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彬

东帝汶地处东南亚帝汶岛东端，位于亚洲和大洋洲的交界处，联通印度洋与太平洋群岛，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通道。东帝汶地势中间高山多丘陵，大部分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谷地与沿海平原属热带草原气候，其国土西面与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接壤，南面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的帝汶海属于深海航线，也是亚洲与大洋洲的分界（帝汶海—阿拉弗拉海）。领土面积1.4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2万（2020年），是典型的东南亚小国。数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地区是沟通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地缘战略价值凸显，为有效控制这一区域，历史上大国都曾在此展开过争夺。

2002年5月，东帝汶重获国家独立，中国第一时间予以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历经二十余年的独立斗争，东帝汶社会经济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中国与东帝汶自建交以来，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双边开展经贸人文交流合作，中国重点援建项目纷纷落地建成。2014年，中国—东帝汶双边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7年，东帝汶加入“一带一路”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往大洋洲的沿线节点。两国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以“五通”为核心内容的基础上，双边经贸合作和伙伴关系得到深化。“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沿线各国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既是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需要，对推动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与经济价值。

一、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到地缘政治学说

地缘政治着重探讨国家权力与地理空间的二者关系，被认为是政治地理学的一个理论概念，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从地理和空间的角度对国际关系或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进行研究。在我国，春秋战国《孙子兵法地形篇》便有“夫地行者，兵之助也”之说，其阐述的正是地理位置对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欧洲地缘政治概念的出现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孕育了早期朴素的地缘政治思想，认识到临近海洋的地理位置是发展贸易的重要因素。现代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由瑞典地理学家契伦在《国家有机体》一书中首次提出这一术语。

地缘政治学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思想占主流，各流派兴起，理论体系呈现多元化。为人所熟知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包括陆权论、海权论、边缘地带论等，也包括文明冲突论、天权论、网权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海权论，从理论高度为国家海洋权力扩张提供依据。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陆权论，提出地理政治枢纽的概念，认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最重要的地区。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与马汉和麦金德的海陆两分法又有不同，他注重欧亚大陆和近海间的边缘地带在未来的优势。边缘地带理论认为控制亚欧大陆边缘地带将是控制全世界的关键，与陆权论反其道而行之，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美国地缘政治思想，例如重视亚太地区边缘国家的地缘战略价值。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是一种因国家间实力悬殊，为西方大国的地缘政治与军事扩张提供的理论视角。海陆二元对抗性、霸权性等成为传统地缘政治观的突出表现，也是旧的国际关系的突出特征。总之，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是海陆二元对抗的地缘斗争思维，关注国家和地区间的利益争夺，以政治和军事手段为主的海陆对抗，遵从强权政治模式和军事扩张，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冷战前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与变化。

冷战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日益凸显，人们对地缘概念的分析突破了已有的地理空间和环境限制，地缘政治学说的研究视角也因此发生转变。地缘观从全球视角逐步过渡到多维度的立体视角，地缘政治研究也扩展到对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和地缘社会的研究。典型的有美国地理学家科恩提出的地缘政治战略模型，依据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特点，他认为世界地缘政治结构是不断演进的体系，地缘政治视角随着国际体系及其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他的理论框架下，世界被分为海洋贸易区和欧亚大陆区两个地缘战略区，这一学说体现了大国博弈下的地缘整合和地缘合作现象，突出了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地缘政治新格局。对分析有关地区国家的政治行为，预测区域范围内的战略形势及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扩大了地缘政治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对今天的全球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地缘政治概念及理论主要缘起于西方，虽然依据重点有所不同，但各种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都是以地理环境作为基础，进而研究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地缘政治学是解析国际政治或国际秩序特有的空间视角和多要素、跨领域的综合分析法，已经成为各国制定国防和外交等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21世纪以来，以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为特征，地缘政治学研究从传统的国家间政治关系扩展到区域内和全球视野下的地缘关系多视角。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逆全球化思潮兴起，俄罗斯与乌克兰军事冲突等全球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未来全球的地缘格局形势将复杂多变。当前地缘政治学说的研究对象更加趋向于多层次、多维度和多视角。其中经济利益在国家地缘战略分析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此外，人们还加入对生态环境，能源与气候变化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考量。

鉴于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和新的传统安全风险，应当融入结合中国全球治理观，加强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以维护我国的地缘利益。从历史上看中国地缘政治主要落在大陆周边邻国交往，而在海洋全球视域上则显得较为轻淡，使得中国在战略上表现出“内敛”的一面。在对外政策制定上，根据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需要，我国应当依托地缘特点积极参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互动，拓展中国在全球层次上的地缘空间。这对理解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地缘政治学视角，有助于摈弃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的强权政治模式。譬如，以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主权与核心利益的漠视，通过地理空间上的经济与政治强势来维持本国地缘利益。从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多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是服务于国家间互惠互利的政治经济合作，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及周边国家现实需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形成的对外开放格局与战略决策。

二、东帝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政治背景与现状

（一）地处区域大国环绕的边缘地带，奉行平衡外交政策

任何主权国家首先都是“空间实体”，因而都需要从地缘空间的角度思考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战略。1975年12月印尼入侵东帝汶后，与印尼和东帝汶毗邻的澳大利亚并没有进行直接干预，而是与美国沟通后对印尼的入侵采取默许态度。原因出于冷战背景下对亚太地缘政治的安全考量，防止东帝汶走向东方阵营。与第一次东帝汶独立危机情况相反，在1999年东帝汶脱离印尼的独立斗争中，美国与澳大利亚选择支持东帝汶独立。表面上看，美国的支持是受到国际国内舆论和盟国的压力，但根本原因是冷战的结束使得印尼在美国东南亚政策中的地位下降。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地缘政治内涵更倾向于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为主。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全球化经济发展能力取代了传统的以军事实力作为参考，逐步摆脱了传统上地理空间的束缚。东帝汶在地缘空间上被印尼诸岛和澳大利亚环绕，地处大洋航道容易遭受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经济体量、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等也都处于劣势。面临岛国发展空间狭小、资源匮乏和大国环绕等地缘因素制约，决定了其不能追随某个大国，而是寻求发展多边平衡外交以获得经济援助和稳定发展环境。

首先，东帝汶在地缘经济上依赖澳大利亚，双边在经济援助、油气能源开发、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等方面与澳大利亚都保持密切联系。澳大利亚的资金技术支持、经济援助和重建贷款，对东帝汶摆脱当下经济落后现状和消除贫困有重要作用。两国毗邻的帝汶海油气储量丰富，独立后东帝汶为维护领海和经济权益，积极与澳大利亚在帝汶海的边界划分问题进行谈判，主要讨论帝汶海底油气田边界划分和开采收益分配等问题。澳大利亚本身也出于地缘安全考量维护稳定的双边关系，2018年双方签署海上永久边界条约和油气田收益分配等问题达成共识，与澳大利亚合作开采的帝汶海油气收入成为东帝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其次，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海洋与海岛国家，东帝汶飞地欧库西和陆地与西帝汶接壤，在地缘政治安全和地缘经济上依赖印尼。印尼是东帝汶最重要的地缘影响因素，作为主要外贸伙伴，国内的日常生活用品、食品等都需要从印尼购买。在外交上，东帝汶需要印尼支持成为东南亚联盟成员国。双边还加强防务安全方面合作，维护与西帝汶接壤的边境安全和国内稳定。2006年东帝汶总理夏纳纳与印尼总统苏希洛会晤，就两国间历史恩怨的和解取得了积极进展，为东帝汶创造了地缘安全空间。

综上，东帝汶夹缝于区域大国，国家安全容易受到大国博弈影响，区域地缘政治潜在的不确定性对东帝汶外交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为在地缘经济和安全上摆脱对澳大利亚和印尼的过度依赖，东帝汶积极发展同域外国家发展多边平衡外交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同中国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节点，对东帝汶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

（二）中国—东帝汶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区域地缘经济合作达成共识

冷战结束后，以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特点的当代国际形势，经济的重要性已经与政治和军事安全持平，这成为决定地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东南亚地缘上的新兴国家，东帝汶国内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单一，依赖石油收入，国家一直致力改善投资环境，制定了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市场开放、重视吸引外国投资，为经贸合作提供了保障。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东南亚地区有技术和资金优势，近年来两国合作空间广泛，双方通过区域组织等平台加强合作。两国合作领域涵盖经贸、能源、农业、医疗教育和防务安全等，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东帝汶的主要贸易伙伴，为双边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关系复杂，该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沿线国际经济发展格局，沿线小国在双边经济互惠互利中获得发展机遇。美国“重返亚太”实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带一路”倡议出台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背景。“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包括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地区。中国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地缘力量，东帝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节点意义重大，两国构建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体现了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立场。2014年中国与东帝汶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睦邻友好、互信互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契合双边地缘政治安全与地缘经济发展需求。

不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东帝汶对华始终保持务实友好与政治互信，双边地缘经济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立足多领域，中国援建项目相继落地建成。包括援建的东帝汶总统府、外交部办公楼、国防部和国防军司令部办公楼，成为首都帝力的地标性建筑。地缘经济合作主要涵盖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东帝汶民生领域的农业、医疗卫生、教育等合作。通过与东帝汶农业交流和技术人员培训，医疗卫生援助和来华留学生资助，多方位帮扶提升东帝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2018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样本国家中多为新兴经济体，部分国家地缘政治复杂，整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内部社会弹性和偿债能力也较低。东帝汶全国8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石油天然气收入，经济结构单一，国内失业率和物价水平高，以及劳动力教育水平较低。2017年东帝汶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充分发挥配套的丝路基金、亚投行等金融平台作用，维护了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驳斥了所谓的“中资威胁论”。

近年来，除继承发扬传统友谊和务实合作外，受全球气候变暖，渔业资源保护等非传统因素影响，两国还开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与渔业资源保护合作，双边地缘经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加强。在此背景下，两国的贸易额逐年增长，从2014年0.6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1.9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21.4%，中国位居东帝汶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帝汶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既符合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合作利益，也展示中国同东帝汶等东南亚国家在地缘经济上互惠互利关系。

（三）“一带一路”契合双边国家发展战略，互惠互利成果初显

地缘政治关系是影响国家与地区间关系的首要因素之一，地缘环境中的地缘关系是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衡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整体的重要指标。东南亚是中国“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优先区域。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影响日益扩大，中国新型大国外交重视同东南亚各国的互惠互利。当前“一带一路”在东南亚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进入深耕细作的新阶段，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区域内市场潜力，促进投资发展，增强沿线各国发展动力。在东南亚11国中，东帝汶是目前唯一没有加入东南亚联盟的国家。历届政府均把加入东南亚联盟作为外交优先事项，为争取早日成为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提升东帝汶在东南亚沿线国家的地缘经济地位，通过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多个经济板块，从而将东帝汶地理区位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优势，对加入东南亚联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契合东帝汶政府2010年颁布的国家（2011—2030年）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推动了与东帝汶发展战略的对接。东帝汶国家发展战略计划到2030年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主要涉及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电信电力等互联互通领域，其中油气、农业和旅游被列为三大支柱产业。东帝汶前总统奥尔塔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和东帝汶国家发展战略规划高度契合，并希望尽快推动东帝汶国家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推动二者对接，有助于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局面。此外，“一带一路”是我国在东南亚地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借助东南亚地区地缘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与资源，还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

总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东帝汶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双边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一批互联互通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国以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为抓手，致力推动互联互通与东帝汶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通过产能经贸合作，改善了双边经贸合作水平，即符合双边发展战略，也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三、双边共建“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涵义

（一）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总格局的地缘战略决策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总格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沿线国家间共同分享自身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和中国发展经验，推动沿线各国间实现对话与合作，巩固中国同中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合作基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在的东南亚扼守两大洋、连接三大洲，有望贯通三大洋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龙。东帝汶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最南端，帝汶海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主要航运海域，面对澳大利亚西北面的达尔文港，也是澳洲出口农业和矿产资源到我国和新加坡的途径港口。东帝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毗邻印尼和澳大利亚两大资源大国，未来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价值凸显，是促进与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往来和政治互信的重要节点，还是我国沿海港口到大洋洲连接澳大利亚的沿线之一。依托地理空间和全方面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了中国东帝汶双边战略对接，双边秉承友好传统，深化互利合作，搭建多边合作平台和全方位开放格局，是我国同东南亚沿线国家地缘经济合作的新实践。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共享性、开放性寻求共同利益，致力于与沿线国家实行发展战略对接和优势互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观。东南亚地区地缘政治复杂。近年来，美国政府在该地区推行“印太战略”，同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建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其盟友也不断调整战略加强对该区域的影响，将印太地区置于其外交前沿和竞争状态。“一带一路”倡议是适应了新的以地缘经济合作和竞争为主轴的世界发展大势，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地缘政治利益考量，“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以构建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繁荣为目标，增强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的抗风险能力和内生动力，是打造与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亚太地区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的共同驱动下，“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区域安全架构同时并举，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显著提高。利用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地缘优势，东帝汶积极融入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双边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和互惠互利合作模式，推动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有力回应了固守冷战思维的一些西方政客所谓的地缘扩张。建交以来，中国对东帝汶进行了多方位的援助与投资建设，促进了东帝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成果涵盖经贸、农业、卫生、教育、人文、地方交流等多个领域，与东帝汶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两国还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中国支持东帝汶融入国际体系，东帝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理解并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两国地缘关系发展密切。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东帝汶两国守望相助、携手抗疫，中国向东帝汶伸出援手并派包机紧急运送各类抗疫物资，东帝汶政府和议会也积极声援中国抗疫工作。“一带一路”为中国东帝汶双边提供了一条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之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发展观的新实践。

（三）深化对外合作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有助于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是融入全球市场深化对外合作的发展理念，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倡议。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关注东南亚地区国家普遍关心的发展议题，倡导以促进经济繁荣为目的加强地区联通和多边合作，更加符合东南亚地缘国家的共同利益。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东南亚国家不会倾向于采取边界明确的追随和制衡战略。尽管美国及其伙伴在经济与军事方面有重返亚太的趋势，中国东帝汶两国关系并未受到亚太地缘政治影响，双边地缘经济合作稳步推进。东帝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国家体量小、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单一、抵抗风险能力脆弱，中国始终尊重东帝汶自主选择其发展模式和道路，尊重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有“国父”之称的东帝汶前总统夏纳纳率团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加入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双边达成了多项大型基建合作协议。双边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核心内容的“五通”建设顺利推进。最具代表性的有“一网”“一路”和“一港”项目建设，即东帝汶国家电网工程、苏艾高速公路和蒂坝港国际集装箱码头。其中，国家电网已由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运营维护使用，有效缓解了电力供应紧张局面，未来蒂坝港将和苏艾高速公路支撑起东帝汶的油气开发计划，成为东帝汶南部能源城的交通动脉。这些项目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有效对接东帝汶国家发展战略。除了互联互通建设，双边在农业技术培训、援东粮仓与粮食加工厂项目、偏远地区地面数字电视传输系统项目和安全警务合作等领域也展开合作，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改善。在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中，两国在开放合作中实现机遇共享、合作共赢新局面，中国成为东帝汶重要的投资与援助国。

四、结 语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倾向，导致国际上“逆全球化”兴起。国际局势动荡和全球经济复苏仍脆弱乏力，导致了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多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风险。面对地缘战略调整压力，共建“一带一路”既顺应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经济大循环，也符合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及其丰富内涵还为双边互惠互利发展模式提供了新动力和新视角。2022年是中国和东帝汶建交20周年，建交以来双边始终呈现健康稳定的发展势头，两国关系成为大小国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东帝汶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为其自身地缘区位和地缘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两国传统友谊不断深化，一批援建东帝汶的重点工程相继落成，双边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经贸合作、产能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得以推进，改善了东帝汶对外依赖性强和经济结构单一的现状，东帝汶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合作伙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还对当地疫情防控起到了重要作用。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与东帝汶都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摒弃了冷战思维和传统地缘政治的海陆二元竞争思维模式，转化为同沿线各国经济互补发展与政治互信，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