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兵 杨书瑶

“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原本由国民党控制的城市相继得到解放。为保护革命果实、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城市生产生活，我们党在新解放的大城市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新解放区具有过渡性质的人民民主政权形式，对城市进行全面接收与管理。1949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成都。70多年来，成都市在党的领导下，从解放初期工业基础薄弱、社会治安混乱、人民生活困苦的西部落后城市逐步发展成为产业发达、经济繁荣且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中心城市。回顾成都市军管会的建立背景，研究其城市接管实践，有助于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市的基本状况，厘清其城市发展历程；也有利于了解中国城市政权建设，总结党的城市管理工作经验，对新时代推进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借鉴价值。

一、成都市军管会的组建背景

(一)成都市和平解放

1949年11月底，蒋介石自重庆逃往成都，妄图部署“川西决战”进行最后顽抗。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政治联系和政策宣传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康地方实力派在雅安和彭县通电起义。此次起义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瓦解，蒋介石唯恐自身难保，遂于10日携政府要员逃往台湾。12月21日，贺龙、刘伯承、邓小平向胡宗南部发出最后通牒：“为今之计，你们只有起义或放下武器才是出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猛烈的政治攻势，国民党留川将领相继选择在什邡、金堂、广汉、郫县等地率部起义。胡宗南见大势已去，丢下部队于12月23日逃往海南岛，其部下李文在顽抗失败后投降。至此，成都战役结束。成都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残余匪首已最后被赶出中国大陆。1949年12月30日，贺龙等率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成都3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贺龙后来不无激动地表示:“成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盘踞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出乎我所料，成都又是解放战争中继北京和平解放以后保存下来的最无破坏、最完整的一座大城市，这是奇迹。”成都的和平解放避免了流血、减少了破坏，既宣扬了军威，又稳定人心，为成都市军管会的迅速建立与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政治前提。

(二)成都市的复杂社情

成都虽然和平解放，但接管成都政权绝非易事。成都地处西南，远离解放区。同时，成都又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据点，大批国民党党、政、军、警、特机构溃逃至此，散兵游勇齐聚此地，在成都郊区不断组织土匪暴乱。解放前夕，国民党匪帮就曾在成都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人士。世界语学者许寿真、民盟中央委员杨伯恺等就于12月7日深夜被四川特务头子徐中齐下令枪杀。加之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及诸如“袍哥会”等民间帮会势力各成派系，导致成都出现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和极端严峻的反革命敌情。同时，由于国民党长期在此经营统治，成都几乎是一个完全依赖农村的消费城市，其繁荣景象一经解放便荡然无存。解放初期投机商人大肆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秩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敌特分子更是趁机制造谣言致使人心浮动：“共产党打仗有一套，管城市经济不行，这个烂摊子收拾不好，要不了3个月就站不住脚。”当时成都社会治安也令人堪忧。时任中共川西区党委副秘书长的王定一回忆：“当时的成都乱得很，整个川西也乱的很。在城外，零散股匪大肆骚扰叛乱，公开袭击人民解放军，东边打到牛口市，北边打到驷马桥。在城里，潜伏的特务、破坏分子也乘机进行活动，到处打枪。”面对极端复杂的政治情况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为有效恢复生产秩序，迅速安定人民生活，成都市军管会的建立成为必然。

(三)筹建成都市军管会的条件

1949年5月，中央军委制定了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与此同时，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完成了筹建成都市军管会的准备工作。8月，中共晋绥分局基本完成对入川干部的组织动员，并集中干部对有关解放新区的工作方针政策以及其他解放大城市的接管经验进行系统学习。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编印了关于成都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成都调查》《成都简况》等文件材料，供接管干部参考查阅。12月10日，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组织成都市军管会和任命各接管部门负责人的决定。同时，根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和成都市实际情况，初步制定了《关于接管成都应注意事项的规定》，并就干部请示报告制度、组织规范相关工作制度和纪律作风等作出严格说明。成都的中共各级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地下党员，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长期开展地下斗争，既成功保存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又从城市内部分化瓦解了敌人，为成都的顺利解放和军管会的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因此，成都市军管会在建立之前，无论是在军事、政治上，还是在人员、组织上，均提前做好了周密细致的准备，这为军管会的顺利组建、接管工作的迅速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成都市军管会的接管实践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的规定，1950年1月1日，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它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的成都市行政区域内的最高行政权力机关和军事机关，统一管理成都市各区域军事、民政事宜，完成对旧政权和军事等方面的接管。成都市军管会领导班子基本来源于第二野战军第18兵团军队将领。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阎秀峰任副主任，下设办公厅和政务(成都市政府当时暂设其中)、财经、文教、军事、房产五个委员会，公安、侨务两个处及警备司令部。军管会自建立伊始就积极投入到对成都市的接收、管理与改造工作当中。

(一)明确接管方针，广泛宣传动员

明确接管工作的基本方针与工作方法。1950年3月16日，李井泉在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指出：“接管工作绝不是单纯的行政事务和一般的移交、清点、接收等技术工作，而是一个艰巨的复杂的政治任务。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又绝不是靠少数接管人员所能办到的，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充分使用原有人员，同各界人民团结一起，分清轻重缓急，有区别有步骤的肃清反动残余，建立人民革命秩序，恢复与发展生产，以便逐步的建设人民的新成都，这便是我们接管工作的总方针。”依据总方针，成都市军管会进一步阐明了接管的工作方法：第一，自上而下的调查宣传与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相结合，以安抚人民情绪，激发群众参与热情。通过科学合理制定不同领域接收方法，加强对接管工作的有效监督，变接管工作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过程，为日后城市管理打下良好群众基础。第二，城市接管，既要“接”也要“管”，重点还是在“管”。针对不同接管对象性质、特点，军管会向各接收委员会强调应酌情采用“接”“管”并重、先接后管、先管后接、边接边管等方法，妥善接收管理一切公共财产，将其用于和平建设与支援解放战争。第三，不同接管领域应遵循不同接管原则。生产、文教部门应贯彻“整套接收、保持完整”的原则，防止财物遭受破坏损失或分散转移；而政务及军事部门则应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全盘彻底改造”方法，彻底清除国民党反动腐朽的军政制度，建立革命的军政制度。

广泛宣传动员，充分发动群众。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发给成都市军管会关于接管城市的注意事项中明确要求，文化部门进城后应即刻印好宣传品，编好报纸和广播节目，迅速展开对群众的宣传，使政策和群众见面，消除疑虑，安定人心。成都市军管会成立后，随即进行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动员。其一，坚持统战宣传。贺龙、王维舟等领导人多次登门拜访熊克武、刘文辉，抽出不少时间接见其他起义军政要员，征求他们对各项工作的意见，及时对他们的工作作出安排，诚恳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鼓励他们为建设新成都继续努力。其二，加强报刊宣传。为进一步打消人民顾虑，劝解受骗群众，成都市军管会创刊《川西日报》，建立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批准具有进步倾向的《工商导报》《新民报晚刊》登记复刊，使之成为报道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主流舆论阵地。其三，强化会议宣传。通过各级工作会议、座谈会等形式，向各阶层人民广泛宣传接管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例如：召集本市各行业理监事开会讲解工商业政策；组织全市各行业工人代表集会座谈；主持成都市各界代表座谈会；等等。广泛的社会动员和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逐渐打消了成都市民的顾虑，或参加交接清点工作，帮助接管；或主动向军管会检举提供情况，为我们党顺利接管成都提供了有利的舆论宣传氛围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正确执行政策，有序开展接管

对旧政权的接管。从1950年1月2日起，成都市军管会以最快速度全面接管了成都的原国民党省、市政府机关中的市政府以及民政、财政、建设等重要职能部门；对于税收、田粮、银行、水利、交通等职能部门，则暂时只派遣正副局、处长或军事代表监督其工作，在此过程中了解和熟悉这些机构的运转及人事状况，然后再全面接管；对在这些机构工作的旧职员及官吏，暂时均照常使用。对旧成都警察治安系统的接管，也按照深入了解情况、慎重接管，依靠群众、充分利用旧人员的原则有序展开。在初期我们党城市管理经验不足、干部力量不够的情况下，成都市警备司令部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及成都市军管会下达的一切指令和政策措施，逐步接收了原国民党四川省会警察局及其所辖13个分局与52个派出所，以及水上警察局、保警大队、自卫总队、国防部第二厅之第四工作队、西安绥署监视科等单位。在干部力量增强、各方面情况已经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再实行全面接管、整顿改组，对接管过来的警察、宪兵、特务进行区别教育与改造留用。面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批军事机关、后勤机构及附属单位，军事接管委员会各单位代表动员群众力量、依靠地下党员、使用积极分子，利用矛盾抓住弱点，深入了解发现问题，有条不紊地进行清审工作，贯彻中央规定的整套接收方针。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陆军处基本完成对接管人员、物资、器材的资遣、转交和移送；空军处根据边接边管的原则顺利接收国民党空军部门的机场、仓库、工厂；后勤处也对国民党联勤机构及其人员进行整顿调配，基本破除了旧政权的联勤系统。

文教系统的接管。通过召开成都市大中学教职员及学生座谈会，向大中学校代表宣传人民政府关于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强调教育接管方针是“保护学校资产，暂维现状，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进行改革。除反动的课程必须停教，国民党训导制度必须取消，特务反革命分子必须清查登记外，一切暂行照旧。对私立学校则经登记审查备案后，须遵守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按照“先公后私”的步骤，成都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先后接管了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理学院等全市公立大、中、小学，以及华西协合大学、仁济护士学校等接受外国津贴资助或由外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在稳定广大教职员和学生思想情绪基础上，再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改革，纯洁学校领导的成分，废除反动训导制度，取消旧政权反动课程，代之以政治常识等新课程。新闻报社的接管受到市军管会的高度重视。早在解放军进驻成都市之前，贺龙等领导人就曾强调，进城后要立刻接管报社，占领舆论阵地。成都解放初期，为防止反动报纸制造舆论混乱，扰乱人心，成都市军管会于1950年1月3日颁布了《本市报纸、刊物及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与《关于出版与照片的规定通告》，对全市的私营报纸、刊物、通讯社等进行严格审查登记，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出版和出台的各种党的政策文件，一律由新华书店统一印刷发行，任何人未经新华书店委托不得私自翻印，否则以违法论处。此后，根据管理新闻舆论的四项原则，文教委员会先后接管了国民党在成都的《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建国日报》及《新新新闻》等报刊或新闻单位；批准了《工商导报》《新民报晚刊》两家进步报纸的登记。对新闻报社的迅速接管，为及时宣传党中央的政策以及市军管会的文告、命令、法规、政令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成都工业的接管。成都解放后，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保证人民群众生活需要，军管会采取了三种方式对成都工业进行调整：一是对废置已久、残破不全的机器设备进行整修配套建立新工厂，如把废置多年的造币厂设备重新修理后安装改造为成都铸造厂，以原兵工、白药两厂为基础，重新建立南光机器厂等；二是对于仍在开工的工厂，由政府扶持，依靠原有的工人，改善经营管理，使之有所发展，如机纺、粮食加工、卷烟、火柴、机械行业的相关工厂等；三是经过整顿、改造、合并而重新建立的工业企业，有的改为公私合营，有的成为集体企业，有的则变为国营企业，主要涉及纺织、粮食加工，卷烟，皮革、建筑等行业。对工业接管的重要原则就是力求使各行业根据具体情况尽快恢复生产。在接管各工业企业期间，军管会多次派出军代表和工作干部深入工人群众，关心大家的生活状况，询问其对工厂复工的意见或建议。通过仔细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纲领政策，高度评价工人的护厂行动，逐步引导工人群众认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广大工人群众激发出强烈的参与热情，积极投入到接管工作中，力求尽早复产复工。例如原本只有30多名工人的农业榨油厂仅用一天时间便维修好压垮的厂房，迅速恢复了生产。又如，工人们集思广益利用废物改造搭建水槽，解决自来水厂的水槽破裂问题。在协助军管会进行企业资财清点方面，工人群众表现出高昂的参与热情和主人翁精神。为更好配合军代表、工作干部做好工厂资产财物的清点工作，工人群众利用大会、小型座谈会或者写条子等机会和方式，说出他们所知道的工厂或公司内部过去的贪污、盗窃、倒卖等行为。以上举动不但保证了企业资财清点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为完整接管工厂企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基于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配合，成都全市的工厂接管工作仅两个月就基本完成，工厂的顺利接管与复工也为恢复成都经济秩序和保障人民生产生活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

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成都市军管会各接管委员会共接收了国民党政权机关、工厂、银行、仓库、水利工程、公共场所及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单位284个，党、政、文教等各类人员(不含军队)56437人，黄金10433两、银元82603元、旧币77066825元、其他货币1125299元、大米38559斤、药材496吨、布14000匹、汽车2367辆、飞机28架，以及各种枪、炮、弹药和汽油、柴油、酒精、机油等。这些接管物资为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新成都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三)整顿社会治安,重建社会秩序

收容散兵游勇，肃清土匪敌特。对解放之初的成都来说，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做好接管工作，肃清散兵游勇与土匪特务，使社会秩序迅速稳定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如何处理国民党散兵游勇，肃清敌特土匪，控制社会武装活动，成为成都市军管会需要面对的又一接管难题。1950年1月6日，解放军成都市警备司令部颁发了《关于处理非法武装及散兵游勇的布告》，命令凡住成都市区及城郊的国民党有组织部队，以及流落于以上地区的游勇散兵，均限期向警备司令部登记、集中；凡在成都解放前后以私人或团体名义组织的武装，均应立即暂留原地，停止扩充，并限期呈报市警备司令部，听候处置。这一命令效果显著。仅1950年1月至3月，成都市共收拢散兵游勇5758人，收缴各种短枪657支，冲锋枪110支，步枪1710支，轻重机枪133挺，各种炮9门，各种子弹131万发，没收隐藏的国民党遗留汽车37辆。在剿匪问题上，由于成都匪情复杂，且接管任务繁重，对剿匪工作布置较迟。但在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及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指导下，成都市内及周边的匪特势力短时间内受到严厉打击。至1950年3月7日，蓉灌路及其两侧地区，成都至新津公路及其两侧地区，股匪已被大致消灭。城市内部的反革命势力被初步肃清，有效促进了城市社会秩序的恢复。

严厉打击犯罪活动，加强居民户籍管理。由于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势力和其他各种不法分子趁我方治安保卫力量和户籍、交通、市场管理尚待建立健全之机，大肆为非作歹，进行各种破坏。一段时间内成都市盗匪猖獗，抢劫案频发，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稳定。对此，公安部门在肃特清匪斗争的同时，与成都警备司令部密切配合，依靠工人阶级，发动人民群众，集中必要力量加强治安管理，及时严厉打击各种反革命破坏和刑事犯罪活动，以巩固革命新秩序。在较短时间内就破获34起犯罪案件，捕获案犯127名(其中有特务10名、惯匪29名、兵痞25名、流氓63名)，按照“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对6名主犯进行处决，对其他罪犯也按罪行罚。这些举措迅速解决了不法分子流窜成都大街小巷扰乱滋事、破坏社会秩序这一旧成都的治安痼疾。与此同时，成都市军管会还初步进行了户口清对，强化户籍管理。1950年1月成都市军管会颁发的一份布告要求：“在户口迁移办法未公布前，所有市民均应留在原地，不得私自迁移，并须完整保存其原有身份证及一切证件。”4月19日颁发的《成都市户口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对户口类别、人口户口的增减异动及职业身份变更的管理。严格的户籍管理对稳固成都社会治安、防止敌人破坏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发展生产

禁用银元，打击投机倒把。解放前的成都金融秩序紊乱，市场物价飞涨。面对纸币的迅速贬值，成都城乡人民只得自发地将银元、镍币等金属货币作为流通媒介，富户也大批卖粮以囤积金银，造成了解放初期川西城乡市场全部以银元计价贸易且物价畸形的经济格局。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春节，成都出现严重抢购风潮。为迅速控制抢购局面，成都市军管会发出指令：国营公司以低价抛售粮食，坚持按原价出售布匹和棉纱，积极到重庆等地组织货源供应市场；同时，迅速接管官僚资本拥有的中央银行、交通银行驻蓉单位和成都市、成都县银行以及川盐、川康、大川、四明、通商等银行，引导人民币入市。2月6日，军管会宣布实施《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再次明令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严禁黄金、银元、外币在市面上流通或进行黑市交易；规定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作废，限期予以兑换。针对少部分金融投机分子和奸商的犯罪行为，专政机关采取果断行动，市军管会公安处与金融处紧密配合，严厉打击造谣破坏的特务和经济反革命分子。上述措施收效明显。到2月下旬，成都物价开始回落，人民币的信誉与权威进一步上升，加之商贸部门及时大量供应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成都市区人心逐渐安定。

恢复和发展城市工商业。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为尽快恢复成都市工商业生产发展，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和成都市军管会分别组织召开了工商各界理、监事座谈会和工人座谈会，向参加会议的工商各界人士和工人代表宣传讲解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约法八章》、“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经济工作总方针以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鼓励工商界人士增强信心，积极开展经营活动；号召工人顾全大局，努力搞好生产。同时，为进一步解决劳资双方在生产经营中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规范和合理调整劳资利益，帮助私营企业正常生产或复工复业，成都市军管会先后颁布了《劳资争议调处暂行办法》《复业复工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私营工商业劳资双方集体合同暂行办法》等法规性文件，要求劳资双方共同克服困难，加强劳动纪律，改善劳资关系，发展生产，努力经营。随着各项规范经营秩序和扶持工商业恢复发展的政策举措出台，广大工商业者纷纷响应党的号召，守法经营、积极生产，为解放初期成都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贡献力量。

1950年3月16日，成都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标志着成都市军管会的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其大部分职权交由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及成都市人民政府负责，但有关军事接管方面的事宜仍以军管会名义处理，直至1952年8月四川省成立前，军管会才正式撤销。成都市军管会短短数月的接管实践，不仅为成都的后续发展奠定了牢靠基石，也成为彰显中国共产党强大执政能力的重要历史依据。

三、成都市军管会的接管经验

回望历史，方知幸福来之不易；展望未来，仍觉发展任重道远。当下，我国正在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市军管会的接管实践，不仅有效避免了“政权转移时期普遍存在政治衰败、经济崩溃、社会混乱的客观现实，维护和保持了新解放城市的秩序稳定”，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与管理积累了宝贵经验，对新形势下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具有启示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干部队伍建设

成都市军管会所取得的接管成就与其坚持党的领导密不可分。作为当时所辖行政区域内的最高权力机关，成都市军管会的权力非常广泛。由于成都市军管会的干部大多是军队高级将领，南征北战的革命生涯塑造了他们坚定的政治信念，他们能够在思想上、行动上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接管工作中充分落实“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城市治理体系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合作的系统，其中党的领导是首要保证。只有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各参与主体才能实现良性互动，形成推动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合力。因此，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必须坚定遵循“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务必保障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这样才能聚各方之力不断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接管干部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既具有科学判断形势的政治素质，又具备妥善解决城市问题的行政本领，成为党成功接管成都的关键。“党领导一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加强自身建设以永葆生机活力。党的建设包含多个维度，其中党员的工作能力与态度风貌至关重要。成都市军管会在接管干部的选择和培训方面作了大量准备，入城之前即挑选了一批思想进步、有文化、有技术的先进分子进行政策教育与政治训练，进城后依然组织夜校和学习班加强对干部的教育，防止他们腐化堕落。对于我们党而言，一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归根到底都需要靠广大党员干部具体落实，没有良好党性修养与政治能力的党员干部队伍作保障，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行实效就会有所折损，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将成为空谈。推进城市治理更高水平的发展就必须持续注重城市管理干部综合素质的提高，“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为重要任务”，使之“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建设和管理城市”。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群众现实需要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建设城市的主体。成都市军管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国民党统治下成都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通货膨胀严重，社会治安混乱。成都市军管会建立后，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整顿社会治安，平抑市场物价；抢修都江堰水利工程，保证农业发展；进行赈济救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50年1月5日，公安处接管旧警察局存留的9名卫生警察及152名清洁工人，并招收部分人员组成临时清洁队，在2月举办“春季清洁运动”，清除街巷陈年堆积垃圾6000余吨。市军管会关心群众事无巨细的程度与国民党当政时期鱼肉人民之行径形成鲜明对比，自然赢得民心，为人民政权在城市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群众基础。正是有了群众的支持和理解，成都市军管会才能顺利开展接管工作，快速整顿治安，短短数月就在成都市启动了新的城市治理体系。

着眼群众需要，着手解决实际问题是成都市军管会成功接管的关键。成都市军管会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对群众担心的物价、匪患、失业等问题进行逐一解决，力求让群众满意。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需求或有所不同，实质上均反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着眼群众企盼、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是接管城市到治理城市一贯的工作方向。新时代要更加注重以城市人民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基本出发点，坚持精细化城市管理和服务，坚持深化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领域专项整治，才能更好地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为城市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都市生活。

(三)强化宣传教育，引导公众参与城市治理

由于成都市军管会重视宣传教育，成都民众得以及时了解党的理论纲领、树立主人翁意识。他们积极响应军管会号召，广泛加入到城市接管工作中来。成都解放之初，为改变封建、腐朽、落后文化充斥城市的状况，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新闻机构，创刊《川西日报》，建立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军管会还组织各类学习会议、学习小组，深入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城市接管的方针政策,以教育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实现“人民城市”的再生与重建。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宣传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做好城市治理宣传教育，一方面应尊重城市居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另一方面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城市宣传教育既要紧跟城市发展的新变化，加强城市治理信息共享，又要密切关注城市居民的新需求，畅通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政务服务新渠道，使市民主体的参与更加主动、有效，真正实现现代化城市的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作为一个临时性领导机构，成都市军管会在实行军事管制时仍不忘兼顾群众意愿，重视群众力量，积极教育群众提高政治觉悟，竭诚引导群众了解党的各项城市管理政策，维护自身权益。接管期间，军管会多次在学校、工厂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座谈会议或多机构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成功推进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建立起全市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形式。新时代的城市治理，仍应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科学定位政府管理与公众参与的关系，把鼓励公众参与、扩大公众参与作为推进城市工作创新的根本方法。一是以健全的公众参与机制为条件，最大程度满足群众及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需求；二是以合理的上层引导为保障，正视公众的参与要求，以合作、规范、平等的方式引导公众正确参与城市治理，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多元共治、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