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

论资排辈，罗望子当然是我的“上一代”或“老一辈”。不过，和人交往，我向来没大没小，年龄和履历从来不是我考虑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都是同代人，再简单点，我们都是人。仔细想来，我的“老朋友”要远远多于“小朋友”。多么遗憾，罗望子很不幸地成为了其中之一。

第一次见罗望子，大概是七八年前南通一个文学会议上吧？印象中，此人鼻孔高昂，眼皮耷拉，发言敷衍，对文学会议一副嗤之以鼻又推脱不掉的难受劲儿。吃饭也不活跃，果腹而已，草草收场，就再未见着此人。反正没能聊上天。回南京了后不久，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个陌生电话，正是罗望子。也不知他是怎么找到我电话的。总之，罗望子来南京了。为什么不一起吃吃喝喝吹吹牛？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可不是嘛，作为除了对吃喝玩乐有点兴趣再无任何恶习的人，我对此岂能有异议？一进包间，发现除了罗望子本人，都是些与他与海安有关的发小哥们，并无其他作家。这在南京倒是不太常见。通常作家饭局无不坐满了相关人士，好像作家们除了和同行交往就从不跟别的人玩似的。罗望子简单介绍了我几句，就叫我坐其对面，跟他打对家。是这样的，这些年苏皖地界差不多均如此，所谓“吃饭不掼蛋，等于没吃饭”，开饭前一定要掼一把。问题是，当年我刚学会掼蛋，技艺极其原始粗陋，而罗望子双手握牌嘴角叼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防后者被烟熏到）的架势怎么看都算个中高手。有必要提请注意的是，掼蛋这种扑克玩法，关键在于对家的配合；任是技艺超群，对家若无默契，也是白搭。作为“猪队友”，我对罗望子在掼蛋上的不可一世（表情）显然有所打击。但见此人摇头不已，时不时还说道我几句。最后也不知是到了饭点菜上齐了，还是他确实不堪其辱，但见罗望子把一手“好牌”扔在桌上，用臀部将椅子向后一推，这才站起身，大喝一声：吃饭！饭局上聊什么，我忘了。这之后见他，情况与此类似。都是一桌与海安有关的人，照例饭前打牌，照例“饭局上聊什么，我忘了”。此外与罗望子的交道还包括在南京的一些文学会议上偶尔遇到。他也说过叫我去海安找他玩，但囿于种种，至今我也没去过海安。这就是我和他“有限的交往”。

当然，罗望子作为江苏省内的“老作家”，早在学生时代我对其名即有耳闻，并潦草地读过部分篇什。个人观感是，罗望子不是那种讨好读者、紧跟时代并“与时俱进”的作家，在所谓的中国文坛上也不算“叱咤风云”的那种。闲云野鹤，低调，沉默，与喧嚣的现场保持着距离。他的小说无疑也使用了个人经验。不过，他对经验的处理是书面化的。他显然不会认为小说和现实生活是一回事，也不会认为生活比小说更精彩（这句话堪称近年极其反动的功利主义论调）。在罗望子那里，小说不仅是美学实践，也是精神载体，是需要不断尝试和摸索的勾当，文本实验也是他致力所在。故，词语的布置，形式的抉取，整体和细节的打磨，这些在罗望子那里显得极其重要，以至于趋向于神圣。换言之，罗望子的小说带有挥之不去的先锋小说余韵，具备强悍且顽固的精英意识和经典意志。我甚至可以想到，罗望子早年应该写过诗。就算没有写过诗，诗歌精神应是罗望子的一种写作日常。这么说是因为我对罗望子个人的文学从业史一无所知，也没有问过，因为所有人皆有其隐秘的渊源，非三言两语一问一答可道尽。我仅描述罗望子小说向我个人所散发的某种气质。

确实如此，在“有限的交往”中，罗望子和我从来没有聊过文学。我本人也拙于此道。在我看来，所谓的“聊文学”无非就是谈论自己的写作经历和阅读感受，此已涉嫌恬不知耻自我吹嘘。此外大概就是共享耳闻目睹的文坛掌故或八卦，愤怒也好，奸笑也罢，其委琐已是不证自明。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相信，谈女人更接近于谈文学。从终极层面上来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生活法则就是打发时间，誉为虚度也不为过，反正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能和偶尔从海安赶来的罗望子一起掼蛋喝酒，我觉得非常“正确”，挺好的。罗望子不来，在南京我也这么过的，想写就写点，不想写就歇着，然后全身心投入到和三两朋友打牌喝酒的幸福生活中去。

有鉴于此，我不禁对罗望子提出过如下一个问题：既然你的工作关系在南京（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在南京买个房跟大家一起玩呢？这么问，一方面是买房这件事是当代中国人最热衷的一个话题，其庸俗不堪无需多言；另一方面，我是希望他就其本人能一直窝在海安这个小县城给出某种形而上的答复。在我于其他场合戏称的“江苏三子”（常州沙漠子、苏州车前子和海安罗望子）中，就我所知，车前子目前在北京扮演他的“江南才子”；沙漠子则飘荡半生，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常州吃起了低保（据说）；唯有罗望子好像一直没挪过窝。当代中国就是这样，中心或大城市的吸附力是惊人的，但归根结底也就是个农贸市场，类似于赶集，人们唯有在这些地方才能以物易物交换名利并发现获得更多名利的机会。而县城或家乡，它又是什么呢？如果是矫情的港湾，是否意味着你要起航？如果是归宿，那么你得有个“外出—回归”的系列动作。罗望子显然不在这个游戏规则内，他就在海安待着，优哉游哉，吃喝玩乐，“烂”在了海安。我忘了他是怎么解释他没有在南京买房定居的问题的，但依稀能感受到他的犹疑和不上心。这让我想起清代武进的诗人黄景仁说的那句话：“心块然不知其可好？”黄景仁对科举的态度也是犹疑和不上心的，在他那里唯一可以曰“好”的，是诗。其实，我在问买房的时候，我还想顺便就当年罗望子的一个题目叫《枇杷》的中篇聊一下。《枇杷》描述了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情感和欲望，罗望子使用第二人称“啰里巴嗦”地展开叙述，重点则集中于青春和忧伤。整个小说就阅读快感上来说，是很吃力不讨好的。我想问他的是，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写呢？我没问是因为这个问题对一个作家来说显然是多余的，这是一个作家的“主权”和“内政”。另外，阅读快感又是什么东西？它值南京一套房吗？

回到买房。罗望子没有在南京买房，他以后会不会买我不敢肯定，但他现在没有买房。然后铁水浇铸似的构成了这样一个陈述句：罗望子是海安的，在海安。一如玛丽·弗兰纳里·奥康纳是美国南方人，也一直生活在美国的南方。

去年我还去过一趟高淳，去诗人叶辉的工作室玩。再几年前，我还去过常州艺术家洪磊的别墅。叶辉和洪磊都给予了我某种震撼。这与二人在诗歌和艺术层面达到多高的造诣无关，也不存在高淳和南通这两个地方对他们这类人有多么丰饶的滋养（贫瘠或许更为妥帖），而是，在他们那里，我压根就看不到他们身上有那种非常让人遗憾的地域痕迹，也就是地方性，这种地方性包括炫耀或卑怯，枯槁或喋喋不休。换言之，你把他们搁在哪儿他还是那样，还是做他该做和想做的事，或者什么也不做，就单纯地活着。一个个体生命理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不是宿命般地处于“进京”和“归园田居”这一古老且土鳖的游戏规则内。我想，这才是一个人应有的气度。一如苏轼在贬谪的途中发现了美食，一如卡夫卡在公寓昏暗的灯火下耸动着尖锐的脊背描述《万里长城建造时》。罗望子与叶辉、洪磊一样，也是这样的人。

当然，不是所有的小地方都像高淳、常州和海安那么幸运。按我另一位老朋友顾前的话说，叫“没人”。我和顾前热衷于走州过县，然后顺便找这些州县好玩的人玩一玩，于是我们发现，大多数地方都“没人”，因此，在我们看来，这些地方是空的。海安有罗望子，它就不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