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秀健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106）

漕运这一形式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其是指国家层面的粮物调给，以水道为依托，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转运，以满足统治阶层所需，是“自上而下的粮物征调，而非各地自下而上的粮物朝贡。”

自唐代始，漕运在中国历史上愈发重要，尤其是安史乱后，漕运于唐廷的重要性不可言喻，在北方残破致使大量北人南迁，而南方则稳步发展之下，通过漕运以南供北便已显现。然唐后期的漕运量时增时减、漕路时断时续。故则以人口动态演变和分布格局重塑对同期漕运的影响这一视角再次解读唐后期漕运。

一、唐后期人口、粮食产量的分布格局及漕运现状

安史之乱对唐廷的打击是全方位的，直接促使北方人口急剧减少与粮食产量骤降。据《通典》记载，从天宝年间至乾元年间，唐代户口数呈断崖式下跌。由于战争基本在北方展开，出现人烟稀少，千里萧条的景象，这其中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世家大族躲避战祸集中南迁，其二是普通百姓就地脱籍成为世族隐户或者成为流民，其三是战祸造成的人口死亡。北方自此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增殖上丧失了往前的优势。反观南方因受战争影响较小，吸引了大批北人南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统计到：“元和……总计所存万户以上州府共62个，北方各道仅占17个，其余45个均在南方，江南一道即占33个。”故安史之乱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北方人口的锐减及粮食产量的下滑，南方得益于人口红利而促进农业稳步增长。

需要指出南北人口分布空间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持续性的北人南迁与南方不间断的经济开发的历史长期演变形成的结果，北方自秦汉以来始终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而存在，因此每逢乱世，北方都首当其冲。除了发生在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之后的三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历朝历代或多或少都会有迁徙浪潮，凡历盛世，政府对南方经济开发就会加以扶持，凡历乱世，北方人南迁数量便会有所增加，直至隋唐之际，南方的人口数量与经济水平已经迎来由量到质转变的临界点。唐贞观年间，南方人口首次超过北方；中唐以降，南方人口逐渐呈压倒性优势，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重心不复存在。抛开其他客观因素，例如战争、灾害等等，在古代中国封建王朝，人口密度与经济开发程度往往呈正比例关系，从某一角度可以说，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史就是北人南迁史。从东汉末直至安史之乱前夕，历经多个世纪的北人迁入与开发，加之南方经济财富的不断积累和农业生产的持续开发，江南地区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格局已经基本奠定。

除了人口这一视角，从唐政府赋税收入各地占比及南方主要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难验证这一事实。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中说道：“当今赋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陈寅恪先生提出：“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持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有史学家对此提出不同观点。史念海先生认为：“李吉甫所举的……还有一百七十五州没有为他所提到。李吉甫没有提到的原因，并不是唐政府不能控制那些地方，而只是说，那一百七十五州的财政收益不十分丰富，无关全局的盈绌。”岑仲勉先生认为：“一七五州之收入，除用以供给政费及皇宫开支外，直无他途。”据上可得结论，即唐后期赋入以东南诸道赋税为主，其余各道亦有一定赋税。

从唐后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来看，东南诸道在唐后期“不仅是全国的经济重心，而且成为当时的人口重心……成为唐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支柱。”杜牧在《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提道：“况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白居易在《苏州刺史谢上表》载道：“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由此可见，唐后期政府对东南诸道的倚重以及人口效应带动下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大势。

再来看此时的漕运状况。自代宗始，漕运总量断崖式下跌，正常情景之下，也仅及天宝年的六分之一。漕运一线频繁淤塞，且局部战争时常有之，沿岸跋扈军人的掠夺、中央朝廷总控力的弱化等，致使漕运的运输效能时常失效，漕粮自淮河间起运，粮尚且有四十万石，而能至渭河仓者，十仅三四矣。

二、政治、经济分离下的人口分布与漕运

综合安史之乱后人口、农业及漕运等的变化不难发现，唐后期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倍道兼行，一则南方较于北方已出现明显的经济优势；二则北方尤其是关中地区仍然扮演着大唐政治的主角，“关中本位战略”思想依旧深植于统治者之中，这就使得唐代人口出现宏观上的南多北少而微观上关中人口仍颇具规模的现象，这与王夫之所认为的“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描绘唐代的政经关系十分吻合。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趋势之下，北方尤其是关中地区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南方地区长期的人口聚集形成了唐后期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

《唐大诏令集》有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关中地狭人稠，粮食无法自足。故此，在粮产北少南多的客观条件下，南粮北运是缓和北方压力最便捷的措施，而位于关中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之间的黄淮漕运的重要性不胜言表。

三、南北经济地位转换后的漕运

王朝中先生曾有如此结论：“唐代漕粮年运量从唐初到天宝中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即由一、二十万石逐渐升至二百五十万石，在广德以后则骤然大幅下降到四十万石。”更有甚者，太和年间后，岁漕粮自淮河间起运，粮尚且有四十万石，而能至渭河仓者，十仅三四。这说明自安史乱后，漕运量不升反降。在叛乱平定之初，为重新恢复漕路运输工作，确保东南地区的转运正常，唐廷任用刘晏兼任漕运、盐铁等职。刘晏借鉴裴耀卿的经验，采取“节级便取、组纲督运”，又以盐利吸引商贾加入漕运，勉强恢复漕运输送，但难以达到昔日规模。刘晏之后，历代主漕运者多遵循此法。建中至贞元初年，河汴漕运经杨炎、崔造折腾，刘晏建立的制度几近废弛；后经李泌、裴休二人治理，漕运畅通，但此时唐廷根基已经动摇，随着懿僖之际王仙芝、黄巢起义攻入江淮，漕路切断，漕政废弛，后又有朱温毁长安、首都东迁，开封作为新的漕运枢纽强势崛起，漕运体系又发生变化。

四、唐后期黄淮漕运量下降原因探析

安史乱后，唐政府的年漕运总量持续低迷，基本维持在二十万至四十万石，相较于乱前天宝中期的二百五十万石，下降幅度如此之大，原因几何？

史念海先生曾提出：“关中粮食生产依然有相当成就，政府就减少了江淮间漕运数量。”然唐后期是否如史先生所言，我们可从当时的农业生产几大必要要素推知大概。《元和郡县志》记载了开元年间与元和年间各府州的户数情况，据此可知开元年间关中的户数为535,998户，元和年间关中的户数为260,376户，下降了一半甚多，更甚有“天下常以三分劳筋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辈”，在官僚队伍庞大的关中，劳作之人数量理当大打折扣。唐后期关中局势也不甚安稳，多为政府军队同地方叛军、吐蕃军的战争之地。在诸多史籍中均记载有关中地区为吐蕃、叛军等多次践踏，北至河曲之地，人户几无，炊烟稀有。劳动力的减少必然引发粮食减产。关中的水利设施历经数次战争多已淤塞残损，统治阶层顾不及维修，新修的水利设施也仅有郃阳县的阳班湫与长安县的南山漕渠。人口的锐减、土地的大面积荒芜、水利设施的淤塞不通，在此客观条件之下，可窥视关中的农业发展状况。然必须承认的是关中的农业已有一定的恢复，能供应唐政府局部需求，但于整个关中统治阶层而言仅为杯水车薪。故我们可将唐后期关中农业的恢复作为漕运年运量下降的次要因素之一。

针对漕运量下降这一现象，王朝中先生曾指出：“安史乱后漕运年运量骤降的直接原因是作为漕粮来源的赋税收入锐减的缘故……藩镇林立于内地。唐王朝原在关东的最主要的赋税供给地区河北道的全部、河南道大部和河东道一部，全为藩镇所割据。”这是一个及其重要的因素，在全国尤以北方粮产缩减之下，藩镇据土为私，使朝廷可征税之地大为减小，故漕粮的征收随之有所影响。而藩镇持有极大的自主性，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矛盾不断，冲突时常有之，对漕线的破坏极大，《旧唐书》中即有记载黄淮漕运被破坏，故而漕运只能自江汉达梁、洋之地，运输多为不便，费事费钱，皆为河南被叛贼占领而使漕运路绝所致。不仅有藩镇的破坏，多次的士兵或农民起义破坏力度也甚严重。懿宗朝的庞勋起义占领南北交通要道以阻南粮北运，僖宗朝的王仙芝、黄巢起义席卷南北，对社会的破坏力极大，致使漕运断绝。在频繁内耗之下，唐后期中央政府总控力呈下降趋势，并由之诱发诸多问题，在漕运上影响程度最大的当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漕吏贪腐，中饱私囊，消极执行朝廷之令，并从漕船的建造上谋私利，使得漕船的质量大打折扣，常驶于河中而毁，《旧唐书》中载道：“漕吏狡蠹，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只。”《资治通鉴》中也有类似记载：“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二）藩镇割据，各自据土为私，而漕线漫长，故沿岸骄横军人常以缺粮少物为由掠夺漕粮、破坏漕路，使漕运损失巨大、漕路时常淤塞，各藩镇士兵抗拒王师，邀截贡赋，窃据州邑，断绝梯航实为常态矣。

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即唐后期人口分布格局的重塑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对漕运的影响。唐中央征税主要在关东诸道与东南诸道，唐前期关东之地人口繁盛，农业发达，粮草丰腴，故漕粮多从关东运往关中，仅凭关东即可满足唐廷所需，东南诸道在漕运系统中的重要性远不及关东。安史乱后，全国人口骤减，关东诸道作为战乱之地深受破坏，对比乱前减少十之八九，《旧唐书·刘宴传》中记到：“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炊。”而这其中除了战乱死亡、不申户口外，大批北人先后南迁，《旧唐书·权德舆传》也有记载两京多被叛军、吐蕃践踏，致使士君子多以整个家族南渡江东。梁肃《吴县令厅壁记》中：“中原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都说明了这一现象。乱后关东的人口恢复相当缓慢，以河南道为例，天宝年间的户数为1,834,288户，元和年间的户数为140,851户，不及天宝户的十分之一，在人口即生产力的封建社会，注定关东诸道的农业发展大受困阻。相较于北方的战乱，南方安定的社会环境、膏腴的土地、适宜的气候、丰富的水资源更适合农业的发展，在原有人口基础之上又吸收大批北人迁入，“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他们带来的大量的财富、先进的技术等极大地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正是在南迁之人与当地土著的共同协作开发之下，南方的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唐政府才得以依南方经济而存。

安史之乱对北方的破坏以及乱中及乱后较长时段的北人南迁，使得北方人口急剧衰减，南方则在人口上远超北方，以及人口剧增促进的经济大发展使得江南一带稳占前列，正是在人口格局的再分配及重塑过程中，使得以上现象显现，在此影响之下，漕运重心南移，漕线核心路段增多，在藩镇割据及内斗不止之下漕运风险倍增，漕路时断时续，漕粮大为缩减，岁漕粮自淮河间起运，粮尚且有四十万石，而能至渭河仓者，十仅三四。

唐后期漕粮虽较前期大幅缩减，但仍是唐政府赋税的重要来源，因此才会出现统治阶层极力维持漕运以及漕路断绝后唐廷难以撑持而加速消亡的局面。这是人口效应的必然结果。北人南迁而引发的经济格局重塑，这是大势；唐后期政治中心仍居关中而与经济中心相分离，这是时势；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内斗不止，这是局势。大势造就粮产南多北少的现况，时势则导致唐廷必须南粮北运以维系统治，局势则是导致漕运量不增反减的重大因素。

五、小结

唐后期漕运因受战乱影响，总体而言总量骤降。但从人口视角分析唐后期的政治经济格局就会发现，人口的大量南迁使得经济重心南移步伐加快，但是北方自秦汉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造就了唐后期总体上南方人口激增，局部上关中人口仍相当稠密，以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的局面。为形势所迫，唐政府势必要南粮北运，连接南北的黄淮漕运举足轻重的作用便凸显出来。明晰了黄淮间漕运对唐后期的重要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战争频仍、赋税急剧下降、漕路时断时续、漕粮运输量骤降的情况之下，唐政府仍不肯放弃漕运，先后委派刘晏、李巽等人整治漕运，黄淮漕运则成为维系唐政府统治的重要生命补给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