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艳妮 刘庆超

《二如亭群芳谱》（以下简称《群芳谱》）是明代山东新城王氏家族的王象晋编撰的一部有关植物栽培种植的著作。全书以“元、亨、利、贞”四部为基本构架，分天谱、岁谱、谷谱、蔬谱、果谱、茶谱、竹谱、桑麻葛谱、棉谱、药谱、木谱、花谱、卉谱、鹤鱼谱等十四谱，对四百余种植物的生态习性、栽培种植、加工保鲜技术、中药炮制技术等进行了记录描述， 还大量引用诗词文赋与典故，将植物与个人性情、生活理念、知识趣味相联系，并加以研究、鉴赏、利用。内容涵盖了农学、园艺、林学、文学、医学、餐饮等多门学科，可作为众多学科古代文献研究的重要资料。《群芳谱》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作者的旨趣何在，如何评价它在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该书在现代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这些都是在重新解读《群芳谱》这部古籍时需要面对的问题。

《群芳谱》是一部农书，这可以说是古今学人的共识。如《明史·艺文志》将它列入子部农家，《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归入子部九“谱录类”中的“草木禽鱼之属”， 实即农书的一类。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群芳谱》属于书中所列一百三十余种明代农书之一，90年代范楚玉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将《群芳谱》列入其农学卷（卷三）之中。

对《群芳谱》的内容、社会意义及学术价值等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围绕其农书属性展开。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对《群芳谱》的评价并不高，称其“略于种植而详于疗治之法与典故艺文， 割裂饾饤，颇无足取”，几全盘否定。原西北农学院古农书研究学者石声汉在 《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中认为：“《群芳谱》只能算是一种‘类书’……在农业生产上， 更不见得有什么重大意义。”上述观点，在古今学界颇有影响，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群芳谱》被视为不够专业的肤浅之作，普通读者更是鲜有问津。然近年来，学者对《群芳谱》的评论则趋于正面。如王毓瑚指出：“从现代农业的观点来看，书中确实包括了不少可资参考的资料。”伊钦恒在《群芳谱诠释》中对《群芳谱》的农学价值做了较为全面的肯定。自20世纪30年代即从事中国古农书研究的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更是盛赞《群芳谱》“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一样值得大书特书”。

总之，对《群芳谱》文本属性的认定以及对它或贬或褒的评价，多归农书一途。关于古农书，我国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有三百多种，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农书，或曰“通书”性的农书，一般以作物栽培、园艺、畜牧和桑蚕为基本内容；另一类是所谓的农业专书，包括有关天时、物候、耕作的专著以及各种专谱。《群芳谱》确实包含了上述两类农书中的不少内容，将其作为农书自然不无道理。然通观全书，不难发现，《群芳谱》中还包含了许多与农学无关的内容，它与《王祯农书》《农政全书》 这类农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有理由认为，《群芳谱》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农书，更非专业类农书。因此，有必要换个视角来考察《群芳谱》的文本属性，而古籍也需要在不断的解读中获得其存在价值。迄今为止，对《群芳谱》的研究，除了农学方面的相关论述外，近年来也出现了个别对其某些非农学内容， 如典故、诗词、医学、染织等的若干评述，但尚未见到着眼于其整体内容所做的系统全面的评说。

《群芳谱》事实上是贯通自然和人文两大领域的， 且采用了不同于传统农书的写作范式。鉴于其书写内容和书写方式的独特性，解读《群芳谱》需要突破单一的农学视域，而采用一种“复调式”的视角，或者说，需要“横看成岭”之外的“侧看成峰”。基于时贤对《群芳谱》的农学属性及价值已有诸多高论及定评，兹无需赘述。这里试图仅从人文视角，对《群芳谱》做一整体化的、而非局部化或碎片化的解读。

一、丰富的人文内涵

《群芳谱》表面上所讲述的内容是植物，与普通农书并无不同，但其宗旨与普通农书实大有不同。《群芳谱》卷首开宗明义，已然点明了全书的旨趣所在。卷首内容主要是“往哲芳踪”，其次是作者的“言志诗”两首。“往哲芳踪”小序云：

间披往籍，得超然物外、不染世氛者三十余人。逸韵高标，芳留千载。其视予谱群芳之指，暗相符合，遂欣然执管，而勒之卷首。

既然“往哲芳踪”关乎《群芳谱》的宗旨所在，那么就需关注其内容。首先，这里全是人物而没有植物；其次，这些人物几乎没有一位具有农学家的身份或背景。古代著名的农学家且有农书传世的氾胜、贾思勰、崔寔、徐光启等人（他们分别著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四民月令》及《农政全书》）均不在其列。这二十多位“往哲”皆为史上著名的遗世高蹈之士，《群芳谱》 收录的是他们“超然物外，不染世氛”的事迹及其相关作品。这中间只有陆龟蒙一人与农学有点关联，此人著有一篇专述农具的《耒耜经》，全文并序在内凡四百四十三字。然陆龟蒙其人在历史上是以江南松江隐士闻名的（事见《新唐书·隐逸传》卷一百九十六）。《群芳谱》所收录的是其著名的《江湖散人歌传》， 而非那篇鲜为人知的农学作品。 王象晋在“往哲芳踪”小序中明示这些人物与自己作《群芳谱》的宗旨“暗相符合”，足以说明，《群芳谱》真正关注的对象是人物而非植物，其出发点是人事而非农事。《群芳谱》是一部以人为本，尊重、关心人自身价值和利益的人文作品。研究《群芳谱》，当从其人文属性着手，方可索其旨，探其奥。

对《群芳谱》的人文属性，陈继儒慧眼独具，在其序文中早有明示：

虽托名农圃，而大人三才之能事毕具矣……公非为农圃设也。洪荒到今，其间正闰兴亡理乱，不知历几千余年矣。正如群芳之荣落，悉听于二十四番花信之风，而究竟本深者末茂，人定者胜天，宁讵委之气数而已乎？老臣以爱惜人材为主，老宗长以爱惜子弟为主， 老农圃以爱惜花木为主。接引生机，此花之初学也；护持香艳，此花之盛年也；茹其英而收其实，此花之晚节末路也；刬腐稿、剔虻蠹、疏堙滞，此去夫花之败群圮族，而成就为家干、为国桢者也。若夫养失其性，用违其才，岂花之罪也哉！吾故于王公之是谱也，得收族之义焉，得国家树人之术焉。富哉，言乎此谱！

陈继儒在其序中入木三分地揭示了 《群芳谱》丰富的人文内涵，他指出,《群芳谱》“虽托名农圃，而大人三才之能事毕具矣”。在他看来，《群芳谱》不过是“托名”农书而已。即是说，《群芳谱》只是假农书之名， 实际上所要传递的是 “大人”“三才”这类人文内容。肯定《群芳谱》的人文属性，并不是仅仅就书中含有大量的诗书传集等人文作品而言的，而是说该书具有超越普通农书的编纂眼光、体例、格局及人文追求。书中蕴含着作者对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国之兴亡离乱及人之现实生存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方岳贡在其“引”文里称《群芳谱》“缘八政以存义，顺四时以观生”。方氏也曾为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作序，序中指出：“既悉其事，复列其图，农之为道，凡既备矣……爱养元元者，其务所以安之哉。”试将其为两书所作的“引”与“序”作一比较，亦可见二书旨趣的不同。

陈继儒所言非虚。如木谱首简中的前两篇文章，其一为柳宗元名作《种树郭橐驼传》，文中以“顺天性，不害其长”的植树之术，讽喻地方官吏对百姓的强督促、频滋扰，于蕃民生、安民性有百害而无一益。其二为陆贾《新语·资质》篇，文中通过述说深山之中名贵树木为世人弃用事，喻指当政者应畅通选人任贤之路。这里《群芳谱》借先贤洞识卓论，间接传递出对晚明时政的批评。

《群芳谱》在描述具体的自然事物时，往往将相关的人文知识融入其中，希望并引导人们重视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而非仅简单地关注事物自身的“事实”，譬如天谱中对“露”的表述：

立秋，凉风行，白露降，万物始实。《大戴礼》云：“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霜以杀草木，露以润草木。露从地出，和气津液之所凝也。花上露最香美，然不可多得；柏上露能明目；荷叶中露颇多而清，酿酒最佳。露气浓甘者为甘露，一名荣露。甘露者，仁泽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饴。王者施德惠则甘露降，耆老得敬则松柏受之，尊贤容众则竹苇受之。一名膏露，一名天酒。

这段文字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自然知识，也有人文知识。试比较常见古书中的一般性释义，《说文解字》曰：“露，润泽也。”《五经通义》曰：“和气津凝为露。”蔡邕《月令》:“露者，阴之液也。”相比之下，《群芳谱》的上述解说，有助于扩大人们的知识视野。

二、厚重的人文情怀

《群芳谱》的人文内容尤为集中地表现在诸谱小序中，这种小序也是普通农书所不具备的体例。《群芳谱》全书凡十三篇小序（不含卷首），小序位于诸谱之首，对全谱内容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而它着重揭示的并不是该谱植物（或动物）的自然属性，而是其人文内涵。例如蔬谱小序：

谷以养民，菜以佐谷，两者盖并重焉。菜名曰蔬，所以调脏腑，通气血，疏壅滞也。壅滞既疏，腠理以密，可以长久，是以养生家重之。不宁惟是，纵天之水旱不时，五谷不登，苟菜茹足以疗饥，亦可使小民免流离捐瘠之苦，树艺之法安可不讲也？第为民上者， 使民以菜茹疗饥， 三年九年之蓄谓何？真西山有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鹤林玉露》云：百姓之有此色，正缘士大夫不知此味。旨哉言也！作蔬谱。

这里完全是以人为本，立足于人的需求来谈蔬菜的命名、性能及功用。尤其着眼于社会现实，强调其“疗饥”之用。但作者并未到此为止，进而揭示了造成百姓以菜茹疗饥的社会政治原因，直指“为民上者”，即最高统治者在储粮备荒这一基本国策上的失误、 失能。“三年九年之蓄”， 语出《礼记·王制》，其云：“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国也。”国备三年九年之蓄“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自古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将百姓“面有菜色”简单地归因于“自然灾害”，对此，王象晋不以为然，他借助古代经典，批判现实政治，同时也是在启发民众的觉悟，显示出清醒的人文意识。又如“果谱”小序：

周官备物，实笾必藉夫干葙；卫侯兴邦，树木不遗乎榛栗。盖先王制礼，本人情，尽物曲。不贵异物，不重难得。郊庙以广仁孝，燕享以示慈惠。下逮郡邑闾里，交际往来，莫不惟礼是凭焉。果蓏二十，用佐五谷，载在方册，千古不易已。苟品物弗具，即诚敬其奚将？若物性未达，即培植其奚展？勿曰吾不如老圃，君其问诸圃人也。

这段文字可谓浓缩了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内容，展开即可成一长篇大论。先是引经据典，其经说出自《周礼·天官·笾人》，原文作：“馈食之笾，其实枣、栗、桃、干葙，榛实。”此处借经说，撇开干果佐五谷之用，而言其祭祀之用。“卫侯兴邦，树木不遗乎榛栗”，其典出自《诗·鄘风·定之方中》，据《诗序》云：“卫为狄所灭……卫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其诗有云：“树之榛栗。”此番引经据典以说明，果木自古便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具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接着，便围绕“礼”作言简意赅的论述。首先，传承了司马迁的一个重要观点，“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史记·礼书第一》）。即礼的根本是人情，礼是朴素而寻常的。所谓礼，即为满足人情的自然要求。其次郊庙（祭祀天地祖先）和燕享（宴请宾客亲友）的礼仪，不仅仅是具有仪式感的形式，它还承载着“广仁孝、示慈惠”的人文内容。礼在维护伦理道德、人际关系方面具有不容轻忽的作用。再次，礼是全社会各阶层的人群都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 众所周知，礼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孔子云：“不学礼， 无以立。”（《论语·季氏》） 又云：“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是立身的根本。王氏在此借题发挥，大谈礼，显然是有意识地传承儒家的礼文化，引导人们将学礼视为人生的必修课。

又，《群芳谱》中，竹被单列一谱，而《王祯农书》中竹列入“百谷谱”的“竹木”目；《农政全书》中，竹列入“种植”卷三十九“杂种上”，均与其相他关植物并列。且这两部农书谈竹，仅就其植物特性、种植方法而言，或及其用途。《群芳谱》则不然，其小序将竹人格化，着眼于其君子品格的评述，云：“名人达士往往尚之。”又引苏轼诗《於潜僧绿筠轩》中名句：“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群芳谱》引文作“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充满的是一种充满文人味的爱赏之情。就竹谱内的全部文字来看，涉及竹自身生物特性及养植方法方面的内容不足三分之一，更大篇幅的文字是历代文人描述吟诵竹、 将其人格化的诗文，例如戴凯之《竹记》、白居易《养竹记》、刘岩夫《植竹记》、王世贞《万玉山房记》、刘子褮《此君传》等等。由此可见，竹谱主要表达的是一种推崇和追求理想人格的人文情怀。

通观《群芳谱》全书的整体布局，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书中诸谱的排列顺序大有讲究。天谱小序云：“予谱群芳，谱谷，溥粒食也；谱蔬，谱果，谱茶，佐谷也；谱木棉，谱桑麻葛，广衣被也；谱药，谱木，谱竹，利用也；谱花，谱卉，傍及鹤鱼，资茂对、鬯天机也。”可见，诸谱孰先孰后，是依人生存需要的层级、轻重缓急来排列的。排在最后的鹤鱼谱， 显然是为了满足人精神生活的需求。又各谱中内容的排序，先是对具体事物本身的描述、说明，其后是与之相关的“典故”“丽藻”，这其中也蕴含着“先器识，后文艺”的人文观。

上述种种足以表明，陈继儒所谓“《群芳谱》非为农圃设也”非虚言。换言之，《群芳谱》并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农书。既然如此，它为何会以“二如”（老农、老圃）的面目示人呢？这可从王象晋本人的生活环境及其编撰《群芳谱》的思想动机两方面寻求解释。

王象晋在作《群芳谱》的十年间，及此前的数十年（除去为官的若干年）基本上都在故乡，田园是其主要的活动空间，农事是其家常事、家政事。谪官回乡后，农事遂上升为其打算毕生从事的事业。 王象晋继承了其先祖务农的基因，“性喜种植”（自叙）。明代士大夫很少能像他这样，自愿做老农、老圃，对农事甘之若饴，将自命之根深深地植入泥土之中。他熟悉且悉心呵护着田园里的一草一木，如同了解、护卫自己的身体。它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他最想书写的对象。所谓“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李贽《焚书》）。王象晋所选择和描述的植物，并不是有意识地采取农学专业的视角（这也是为古今学者所诟病之处），而是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切入，注重那些身边的、手头的事物。书中所讲的内容，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人生所需。书中所表现的是作者自己的生存实境与人生日常， 以及作者为人、为学的基本样貌，所折射的是王象晋本人的生活方式及人生态度。

三、深刻的学理依据

《群芳谱》的编撰，除了基于年深日久积累而成的生活体验外，更有其深层的思想动机和内在的学理依据，概括言之，就是宋代理学的两大理念：“道不远人”和“格物致知”。这是宋代理学家从其核心经典《中庸》《大学》中提炼出的思想精华，也为士人提供了为人、为学的根本遵循。

“道不远人”出自《中庸》：“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朱熹《集注》释云：“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其所以为道矣。”明季士林盛行风气有二：其一，热衷讲学，追崇空疏思辨；其二，袖手高山流水，不问世事。这些士人因孔子有言 “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论语·子路》），便轻蔑地以为“农与圃，小人事也”。王象晋对此类人云亦云颇不以为然，将自家园中亭悬以“二如”匾，以“老农”“老圃”自居，进而作《二如亭群芳谱》广而告之。王象晋在自叙中发出不同凡响之声：

因思尼父所言，盖恐石隐者，果于忘世，而非厌薄农圃，以为琐事不足为也。

意谓孔子所言，当有其具体语境，是唯恐士人只是一味归隐避世，忘怀淑世担当，并非鄙视农圃之人，认为琐事不值得做。王氏以作《群芳谱》亮明“老农老圃”身份，不再以士人自居，决意从农圃之小事入手来“志于道”，这无疑是对“道不远人”理念的身体力行。

“格物致知”，出自《大学》，这是宋明理学最基本的思想方法论，也是“志于道”的必由之路。朱熹明示：“格物致知，便是‘志于道’。”“格物致知”正是王象晋作《群芳谱》所遵循的思想方法论。选择谱录这种文本形式，只因它是对事物“逐一件与它理会”的最为恰当、方便的形式。所谓“致知”，即于事物皆知其所当然与所以然。而“格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得多后方能贯通，使物纤微毕照，了然于心。这正可以解释《群芳谱》这部书何以会“历十年寒暑，始克就绪”（自叙）。十年的编撰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逐一“格物”、从而“致知”的过程。

理学大家所倡导的“道不远人”和“格物致知”，从修身和治学两个层面上对传统儒学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作了深化和发展。南宋学者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将其精辟地概括为“活处观理”，并以生动的事例予以阐释。

罗氏所谓“活处”指有生气、有活力的自然物，如江河、动物、植物等。“活处观理”，意谓“高明”之理，需从平常事物上领会、参悟。古代圣贤的治学之道为王象晋作《群芳谱》提供了思想参照。《群芳谱》称得上是一部“活处观理”之作，借“活物”，“觇化机”“验人事”“与天地参”（其跋有云“小参赞”）。就是说，《群芳谱》并非就植物说农事，就事论事，而是即物观理，着眼于具体鲜活的事物去观察、领悟和理解宇宙、自然、社会及人生之理。故书中所蕴含的东西，要比其呈现出来的东西丰富深刻得多。 该书具有题材大于标题、寓意多于表述的书写特性。作者有着“称文小而其旨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撰写“野心”。

《群芳谱》大体采取的是“述而不作”的写作手法， 钞撮传统典籍之论说及往哲时贤诸书、诗文而自成己书，这也是明季文人颇为流行的一种创作风气。 如陈眉公名下的不少著述便属此类。明季社会风行一时的这类书籍，大多信手采集史传、说部及前人名士之言，或掇取八卦传闻、琐言僻事，草草诠次成编，并无多少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群芳谱》则与此类率尔操觚的杂驳轻浅之作不同，其兼收并蓄，博采众说之“收”“采”，立足高远之人文视域，其记事录言，类以己意。那些看似“割裂饾饤"的材料，其实是按照内在的学理逻辑整合为一体的。

四、小结

《群芳谱》从表面上看所讲述的内容是植物，与普通农书并无不同，但全书的宗旨却与普通农书大有不同。作者真正关注的对象是人物而非植物，其出发点是人事而非农事，书中所讲的内容，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人生所需， 是以人为本，尊重、关心人自身的价值和利益。书中所表现的是作者自己的生存实境与人生日常， 以及作者为人、为学的基本样貌，所折射的是王象晋本人的生活方式及人生态度。该书的编撰，除了基于年深日久积累而成的生活体验外，更有其深层的思想动机和内在的学理依据，即“道不远人”和“格物致知”。综上所述，本文有理由认为，《群芳谱》的文本属性有别于农书， 它既非专业类农书，也非通书性质的农书，它也不属于文人的消遣清赏之作，而是一部布局独特、立意新颖、内涵丰富且有着深厚生活积淀和扎实学理依据的人文作品。该书的人文价值要远高于其自然科学价值。

①学界关于《群芳谱》的研究，主要涉及版本、农学、植物学、园艺学、中药学和文学等领域。关于该书版本的研究，主要有崔建英《〈二如亭群芳谱〉版本识略》（《文物》1986年第3期），王佐槐、高万庆《古农书〈群芳谱〉抄本略考》（《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在农学方面，主要有符奎《〈群芳谱〉的农学价值及地位》（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群芳谱〉与“三才理论”》（《农业考古》2010年第2期）；在植物学和园艺学方面，主要有陈平平《论〈群芳谱〉在经济植物研究上的成就》（《南京高师学报》1996年第4期），王芹娟《〈群芳谱〉中的园艺技术成就》（华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阎婷婷《四本古代花谱研究》（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在中医药学方面，主要有付美洪《中医药学视角下的〈群芳谱〉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付美洪、胡晓峰《〈群芳谱〉与〈本草纲目〉渊源初探》（《中医文献杂志》2014年第2期）；关于该书的文学性研究，主要有黄莘瑜《“博物”与“文学”的两重联系——以晚明清初的草木类谱录为考察对象》，车艳妮、刘庆超《〈群芳谱〉蔬谱中引诗的价值探析》，张梦琴《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