十二花歌》《交情歌》《怀胎歌》等，介绍青年男女恋爱及一些生理方面的基本知识。作为“黍作”文化的一部分，薅草锣鼓一直强调“精耕细作”，并在歌曲中有着大量的“精耕细作”描写，歌师试图通过说唱这种形式来告诫人们，每当“插秧”“薅草”“种地”“开荒”时，必须坚持“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

薅草锣鼓在长期的演绎与发展过程中，同周边姊妹艺术不断结合，形成了一种独具一格的民间说唱艺术，凸显了这种艺术形式的文化内涵价值。对土家族薅草锣鼓进行挖掘与保护，有助于丰富民族文化内涵、繁荣民族民间音乐内容，推动民族音乐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我们在探讨民族文化及民族音乐发展方向时，应该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内容的民族特征与表现形式，同时也需考虑到某种艺术形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现实，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像土家族薅草锣鼓这种艺术形式的文化转向研究，一是要探索土家族薅草锣鼓背后承载的民族传统礼乐文化，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经典叙事与经典传播，了解古代土家族先民传承自己祖先宗教观念的路径，为研究从古代祭祀到现代娱乐审美的文化转向提供资料依据。二是必须打破固有研究范式的依赖和旧有思维惯式，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的历史、内涵与特点，推动传统音乐文化的演绎朝着创新化、健康化、清晰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

注释：

① “毕兹卡”是土家族语言音译词，意思指的是“说土家族语言的人”。

② 捞斗是土家族人一种捕鱼的常用工具，用竹篾制成，上身大而下身小，形状如漏斗。

③ 该谚语流行于湖北省宣恩县土家族聚居区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