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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及其他

2022-10-29王定璋

文史杂志 2022年6期
关键词:东方朔李白苏轼

王定璋

李白与苏轼,同为四川之文化名人。一为川北之江油人氏;一为偏南的眉山著姓(乃初唐显宦苏味道之后裔)。若从时代着眼,李白乃盛唐文化之骄子;苏轼是宋代文坛之巨擘。李白(701—762)生活的时代与苏轼(1037—1101)相距三百多年,看似不能将二人进行并列研讨。拙文则就苏轼所著之《李太白碑阴记》切入,探讨苏轼对李白的认知与评骘,进而寻索两位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巴蜀历史文化名人在政治理念、文化价值、文学思想上的异同,以及他俩在文化史、文学史方面的地位与影响。这当是颇具意义的巴蜀文化课题。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是苏轼吊念李白时所作的文章,全文不长,过录于兹,便于检索。

这篇碑阴记文字不长,不足四百字,内容却极为丰富,涉及到李白的出处行藏、为人行事、人生大节、才华气势诸方面,值得深入探究。李白的文学成就与社会声誉,是盛唐以降为世人所公认。他以布衣之身为开元之治的李隆基(玄宗)所礼遇,固然有吴筠及贺知章等人的称赏进誉有关,但其超迈群伦的文学成就是其所本,自身价值与人格魅力是毋庸置疑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就曾夸誉其“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所以,苏轼开篇即云:“李太白,狂士也”。这是基于对李白豪放浪漫的气质与诗文创作中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文学成就的肯定。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李白志不拘检,展衍开来,必然蔑视权贵,不拘礼仪,放纵恣肆,给人以“狂士”的印象。李白的崇拜者可以开列出一大堆来。与他兄弟相称,狂歌纵酒的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开篇即云:“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当年才华纵逸的四明狂客贺知章,在阅读李白的诗篇之后,为之动容,认为像李白这样的人中凤凰,乃“谪仙人”也。

清·陆骖书《李太白碑阴记》(题识:乐山年长兄,左行陆骖。钤印:陆骖,白义)

李白在《对酒忆贺监二首》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足见苏轼称李白为“狂士”,是有充分根据的。所谓“狂士”“狂客”,乃行为举止异于常人的豪逸之辈,又才华盖世,摆去约束的超人,也就是杜甫所言“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是其“才高必不展,道屈善无邻”的必然外化,“文章憎命达”的延伸,“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反拨。其是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存在价值的。尤其在封建社会,这更具有抵抗流俗,蔑视礼法的积极意义。

苏轼对太白“失节于永王(李)璘”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李白入幕永王的行为是“失节”。而毕文简公则不这样看。他肯定李白从军参加李璘的队伍是要辅佐李璘平叛,以中兴唐室。这是关系到如何评价李白晚节的大事,不可不辨。《新唐书·玄宗本纪》载,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为了组织力量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七月甲子,次普安郡。宪部侍郎房琯为文部尚书,同中书侍郎平章事。丁卯,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御史中丞裴冕,陇西郡司刘秩副之。江陵大都督永王璘为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节度使,盛王琦为广陵郡都督、江南东路淮南道节度使,丰王珙为武威郡都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节度使……”

这即表明,永王璘组织力量,经营长江流域,抗击叛军是皇帝的“制置”,合理合法,师出正当。李白入幕永王璘也是出于平定安史乱军的光明正大之举,怎能以从逆论之?谓予不信,尚有《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所记为证:“丁卯,上皇制:‘以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平卢节度使,南取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下内容与《新唐书》所载略同,不具录。

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在逃往成都的途中下达“制置”是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五日,而由于受通讯条件所限和道路阻隔,早在七月十二日太子李亨已即位于灵武,是堂而皇之的帝王,将唐玄宗闲置于太上皇了。这就是《通鉴》注所云:“甲子,太子即位于灵武,丁卯,上皇下此制,盖道里相去辽远,蜀中未之知也。”这样,先前名正言顺的玄宗“制置”便失去合理性和存在价值;永王的行为与经营江左,聚集兵力财富的军事谋划也便失去了合法性,被视为图谋不轨之举。

《新唐书·李璘列传》载:“永王璘,少失母,肃宗自养视之。”也就是说,李璘年少失母,是肃宗李亨把他抚养成人的。但是,由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最后永王璘被杀。李白当年入永王璘幕是实现其平定安史之乱的爱国之举,不料却落入李亨兄弟之间权力争夺的漩涡,被判长流夜郎之罪。若以理性而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超越正统观念,李亨违背父命,抢班称帝于前,李璘的叛逆于后。作为幕僚的李白真有些冤枉!因此,“失节于永王璘”情有可原。李亨称帝,玄宗的“制置”即被废止,其间是非曲折是应当辨析清楚的。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许李白,应当说其见解是超脱于李亨兄弟之间争斗的客观判断。李白《永王东巡歌》组诗也道出了李璘依“制置”而出兵的合法性:“永王正月东出征,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组诗莫不展示李璘出师行为的光明正大。

李白这组诗共十一首,表明了李白从永王璘的心曲和动机,是靖难勤王,拥戴朝纲。以王佐谢安自许的李白,期望静胡沙平戎虏,最终要“西入长安到日边”后班师还朝,以失节论之,不亦谬乎?李亨与李璘之间争斗的详情,作为幕僚的李白未必详悉。这是应辨析清楚的。

碑阴记中所云“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是极具眼光的。所谓大言而无实,就李白而言,当谓其诗文作品中的夸张与浪漫,虽然未必适于用,却是文学艺术必不可少的手法及技巧。对此,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极表赞同。不能以是否适于用来量裁其价值。唐代诗人李远曾因“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这一诗句,差点误了前途,张固《幽闲鼓吹》云:

文学语言,岂可坐实。苏轼深谙此道,强调的是“士以气为主”,指出李白的为人行事迥异于流俗。权倾朝野的宦竖高力士,公卿大夫对之毕恭毕敬,而豪放纵逸的李白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苏轼设身处地为之着想,像李白这样具有充分自信的人,其主体意识异常强烈,岂可阿附权幸,又何能“从君于昏”?《酉阳杂俎》记载:“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皇帝)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遂为脱之。”

李白不以布衣而自卑,而以充实的自我而自负,以其浩然之气势与轩昂的气质展现于玄宗之前,竟令玄宗忘却万乘的身份。黑格尔说中国人生下来就是给皇帝拉车的;但在李白,却显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气质。苏轼有感于此,将夏侯湛的赞语移录来称赏李白,对后者予以充分认同与肯定。

夏侯湛(243—291)是三国魏国文人。《文心雕龙》云:“赞者,明也,助也”,是赞美、赞助之意,是补充或概括前文的言词。夏侯湛称赞和概括的东方生(即东方朔),是西汉时的名人。《史记·滑稽列传》谓其为“狂人”,称其“好古传书,爱经术,亦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汉武帝即位之初,广征天下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东方朔上书自荐。旋待诏公车,后为常侍郎,又为中大夫、给事中。后被弹劾不敬,免官,复为中郎。他学识渊博而机敏诙谐,辩洽多智。他在《答客难》中抒发了其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指出人才的重要价值:“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强调:“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虎,不用则为鼠……”揭示出机遇对才智之士的重要意义。

东方朔侧身庙堂,出入于武帝周围,巧妙周旋,敏辩应对,体现了其“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的气度与行止。这里,略举一二,以见其余。

如此,即改变了当初“奉禄薄,未得省见”的待遇。东方朔以其机敏巧辩获得武帝的亲近。《汉书》本传中还有一则趣事引人关注:

东方朔(前154—前93)画像(明·唐寅绘,藏上海博物馆)

这类例证颇多。东方朔不仅以调侃的方式引发武帝会心大笑,还获得了实惠,其机敏诙谐如此。当然,他也利用其在宫廷中独特的身份,进一些有利于民生的谏言。当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宫名,在槐里),南猎长杨,东游宜春……”之时,引起民怨(民皆呼号骂詈),东方朔为之进言:“臣闻谦逊静慤,天表之应,应之以福;骄溢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弋猎之处,恐其不广也。如天下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周至、鄂、杜乎!奢侈越至,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以为大也……”尽管东方朔没有起到阻止武帝崇宫室、广苑囿的作用,但其为民生疾苦谏言是值得肯定的。

透过东方朔在汉廷的言论行为,不难理解苏轼对夏侯湛评价东方朔的首肯。因此,将夏侯湛赞言,移作苏轼对李白的认知与评价,即所谓“吾于太白亦云”。

苏轼对李白入幕永王璘府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碑阴记》中指出,“当由迫胁”。为此苏轼道出其理由是李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进而论道:“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关于李白与郭子仪的关系,《新唐书·李白列传》载:“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是谓当年李白识郭子仪为微时,当其犯法之际,李白曾救助过子仪。因此,当李白入幕永王,永王兵败被杀,当朝拟以从逆治罪时,郭子仪以其解官为之救赎,以报当初李白救己之恩。

近来,有人对李、郭二人的交往互救之事有新的见解,然而与《新唐书》说法相同的材料出现在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之中:“又尝有知鉴,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免脱其行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乐史《李翰林别集序》里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见,苏轼的根据显然是有道理的,但苏轼无法预知后人的新见解。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称李白“狂士也”,而李白在诗中也毫不掩饰地自称狂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足见苏轼目太白之“狂”,并无贬意,正如李白称贺知章为“四明狂客”一样,似乎还隐含着爱怜之情。

苏轼以特立独行的东方朔期许李白,则是蕴含敬意与推崇。李白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以东方朔自况:“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调笑当时人,中天谢云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东方为岁星事,见载《太平广记》卷六引《洞冥记》及《东方朔别传》:“朔未死时,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后,武帝得此语,即召太王公问之曰:‘尔知东方朔乎?’公对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皆具在否?’曰:‘诸星具,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是谓方朔乃天上岁星现身于汉廷!

李白屡次比之于东方朔,足见其对东方朔之尊崇。《玉壶吟》云:“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史记》本传:“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称李白为“狂士”,比李白行实举止于东方朔,展示了作为诗人、文学家的苏轼对李白文学家精神气韵的深刻认识。东方朔、李白与苏轼的共同之处是他们的政治襟抱、文学才华、精神追求不被社会理解,因而其人生理想、自身价值未予充分展现、实施。此可谓“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彷徨与愤懑之典型,是封建社会“怀抱利器而无所适”的潦倒者,狂狷之士也。《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呼?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集解》云:“包(咸)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

应当注意的是,苏轼的境遇与东方朔、李白有所不同。苏轼不仅是朝廷命官,皇帝左右器重赏识的人,还出任多处刺史,只是受佞臣谗谤而屡遭贬黜、遭文字狱迫害、政敌排斥、小人打击,被贬于当时蛮荒绝遥的海角天涯。因此他评论李白时,将正统观念置于极为重要的量裁标准,对李白从永王璘之事视为“失节”,无视肃宗未经玄宗决定而抢班称帝,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到底是宋人重传统、轻创新,重正统、轻个性观念使然;发展到南宋,竟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倡导。

《鹤林玉露》云:“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朱文公曰:‘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恿,时人没头脑至于如此。’”朱熹显然也认为李白入李璘幕的行为是没头脑的愚昧之举。《鹤林玉露》还专门提及苏轼,“东坡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惟称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又曰:‘《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赵次公也说:“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杜工部草堂记》)其浅陋若此!

本人并非全面探讨苏轼对李白诗文的评价,仅就《碑阴记》来审视苏轼对李白的认知。其实,苏轼非常喜爱李白诗文及为人。《渔隐丛话》载:“东坡《送人守嘉州》古诗,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上两句全是李谪仙诗,故继之以‘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之句。此格本出于李谪仙,其诗云:“‘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盖‘澄江静如练’,即谢玄晖全句也。后人袭用此格,愈变愈工。”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也表明他对李白的喜爱:“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苏轼由论书法艺术的嬗变发展转而论诗,以书法家、诗人双重身份的独特眼光和艺术敏感审视之,认为李、杜诗歌对传统诗歌的继承、汲取,发煌展衍,形成自己的诗风特征和艺术特征,成为诗歌发展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苏轼的艺术眼光和审美趣味极为独到。

苏轼之识得到不少诗评家的认同。吕本中《江西宗派图序》谓:“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可谓不易之论。关于苏轼受李白的影响及对李白的详细论述,容另文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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