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楠

（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作为主线，勾勒出明末风起云涌的局势以及恢宏的历史场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桃花扇》不仅是一部爱情剧，更是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历史剧，其间涉及明代诸多战争的记述，为剧作增添了浓厚的“兴亡之感”，剧中战争的巧妙安排亦能够展现出作者孔尚任高超的写作技巧，本文即从剧中的战争描写着眼，分析其叙事艺术，并从作者孔尚任对于不同战争的褒贬态度，挖掘其思想主张。

一、明末复杂战局的全面再现

明代后期社会局势动荡，矛盾众多，战争频仍，在《桃花扇》中，作者孔尚任对于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战争；清军进犯明朝的战争；以及明朝内部诸将之间的内战都有所展现，力求全面地描写，将明王朝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完整地呈现于读者眼前。但在这三类战争的篇幅处理上，孔尚任又有所侧重，于剧中着重展现明朝内部诸将之间的内战，而略写、隐写农民起义以及清军进犯明朝的战争。

“南明几个朝廷最大的特点和致命的弱点正在于依附武将。武将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徒拥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孔尚任洞悉了南明内部军事矛盾对于朝廷根基的根本性动摇，故而于《桃花扇》中以正面描写的方式，重点展现武将之间的内战。《争位》《和战》《移防》着重展现四镇的矛盾，彼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队正围攻河南，史可法召集四镇统领共商防河大计，但他们却因一己私利而争斗，全然不顾国家大事，而在帅府门前兵戈相见，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又在黄金坝上讨伐高杰，四镇混战，最终，四镇的激烈内战以高杰移防暂时作结，但四镇内部的矛盾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仍然争斗不休。《草徼》《截矶》二出则写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东下讨伐奸佞马士英、阮大铖，黄得功受阮、马之命于坂矶截堵左兵，左梦庚上阵与之交战，后败下阵来，正当袁继咸与左良玉商量退兵之时，左梦庚突然反水，从内部摧毁了九江城防，左良玉气急吐血而亡。

在战争描写中，场上人物的唱词能够充分展示他们内心的想法：“北征南战无休，邻国萧墙尽仇”“国仇犹可恕，私恨最难消”，在明朝诸将心中，家国仇恨固然重要，但同时也不能放弃与其他将领进行斗争，以攫取利益，他们甚至将这种内斗看得比恢复中原还要重要。“这时候协力同雠还愁少，怎当的阋墙鼓噪,起了个离间根苗。这才是将难调，北贼易讨。”这段唱词不仅是史可法对于诸将纷争的慨叹，更是作者孔尚任借史公之口所展现地对南明时局的评价与反思：流寇在内作乱，清军进攻于外，明将们不但不勠力同心，反而兵戈相见，祸起萧墙，明王朝从内部开始崩坏，其灭亡是可以预见的。

除了诸将间的内战，《桃花扇》还涉及农民战争的相关书写。有明一代农民战争频发，后愈演愈烈，直至明末出现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但在剧中，孔尚任并没有直接描写农民战争的交战场面，而是将战争的战况借用剧中人物的宾白叙出，且较为精简，在只言片语之中呈现出紧要的局势，这些叙述散见于《听稗》《投辕》《哭主》《阻奸》《争位》诸出中。涉及农民战争的语句虽然不多，出目也较为分散，但孔尚任对这些叙述的安插并非毫无头绪，而是前后照应，如《听稗》中吴应箕说道：“昨见邸抄，流寇连败官兵，渐逼京师。”交代了李自成连打胜仗，逼近京师的情况，牵动人心。而对于进攻京师的战争结果，孔尚任则于第十三出《哭主》中，通过塘报人与左良玉的对话呈现出来：“（净急介）禀元帅也，大伙流寇北犯，层层围住神京，不见救援守兵，暗把城门开动，放火焚烧宫阙，持刀杀害生灵。（拍地介）可怜圣主好崇祯，（哭说介）缢死煤山树顶。”

这两出并非以农民战争为主要内容，但孔尚任却不忘用几句话来点出战争的状况，这样的安排实际让农民起义军的推进成了全剧的一条暗线，并且适时与剧中明朝将领们的行动交错：张献忠的军队洗劫武昌城，左良玉的军队才因没有军粮而意欲移兵就粮；李自成的军队攻陷河南，许定国告急，史可法派遣高杰前往支援，暂时平息了四镇的内战。这不仅使剧本结构缜密，环环相扣，还再现明朝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

农民战争使得明王朝动荡不安，弘光政权内部的又有着激烈的党争，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东进，意欲讨伐权奸阮、马，江北四镇纷纷迎击左兵，致使江淮一代无人防守，清军趁机攻打扬州。孔尚任秉持着实录的精神，在剧本中对于清军入侵明朝的战争也有所涉及，只是身处清朝，为了避免因文字而招来祸端，作者对于清军的描写较为隐晦，在剧本中称清兵为北兵，且在战争中没有直面描写清军的暴行，而是将视角置于明将史可法的身上，着笔写他战前誓师点兵及在战败后奔走南京最后投入江水自尽的结果。

剧中三类战争的安排有详有略，有明有暗，再现了明王朝纷繁复杂的时局，显示出孔尚任谋篇布局的高超技艺。

二、《桃花扇》战争叙事艺术

在《桃花扇》战争叙事的过程中，孔尚任细致考据了明末战争的相关情况，与此同时，他又对这些战争素材进行了合理化融合或改动，以适应戏曲体制，能够使之搬演场上。这些战争情节并非平铺直叙，而较多运用了“突转”手法，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一）确考史实，融合整理

孔尚任将撰写史著的尚史征实精神用于《桃花扇》的剧作创作之中，试一出《先声》中，作者就以老赞礼之口道出：“但看他有褒有贬，作《春秋》必赖祖传。”孔尚任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其《桃花扇》亦颇有祖上作《春秋》的遗风，最大限度地以实录精神还原南明历史，并对其进行褒贬。“未仕时, 每拟作此传奇, 恐闻见未广, 有乖信史”，故而孔尚任前往扬州、南京等地，结识了诸如冒襄、黄云、宗元鼎、杜于皇、石涛等明末遗老，搜集了诸多明末逸事，又借鉴如《樵史》《壮悔堂》《四忆堂诗集》《有学集》《梅村集》等书籍对于相关人、事的记载，苦心经营十余年才三易其稿写成《桃花扇》。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自诩“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此说并非语过其实，剧中涉及对于诸多战争的记述亦能体现其细致考据之功。

如《截矶》一出主写崇祯十八年四月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率兵东进，欲进京勤王，途经九江驻军暂歇，不料黄得功受阮大铖调遣在坂矶处驻兵截堵左良玉，其子左梦庚前去应战，奈何“黄得功领兵截杀，先锋俱已败回”。左兵失败，不能前进，后左梦庚反叛，自破九江城，左良玉气急自杀。历史上确有“左兵东进”以及“黄得功迎战左兵”之事，剧中黄得功自言“今奉江防兵部尚书阮姥爷兵牌，调俺驻扎坂矶。”其驻兵地坂矶即今安徽繁昌县荻港镇的板子矶，《明史》记“四月，左良玉东下”，又有“命得功趋上江御之，驻师荻港。”孔尚任对于左、黄之战确考时地，以此为据，敷演战争。

但历史剧不同于历史著作，在确考史实的情况下，《桃花扇》剧中的一些战争编排又进行了相应的融合整理，目的是为了统一情节，减省头绪，以便在简短的关目中就能展现纷繁复杂的矛盾。上述的坂矶之战在历史上是在左良玉死后，由左梦庚率兵与黄得功交战的，且交战地是在铜陵，如果按照历史真实来写这场战争，势必要花诸多笔墨交代左良玉病死九江，军中推立左梦庚为帅继续领兵东进等一系列事件，故而孔尚任将这些历史事件重新编排，整合于一出之中，先写左、黄之战，而后又写左梦庚反叛，自破九江城，将左良玉之死设置成听闻此讯后气愤自杀。整出虚实结合，将诸多事件于一出中集中展现。

（二）剧多“突转”，不落窠臼

孔尚任十分注重剧作的创新性，他在《桃花扇·凡例》中写道：“排场有起伏转折，俱独辟境界；突如而来，倏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凡局面可以拟者，即厌套也。”他认为应重视戏曲情节的起伏转折，打破常规而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这样才能独辟蹊径，不落俗套。

这种写作观念在《桃花扇》战争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战争书写并非采用平铺直叙的方法，而常采用“突转”手法，于紧要处陡转笔锋，使整个事态、情势发生突变，完成剧作的冷热转换。《誓师》一出写史可法在扬州城内誓师点兵，为与北兵交战做准备。一番言辞慷慨激昂，热血沸腾，谁知传令下去，三军却寂然无声，三传军令而三不应，未及战场而气势已败。面对此境，史可法大声呼号，竟悲痛至极而堕下血泪。史公为国事忧心而至泣血，不可不谓之“奇”，作者在这里又笔锋一转，写万念俱灰的史可法流下的血泪竟又打动了三军，愿意全力以赴坚守扬州。此出可谓一波三折，史公点兵—兵不应—史公泣血—兵回应，剧情设置出其不意，全剧感情也随之起起伏伏，由豪壮到凄凉再到激昂，极具感染力。《哭主》一出亦是以喜起手，前半部分叙写左良玉加封太傅，左梦庚挂总兵之印以及军粮缺乏之事得以解决等诸多喜事，又铺写左良玉与黄澍、袁继咸在岳阳楼宴饮，“高楼设宴，大快生平”，就在三人把酒临风，喜气洋洋之时，孔尚任突然转笔写塘报人来报流寇攻占京师的战讯，之前的一切喜悦、快意皆烟消云散，气氛陡然由喜入悲。正如眉批所言“满心快意之时，风雷雨雹，横空而下，令人惊魂悸魄，不知所云”；总批对此安排也写道：“正满心快意，忽惊魂悸魄，文章变幻，与气运盘旋。”这样的突转安排使得观者无法预拟剧情的发展，增添了场上演出的戏剧性效果。

三、“攘夷”与“忠君”思想

孔尚任在《桃花扇》战争书写的过程中，蕴含了其“攘夷”的民族意识以及深沉的忠君思想。华夷之辨是汉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称为夷夏之辨，即自觉地区分华夏与蛮夷。在面对外族侵犯的时刻，“辨夷”的意识进一步衍生为“攘夷”的要求。明清之际，在北的少数民族政权以武力进攻中原，社会动荡，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攘夷”的民族意识由隐性变为了显性，迸发出新的活力，不仅体现在抗清的实际行动中，还表露于文学作品的抗清战争书写之中。

面对王朝颠覆的历史，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用史笔记录了改朝换代的残酷战争，虽然囿于政治环境的原因，无法直面书写自己的情感态度，但在战争中，他着力塑造并歌颂的均是那些顽强抵抗不屈从于清军的明朝将领，对于向清朝投诚而放弃了民族操守的人，孔尚任则辛辣地讽刺或谩骂他们是“识时务的俊杰”“开国元勋留狗尾”。从中可以管窥其所蕴含的“攘夷”民族情绪。

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三人可谓是抗清战争之中着力展示的光辉人物。孔尚任笔下的史可法始终忧心国事，面对清军进攻，史公誓师点兵死守扬州，最后脱下袍靴冠冕，投江而死，悲壮惨烈。而黄得功，虽在文本中有鲁莽、高傲的一面，但作者还是大力褒扬了他的忠肝义胆，以及不向清朝投诚的骨气与操守。在北兵大举南下，战况紧急之时，黄得功并没有反叛投敌，还破口大骂，直言投诚北朝的人是“没良心的反贼”。至于左良玉，在历史上非议众多，更有人说他是“盗贼之余”，而孔尚任却一改其固有形象。在《桃花扇》纲领中左良玉的分行是“中气”，也就是“忠”，说明孔尚任在创作过程中着力想展现的是家国乱离之时忠良的左良玉形象，他始终以“恢复中原”为己任，而无谋逆之心。《草徼》一出看似是南明内部争斗，但实际上左良玉的讨伐对象是“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丧失了民族操守，意欲卖国的奸佞阮、马，以及那些破坏中原统一的清军，这场战争暗含了抗清的元素。虽然最后讨伐失败，左良玉含愤自刎，但孔尚任在剧中仍称他为“英雄”：“英雄不得过江州，魂恋春波起暮愁”，这也是对他举动的一种肯定。

孔尚任在《桃花扇》文本中塑造并褒扬了“有明三忠”奋力抗清，挽救明王朝于水火的英雄形象。此外，他本人的诗歌中也有诸如“英雄有恨欲如何”“萧条异代微臣泪，无故秋风洒玉河”的字句，体现出深沉的亡国遗恨以及“攘夷”的民族意识。然而这种情绪仅仅局限于面对外族来犯的排斥心态，是细微的，并不等同于孔尚任其人有反清复明的强烈反抗意识。

不可忽视的是，历史上的张献忠、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曾是抗清的中坚力量，清顺治二年，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意欲下旨招降，在恩威并施的情况下，张献忠仍置之不理，次年北上抗清之时，张献忠对其部下孙可望的一番话语又展现其欲联明抗清的愿望：“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这样来看，农民起义军的行径似乎与孔尚任 “攘夷”的民族意识相契合，但《桃花扇》中对这些农民起义军抱有的却是贬斥的态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在农民战争的书写选取上，作者只展现张献忠、李自成部队进攻明朝的战争，而隐去其抗清的部分不写；其次是对他们的称谓上，多用“贼”“寇”来代称，如“大伙流贼北犯”“昨日寇逼河南”，同时，孔尚任还借剧中人物之口直接表达对于他们的蔑视和愤恨“那李自成、张献忠，几个毛贼，何难剿灭”，对于农民起义的这种态度，除了阶级因素，还与作者秉持的忠君思想有关。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等级观念要求天下臣民皆要遵守尊卑次序，农民作为臣民的一部分，也应该对皇帝效忠，按时、按量纳赋。而以臣伐君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故而在剧中，他强烈斥责了动摇明朝正统江山社稷的农民起义军，即便他们也参与了抗清战争。反观同是投身“攘夷”斗争的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他们虽然有所不同，“明朝三忠，史阁部心在明朝，左宁南心在崇祯，黄靖南心在弘光”，但归根结底都是忠于明朝。孔尚任对于二者的褒贬不同，实际体现出在他心中“攘夷”与“忠君”的轻重关系：“攘夷”固然重要，但须以忠君为前提。

四、结语

《桃花扇》涉及了诸多明末战争，在实考战争其事、其人的基础上所描绘的这些大小战争旨在全方位反映南明复杂的局势状况，赋予了剧作厚重的历史感。不过戏曲与史书不同，在有限的篇幅中将战争状况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眼前，离不开作者孔尚任对于战争历史的剪裁与再创作，“突转”手法的运用又让战争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而通过孔尚任对于战争的描绘，读者又可从中读出其自身所秉持的“攘夷”与“忠君”态度。正如吴梅所评，《桃花扇》品格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