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李金宇

“邗上农桑”（图一）是清乾隆时期扬州的园林名胜。景区范围主要在漕河迎恩桥西岸，为清高宗南巡扬州临幸而建。

值得注意的是，阮元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归田后即购买“邗上农桑”，如梁章钜在《云台师唱和诗》中说：“廿一日走谒阮云台师相，……廿五日即承折柬招余同毕韫斋茂才泛舟湖上，饮于长春桥畔之邗上农桑，吾师所修复别业也。”民国王振世也说：“后阮文达晚年买‘邗上农桑’为别墅。”但问题在于，阮元好像并不认可“邗上农桑”的园林身份，因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月，梁章钜卸任寓扬州容园时，阮元来访，两人之间曾有这么一段对话，梁问阮：“吾师府中之园如何？”得到这样的回答：“师笑曰：‘我本无买园之力，即有资，亦断不买园。’”也就是说阮元不认为自己买下以供休憩的“邗上农桑”为园林。

图一： 《江南园林胜景图册》中的“邗上农桑” （选自《扬州园林甲天下——扬州博物馆馆藏画本集粹》）

那么，阮元何出此言？笔者试分析一二。

首先，“邗上农桑”是乾隆年间奉宸苑卿衔王勖营建，其弟王协再修，为北郊二十四景之一。但清嘉庆后，因为皇帝不再南巡、漕粮改为海运、纲盐法变为票盐法等原因，扬州的城市地位迅速下降，扬州盐商也由富甲天下变为困顿潦倒。他们在瘦西湖周边建造的园林由于缺资维护逐渐废颓。这一点，阮元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为李斗《扬州画舫录》做的跋中说得明白：“扬州全盛，在乾隆四五十年间……嘉庆八年，过扬与旧友为平山之会。此后渐衰，楼台倾毁，花木凋零。”及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一月十七日，阮元再为《扬州画舫录》作二跋时，感慨更甚：“自《画舫录》成，又四十余年。书中楼台园馆，仅有存者。大约有僧守者，如小金山、桃花庵、法海寺、平山堂尚在；凡商家园丁管者多废，今止存尺五楼一家矣。”

从当时情形看，湖上景观的“邗上农桑”无疑也在衰败之列。道光前，官家还给少许费用维护；而道光年间，官家已经完全不再拨款。这样的结果就是，“园丁因偶坏欹者，鸣之于商；商之旧家或易姓，或贫无以应之。木瓦继而折坠者，丁即卖其木瓦，官商不能禁；丁知不禁也，虽不折坠亦曳拆之。”在无人问津，无人打理的情况下，阮元买下“邗上农桑”进行了修缮。所以，此时“邗上农桑”还有多少园林景观的价值与审美，值得怀疑。

其次，从相关笔记《扬州画舫录》《扬州名胜录》《平山堂图志》的描述以及《江南园林胜景图册》《南巡盛典名胜图录》等画图可以看出，“邗上农桑”展现的是农家生活场景。它以江南农村生产为题材，描绘了蚕桑生产从浴蚕到剪帛的具体操作过程。清李斗对此景有详细记载：“仿圣祖《耕织图》（图二）做法，封隈为岸，建仓房、馌饷桥、报丰祠。祠前击鼓吹豳台，左有砻房，右有浴蚕房、分箔房、绿叶亭。亭外桑阴郁郁，时闻斧声。树间建大起楼，楼下长廊至染色房、练丝房。房外为练池，池外有春及堂。堂右有嫘祖祠、经丝房、听机楼。楼后有东织房、纺丝房……砻房，舂、揄、簸、蹂地也。联云：‘岩端白云宿（何逊），屋上春鸠鸣（王维）。’邗上农桑止于此。”

图二：清康熙年间刻《耕织图》（局部）

由此可知：第一，从景观构成角度看，它本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以叠石理水、花木建筑为元素。其虽由人作，却宛如自然田园。“邗上农桑”一景，类似于圆明园四十景中的“多稼如云”“北远山村”和颐和园中的“乐农轩”，虽在名园之内，却是田家寻常景象；虽有园林之名，却少园林之实。此景是仿照康熙《耕织图》而建，故乾隆帝南巡时，曾有诗云：“却从耕织图前过，衣食攸关为喜看。”景区内展现的是水车、仓房、风车、报丰祠、浴蚕房、分箔房、绿桑亭等（图三），呈现的是《诗经·豳风·七月》中描绘的农人生产、生活景象，表现的是当今“皇上教养之恩，圣代恬熙之象”。此景可溯源自上古的“籍田”之典。《仪礼》中有“武王耕籍田，然诸侯知所以敬”句，是讲帝王于春耕前亲自耕田，以奉祀宗庙，且寓劝农之意。这是将生产的仪式转化为一种帝王娱游的方式。这种宴游之田，后来成为皇家园林的一个传统内容。“邗上农桑”一景，可以说就是这么一个为迎合乾隆帝临幸而建的弄田之景。它传递的是统治者对农桑的关怀，昭示的是仁义治国下的美名，反映的是“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荀子·富国》）。这种应时、“政治性浓厚”的景观，在艺术性上每有欠缺。这样的景观往往不会是园子的主景和高潮，最多只是副景和补白。它不重营构特色，而是重象征意义。可以说，这样的景观，构成园林的因素是弱化的。它的政治意义远大于景观意义，教化意义远大于审美意义。

图三：邗上农桑（选自《南巡盛典名胜图录》）

至于阮元，在京师西城曾有“蝶梦园”，“叠石、理水、花木、建筑”四要素皆备。叠石：“玲峰石井，嵌崎其间”；花木：“屋后小园不足十亩，而亭馆花木之盛，在城中为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枣、奈、丁香、荼蘼、藤萝之属，交柯接荫”；建筑：“有一轩、二亭、一台”等。园外有水，“有通沟自北而南，至冈北折而东”。阮元亲自为此园命名，并做《蝶梦园记》，详细描述园景、园名出处、居住时间、园中发生的人与事——或许这才是阮元心目中的园林。“邗上农桑”与之相比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另类乡景。所以今人在扬州园林归类时，也只能勉为其难地将它归为特例，谓“此乃以村墅为趣的园林，有别于专以琼楼玉宇、蓬莱仙阁为旨的园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造园史上特殊一章”。

第二，“邗上农桑”一景采用的是一种“档子”的构造技法，《扬州画舫录》有“皆用档子法，谓之点景，如邗上农桑、杏花村舍之类”。档子之法，具体是：“后背用板墙蒲包，山墙用花瓦，手卷山用堆砌包托，曲折层叠青绿太湖山石，杂以树木，如松、柳、梧桐、十日红、绣球、绿竹，分大中小三号，皆通景像生。工头用彩楼，香亭三间五座，三面飞檐，上铺各色琉璃竹瓦，龙沟凤滴，顶中一层用黄琉璃。”今人都铭在《扬州园林变迁研究》一书中指出，“档子”就是个临时性的布景，“‘档子’实际上是布景化的园林亭台，目的是装点河岸，取悦河面船上一定距离之外的皇帝一行。‘档子’的做法，基本是临时建筑的做法与用材……‘档子’几无进深可言，大部分为一层板墙结构，哪怕是建筑部分，也仅作三面屋顶，河面上不能看到的背面，则省略了这个方向的屋顶，因此，‘档子’几乎是立在河岸的一层布景。”这种单面无进深，只可远观的档子之景，便使得它与传统意义上“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园林大相径庭，其园林属性大打折扣；说是园林，不如说是板墙蒲包上的壁画。由此可见，“邗上农桑”作为园林本体而言，边界是不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也是模糊不清的。

第三，阮元修缮的只是“邗上农桑”名胜区里的个别建筑。时人朱铭在《虹桥秋禊图》跋中云：“阮文达公予告还乡，修葺‘邗上农桑’台榭。”梁章钜在《浪迹丛谈》中记载了鲜于伯机扬州诗卷刻石嵌于“邗上农桑”之亭壁：“余旧藏鲜于伯机扬州诗四十韵卷……师谓此元末诗翰一大观，且有关邗江故实，亟应钩摹上石，藏之扬州，适黄右原比部亦欣然为市石察书，选工镌勒。……师有别业在邗上农桑，今即将此石陷于亭壁。”而且，阮元修缮这些建筑，目的很简单：“为湖上憩息游所”（朱铭《虹桥秋禊图自跋》），“每以肩舆游山，憩邗上农桑”。也就是说“邗上农桑”只是阮元与郡中名流游览扬州北郊到平山堂间歇的落脚之所。

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邗上农桑”在阮元心目中，只是一两处建筑而已，还远不能称得上是园林，所以是“无园”。

当然，阮元对“邗上农桑”视之非园，也可能是阮元致仕后，为名声故而刻意回避与低调。在中国传统舆论场中，无园的官员要远比有园者更值得人们的敬仰与颂扬，并可为其赢得“贤达”“旷达”的名声。如《幽梦影》中引江含徵语：“故昔之贤达，有不欲置别业者。”再如明代陆孟昭，虽为刑曹郎中，但他不治家产、不构园林，被时人赞为“若孟昭，可为旷达矣”！最为人们乐道的是一代名臣范仲淹晚年不营园囿，有人劝其营造，公笑曰：“洛阳士大夫家园林，何处不容吾游，何必劳自筑耶？”范仲淹不唯自营的言论，数百年后还得到清代著名风俗诗人袁学澜的赞许：“此皆圣贤有得之言，可为世法。”

可以想见，作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的阮元，为官，“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为学，“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泰山北斗”，可谓阅尽尘世繁华，看遍人情冷暖，其老成练达与通透洒脱又是寻常人可比者？其对外的无园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狡黠和策略。

[1][11]梁章矩：《浪迹丛谈》，《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35页，第4058页。

[2]王振世：《扬州览胜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3]梁章矩：《归田琐记》，《清代笔记小说大观》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768页。

[4][5][6]李斗、周春东注《扬州画舫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第5页，第26-27页。

[7]阮元：《揅经室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88页。

[8]朱江：《扬州园林品赏录》，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

[9]都铭：《扬州园林变迁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10]朱铭：《虹桥秋禊自跋》，载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版，第950页。

[12]金安清：《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页。

[13]王锜：《寓圃杂记》，《明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14]袁学澜：《适园杂组》，王稼句：《苏州园林历代文钞》，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