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佳倪

［城固县张骞纪念馆（县博物馆、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中心），陕西 城固 723200］

1 商青铜乳钉云雷纹簋（图1）

图1 商青铜乳钉云雷纹簋

簋是青铜礼器中重要的一类，来源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陶碗、钵、盆等日常生活用具，其在礼器中的地位和作用，丝毫不逊于铜鼎。主要用途是盛放黍稷等食粮的粢盛器，某些特殊形制的簋可能还兼有炊器、量器等多种功能。

商青铜乳钉云雷纹簋1980年出土于龙头镇龙头街，通高16.7厘米，口径26.3厘米，腹径24.7厘米，腹深12.3厘米，圈足18厘米，重4.295千克。直口，斜沿，方唇，微束颈，腹壁稍直，圈足较高，足部有三个十字镂孔。沿至颈部有对称的牛首形双耳。颈下部饰有一周斜三角形目云纹，腹部饰繁密的雷纹，中间有圆钝乳钉纹一周，圈足上部饰二道凸弦纹，其下饰一周斜三角目云纹。与耳对应的口沿内壁处有三个呈倒三角形分布的铜块，经打磨，当是铸接器耳的痕迹。器体厚重，铸造精整。从圈足上的十字孔观察，该铜簋分范的方式与湖北盘龙城铜簋相同，其造型风格于PLZM∶15铜簋近似，但后者仅腹部铸有花纹，前者则颈部、腹部和圈足均有花纹，且制作精美程度更胜后者，应是在其基础改进而成，PLZM1为二里岗上层偏早阶段，二者年代不会相去太远。城洋青铜器礼器中的鼎、簋、尊、罍、瓿等，基本都是中原商文化的固定器类，其形制花纹也与中原器物基本一致，表现出城固在此时期与中原始终有较为紧密的联系。

2 商青铜镂空虎纹钺（图2）

图2 商青铜镂空虎纹钺

钺是具有权杖一类性质的兵器，呈“风”字形，肩窄刃宽，两侧略内收。许慎《说文解字》对“钺”的解释为：“钺，大斧也。”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亦将钺释为“大斧”。可见，斧、钺属同一类器物，斧、钺二字也常在古文献中同时出现，它们之间的区别也仅仅是“钺大而斧小”。石钺最初是当作生产工具来使用的，但很快演变为武器和礼器，变成权力与威严的象征。青铜钺最早作为兵器出现，但在实际的冷兵器时代，它多作为刑具出现，实际作战功能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它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功能。

商青铜镂空虎纹钺1964年出土于五郎镇五郎村，通长16.9厘米，宽12.4厘米，内长5.9厘米，内宽4.4厘米，重265克。长方形内，身作长方体，亚腰，弧形宽刃。内上有一个三角形孔，器身透雕昂首曲身卷尾虎纹，器型独特，地方性特征显著。此钺与四川阆中出土的镂雕虎纹钺形制风格极其类似，形制特征设计也惊人雷同，阆中镂雕虎纹钺为嘉陵江突发大水冲刷河床而暴露的器物，具体时间不详，无法作为参考。此钺身的大圈和圈周凸圈与二里岗时期盘龙城的青铜钺特质相符，但制作精美程度明显高于盘龙城青铜钺。商早期钺以素纹为主，云雷纹、夔纹为辅，商后期钺纹饰繁复多样，以饕餮纹、夔龙纹、几何纹、云雷纹为主，镂空透雕等多种修饰为辅，从纹饰分析此钺应为商中晚期之间。虽然商代中原地区从殷墟一期开始，兵器已开始明器化，与此钺并不相同，但商青铜镂空虎纹钺与盘龙城青铜钺特质相符。阆中镂雕虎纹钺同此钺也有极其类似的形制特征与设计，不难看出在商周时期，城固、巴蜀地区、中原存在相对密切的往来。

3 商双头蜈蚣戈（图3）

图3 商双头蜈蚣戈

戈是一种勾兵。《释名·释兵》记载：“戈，勾孑戟也。戈，过也；所刺捣则决过，所钩引则制之弗得过也。”在殷周时代，戈是车战主要的格斗武器，兵车上的必备附属物。根据其柲长短分为“车戈”“徒戈”。到商代后期，它不仅仅作为实用器，有时还被用作礼器和明器。

4 商青铜人面铺首（图4）

图4 商青铜人面铺首

面具又称“假面”，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和狩猎、战争、巫术、祭祀、丧葬、乐舞等有着密切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各种形象逼真、大小各异、功能不同的面具就出现在世界各地。殷商时期的巫术活动成为统治者稳定政治的主要手段，其使用的青铜面具作为重要道具，成为商代巫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商青铜人面铺首1976年采集于宝山镇苏村，高15.5厘米，宽16.3厘米，重0.362千克。形似人面，眼睛周围微凹陷，近似心形图案，眼睛中部眼球位置凸起，中有圆孔，鼻子凸起有两鼻孔。两耳菱形，耳朵中部有穿，嘴部镂空咧嘴露齿，上下牙齿排列整齐，有隙。正面外凸，背面内凹，胎壁较厚，牙齿处露铜，器型独特。城固出土的青铜面具共计48件，其中兽面27件、人面21件，是目前国内发现青铜面具最多的地方，作为参考的与面具同时出土的方罍、尊、鼎等根据其风格形制认定与妇好墓同期，因此商青铜人面铺首也应为殷墟二期或略晚。此人面制作比较精良，其形象特点与殷墟早、中期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双面神人头像几乎毫无二致，不同的是后者是人面、兽面结合体，多了双角、獠牙、圆管和方銎。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羊角兽面和城固出土的瓿肩上的兽首十分相似，直内戈与城固的直内有胡戈形制相似，这些都说明两地存在着文化交流。与城固青铜面具造型最相似、关系最紧密的是相当于殷墟四期的陕西老牛坡遗址Ⅲ区出土的面具，后者人面尺寸小于前者，且数量不多，不属于自身传统器类，其年代又晚于前者，应是在城洋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从以上分析看来，当时城固不仅横向扩大文化交流的网络，还纵向吸收不同文化进行独特创造，最终形成其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充分展现出城固礼制文化的多样性。

5 商青铜锯齿镰形器（图5）

图5 商青铜锯齿镰形器

商青铜锯齿镰形器1980年采集于龙头镇龙头街，外弧长54.3厘米，宽2.6～5.9厘米，銎深4.5厘米，重0.69千克。弯如镰刀，身中有脊棱一道；双面刃，近刃沿处各有一道窄棱，刃不甚锋利；器后端有断面作椭圆形的銎，銎外两侧有单齿，弧出的一侧布满如锯齿状的短齿。造型独特极富特征，仅城洋青铜器群得见出土。城固出土的镰形器集中在龙头和柲水两地，共计76件，形制基本相同，皆为弯形，弯之弧度有别，个别在弧出一侧有锯齿，銎外两侧多有单齿或双齿，长短亦有不同，最长的有56.1厘米，最短的只有23.8厘米。从外形来说，其造型虽形似镰刀且有刃，但銎孔浅而小，且刃的边缘并不锋利，无法起到像其他兵器一样插入木柄，进行对敌的砍割或者勾杀之用途。李学勤先生认为“像乐舞时所执用的羽”。那么其为一种象征性器物用于仪仗或者祭祀的可能性较兵器更大。从化学成分来说，城洋青铜器群出土的兵器大多制作精良，部分样品含高放射成因铅成分较高，品质好，杀伤力大。而镰形器送检样品的成分则是纯铜，其夹杂物为铜铁氧化物，与青铜合金完全不同。纯铜很容易出现浇不足的现象，这些镰形器中很多铸造工艺粗鄙，常见因浇不足而形成的孔洞，极有可能成分都为纯铜。这些极具特色的镰形器不具备实用性，那最大的用途只能是作为仪仗或者宗教场合祭祀使用。

从与城洋青铜器群有所关联的盘龙城、殷墟、二里岗的青铜器成分分析来看，由于商早期锡资源稀缺，二里岗和殷墟此类都城，特别是贵族墓葬中锡青铜占主导地位，纯铜器特别是纯铜容器极为稀少。到殷墟三期，由于大量铸造高锡青铜，导致铜缺锡贵，推动了铅的冶炼和使用，铅青铜礼器逐年增加，而且出现纯铅武器。盘龙城由于只是地方都邑，其铜器均含铅量较高。城洋青铜器的成分和此类地区相比，既有相似也有特异。其特异之处就在于纯铜器物占比较高，且此类器物不见于他处，极有可能是本地铸造。

金正耀等学者认为，根据城洋青铜器绝大多数含高放射成因铅结果来看，商代自二里岗时期直至殷墟晚期，四川盆地交通中原腹地的通道，除了南路之外，可能还有一条“北路”，其开通经营应该与西南金属资源有关，也是商文明进入四川的两条主要通道之一。虽然目前尚未有明确资料说明汉中地区金属原料产地和贸易情况，也没有青铜铸造作坊的发现，但从青铜器铸造水平参差和成分驳杂看来，城洋青铜器的来源不是单一的。它究竟属于哪个族群，又是在何种场合如何使用，到底和中原以及西南边陲地区之间有怎样的互动交流，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寻。

①赵丛苍.城洋青铜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3.

②赵丛苍.城洋青铜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40.

③⑥王芃.商周时期中国异形铜钺浅析[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2.

④徐菁.从新干商墓出土铜钺看钺的历史轨迹[J].南方文物，1992（2）：60.

⑤赵丛苍.城洋青铜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62.

⑦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J].考古学报，1977（2）：453-454.

⑧赵丛苍.城洋青铜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63.

⑨赵丛苍.城洋青铜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75.

⑩赵丛苍.城洋青铜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72.

⑪赵丛苍.城洋青铜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41.

⑫⑬李炜.城固商代青铜面具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6.

⑭李学勤.论洋县范坝铜牙璋等问题[J].文博，1997（2）：13.

⑮梅建军，陈坤龙，曹玮.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M]//曹玮.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4.成都：巴蜀书社，2011：258.

⑯梅建军，陈坤龙，曹玮.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M]//曹玮.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4.成都：巴蜀书社，2011：263.

⑰金正耀，赵丛苍，陈福坤，等.宝山遗址和城洋部分铜器的铅同位素组成与相关问题[M]//赵丛苍.城洋青铜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