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民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疫情常态化下，游客好像一个矛盾的纠结体：一方面为了放松身心、减轻压力、获得身心健康而出游，另一方面又担心旅途中是否存在着危害身心健康的风险问题。时而暴发的旅游疫情更是加剧了游客对出游安全感的担忧，如2021年7月因观看《魅力湘西》演出，由游客引发的疫情传播事件，以及嘉峪关、西安等地游客疫情传播事件等，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大众的出游恐慌。在疫情常态化下，旅游似乎成为了疫情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学者们迅速对疫情与游客出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王庆生、刘诗涵（2020）“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数理统计与交叉分析法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后游客的出游意愿与行为，发现游客在选择出行时对安全卫生与接触人员密集程度等问题存在更多顾虑”。王婷、吴必虎、王芳、薛涛（2020）发现，“风险承受力对出游意愿具有正向作用，风险承受力在情感意象与出游意愿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胡晓晶、朱瀚（2021）发现“旅游者在疫情管控结束后的旅游意愿较为强烈，绝大部分居民有年旅行计划，与配偶生活的居民比三/四代同堂的大家族更倾向于在疫情管控结束后立即开始一场旅行。旅行社优惠促销手段对女性低收入人群较为有效，旅游景点促销对高收入人群无明显吸引力；省内游成为大家庭的出游选择，港澳台地区受独居者青睐；海滩/海岛度假是疫情后居民旅游产品的首选，大都市和主题公园度假受学生及独居人群偏爱，乡村旅游唯独被自由职业者这一群体选择”。曹美辰、宋书楠、宋梦影（2021）发现，“未来一年，辽宁省居民更加关注出行安全及价格费用，倾向于休闲度假类旅游产品，较疫情前相比更注重健康类型旅游；自驾游的出行方式和自助游的组织方式得到广泛关注”。冯晓华、黄震方（2021）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发现“游客对常态化防控下旅游公共卫生安全具有清晰理性的认知，近期旅游计划暂时受到抑制但旅游意愿仍然强烈。近程及以行政区为活动单元的生活型旅游意向增强。旅游生活中个人卫生防护意识也明显增强”。王金伟、王国权、王欣、张俊娇（2021）发现，“状态焦虑显现会显著负向影响短途旅游意愿，状态焦虑缺失对长途和短途旅游意愿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旅游业恢复信心会显著正向影响出游意愿，同时在焦虑心理对出游意愿的影响中充当中介作用”。

学者们关于疫情与居民出游意愿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对疫情常态化下出游安全感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平安，是民心所向，是民生之福，能够安全地出去，健康地回来成为许多游客关注的重点问题。疫情常态化下激发人们的出游信心，首要行动在于“安全感”的构建。出游安全感是反映人们在疫情常态化下出游心态的“晴雨表”，也是预测游客未来出游行为的“风向标”。因此，研究居民出游安全感，可以了解疫情常态化下居民出游安全感的认知状况，及时发现影响居民出游安全感的因素，有助于制定适切的旅游市场营销措施，帮助旅游业疫后振兴、健康发展。

基于此，本研究依据支应性理论，利用湖州市825位居民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环境支应性、活动支应性和社会支应性对居民出游安全感的影响效应以及出游安全感在支应性和居民出游意愿间的中介效应，以期找到居民出游安全感背后的心理规律，为有效引导居民安全出游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一、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或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心理安全感是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安全是游客出门在外最基本的需求”。出游安全感知是“指游客对旅游活动过程中安全的评估与认知，是一种对目的地安全形象的正面感知与评价”。它是游客与周围环境的人地关系。人的行为模式受到人与环境关系的影响。地理学、环境心理学、景观规划等许多学科均关注人与环境互动的议题。支应性理论作为环境与行为关系的解释基础，被认为是检验环境特性引发行动可能的有效方法。支应性用来表示人与环境之间的共享关系，支应性意味着个体在环境下行动的可能性。

Woolley和Johns（2001）认为，支应性可分为活动支应性、可及性支应性和社交性支应性3种。Clark和Uzzell（2002）提出了社会支应性的概念，并将其分为互动与逃避2个维度。Kyttä（2002）提出了环境支应性的概念。郭彰仁、苏丽思、韩耀期（2015）指出，随着认识的逐渐统一，现有研究多将支应性分为环境支应性、活动支应性、社交支应性和社会支应性4个方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高传染性和各地“非必要不出市”的政策，完全以社交为目的的出游大大减少，因此本文将支应性分为环境支应性、活动支应性和社会支应性3个方面。根据支应性理论，环境特性、活动特性、社会特性会影响使用者的感知进而影响其支应行为。据此，本文假设：

H1：环境支应性（H1-1）、活动支应性（H1-2）和社会支应性（H1-3）会正向显著影响居民出游安全感。

“出游意愿是旅游者对于到特定旅游地开展旅游活动的倾向性看法”。王晶晶、郑向敏（2015）发现旅游安全感知正向显著影响居民出游意愿。徐静、王安茹、田淑慧（2015）发现游客选择意愿受旅游安全感知的影响。窦璐（2016）发现，养老旅游者安全感知对重游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杨省贵、杨蒙蒙、李月云（2021）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下，人们感知到的安全性越高，乘机出行的意愿就越强。根据以上研究启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出游安全感正向显著影响居民出游意愿。

（二）问卷设计与变量衡量

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参考成熟量表，并结合疫情常态化下居民出游特性设计问卷题项。调查问卷共包含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缘由和填写说明，旨在取得居民的信任并指导其填写。第二部分为问卷主体，主要测量支应性、出游安全感和出游意愿，共39道题目。所有题目的答案均按李克特5分制量表设计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无所谓”“同意”“非常同意”5个等级，得分越高，表示越认同该说法。其中环境支应性量表主要参考Gibson（1986）的研究。活动支应性量表主要参考Woolley和Johns（2001）的研究。社会支应性量表主要参考Clark和Uzzell（2002）的研究。出游安全感量表和出游意愿量表主要参考杨钦钦、谢朝武（2018）的研究。以上所有变量的测量题项都根据本文研究情境进行了表述上的修订。第三部分为居民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等。

（三）数据收集与样本概况

正式调查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主要调研地。2021年8月1日至11月30日，调研人员深入社区和村，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每户18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中确定生日最接近1月1日者作为访问对象，采用面对面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25份，有效回收率为82.5%。从性别方面看，男性453人，占54.9%，女性372人，占45.1%，男性略多于女性；从年龄方面看，以30-50岁居民居多，二者合占71.4%，表明中青年居民是出游潜力最大的群体；从学历方面看，36.8%的居民拥有大专/高职学历；从家庭月平均收入方面，以3501-7000元居民群体为主，合占57.2%，其他收入层次居民所占比例差异不大。

二、结果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分析

Cronbach’s a系数是分析量表信度的常用方法。本文中环境支应性量表的信度为0.86，活动支应性量表的信度为0.83，社会支应性量表的信度为0.78，出游安全感量表的信度为0.84，出游意愿量表的信度为0.81，都大于0.6的统计标准，表明本研究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研究显示，本文中各变量的因子负荷量介于0.70～0.86之间，都大于0.5，t值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各变量平均变异抽取量介于0.55～0.72，均大于0.5，显示研究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模型内在品质较高。

（二）假设检验

适配度是模型外在品质优劣的表征指标之一。适配度检验的目的在于衡量概念模型与实际观察资料的适配程度。本研究整体模型适配度指标为，x/df=0.65、GFI=0.98、AGFI=0.97、RMR=0.04、RMSEA=0.003、CFI=0.98、NFI=0.96，显示本研究的概念模型适配度良好。

由表1可知，环境支应性对出游安全感的路径系数为β=0.66，t=7.03，p＜0.001，表明环境支应性对出游安全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1假设成立。活动支应性对出游安全感的路径系数为β=0.32，t=3.72，p＜0.01，显示活动支应性对出游安全感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H1-2假设成立。社会支应性对出游安全感的路径系数为β=0.24，t=2.83，p＜0.05，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社会支应性对出游安全感具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假设H1-3成立。出游安全感对对出游意愿的路径系数为β=0.47，t=5.49，p＜0.001，显示出游安全感对出游意愿具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假设H2成立。

表1 模型路径系数

（三）中介效应分析

前述分析表明，支应性对居民出游安全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出游安全感对居民出游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么出游安全感是否在支应性与居民出游意愿间扮演中介作用呢？本文将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一步探究出游安全感的作用。林震岩（2007）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具有简便性和易操作性。他认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除了直接效应外，还可能存在间接效应，如果直接效应小于间接效应，表示中介变量具有影响力。表2展示了本研究中各变量之间的影响效应。据表2可知，环境支应性、活动支应性和社会支应性对出游意愿的间接效应（0.31、0.15、0.13）都大于直接效应，显示出游安全感在环境支应性-出游意愿、活动支应性-出游意愿、社会支应性-出游意愿间产生完全中介效果。

表2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三、结语

本研究利用支应性理论，以湖州为例，探讨了疫情常态化下居民出游安全感的心理机制。结论如下：第一，疫情常态化下居民支应性感知包括环境支应性、活动支应性、社会支应性三个方面。第二，在影响居民出游安全感的因素中，环境支应性对居民出游安全感的影响力最大，其次是活动支应性，最后是社会支应性。第三，疫情常态化下居民出游安全感越高，其出游的意愿越强。出游安全感在支应性和出游意愿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为支应性感知越强烈，居民出游安全感越高，出游意愿越强。环境对居民出游意愿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透过安全感这一中介桥梁。这符合刺激-机体-反应模型的理论内涵，外界的刺激通过有机体的内部整合进而反映出来，说明对居民出游安全感的研究，不能仅仅着眼于外界环境，还要关注居民心理感知的整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