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始于二里头文化期，最早出现在容器上是实心的连珠纹;带纹饰的器物集中在商周，且以商周最为著名。商周铜器有一种狞厉之美，神秘、威严、精细，很大程度上是指其纹饰[1]，这又与其是祭祀祖先神灵的礼器相关、也与图腾崇拜相关;纹饰是青铜器的灵魂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先民的思想倾向，也折射出国家统治者的执政理念。

【关键词】青铜器;纹饰;诰;理念

【中图分类号】K8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7-011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7.035

商周之间的朝代更迭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神权思想的衰落，逐渐向世俗方向发展[2]17，西周时期以《周礼》为代表的礼制的系统化，“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法律思想的形成，宗法与分封相结合的政治体制的确立[3]，及《九刑》《尚书》中《吕刑》一篇外，周王颁发的诰（指告诫，是周王对诸侯和下级官吏的训示）、誓（即誓词，多为周王或诸侯于战前向臣下发布“用之于军旅”的军令）、命（是周王告诫群臣就某项具体事务而向行政机关发布的命令）皆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形式，集中显示了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及统治者的执政理念，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封建法制的发展和进程。

一、堇鼎

出土于琉璃河遗址M253号墓的堇鼎，口稍内敛，口沿外折，方唇，直耳，鼓腹，三蹄足。目前是北京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中体形最大、最重的一件，展现出北京地区青铜的高度发达水平。最初人们大多都称青铜器上的动物头部正面的纹饰叫作饕餮纹。依据《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觉得叫饕餮纹并不是很合理，称之为兽面纹更为适合。古人说：“贪财为饕，贪食为餮”，饕餮纹可以理解为研究阶段的“临时命名”。兽面纹刻铸于象征王权的鼎之上，有“狰狞、威吓、崇高”象征;再配以青铜器高直硬朗的造型，给外族人民以威慑，及本族人民心里的压迫与恐惧之力，成为一种运用心理暗示的统治手段[4]，也以告诫和警示统治者，王权是否稳固与人民密不可分。商人因“不敬其德”失去“天命”而致使灭国;周公解释了“天命”转移的条件是“德”，有德之人有“天命”，无德之人便失去“天命”，证明统治者是否有德的重要标准是：其治理之下，民心之向背，就是人民大众的支持和反对，即“敬天命，重人事”;《尚书·泰誓》说得更明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直接反映了天意。

殷商贵族爱好饮酒，主要以青铜礼器爵、觚、斝等酒器为主，到殷代后期，爵和觚的组合很盛行，也常与食器鼎相配合，小屯妇好墓就出土了铜礼器200多件，其中觚约60件，爵约40件，鼎有30多件和斝10多件。西周的青铜礼器组合与殷商有所不同，也许和周人生活的习惯有关联，周人克商后，认为其沉迷于酒，误国亡国，便以此为戒。《尚书·酒诰》是一篇周公专门告诫康叔要戒酒的诰文。在西周初年青铜礼器主要是鼎、簋等烹饪器和食器，虽也配合爵、觚、斝等酒器，但其多用于祭祀的使用。正如《周易》中“樽酒簋贰”这里尊是盛酒器，簋则是盛食器。西周初年不但会把鼎、簋等烹饪器和食器作为重要礼器，也会将自己功绩、君王赏赐及册封之事记录于鼎、簋等礼器上，以此作为世袭、权威和地位的一种凭证，这也是列鼎制度的初期推行，以奇数为等次，但还未有一定规格，形制纹饰也并不完全的统一。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商尊崇鬼神，一切活动都围绕鬼神，遵循鬼神的旨意进行。不仅把神秘力量人格化，而且将它们大体组成了一个有秩序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首先，“帝”就是位于殷商神灵世界的最尊贵地位，其次，是远古的天地四方的天神地祇。最后，便是殷商王和贵族们的祖先。殷商王认为他们之所以能承天命，就在于他们的祖先与上帝的关系非常密切，能够经常在上帝左右，甚至干脆声称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孙——“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18故此，才可获得“天命”的護佑。“有命在天”的商纣王如何断送了成汤数百年的基业？周克商后，“天”是否能庇佑姬周政权延续传承？以商为鉴，周公在原先的“帝→王”解释框架中增加了一个媒介因子“德”[2]17，“德”的中心内容是“保民”，《康诰》中对“保民”提出具体的措施：“明德慎罚”全篇围绕“德”和“罚”展开治国论述，在918字中（以下引文断句依江灏、钱宗武编《今古文尚书全译》版本）“德”字出现9次，“罚”字出现7次，从多次出现“德”“罚”来看，“明德慎罚”一目了然[5]，天意归属取决于“民听”“民视”二者的形成，又与统治者具体作为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明德”：1.要关心民间疾苦;2.统治者要兢兢业业;3.对于同族要给予照拂;4.对民众要教化为主，用古人之法，“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慎罚”：1.不杀无辜，既不杀无罪的人，不滥杀人;2.“罪人不孥”;3.区别对待;4.恰当的适用法条[6]。周公曰：“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民是统治者的镜子，统治的好坏从民意中就可以窥见;用德政去征服人心，保住“天命。”只有施行德治，推行德治，德教赚得人民的拥护，才能保佑江山基业，巩固统治者的王权和地位。“明德慎罚”实际上是统治者“重民”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重民思想是传统思想的精华，反映出统治者已经初步认识到民众的强大力量。

二、攸簋

攸簋出土于琉璃河遗址M53号墓，口微敛，沿外折，鼓腹，腹两侧各接1个象头鋬耳，下有小垂珥，圈足，下接三只虎形足。铭文记述了贵族“攸”受燕侯赏赐三朋（30枚）贝币，铸簋为念。此簋出土时，簋下有一铜匕，可能与簋配套使用。此簋以象首、象鼻构成双耳，三虎足，器盖与腹部均装饰绚美华丽的带冠凤鸟纹。西周青铜器之所以能铸造得如此精美，取决于工匠们制作陶范非常精细，范土是石英砂和黏土组成，也含有少量蚌壳粉，沙粒及细，只有在高倍放大镜下才能看见密集的细小气孔。在琉璃河遗址之上的燕都分为四个区域，宫殿区、祭祀区、平民居住区、手工作坊区。在手工作坊区出土了陶模和陶范，是铸造青铜器的“泥模”，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一般只在大型都邑铸造，曾在河南洛阳北窑村发现的青铜铸造遗址，便是西周王室的大型青铜铸造作坊，所出土的熔铜炉的残片，木炭、铜颗粒和铜渣，可知这里是采用“内加热”方法融化铜液，用来浇筑各种铜器。那么，琉璃河遗址能出土陶范的发现，可确定有一部分铜器是在燕都本地铸造的。陶模和陶范的出现也再一次佐证了琉璃河遗址是燕国初都遗址的史实。

从其器型观察看，三虎为足的造型与遗址中出土的其他器物相比甚为罕见，也映射出飘零且初建的周王朝;武王为了稳固疆土，便试行“分土封侯”，此举措一方面安顿大批投降臣服于周的“民献”，另一方面又把商王朝直辖土地划成邺、鄘、卫三个区域，仍立商王子武庚在其故土邺以抚慰商众，同时武王置自己弟弟管叔、蔡叔于鄘、卫，与武庚并称三监，并寄希望于“三虎”能互相扶持、相互制约能成为稳定周初国局的肱骨之臣。管、蔡两叔对外监管商民，对内又肩负防范和钳制武庚的国之重任。但好景不长，武王死后，武庚看到周公掌权，管、蔡和周公争权，周王朝危机四伏，正好趁此矛盾和良机，率领自己原有属国奄、薄姑、淮夷、徐戎、楚（即《逸周书·作雒》的殷、东[鄘]、徐、奄及熊、盈等族）联络管、蔡二叔反对周公[7]，三虎作乱，史称“三监之乱”，管、蔡二叔并没有履行监管之任，反而成为武庚篡权夺政的帮凶。周公为了动员周人出兵征讨叛乱，便发布《大诰》;在商人的意识中，商人把自己的祖先称作“王帝”，“王帝”在“上帝”左右，共同主宰人类社会，所以商人“痴迷”用占卜向“王帝”请示，再由“王帝”向“上帝”转告[8]。《大诰》是东征出师诰文，一方面，指出占卜是天的旨意，要尊崇并应率领诸侯国君东征，保卫美好的家园和疆土。另一方面，以成王的名义反复开导，“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柔性治国方略，这是“以民生为主”民本思想的体现，也是西周时期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诰文中多次运用形象、贴切的比喻，说理透彻、生动，又很质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字里行间浸透着周公诚挚、深厚的赤诚之意。此次，平乱是周克商后所经受的首次最严峻的挑战，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力量远超过自己的商人反抗活动镇压下来。耗时三年，才能打败武庚、管、蔡。最终，“三虎”武庚北奔，管叔自杀，蔡叔被囚。接着歼灭了奄和薄姑，“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彻底瓦解了殷人复国的狼子企图，得以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和地位。这次教训，周王朝将殷人分而治之，也孕育出“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开创了“分封而制之”的先河，是维护统治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和完备的特点，成为后代效仿的典型。“分封”一词源于《左传·定公四年》，周公不但把殷的贵族分配给封君，还把殷的方国的贵族以及“将其类丑”就是隶属于殷贵族的奴隶一起分配给封君。这种对殷和方国贵族的安抚和监督的两手策略，使被迁到洛邑的殷贵族依然有邑、有土地和奴隶，有的还取得了较高的官职，多数还成了封国的“国人”，在封国拥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成为贵族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柱。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多推行的分封制，是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它采用了给封君以殷和方国贵族的办法，消除了殷和方国贵族在原地顽强反抗的势力，同时又利用作为封君在其封国的统治力量。它通过分封办法在封国确立和推广乡遂制度，即“国”和“野”对立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各个地区的生产关系，有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9]。

三、克盉

出土于琉璃河遗址M1193号大墓，前有长流，后有鋬和盖。盉盖和颈部装饰了四组对称的云雷纹为底的凤鸟形纹饰，盖顶的钮上装饰着一对凸出的双目和兽角组成的兽面纹，流上为山形云纹，鋬做兽首状，有目与角。铭文记述了：“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奉你的君主。我非常满意你的供享，命（你的儿子）克做燕地的君侯，管理和使用羌族、驭族、微族等六族。”克到达燕地，接收了土地和管理机构，为了纪念此事铸造了这件宝贵的器物。这段铭文完整地记录和涉及了燕国的立国史以及西周早期分封制、宗法制度等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也揭开了燕国第一任诸侯国国君姬克的面纱。

盉是古代盛水或盛酒的器物，用以温酒或调和酒的浓淡，商人“酒池肉林”嗜酒成风，招致亡国大祸，周人以此为鉴而作《酒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禁酒的成文法，禁酒之令可大致归结为：“无彝酒，执群饮，戒缅酒，并认为酒是大乱丧德，亡国的根源。”自此周人对饮酒提高了警惕性和法令严惩力度;在此情形下，西周初、中期周人酗酒的风气有所收敛，这点是可以从这一时期出土的器物中，尤其是酒器所占的比重减少而印证得知。从周初《小盂鼎》铭文：“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作邦，辟厥慝，在于御事 ，徂酒无敢?。”再到周后期的《毛公鼎》铭文：“善效乃友正，毋敢酗于酒。”可知，两件器物相距300余年，而内容相近，足以见得禁酒令在周人心中是不可撼动的国策，连续久远，印象极深[10]。

最后，《酒诰》对针对商朝遗老和百姓们做出了劝告：告诉他们要爱护粮食不要饮酒，对于那些随便聚众饮酒者，一旦抓到就要处以极刑，将其杀掉。《酒诰》这个禁酒令是有节制的。意思是，它并不是彻底、一律、一竿子打死禁酒的诰文，因为酒在用于祭祀天地、神灵、祖先这些重大仪式以及用于孝敬国君、父母、兄长等方面是可以网开一面适量饮用的。这与民本思想相符合，民本思想的实质是为民作主，而非由民作主，民本思想并不否定君主的统治，只要求君主关心民众疾苦，对人民不要太苛刻[11]。《酒诰》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极大，成为以后历代禁酒令所遵循的一个典范。由此可见，古人一直致力于用法律的手段来禁酒，用道德训诫来劝诱人们自觉节饮和戒酒。《酒诰》告诫人们饮酒的目的在于“借物以为养”，而不能“身为物所役，饮酒须量力而行，适可而止”[12]。

四、总结

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纹饰在沿袭商代的风格上有了很大发展，这与商周朝代更迭，周公制礼作乐，重视礼器有关。西周中后期，主要流行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波曲纹、凤鸟纹、瓦纹等，有些早期的纹饰不再符合历史环境或礼器、庄重、权威的神秘色彩便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中国民本思想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从“重民轻天”到“民贵君轻”这样的发展历程。[13]统治者以《八诰》为“旨意”及工具，呈现王权统治者的执政理念和刚柔并济的“治民之道”，约束民众，掌控王权并折射出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雏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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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安权.《尚书》民本思想浅析[D].华北电力大学，2015.

作者简介：

董瑜，党员，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就职于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原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员，科学传播（中级职称），研究方向：西周历史、文化、礼仪及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