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 蕾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探索”是门罗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对真实和自我的探索，“困境”与“逃离”则是它的两个主要情节。门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往往很少成功逃离，大多在中途就选择回归家庭。实际上，“逃离”一词本身便预示着对困境的被迫回避与出逃失败的可能，相对于“探索”的积极意义而言，它更能描绘女性探索的困境。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女性的逃离并塑造了特殊的女性探索叙事呢？通过对比男性探索叙事和女性探索叙事的差异，普拉特认为是因为社会规范对女性的压抑。但是门罗并未止步于此，她认为“困境”与“逃离”的螺旋式反复不仅是女性生存的特征，在更为本质的层面上而言，也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永恒主题。

一、传统男性探索叙事的原型模式

原型（Аrсhеtуре）是精神分析和原型批评理论的一个术语，荣格将其定义为个人和集体无意识领域内反复发生的典型模式与原型意象。他认为无意识领域的原型不可描述，但能够在文学和神话中被赋予形式。这一理论后来被弗莱运用到了神话与文学批评中，他认为神话中的普遍模式就是一种原型象征，从中能够发现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最深层意义。

其中，“探索”叙事就是神话和文学中的叙事原型之一，广泛地出现在英雄探险、骑士小说和荒原冒险小说中。通过对浪漫小说中的探险叙事的分析，弗莱归纳出了一个基本的叙事结构：危险的旅程、关键的战斗和归来的英雄。后来，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叙事结构：分离——开始——回归。根据荣格的原型理论——原型具有继承性、传播性和无限生成转换性，坎贝尔认为这一结构是神话的一种原型模式，被后来的骑士小说和荒原冒险小说所继承。门罗的女性探索叙事中也总是出现探索（逃离）与回归这一基本结构，在原型流变的意义上，也应当是神话探索叙事的一种后世变体。因此，接下来本文尝试用弗莱和坎贝尔所分析的神话探索原型来对门罗小说中普遍存在的探索叙事进行解读。

首先，参照传统男性探索叙事的原型模式，英雄的回归是经历了危险之后的凯旋，暗示着一种进步；而卡拉则是在探索（逃离）途中选择放弃与回归，这被视为一种精神或意志上的失败。其次，在神话探索叙事中，家这一空间总是潜在地被女性化，英雄的回归不仅是对家庭的回归，还是对女性（妻子）的回归，在这个意义上，英雄的回归暗示着一种平衡和圆满。比如在《奥德赛》中，佩内洛普代表着家，是奥德修斯的出发点和回归点。而在《逃离》中，克拉克扮演了“妻子”的角色——待在家中等待出走的卡拉，卡拉则扮演了奥德修斯的功能。如此，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之间发生了转换。第三，在传统男性探索叙事中，男主人公身边往往存在支持与阻碍探索的两类角色，他们对探索叙事起辅助作用，不构成叙事的核心。比如在《奥德赛》中，海神扮演的是阻碍角色，阿喀琉斯的幽灵则扮演辅助角色。然而，在《逃离》中，克拉克既是卡拉出逃的主要障碍（第二次逃离），又是帮助卡拉逃离的最大动力（第一次逃离），支持与阻碍在克拉克身上进行了复杂的融合。第四，中立性的神秘角色的存在。弗莱认为英雄探险小说中总会出现中立性的神秘角色，他们不可被清晰认识，是探索叙事的重要构成：“那些逃避英雄主义和邪恶道德对立面的人物通常是或暗示着自然的灵魂。他们部分代表了自然的中间世界的道德中立，部分代表了一个神秘世界。”在《逃离》中，小羊弗洛拉就是这一神秘的存在：它神奇地出走、回归与死亡，不断地引诱着卡拉。

可以发现，《逃离》的叙事与传统男性探索叙事在结构形式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在深层逻辑上存在着矛盾。比如，传统男性探索叙事总是将女性置于辅助性地位，她们的功能只是辅助或阻碍男性探索，不构成叙事核心。这实际上是对女性叙事的压抑。其次，女性总是和家庭这一空间隐秘地关联起来，家庭空间的女性化暗示了对女性外出探索的拒绝。第三，男性探索总是被描述为成功的，并遵循着线性叙事逻辑——离开、探险和回归。这些差异并不只是叙事形式上的差异，而是再现了父权制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层逻辑差异：他们无时无刻不暗示着女性探索的不可能。除此之外，传统男性探索叙事还提供了一个既定的叙事模式，正是在这个叙事模式的对照下，卡拉的回归才被视为是探索的失败。对此，女性主义原型批评家安妮斯·普拉特（Аnnis Рrаtt）认为，传统男性探索叙事忽略了女性经验、压抑了女性的探索叙事；以弗莱为代表的原型批评也不能被运用到对女性探索叙事的分析上来。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女性主义视角，发展女性小说自己的原型模式。

二、女性小说的原型模式

普拉特认为“女性小说反映了一种与男性截然不同的经历，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动力受到了社会关于性别的规定的阻碍”。在社会上，女性由于社会性别差异总是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位于社会的边缘性空间。这种社会性别的规范压抑了女性对自我发展的需求。比如，家庭总是被归为女性的责任，这种倾向阻碍了女性的外出探索——不论是对社会地位的追求还是对精神上自我发展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空间的女性化倾向不仅反映在男性叙事中，也常常出现在女性创作中：许多女性成长小说总是以幸福的婚姻作为结局。这是因为女性作家一出生便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性别规范被她们无意识地内化了。当然，男性叙事原型并不总是被女性作家所采纳，也时常被她们排斥。也就是说，同一原型模式会因为解读者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地位而产生不同的解释。并且，根据荣格的理论，原型本身也会因为社会的变化而产生变体。因此，普拉特认为以弗莱为代表的原型批评不具有他们所声称的普遍性，它缺乏对女性经验的正确描写。为了更好地理解女性叙事，普拉特归纳出了女性小说自身的叙事原型。

通过对大量女性小说（女性作家所写的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的分析，普拉特归纳出了三种叙事类型——女性成长小说、婚姻小说和重生小说，并找到了他们的共同特征。她发现，因为女性或女性作家是一种社会存在，她们必然受到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价值和性别规范的影响，不论是对社会规范和社会性别的反抗还是赞同，都是影响的一种形式。在社会、男性写作和女性自我表达的共同影响下，女性写作呈现出一种情节反复、人物心理复杂化、叙事者态度模糊的叙事特征。而女性作家对社会和男性叙事的反抗则体现在，女性作家对自我表达的实现以及女主人公对“真实”和“自我”的探索。她们通过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不以父权为中心的新空间——普拉特将其称为绿色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女性乌托邦世界。但是，女性作家的叙事和女主人公的自我追求总是以失败告终或带有消极意义，这暗示了被掩盖的女性叙事传统，以及社会规范对女性自我表达的惩罚的威胁。而这些特征在门罗小说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

首先，根据卡罗尔·克里斯特（Саrоl Р.Сhrist）对探索叙事的划分，《逃离》的探索叙事和普拉特归纳的女性重生小说都属于精神探索叙事：对真实自我的探寻与发现。其次，《逃离》与重生小说有着类似的叙事结构。重生小说被普拉特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女性受到社会规范的压抑处于困境之中，自我意识觉醒，离开家庭或丈夫。与之类似，在压抑的生活环境下，卡拉在梦中受到弗洛拉的引诱，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第二阶段：平凡的现象以神秘的形式出现，帮助主人公开始通向绿色世界的探索之旅。《逃离》中弗洛拉就是引导卡拉去往绿色世界的神秘象征。第三阶段：“一个理想的、非父权的爱人有时会作为一个启蒙的向导出现，并经常在探索的困难点上提供帮助”。在卡拉的第一次逃离中，克拉克扮演的就是绿色世界的爱人这一角色。第四个阶段：与记忆中的人物对抗，而不是实际的战斗。在第二次逃离的旅程中，卡拉便回忆起了与克拉克的对抗，但与此同时也意识到了他的重要。第五阶段：踏上通往无意识的旅程，去往绿色世界。在《逃离》中，卡拉最终回归了家庭，并没有进入到这一领域，但绿色世界的象征——弗洛拉的引诱，却一直存在。

经过对比分析，大家能够发现《逃离》的叙事结构与重生小说的叙事模式存在极高的相似性，普拉特的女性主义原型批评也能够被用来解读《逃离》的女性探索叙事。比如，困境与逃离的叙事反复意味着门罗意识到了女性自我探索的需求与困境；其次，门罗通过文学创作对女性生存状态和女性自我探索需求的表达，是女性作家对社会规范的反抗。但是，普拉特的女性主义原型批评也使得《逃离》的解读过于模式化了，后者实际上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叙事内涵。比如，在《逃离》中，她没有将女性自我追求和父权制的压迫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赋予了克拉克与卡拉的关系以复杂性，卡拉的出逃也不仅是因为克拉克。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文本自身，对《逃离》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三、《逃离》中螺旋式前进的女性探索叙事

卡拉经历了两次逃离，但皆以失败告终，这不仅是因为父权制社会的压抑，更是因为卡拉“个性化”的缺乏。荣格认为社会对自我的定义是对真实自我的压抑，而个性化的转变则是真实人格的出现，这种转变往往从神秘、仪式或梦境中开始。根据荣格的定义，卡拉的两次出逃都是因为自我意识的觉醒——对追求真实自我的渴望，但问题在于这种“个性化”的转变并不充分。

卡拉的第一次逃离是因为她厌烦了当下的生活，希望追求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但是这种自我的觉醒并不充分：只是对当下生活的不满，缺乏对生活和自我的真正认识。因此她轻易地让渡了主权，让克拉克成为未来生活的设计师，期望他将她带到真实的生活中去，找到自我。但是真实的生活只是卡拉对他处生活的一种不成熟的想象，这一旅程注定失败。第二次逃离一方面是因为卡拉想要摆脱当下的生活困境——克拉克的坏脾气、谎言带来的邻里困扰等，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希望达到西尔维娅的期许——“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困境与期许促成了卡拉自我意识的再次觉醒——弗洛拉的神奇出走与梦中引诱就是其觉醒的象征。但是，这种自我意识的发展仍然是不够充分的：她无法想象没有了克拉克的存在，如何去真正地融入一种生活；以及出逃之后，“用什么来取代他的位置呢”？也就是说，卡拉无法独自完成寻找自我的旅程，始终需要某个人来作为其生活的支撑。在第一次逃离中，克拉克取代了父母的位置；第二次，没有人能够取代克拉克的位置，因此，逃离中止了。在这两次逃离中，虽然父母和克拉克是阻碍她逃离的潜在危险，但都没有实际的现实行动。因此，真正阻碍卡拉逃离的或许并不是社会的规范（只是次要原因），而是她的个性化发展不足以支撑她独自踏上自我探索的旅程。但是，回归就意味着探索的失败吗？难道不正是因为个性化发展的不充分，所以才要不断探索吗？其次，对自我的追寻就一定意味着对家庭的反叛吗？关于这些问题，门罗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思考。

首先，卡拉的回归不意味着探索的结束。在卡拉回归家庭之后，生活向好的方向转变：天气晴朗了、经济条件好转、夫妻感情也更为亲密。但是故事远没有结束，西尔维娅的来信和弗洛拉神秘的回归以及再失踪让卡拉再次处于隐秘的不安中：徘徊在枯树旁的秃鹫让卡拉意识到弗洛拉可能已经因为克拉克的复仇而死亡。小羊弗洛拉实际上就是卡拉自我意识的象征，它的行为和卡拉的心理状态构成了紧密的对应关系：正如卡拉少女时期对克拉克的依赖以及成熟之后的疏离一样，小羊最初完全是克拉克的小宠物，后来则更加依赖卡拉，更具有智慧了；弗洛拉的失踪与归来也对应着卡拉的逃离与回归。那么，弗洛拉的死亡是否象征着父权制对女性探索的惩罚以及卡拉自我意识的消亡呢？并不完全是。弗洛拉的出走受到了惩罚，这种暴力一方面使卡拉感受到了威胁，抵制着逃离的诱惑——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卡拉不再朝那一带走了，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另一方面又受到它的刺激，被弗洛拉不断地诱惑—— “她现在心里埋藏着一个几乎总是对她有吸引力的潜意识，一个永远深藏着的诱惑”。依照荣格的理论，这个深藏于潜意识的诱惑不会被永远深藏：要么通过个性化的转变化解，要么变为意识的混乱。因此，弗洛拉的诱惑一直存在，下一次逃离还会到来。卡拉的回归并不是探索的失败，而只是探索过程中经历的一个阶段；困境与逃离的反复并不是机械性的，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女性探索虽然会经历阻碍与危险，但只要坚持，便会前进。

最后，女性对自我和真实生活的探索不一定表现为对家庭的反叛。正如西尔维娅所言：“没准卡拉的出走与感情上的波动能使卡拉的真正感情得以显现，而且认识到她丈夫对她的感情也同样是真实的”。女性与家庭的关系可能会被社会规范所扭曲，异化为对女性的压抑；但是其中也必然包含了促进女性自我认知的因素。卡拉对自己依赖他人的认识并不是“个性化”转变的失败，而是接受他人在自我探索中的意义。我们必须承认父权制社会对女性探索带来的阻碍与威胁，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的非绝对性。男性角色在女性追求自我的旅程中有时也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正如克拉克对卡拉的帮助，以及卡拉在其与克拉克的关系中体验到的幸福。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女性不能仅仅在这种对立中、以男性作为他者来建构自己的形象，这反而使得女性被束缚在这种对立之中。只有摆脱男女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女性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

在《逃离》中，门罗注意到了社会性别给女性探索带来的困境，但并没有拘泥于男女的二元对立，而是从“生存”这一更具包容性和本质性的哲学视角展开叙事，将“女性”作为“人”、而非“男性”的他者来进行讨论。这使得《逃离》的女性探索叙事避免了以男性探索叙事作为他者来建构自己，而是通过对生存本质问题的探讨重新塑造了一种更具有反思性的女性探索叙事模式。总而言之，门罗注意到的不仅是女性探索的困境，在更为本质的层面上，她还捕捉到了人性和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困境”与“逃离”的螺旋式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