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慧，谢学奥，杨丽梅，帅敬凡，杨咏麟，李 杰

(四川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成都 61113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中国所走的传统城镇化道路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外延模式，过分追求城镇化速度和规模，无法持续。近年来，传统的城镇化道路已日益暴露出一系列亟待改善的问题，譬如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城乡分割、城镇缺乏特色等。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城镇化也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工作，多次明确提出要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家发改委先后提出，“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重大改革推动‘十四五’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要求，并多次出台相关行动指南。

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不仅存在全国性问题，也存在着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西南地区自然环境条件脆弱，是生态脆弱区之一，城镇化建设受地理条件制约大，而“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的传统城镇化道路导致西南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所以西南地区迫切需要改革城镇化发展方式和提升城镇化质量以缓解生态环境正面临着的巨大压力。以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在内的西南4省市为例，从西南地区现实情况出发，对西南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和障碍因素诊断，遵循其客观发展规律提出合理建议，探索具有西南特色的高质量城镇化道路，并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研究贡献理论成果及路径建议。

1 文献综述

国外文献尚未明确界定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对城镇化质量专门研究较少，主题比较分散。目前国外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从侧面反映城镇化发展质量，通过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人民生活质量或城市智能化等与城镇化质量内涵相似方面展开研究。例如，城镇化对空气质量[1]、能源消费[2]、土地利用[3]、生物多样性[4]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5-6]、健康城市[7]、生态城市、智慧城市[8]和居民生活质量[9-10]等相关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国内学者开始高度重视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不断拓展和丰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果。从现有文献来看，主要以影响因素和发展质量的研究为主，县域研究较少，特别是定量研究较少[11-13]。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关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界定。胡祖才[14]、任碧云等[15]、张梦瑶[16]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概念界定，但因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外延有不同的界定，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理解存在差异，以至于现在学术界在此方面还未达成共识。②关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测度。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研究对象以及对城镇化内涵的认知等方面构建了不同的复合型评价指标体系，而后选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对国家、省(市)级、县域等不同层面的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比较典型的有王怡睿[17]构建出涵盖经济增长力、环境保护力、公共服务力、人口发展力、社会和谐力、民生幸福力、城乡协调力7个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王书明等[18]从城镇化发展要素、城镇化推进效率、城镇化协调状况3方面选取28个指标对江苏省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赵玉等[19]基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视域进行指标体系构建。至此，随着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提出、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以及学者的不断研究与探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城镇化高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也越来越全面，符合当下需求。③关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对策。方创琳[20]、杨增凡[21]和王晓玲[22]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策略和实现路径等进行了探讨，一致认为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推进历程中，增强整体协调性必不可少，同时要把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高质量保护有机结合起来，以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发展质量，规范建设特色小镇，夯实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除此之外，在具体对策中，王克强等[23]提出在当今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充分发挥PPP模式的作用，重视其在增强宏微观层面产生融合水平方面的能力，从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助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建设。

作为一个较新的研究课题，现有关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不多，城镇化质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仍存在诸多不足，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从研究区域看，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西南地区的城镇化质量问题；从研究内容看，对城镇化质量的发展模式比较以及政策创新等研究不多；从研究方法看，现有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本文选取较少关注的西南地区作为研究区域，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方面建立西南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指标体系进行计算得到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得分，并且采用2005—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对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时间演化和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动态研究，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新发展理念，借鉴国内外学者现有研究成果，依照相关性、获得性等选取原则，运用复合指标测度法，构建出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方面，共24项三级指标的西南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见表1。

由于单一指标不能准确地反映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对比情况，更多地选择了不同变量之间的“比率”指标。“比率”指标是相对数值，不仅可以剔除价格等的变化对影响因子绝对数的影响，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而且还便于各指标之间的横向、纵向比较。

2.2 测度方法

选用熵值法来确定西南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各项评价指标权重，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时间趋势和空间特征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具体运用过程如下：

1)数据预处理。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首先对数据进行处理。各类指标的标准化操作如下。

正指标标准化：

(1)

负指标标准化：

(2)

适中指标：

x′ij=|xij-T|

(3)

式中，T为适中值，通过式(3)将适中指标转化为逆指标后进行标准化处理。

2)求各指标的信息熵

(4)

(5)

表1 西南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3)计算信息熵的冗余度，即差异系数

dj=1-ej,j=1,2,…,n

(6)

4)计算指标权重

(7)

5)计算综合评价指数

(8)

2.3 障碍诊断模型

为探讨西南4省市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的障碍因子，借助障碍度模型测算出各项指标的障碍度大小并找出内在障碍因子，明确西南4省市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并为以后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参考意见。障碍度模型由因子贡献度(Fc)、指标偏离度(Ic)以及障碍度(Q)构成。其中，因子贡献度(Fc)=W即该指标的权重；指标偏离度(Ic)为实际数值即指标的标准值同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理想水平还存在的差值；指标层的障碍度(Q)为指标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制约程度。研究依次计算出一级指标障碍度(Qa)、二级指标障碍度(Qb)和三级指标障碍度(Qc)，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因子贡献度(Fc)和指标偏离度(Ic)

Fc=W

(9)

Ic=1-xc

(10)

其中，三级指标通过标准化和无量纲处理得到值xc。

2)明确各指标障碍总目标程度(Qc)

(11)

式中，m为三级指标个数。

计算二级指标b影响总目标层的障碍度(Qb)：

(12)

式中，n为二级指标b下设三级指标数，同理计算一级指标a对总目标层的障碍度(Qa)：

(13)

式中，p为一级指标a下设二级指标数。

3)障碍因子诊断与识别。依据指标层对总目标层的障碍因子识别模型，分别依次计算出西南4省市城镇化三级、二级、一级指标层对总目标层的障碍度，再将4个省市视为一个整体，计算出每一级的障碍度，甄别出制约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为各地政府部门制定差别化且有针对性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为中国西南地区，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仅考虑剩余4省市，即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

3.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权威资料库。

4 结果分析

4.1 综合评价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设计分别对西南地区4省市2005—2019年24个指标数据进行相关处理，得到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如表2和图1所示。

表2 2005—2019年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

4.1.1 在时间维度上，各省市城镇化发展质量波动提升

由综合评价得分结果可知，在时间维度上，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整体上都在不断提升，尤其是西南地区整体评价指数从2005年的0.094 9提升到了2019年的0.840 1。从2005年到2019年，各省市综合评价指数也普遍提升了0.6左右，实现了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进步。不过，部分省份曾出现过城镇化发展质量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情况。2008年，四川省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得分从2007年的0.240 2降低到了0.194 1，分析其各项指标得分的变化发现，绿色和共享两个方面的评价得分降低，绿色指标总得分从2007年的0.064 9降低到了2008年的0.035 9，共享指标从2007年的0.068 1降低到了2008年的0.045 3。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了5.12汶川大地震的冲击，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遭到重大破坏，城市绿化、环境清洁及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建设水平降低。

对于重庆市而言，2012年城镇化发展质量得到显著提升，但是2014—2016年的综合评价得分基本上保持不变，在其他省份城镇化综合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的情况下，重庆市的发展优势逐渐消失。分析其一级指标发现，重庆市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方面的发展速度均有所减缓，表明重庆市城镇化发展可能趋于成熟稳定阶段，需要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与四川省和重庆市相比，云南省和贵州省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波动性则相对较小，云南省综合评价得分平均每年增长0.039，贵州省综合评价得分平均每年增长0.037，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发展趋势。

4.1.2 在空间维度上，各省市城镇化发展质量差距有缩小趋势

在空间维度上，西南地区4省市城镇化发展质量差距在2005—2011年相对较小，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得分极差基本在0.1以内，尤其2005年仅为0.044 2；在2012—2016年重庆市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差距逐步拉大，增加到2012年的0.255 8；2018、2019年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不均衡性逐渐得到了缓解，2019年综合评价得分极差降低到了0.115 3。虽然四川省和重庆市城镇化发展质量仍高于云南省和贵州省，但依照西南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数的变化趋势，西南地区各省市城镇化发展差距有望进一步缩小。

图1 2005—2019年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

图2 2005—2019年西南地区各省市一级指标得分

4.1.3 在指标维度上，协调与共享方面增长幅度最大

在指标维度上，协调与共享指标的增长幅度在5个一级指标中最为明显，尤其是协调指标，在2019年各省市的得分中占比最大。对各省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5个方面历年得分进行分析(图2)可以看出，各项一级指标总体变化趋势与各省市总得分类似，呈现出波动增长的趋势。

四川省共享与协调指标得分增长较为明显，其中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的贡献最大。四川省的创新、绿色和开放指标在2014年之前有所增加，但近些年来的得分趋于稳定，发展进入相对瓶颈期。与四川省类似，重庆市的共享和协调指标得分增长明显，创新、绿色、开放指标得分增长幅度相对较小，但从总体上来说重庆市各维度指标得分差距更小，说明重庆市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各项建设同步推进。

云南省各项指标的得分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以开放和共享指标最为明显，主要是外贸依存度、社会保障支出占地方财政的比重和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波动所致。贵州省的协调指标增长最为明显，带动了贵州省总体得分的持续增加，分析其二级指标发现，贵州省常住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城镇登记失业率都在向好发展。

4.2 障碍因子识别结果

通过障碍分析得到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以及西南4省市总合的一级指标障碍因子障碍测度值及时间维度变化趋势，首先对西南4省市整体进行分析，如表3和图3所示。

表3 2005—2019年西南4省市一级指标障碍因子测度值 %

图3 2005—2019年西南4省市一级指标障碍度

4.2.1 西南4省市整体障碍度分析

1)粗放式不均衡发展阶段(2005—2011年)。协调指标与绿色指标是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城市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西南4省市的城镇化与工业化、非农业化发展同步协调性较差，且该阶段的主旋律是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低，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作用明显。同时，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导致该阶段波动性较大。

从2009年开始，协调指标障碍度水平进一步上升，在2010年达到了40.06%，而绿色指标的制约程度却在不断减小，退出了主要障碍因子之列。与此同时，共享指标的障碍度水平开始上升。该阶段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2009年，积极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的重大理论在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中得以明确。2011年，国务院通过召开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等行动部署为持续推进全国环保事业与科学发展奠定基础。各地不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大了对于环境污染等的治理力度，攻坚克难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但区域发展不均衡对总体城镇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仍在增大。除此以外，共享指标障碍度水平的增长表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还不够完善，社会保障力度相对滞后。

2)优化调整统筹发展阶段(2012—2019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不断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总体上更加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使得各指标的障碍度水平在时间上的波动减小，逐渐趋于稳定。主要一级障碍因子仍为协调指标与共享指标，这说明西南地区在城乡协调、产业协调以及用地协调等方面的改善程度不明显，各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有待提高，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与绿色指标在该阶段的障碍度水平变化不大，在10%～20%之间浮动，创新指标对于城镇化发展的制约程度相较于绿色指标略高一些，2014—2018年的障碍度水平都接近20%。

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创新始终贯穿其中，政府相关部门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创新风气；绿色方面，政府部门应注重生态平衡，积极治理环境污染，形成人与自然和谐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在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同时必须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这也是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开放指标相对于其他4个指标障碍度水平最低，目前已稳定在了10%左右，说明现阶段西南地区在经济贸易、旅游开发等方面的发展较好。

各二级、三级指标对于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度也不尽相同，为进一步明确具体指标对西南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障碍程度，选取西南地区历年城镇化发展质量障碍度前5位的三级指标进行分析，具体情况见表4。

由表4可知，在时间维度上，影响西南4省市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子在因子类别、障碍度及因子排序上均处于动态变化中。在2015年以前，西南4省市城镇化发展的障碍因素主要集中在X14(IU比)、X8(NU比)、X13(环境保护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X23(教育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等，2015年及以后X2(城镇科研和技术就业人员比重)、X9(土地城镇化率)、X10(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21(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等成为制约西南4省市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由此可以看出该阶段的城乡融合问题已得到了较大改善，污染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政府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加强。但科研和技术就业人员占比仍然较小，在科学技术领域投入的经费相对匮乏，土地与产业方面的协调程度较差，城镇居民的生活保障水平较低。

表4 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指标及障碍度排序

4.2.2 4省市各指标障碍度具体分析

通过障碍度模型测算出西南4省市2005—2019年单独的一级指标障碍度水平(表5)，结合表4从5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1)创新方面。4省市创新指标的障碍度水平较低，但近年来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障碍度水平最高的云南省达到了21.23%。其中各省市创新指标下进入障碍度前5位频率最高的三级障碍因子是X2(城镇科研和技术就业人员比重)，说明各省市应加大对创新科研方面的投入，为科研和技术人员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让他们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助力地区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的发展。

2)协调方面。协调指标的障碍度的空间差异在所有一级指标中最明显，总体来看，各省市的协调指标的障碍度水平相比于创新指标较高，其中四川省受制约程度最大，由2005年的26.77%上升到了2019年的43.47%，表明协调指标是四川省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并且制约程度还在持续增强。从表4可得，2012年之后，在协调方面对川渝地区起主要影响作用的三级指标是X7(IU比适中)和X8(NU比)共出现了9次，表明目前四川省与重庆市在城镇化与工业化、非农业化的同步协调方面需要加大改进的力度。与此同时，云南省与贵州省的一级协调指标障碍度水平差别不大，2019年测算的结果分别是32.23%和32.71%，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协调指标对云南省的制约程度从2005年开始就处在较高水平，是云南省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的主要一级障碍因子；而贵州省协调指标的障碍度是从较低水平不断向上攀升，到2011年稳定在30%左右。2015年之前，制约云、贵两省的主要是城乡协调指标下的三级障碍因子。2015年之后，制约云南省主要的二级障碍因子变为了产业协调和社会协调，而贵州省仍受到较大的城乡协调方面的制约作用，且在用地协调方面的障碍度水平有所上升。

表5 2005—2019年西南4省市单独的一级指标障碍度 %

3)绿色方面。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各省市绿色指标的障碍度水平有很大改善，除四川省以外，其他3省市的障碍度水平都在20%以下，四川省2017年和2018年的绿色指标的障碍度水平分别为21.28%和23.14%，其中X13(环境保护支出)从2012年开始障碍度作用一直较为突出，连续九年位于前五位，甚至还在2018年达到了18.99%成为四川省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首要障碍因子。这说明四川省在环境保护上的资金投入较少，重视程度相对较弱，是制约生态环境发展的短板。贵州省的X17(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的障碍度水平较高，说明贵州省的绿化成效还不足，应加大城区绿色网络的覆盖，对用地性质进行调整，通过建设更多的街头公共绿地，美化城乡人居环境等提高绿化率。

4)开放方面。从近几年得出的数据结果可知，开放指标对4省市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制约程度都较小。21世纪初期，开放度较低的贵州省，障碍度水平也从2005年的56.11%下降到了2019年的5.41%，这与贵州省近年来积极发展旅游产业、不断吸引外商进入投资以及对区际交换的有效改善密不可分。对表4中的数据，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开放指标下的三级障碍因子在云南省与贵州省的中出现的频率较多，特别是X15(外贸依存度)，2015年之前，基本上一直位列两省障碍度前五位。贵州省除了X15(外贸依存度)以外，X16(旅游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前期的障碍度水平也较高，2006年时是贵州省的首要三级障碍因子，2009年退出了前5障碍因子之列，说明已不再是制约贵州省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

5)共享方面。4省市共享指标随时间维度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2005年开始都处于较高的障碍度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享指标对于各省市的制约程度不断下降。从2019年的测算数据来看，四川省共享方面目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障碍度水平最低，为11.23%；变化最大的是重庆市，障碍度水平从2005年的64.62%下降到了2019年的26.21%，说明“十五”以来重庆在对外开放以及公共服务事业发展方面取得较大成效。贵州省的共享指标障碍度水平虽明显下降，但仍是制约贵州省城镇化发展的第二大难题，其中资金短缺是阻碍共享指标障碍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近年来，贵州省不断争取中央支持，牢牢把握全面小康等政策契机，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全国的排名中提升了3位，说明贵州省在共享方面的发展未来可期。

5 政策建议

利用综合评价指数对西南地区各省市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时空差异分析，并建立障碍度模型进行障碍因素诊断。研究发现西南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各省市城镇化发展质量差距逐年缩小，协调与共享两大方面对西南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最大，其中城镇科研和技术就业人员比重、土地城镇化率、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是主要障碍因素。因此，未来西南地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1)健全引才机制，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近年来，西南地区不断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但仍面临着科研和技术就业人员总量不足、素质不高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西南地区可以通过完善科研经费投入体系、建设重点科研基地、创新人才管理模式等多种方式，提高对国内发达地区、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度，同时，以高校为载体，形成“政府、企业、高校”联合培养模式，积极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试点，加快技能人才培养。

2)调整用地布局，全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西南地区山地众多，生态环境脆弱敏感，对城镇化发展的约束性较强，因此，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对推动西南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以粮食生产为前提，发展林、牧、副等多种经营；另一方面，结合西南地区“散、乱”的居民分布，通过鼓励土地使用权再转移、回收再上市等多种途径，加强闲置、低效的存量用地再开发利用，有效盘活土地资源。

3)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三大产业协调发展。妥善处理好西南地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关系，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断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和人民生活质量。①依托西南地区独特的地域风貌和文化底蕴，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大力发展研学旅游、度假旅游等新业态，不断探索旅游产品、文化旅游品牌、旅游走廊建设；②加快发展金融业、保险业、信息咨询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和政策优势，不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欧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与信息交流。

4)巩固脱贫成果，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西南地区贫困群体基数大、程度深，脱贫攻坚成果脆弱，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扎实推动西南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①构建返贫监测预警机制，建立返贫户实名制数据库，并定期走访入户，为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②增加重残人员等特殊贫困人口的兜底保障力度，切实减轻贫困人口生活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