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丹（菏泽市鲁西南民俗博物馆，山东 菏泽 274000）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木版年画作为民间美术的一个门类盛行于全国各地，但以多幅画面装订成“书本子”，而作为实用品者，唯有鲁西南—菏泽。

一、“书本子”的来历

“书本子”是菏泽市农村妇女特有的一种女红用具，由十几页裱有木版年画的画页装订成册，以老蓝布包皮（俗称打夹），黑布条盘扣系之，讲究者还在包皮的封面上绣有花草图案。在“书本子”的封皮和封底内侧都缝有针包、线袋，用来插放钢针和存置棉线。书页间便是夹放鞋样、袜样、绣花样和丝线的地方。因装订形式和外观都极像线装书，故称。在当地的方言中，由于声母sh往往被声母f替代，所以“书”通常都被读作fu(福），“书本子”也就被喻为“幸福之本”。按传统习俗，媳妇“过门”后，婆婆要买五种用具送给儿媳，即“书本子”、针线活筐子、纺花车子、包囊子和剪子。“书本子”买来后，婆婆要对其进行打夹（包皮）。“夹”音谐“家”，寓意“成家”之意。打夹，还有“闰月不打夹”和“隔年不打夹”之讲究。就是说，凡逢闰月的年份不能打夹，再者，当年买的“书本子”当年打夹，否则次年以后就不能再打夹了。因此，“书本子”又有打夹和未打夹之分。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书本子是鲁西南农家妇女做针线活须臾不可离开之物，自出嫁始即人手一册，倍加爱护、代代相传。此物尚具有重要的辅助功能，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寓教于乐。其功能或拿来哄教、熏陶家中哭闹的顽皮稚童，或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或在潜移默化中模仿民间艺术形式描绘各项技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发挥着“小人书”式蒙学课本的功能。

媳妇接过“书本子”后，要向婆婆请取丈夫的鞋样和袜样。此时，婆婆就会郑重地从自己的“书本子”里拿出儿子的鞋样，并交给儿媳。儿媳接过鞋样后，慎重地夹放在自己的“书本子”里。至此，母亲算是将儿子今后的一切全部交给了儿媳，“书本子”也将从此伴随媳妇的一生。最初，“书本子”的书页是空白的，由农村妇女自己装订使用。后来年画作坊看准了这个潜在的市场，于是制作出专用的雕版印刷“书页”，并装裱成册出售。出于商业竞争的需要，“书本子”的制作相当讲究：书页印刷精美，内容丰富多彩。可以说“书本子”全面而真实地展示了菏泽木版年画的总体艺术风格。

二、菏泽木版年画的发展

菏泽木版年画产生于明洪武年间。1368年，山西的一些年画艺人随移民大潮来到菏泽繁衍生息。当时的年画艺人们用雕版印刷技术制作一些简单的年画，如灶神、门神等。

到了19世纪中晚期，随着周边地区年画技术的大量引进，菏泽木版年画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一度十分繁荣。

20世纪50年代，机制年画的大量出现，宣告了木版年画黄金时代的结束，木版年画的产量逐渐萎缩。“文化大革命”时期，木版年画被当“四旧”予以清除，大批传统题材的年画被焚烧，雕版被毁坏，年画的生产基本归于停滞。

近年来，木版年画作坊的后人们，利用侥幸保存下来的雕版，积极发掘制作工艺，使菏泽木版年画的制作技术得以延续。

三、菏泽木版年画的分类

菏泽木版年画的内容题材极为广泛，归纳起来有辟邪迎祥、风俗习惯、生活生产、戏曲故事、历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虫鱼等。按其表现形式，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一）神像类

年画年画，过年的画。农民过年，首先要供神祭祖，祈求上苍降福，故年画的传统题材多以神像为主。其主要内容有三皇、玉皇、观音、土地、文武财神、灶神、护家奶奶等。以室内张贴为主，有固定的龛位和相应的位置。

（二）门神类

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寓意驱逐鬼魔、镇守门庭、祝寿增福、加官进禄者。人物造型有秦琼、敬德、天官、员外和寿星等。这类门画一般贴于临街大门和堂屋门。二是寓意财源茂盛、太平富贵、吉庆有余、子孙繁衍等。其内容多为两个童子，或手持花篮、脚踏金钱；或怀抱鲤鱼，头顶莲叶。此类门画多贴于东西配房之门。

（三）装饰类

内容大多是福寿天官、状元及第、麒麟送子、三星高照、岁岁平安、花鸟鱼虫、自然风光和小说戏曲传说故事等。如《牡丹花瓶》《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白蛇传》等。另外，岁月的变迁也在木版年画上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如民国时期的《女子洋枪队》和“文革”中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白毛女》等共计五十余种。装饰类年画除反映民众求生、趋利、避邪的愿望外，还有装饰房屋、用具之功能，以美化环境和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主要张贴于室内墙壁和用于裱糊扇面和装订“书本子”。

四、菏泽木版年画的特点

菏泽木版年画，源于民间，传于民间，经历代民间艺人不断地进行艺术实践和更新，逐步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强烈的民间情趣，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淳朴古拙的独特艺术风韵。

（一）鲜明的艺术题材

菏泽木版年画多以小说戏曲故事为主体。戏曲是民间社会生活中最普及的艺术，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精明的年画艺人们，更是看准了这个商机，将戏曲故事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人物和最为典型的场面，改编制作成年画。利用自己与民众相通的思想情感和相近的审美情趣，运用通俗的艺术语言，生动自如地刻画出剧中有关人物的性格和表情动态。使正义与邪恶、忠义与奸佞、善良与丑恶得到淋漓尽致的描绘，爱憎分明。这对当时处于社会物质生活极为艰苦和贫乏条件下的农村大众来说，实在是再合“胃口”不过了。这些色彩鲜艳且又通俗的画面，不仅美化了环境，装饰了用具，还使人们在欣赏这些画面的同时，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接受了传统的道德教育，大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使得戏曲年画很快成为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和乐于接受的一种直观、形象、寓教于乐的“教科书”。

（二）简练的结构布局

菏泽木版年画的基本构图，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充分地展示宾主、虚实、呼应、开合的对称统一法则。大胆取舍，巧妙组合，不设或少设背景和不必要的道具，使画面的空白有机地联系着画中各个部分。这种“计白当黑”“取一而舍万千，明一而现千万”的艺术构想，将复杂的内容，高度概括提炼为简明的画面，从而让我们超越视觉的范围，在想象的天地里自由驰骋。另外，有些画面上还注有人物的姓氏、点明故事的题款和年画作坊的商号等。

（三）古朴拙雅的造型艺术

菏泽木版年画的造型艺术手法，基本上继承了我国民族绘画中线描造型的优秀传统，同时，也大量吸收借鉴了戏曲舞台人物的脸谱艺术造型。特别是对戏曲题材的艺术刻画，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艺人们用民间那种特有的审美观念和情趣加以艺术夸张。如在对人体（特别是神仙类）比例的设定时，尽量压缩其身高比例而向横的方向加以夸张和变形，使之形成一种庄穆和壮实感，以充分体现神圣的力量；人物动态方面的刻画，对武门神类多是取自戏剧中武将的亮相和持枪走马时的开打功架之势。戏曲类则多是截取最能代表各剧中人形象的瞬间特写，形形色色，千姿百态。对人物表情的刻画，更是美丑易辨，一目了然。

（四）完美的形音意组合

年画中对有关祥瑞吉庆题材内容的艺术表现，大多采用了象征、谐音、借比等艺术手法，如荷花（和睦）、瓶（平安）、鹿（禄）、牡丹（富贵）、桃（寿）、莲蓬（多子）……通过形、音、意的有机组合，借音达意，以物寄情，表达了民众对福、禄、寿、康、宁、喜的美好愿望和追求，如“富贵平安”。这种精神与艺术的巧妙结合，在思想感情上最能唤起大众的理解和共鸣，因而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欢迎。独特的艺术语言，也对相关的美术创作产生了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五）极富动感的刻线

形因线而立，神因线而传。线是菏泽木版年画造型的基本手段。线条或粗犷奔放、曲直挺拔，或纤细轻柔、娟秀流畅；或寥寥数笔、概括简练，或繁缛复杂、细致入微。均一气呵成，神韵十足，为整个画面赋予了韵律感和节奏感。“周濂溪爱莲”，用较随意的粗重线条，对其背景中的山石、用具等作了简单的概括，对周濂溪和书童则用较细、较轻的线条，就其神态、动态等进行了细腻的刻画。两者刻线刚柔相济，和谐自然，整幅画面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六）浪漫的施彩艺术

菏泽木版年画的施彩，融对比、调和、同类色谱为一体，尽现色彩语言的表述技巧。施彩方式不求严格规范，或对画面上的所有个体施彩，或对部分个体施彩，或对个体的局部施彩，以对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的情感为准则而大胆取舍，使色块与色块之间、色块与墨线之间、墨线与空白之间产生强烈的色彩对比。《美人乘洋车图》，仅对乘车的母子和两位旁观者中的一位施用了较浓艳的红、绿二色，而对车夫等人及执扇、伞的局部只用淡淡的浅黄进行涂抹，其余如人物的面部、洋车则更是“一色不染”。这种色彩斑斓而跳跃的色彩配比，已大大地超越了实际物象的色彩，是物理色彩与感情色彩交织的结果，对人们的视觉及心灵形成冲击，是其他画种不可替代的鲜明特征和艺术风格。

五、结语

时过境迁，如今除在民间还能偶尔见到一些残缺不全的“书本子”外，大量原汁原味的菏泽木版年画已很难见到了。但是，无论是作为我国木版年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或作为鲁西南民俗学研究的资料，还是供地方社会发展史研究方面的参考资料，它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菏泽木版年画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反映社会生活，但又不被现实生活所约束。这种实中有变、变时随俗、兴到意至的艺术，最能触动人们追求美满幸福的上进心理，是广大民众永远喜欢并乐意接受的。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包括木版年画在内的菏泽民俗风情，在增强地方对外界的吸引力、提高地方的知名度、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地发掘、研究、发展、完善它，使这株古老的民间艺术之花再度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