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立

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曾有很多名称，现代较为常用的笼统称呼为“茶室”，大约是在17世纪初期才开始出现。在15世纪时，大多称为“喫茶之亭”“会所”“茶汤座敷”“数寄座敷”“茶汤间”“茶礼席”“茶屋”等。16世纪开始又出现了“小座敷”“小间”“座敷”“囲”“数寄屋”“草菴”“庵”等称呼。从这些对日本茶道饮茶空间的称呼来看，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作为饮茶空间的称呼大多带有“茶”字。自16世纪之后，省略了“茶”字的称呼开始通行，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认知的普及与深化。及至今天，上述称呼依旧存在，但比较而言，对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习惯于笼统地称为“茶室”，而对具体的茶室则会称之为“某某庵”，如称千利休的代表茶室“待庵”、日本茶道三千家中里千家的代表茶室“今日庵”、表千家的代表茶室“不审庵”、武者小路千家的代表茶室“官休庵”、日本茶道里千家北京道场茶室“青交庵”等等。目前，学界关于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不同茶道流派代表性茶室及现代茶室建筑方法的介绍方面，或者是集中在对传统茶室精神内涵等的阐发上，鲜见对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发展进行通史性的研究。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研究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日本文化特点，而且对我们思考构建新时代中日文化认同路径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对中国茶道空间观的继承

从日本现存的寺社古文书、公家日记等文献史料中关于饮茶的记载来看，饮茶文化自中国传入日本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作为“季读经”等宗教活动的重要一环，或者是以斗茶的形式，作为贵族们鉴赏宋元时期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唐物”时的助兴活动而开展的。鉴于中日茶文化间的渊源关系，以中国茶道空间观为参照，将更有助于将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演变特点梳理清楚。

（一）因境择器的中国茶道空间观

茶本得天地精华、禀山川灵性之嘉木。因此，中国历代茶人格外注重在青山绿水交相辉映的大自然中品茶，在山清水秀的时空中追求那种能令人体悟超凡脱俗的茶意境。为了不破坏那种自然天成的茶趣意境，甚至会因饮茶空间的不同，而舍弃一些被视为事茶必不可缺的茶器。

例如，陆羽《茶经》“九之略”中就有如下记述：“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用槁薪、鼎 歷鉗之属，则风炉、灰承、炭檛、火筴、交床等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若五人以下，茶可末而精者，则罗合废。若援藟跻岩，引絙入洞，于山口炙而末之，或纸包合贮，则碾、拂末等废。既瓢、碗、竹筴、札、熟盂、鹾簋悉以一筥盛之，则都篮废。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

中国历代茶人们对饮茶空间的自然意趣虽然要求很严格，但比较而言，却一直不太热衷去构建一个固定专属的饮茶空间，即使是现代一些茶艺馆或者是茶空间，观其内部陈设等也大抵如此。与日本茶道比较而言，恰如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施由明所指出的那样：“最早对中国茶艺系统化的陆羽,也只是对如何采茶、制茶、选水、烧水、茶具及品茶的适宜之人等谈了自己长期体会所得的经验和技巧,并没有去严格程式、场地等。中国历代茶艺高手或茶学著作的著述者都遵循陆羽风范,大多讲究选水、烧水、采茶、制茶、储茶等的要领,并不一本正经地刻意规定程式和动作,而所追求的主要是一种境界,一种美的体验,追求精神的放松,放下人生的烦恼,在和大自然合为一体中享受生命的乐趣。因而,中国国民品茶大都是比较随意的：可在鲜花丛中,在溪水边上,在漂荡的孤舟中,在月光下,在晚霞里,在幽雅的环境中,在寒夜独坐时,等等。至于动作程式更加随意,可坐着喝,也可站着喝,还可蹲着喝等,只求精神放松,天人合一。然而,日本的茶道却和中国的茶艺大相径庭,他们也追求精神放松,追求‘无我’境界,但他们对场地却是有那么严密的规定,甚至对房屋结构也有那么严格规定,至于程式和动作,那更是一招一式,都很规范乃至于刻板,这都是因为他们重规范的民族特性所决定的,同时,茶道也恰好反映了这一民族特性。”

日本茶道空间以及点茶法近乎刻板的程式和动作，源起于何时，是否皆因日本人重规范的民族特性所决定，值得深入探讨。但至少从日本现存茶文献来看，日本茶道形成初期的饮茶空间与中国茶人的饮茶空间意趣是非常相近的。

（二）模仿中国茶道空间的“吃茶之亭”

《吃茶往来》是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初期以吃茶为主题的往复书简，也是现存日文文献中最早出现“茶会”一词的文献。该书简中还记载了举办茶会的场所“吃茶之亭”。《吃茶往来》中记录的“茶会”，是当时日本上层社会较为流行的斗茶。使用的茶是京都栂尾高雄之茶，斗茶形式是“四种十服之胜负”，各种悬赏物就挂在立于吃茶之亭北侧亭壁的一对屏风上。

《吃茶往来》虽然是日文，但基本与汉文相差无几，故对部分原文照录如下：“昨日茶会无光临之调，无念之至恐恨不少。满座之郁望多端，御故障何事？抑彼会所为体，内客殿悬珠帘，前大庭铺玉沙。轩牵幕，窗垂帷。好士渐来，会众既集之后，初水纤酒三献，次索面茶一返，然后以山海珍物劝饭，以林园美果甘哺。其后起坐退席，或对北窗之筑山，避暑于松柏之阴；或临南轩之飞泉，披襟于水风之凉。爰有奇殿，峙栈敷于二阶，排眺望于四方。是则吃茶之亭，对月之砌也。左思恭之彩色释迦，灵山说化之粧巍巍；右牧溪之墨绘观音，普陀示现之姿荡荡。普贤文殊为协绘，寒山拾得为而饰。前重阳，后对月。不言丹果之唇吻吻，无瞬青莲之眸妖妖。卓悬金兰，置胡铜之花瓶。机敷锦绣，立鍮石之香匙火箸。”“茶礼将终，则退茶具，调美肴，劝酒飞杯。引十分而励饮，醉颜如霜叶之红，狂妆似风树之动。或歌或舞，增一座之兴。又弦又管，惊四方之听。”

从上述文献内容来看，参加聚会之人用过简单的餐食之后，便移步至称之为奇殿的“吃茶之亭”开茶会。所谓吃茶之亭，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吃茶而建，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沙龙会所，是当时日本上流社会赏玩由中国等进口的所谓“唐物”器物绘画等，兼带进行斗茶和大摆酒宴“劝酒飞杯”尽兴歌舞之场所，严格地讲还不能说是一个饮茶的专属空间。“吃茶之亭”的建筑风格与中国茶道所推崇饮茶空间的意境几无二致。

二、从“吃茶之亭”向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小座敷”的演进

也许是出于对中国唐代文化的尊崇，古代日本人习惯将从中国进口的物品统称为“唐物”。所谓的“唐物”，也并非仅指唐代出口到日本的物品，宋元明代出口到日本的物品也被笼统地称之为“唐物”。“唐物”中也包含很多来自中国各个时代的茶碗等茶器。与茶道文化母国中国相比，日本茶道有着天然的缺陷，即除了日本上流社会的权贵们之外，一般修茶人不可能人人都能拥有来自中国的“唐物”茶器。一部分茶人或许能够入手几件唐物茶器，但能像“吃茶之亭”主人这样拥有如此多唐物者也是凤毛麟角。据宽永3年（1626）刊行的茶书《草人木》中记载：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人们将修茶者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茶人指的是身世优渥、富有家财且拥有诸多唐物茶器者；中等茶人指的是那些虽然富有但缺乏唐物茶器或虽然拥有唐物茶器但不够富有者；下等茶人指的是那些既不富有亦不持有唐物茶器者，也将下 等 茶 人 称 为 侘 茶 人。千 利 休 的 弟 子 山 上宗二于天正16年（1588）撰写的《山上宗二记》中也将茶人分为三类，其中，将虽然一件唐物茶器也没有，但具备修道意志坚定、有创意、有功夫这三个条件者，称为侘茶人。

如上两本茶书记载的“侘茶人”含义虽然略有不同，但他们具有一个共性特点是都不持有唐物茶器。于是，如何处理不持有“唐物茶器”者修习茶道这个问题，也就成了日本茶人寻求茶道文化本土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被称为日本茶道开山鼻祖的村田珠光，曾提出了“汉和交融乃此道最重要之事”的主张。这里所谓的“汉”即中国，“和”即日本。对此，很多研究者喜好做精神层面的挖掘。其实，从修习茶道的实际操作层面来看，亦可将其理解为解决无法完全使用茶道文化母国中国的茶器习茶这一困境的方案，即将来自中国的茶器与日本本土茶器混合搭配使用，这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无疑大大缓解了唐物茶器不足造成的困惑，但在日本茶道初创期欲完全摆脱唐物茶器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日本茶道形成和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三个人物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和千利休想到的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在饮茶空间上下功夫，即压缩饮茶空间，以免去拥有唐物茶器较少或根本就没有唐物茶器者修习茶道的尴尬。据《山上宗二记》记载，若饮茶空间太大而拥有唐物茶器太少，就会显得空空落落不好看。于是茶人们似乎达成了一个默契，仅拥有一种唐物茶器者可以使用四张半榻榻米的茶室，没有唐物茶器者则使用小于四张半榻榻米的茶室。在武野绍鸥时代，三张榻榻米大小的茶室是没有唐物茶器的侘茶人专用茶室。武野绍鸥还专门为自己的弟子、没有一件唐物茶器的山本助五郎设计了一个两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室。

通过压缩空间的办法，解决了缺少或不拥有唐物茶器的尴尬，但也不得不相应压缩“吃茶之亭”的功能。如上文所述，“吃茶之亭”的功能概言之有四个，即“吃茶”“酒宴”“唐物展览”“歌舞管弦”。熟悉日本茶道者大概会马上意识到，直至今天，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除舍去了“歌舞管弦”之外，“吃茶”“酒宴”“唐物展览”这三个功能一直得以保留。日本茶道的正规茶会一般由“前席”与“后席”两部分构成。“前席”保留的是“吃茶之亭”的“酒宴”功能，只是原则上要求将酒控制在三巡之内不搞“劝酒飞杯”开怀畅饮；“后席”保留的是“吃茶之亭”的“吃茶”功能，但吃茶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极大改变，昔日的“斗茶”只能在名为“茶歌舞伎”的点茶法中还能见到一些当年的残影。“吃茶之亭”的“唐物展览”功能，则被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中最独特的部分“壁龛”（日语称作“床の間”）所承担。壁龛，就是昔日“吃茶之亭”展示唐物茶器场地的一个微缩空间。当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壁龛”也并非唐物茶器专属空间，而更多是一个汉和茶器交融并存的空间。据元龟3年（1572)左右面市的茶书《乌鼠集四卷书》记载，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壁龛”的建构也是以是否拥有唐物茶器为标准的，不仅壁龛的天井高低要根据所持有的唐物字画长短宽窄进行调整，甚至连对壁龛的木框也有严格要求，“拥有唐物茶器者壁龛的框必须是用漆涂过的，但一种唐物茶器都没有的人使用原木就好”等等。一个标准的茶室，一般距离“壁龛”最近的位置就是首席嘉宾的位置。关于其原因一直众说纷纭，其实从“吃茶之亭”的“唐物展览”功能来推断，这样做显然是最合乎礼仪的了，因为这是最方便首席嘉宾欣赏唐物茶器的位置。

日本人在将中国茶道本土化过程中，特别是在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在品茶空间方面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以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室为界限，大于和等于四张半榻榻米的品茶空间是拥有唐物茶器者的空间，小于四张半榻榻米的品茶空间是一件唐物茶器也没有的“侘茶人”的空间，由此完成了从“吃茶之亭”向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小座敷”的演进。众所周知，日本茶道品茶也不是仅局限于室内，也有在野外举办茶会的做法。但无论在野外还是在室内，皆遵循唐物茶器中心主义的做法，并没有像前文陆羽《茶经》“九之略”中所记述的那样，因品茶场地变化而简化所用茶器。特别是在举办野外茶会时，不仅不以山野景致为主，甚至还强调如何使用唐物茶器来避免人心旁骛。据元禄时代（1688—1704）问世的日本茶道圣典《南方录》记载，千利休曾明确教示弟子称：野外点茶场所应该选择土地清洁之所，一般应该选在松阴、河边、青草坪等地为宜。主客之心皆应以清静洁白为第一。野外点茶虽无定法，但一些基本规矩必须遵守。如果野外景致胜过茶趣，茶会则将散漫无物。野外点茶的根本要义在于如何才能令客人收心专注于茶。为此，可以考虑所使用的茶器中加入一个秘藏的唐物浓茶器等来收摄人心。在大善寺山举办的野外点茶，就特意将“尻膨”唐物浓茶器装在茶箱里做茶会，对此要好好体会。其他器物等也要注意保持洁净清爽之感。不可贪恋俗情助兴而将品茶空间变成等闲之地，令客人倦怠无趣而移情山野景致。所以说，非积年修茶者，难以成就野外点茶。“尻膨”是一种茄形唐物浓茶器，武野绍鸥、千利休等茶人都比较喜爱这种形制的唐物浓茶器。千利休当年所拥有的“尻膨”唐物浓茶器，经过幕府将军德川家下赐给了在关原之战中立下战功的细川三斋，如今仍被保存于细川家的美术馆永青文库。

三、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象征意义的积极转换

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大概在武野绍鸥时代完成了从“吃茶之亭”向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小座敷”的演进。今天一提到日式房间，人们多会自然联想到铺满榻榻米的房间。其实，古代日本的房屋并非最初就都铺满了榻榻米，而是大约14世纪以后，在一些贵族宅邸或大寺院里才陆续出现了铺满榻榻米的房间，日语将这种房间称为“座敷”。从房屋面积来看，四张半榻榻米的“座敷”已经显得很小了，更不用说仅有三张乃至两张半榻榻米大小的饮茶空间。所以，也便有了“小座敷”这个称呼。有时候人们也会称日本饮茶空间为“草庵”，看其建构外观与茅草屋还真就很相似，三张乃至两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茅顶泥墙竹窗空间，虽无庄严，却也精致。无论人们如何想将其与禅等结合起来阐发其精神内涵，但从日本茶道初期对所谓侘茶及饮茶空间的理解来看，基本上还是从经济条件的好坏来理解的。因此，在当时，狭小饮茶空间“小座敷”象征的只是其主人的贫穷乃至低微的身份而已。

但是，据《山上宗二记》记载，以是否持有唐物茶器为标准来决定茶人适合使用的品茶空间大小，只是截至武野绍鸥时代（1502—1555）的事情。千利休（1522—1591）并不同意这种单纯以贫富来看待狭小茶空间的做法。虽然千利休在跟随武野绍鸥修习茶道期间还是谨遵师承，但千利休也在刻意追求缩减到极限的饮茶空间，并赋予其更积极的价值。“到了丰臣秀吉时代（1537—1598），上上下下都开始流行使用三张榻榻米、两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茶空间”。也就是说，在16世纪末，日本茶道形成初期的空间观被打破，四张半榻榻米以下的茶室不再是没有唐物茶器者专用空间，反倒成为所有茶人们争相使用的饮茶空间，甚至一统天下的丰臣秀吉也不例外，其所建造的黄金茶室就是普通的三张榻榻米大小饮茶空间，亦被视为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又称织丰时代（1573—1603）对极之美的典型代表。

《山上宗二记》中将茶人分为三类，其中将鉴赏力强、茶汤功夫好、以教授茶道为生者叫“茶汤者”；将虽一件唐物茶器也没有，但具备坚定的修道意志、有创意、有功夫这三个条件者，称为侘茶人；将既拥有唐物茶器、鉴赏力强、茶汤功夫好，又 具 备 侘 茶 人 这 三 个 条 件 者，称 为 名 人。按照山上宗二的标准，千利休就是一个茶道“名人”。“宗易（千利休）在京都首次建造了一张半榻榻米茶空间，当时甚为罕见，但这却不是普通茶人能够驾驭的茶空间，因宗易已至名人茶境界，移山为谷、以西为东，虽打破了茶汤之法，但唯随心所欲不逾矩方才有趣。宗易于大阪建的细长三张榻榻米茶室，也是唯持有唐物茶器者，或茶汤功夫深厚者方可使用，修习时日尚浅者是难以驾驭的。”也就是说，从千利休时代开始，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象征意义发生了积极转换，狭小茶空间“小座敷”象征的不再是其主人的贫穷乃至低微的身份，反倒变成了非茶汤修为深厚已经达“名人”境界者不能驾驭的饮茶空间。据《南方录》记载，千利休经常对其弟子南方宗启讲的一句话就是开篇这句：“茶汤虽以台子为根本，但心之所至唯有草舍小座敷。”稍作补充解释一下，台子点茶法源自中国，而且自然所用茶器皆为唐物茶器。也就是说，在千利休看来，日本茶道虽然的确是以中国茶道为根本，但其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则是面积在四张半榻榻米以下的草舍小座敷。

通篇研读《南方录》则会发现，《南方录》开篇记载的千利休这句话，其实正是对村田珠光倡导的“汉和交融”精神的最好体现。从宽广的“吃茶之亭”到仅仅一张半榻榻米大小的饮茶空间，虽然外形有缩减，但修习日本茶道者大概都很清楚，其实日本饮茶空间无论物理空间如何缩减，缩减的主要都是客人的空间而已。换言之，饮茶空间缩小了，能够邀请的客人也就少了，但包括摆放茶道具在内的主人点茶空间并未进行任何缩减，并且即使是不再使用台子点茶，仍然严格遵守着依据台子大小尺寸确定的规矩。而台子点茶法的规矩则来自《易经》。可以说，自中国茶道至日本茶道，一以贯之源自《易经》的阴阳和合精神并未被改动分毫。一次正规的茶事是由“前席”的“用餐仪礼”与“后席”的“饮茶仪礼”构成。千利休教导弟子说，这两种仪礼的进行必须遵从一个大的准则，即必须是“前席为阴，后席为阳，此乃大法也”。那么，怎样做才能使“前席为阴，后席为阳”呢？方法之一是根据茶室中点茶前摆设的茶器数量及其摆设方法来判定，而支撑这些规矩做法的恰恰也是《易经》。详细内容可参见《南方录》的“墨引”篇和相关研究著作，在此不复赘言。

总体而言，无论从日本茶道文献，还是从具体茶道实践来看，日本茶道专属空间即使是缩减到了千利休茶道名人境界才能驾驭的一张半榻榻米大小的空间，但其核心的点茶空间依旧未被缩减分毫，其实质缩减的只是外形，源自《易经》理念的阴阳和合精神与中国茶道依旧一脉相承。因此说，所谓最具日本特色、受世人追捧至今的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实质上也是汉和文化交融的最佳例证。

四、结语

通过以上粗浅的梳理可知，对于曾经置身于茶道文化下游的日本而言，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实质上也是日本人建构对中国文化认同与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当年的中国茶道无论从形式还是理念方面皆为之提供了充分的给养。

日本茶道始终没有失去对中国茶道的敬畏之心，大凡有过日本茶道秘传点茶法修习经验者都知道，日本茶道最核心的秘传点茶法，直白地讲就是中国古代器物保护技法大全。在日本，因地域不同，榻榻米的尺寸一般分为5类，但传统茶室榻榻米尺寸还是以京都及关西地区使用的尺寸为尊，日语称之为“京間”或“本間”，其榻榻米的 尺 寸 长6尺3寸×宽3尺1寸5分 （191cm×95.5cm），这也是榻榻米最大的尺寸了。日本茶道专属饮茶空间从宽广的“吃茶之亭”缩减至面积仅有一张半榻榻米的“小座敷”，其空间的逼仄程度可想而知。即使如此，其实“小座敷”也就是外形看起来被缩减到了极致而已，其核心的点茶空间依旧未被缩减分毫，依旧秉承着源自《易经》理念的阴阳和合精神。

日本茶道作为日本之美的综合载体，在日本国内充分发挥着教化功能，面向世界又作为展示日本文化软实力、提升日本国际形象的媒介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