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航 计艾彤,2 金灿灿

(1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 100083)

(2 昆明市第一中学，昆明 650031)

1 引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持续增长，2020年未成年网民数量已达到1.83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4.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1)，网络已经逐渐成为青少年重要的学习、娱乐和社交环境。以往较多研究关注了网络的负面效应，如网络欺凌、网络成瘾等(Rey et al., 2020; Xin et al., 2021; Yu & Zhou, 2021)。实际上，青少年网络使用的结果往往是积极与消极、多个角度并行的，只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有失偏颇，且网络合理使用等积极方面在以往研究中较少涉及。对此有研究提出了网络适应的概念，网络适应是指个体与网络环境交互的过程中达到与网络环境的和谐与平衡，是个体在网络环境中的社会适应过程(Jin et al., 2019)。网络适应可以分为积极网络适应和消极网络适应，积极网络适应主要表现在对网络的合理使用；消极网络适应则表现为网络人际取向(如沉迷网络社交等)、学业逃避(如利用网络抄袭作业等)以及网络问题行为(如通过网络言语辱骂等)。积极的网络适应可以帮助个体建立自我效能感等积极心理品质(宋耀武, 李宏利, 2013)，促进个体自我建构，反哺心理健康和社会化(姜永志等, 2016)，网络适应不良、网络成瘾等则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Ciarrochi et al., 2016; Lam, 2014)。网络适应从相对宏观的角度将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环境，关注青少年在网络环境中学习、生活和社交的状态，用以评定青少年能否很好地平衡网络环境这一新的社会环境与自身的关系，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

在青少年适应和发展过程中，环境层面的家庭和同伴因素是影响个体的重要因素(张兴旭等, 2019)，其中家庭因素对个体的发展具有最持久和最直接的影响(孙蕾等, 2016)。家庭功能这一概念可以衡量家庭整体运行状况(肖淇滨, 刘梦航, 2022)，家庭的基本功能包括提供环境支持和物质保障，组织家庭成员完成家庭任务，解决突发事件等，在此过程中家庭成员解决问题等能力得到发展，家庭整体的亲密度提高、凝聚力增强(Skinner et al., 2000)，个体的适应能力不断发展，能更好地适应网络环境。在家庭功能良好的环境中，个体出现网络适应不良行为的可能性较低(王博晨等, 2020)，而家庭冲突是个体参与网络攻击的风险因素(Buelga et al., 2017)。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正向预测社会适应(曾天德等, 2020)，负向预测网络成瘾(Marzilli et al., 2020)，网络适应作为社会适应在网络环境中的体现，可能会受到家庭功能的影响。由此提出假设1：家庭功能可以正向预测积极网络适应，负向预测消极网络适应。

随着青少年社交网络中同伴的地位逐步提升，同伴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日益增强(臧宁等, 2022)。同伴关系是年龄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在共同活动和协作过程中建立起的人际关系(周宗奎等, 2015), 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Harris, 1995)，同伴群体是个体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人际环境。良好的同伴关系是个体成长发展中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应柳华, 楚瑶瑶, 2022)，而人际需求的缺失会导致个体适应不良(Baumeister & Leary, 1995)。实证研究结果指出，同伴关系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的网络成瘾水平(任心宇, 2017; Zhou et al., 2017)。经历同伴拒绝、同伴关系不良的青少年会体验到更多的愤怒，进而增加其实施网络欺负的可能性(褚晓伟等, 2020)。同时，家庭和同伴对个体的影响并非完全独立，保护-保护模型认为，一种保护因素能够增强另一种保护因素对积极结果的促进作用(金灿灿等, 2011)。交互作用模型中的增强模式指出，良好的亲子和同伴关系交互作用能够增强彼此对问题行为的积极影响(田菲菲, 田录梅, 2014)。按照上述模型的观点，良好的同伴关系作为保护性因素，能增强家庭功能对积极网络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和对消极网络适应的负向预测作用。良好的家庭功能有利于个体使用更好的行为方式维持自身与网络环境之间的平衡，此时如果拥有良好的同伴关系，会进一步满足个体人际需要，促进其合理使用网络、形成积极的网络适应，降低网络成瘾等消极适应行为的出现概率。以往实证研究也发现，同伴关系是家庭因素与青少年手机依赖关系中的重要调节因素(江伊茹等, 2021)，同伴关系水平高的个体，其亲子关系对手机依赖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因此，同伴关系可能会调节家庭功能与积极、消极网络适应的关系。综上，提出假设2：同伴关系在家庭功能正向预测积极网络适应和负向预测消极网络适应中起调节作用，同伴关系可以促进家庭功能对积极网络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促进家庭功能对消极网络适应的负向预测作用。

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功能和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网络适应的重要程度可能会发生变化。青春期阶段，个体的生理和心理飞速发展，独立意识、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对家长的依赖逐渐降低，渴望脱离家庭约束和父母管教，人际关系重心逐渐从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转变为同伴关系(Furman & Buhrmester, 1992)。进入青春期后，个体越来越容易受到同伴因素的影响，其作用甚至会超过家庭因素(叶子, 庞丽娟, 1999)。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在学校的学习时间更长，与同伴交往的时间和机会更多，青少年的同伴关系会越来越稳定(沃建中等, 2001)，同伴关系的作用逐渐凸显。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在青春期阶段，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重要作用逐渐超过了家庭(Laible et al., 2000)。由此提出假设3：年龄能调节同伴关系在家庭功能对网络适应预测中的作用。具体来说，随着年龄增长，同伴关系在家庭功能正向预测积极网络适应和负向预测消极网络适应中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家庭功能、同伴关系与积极、消极网络适应的关系随年龄增长的变化情况，探讨青少年网络适应的保护性因素，以期帮助教育者全面、系统地认识青少年的网络适应，帮助青少年从网络中获益，为不良网络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北京市的三所中学发放1390份问卷，经筛选后得到有效问卷1285份，有效回收率为92.45%。其中男生704人，占54.79%，女生581人，占45.21%；初中学段785人，占61.09%，高中学段 500人，占38.91%；年龄范围为13～18岁，平均年龄为15.27±1.7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总体家庭功能问卷

采用邹泓等人(2010)修订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中的总体家庭功能问卷，共六个项目，包括“家人能相互表达自己的感受”等，采用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的5点计分，平均分的得分越高，总体家庭功能越好。在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0.93。

2.2.2 同伴关系问卷

采用张亚莉(2008)修订的同伴关系问卷，包含欢迎性、排斥性、孤独性三个维度，共16个项目，包括“我与别的同学相处很好”等，采用 1“完全符合”到 4“完全不符合”的4点计分，经反向计分后，各维度平均得分总和的平均分越高，同伴关系越好。在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3。

2.2.3 青少年网络适应量表

采用计艾彤(2018)编制的青少年网络适应量表。量表包括网络合理使用、网络人际取向、学业逃避和网络问题行为四个维度，包括“我在网上的交流和表达很理性”等，采用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的5点计分。积极网络适应为网络合理使用维度，共四个项目，该维度的平均得分越高，个体的积极网络适应水平越高。消极网络适应包括网络人际取向、学业逃避、网络问题行为三个维度，共13个项目，各维度平均得分总和的平均分越高，个体消极网络适应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积极网络适应的Cronbach’sα系数0.64，消极网络适应的Cronbach’sα系数0.83。

2.2.4 每周网络使用时长

网络使用的时长与青少年的积极、消极网络适应关系密切。在问卷中对每周上网频次与每次上网时长进行测量，使用两个指标的乘积表示青少年每周的网络使用时长，并在后续分析中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控制。

2.2.5 自编人口学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学段、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参照金灿灿(2013)的方式，将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及家庭人均月收入分别赋值，均为1～3计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由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选取双方中的最大值与家庭人均月收入相加得到，取值范围为3～9。

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6.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插件进行调节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排除因问卷法导致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未经旋转得到七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27.71%，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对家庭功能、同伴关系、积极网络适应、消极网络适应以及人口学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家庭功能、同伴关系与积极网络适应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网络适应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个体的家庭功能越好、同伴关系越好，其积极网络适应得分越高，消极网络适应得分越低。年龄与积极网络适应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网络适应呈显著正相关。性别、每周网络使用时长与积极网络适应呈显著负相关，学段与积极网络适应呈显著正相关。学段、社会经济地位与消极网络适应呈显著负相关，每周网络使用时长与消极网络适应呈显著正相关，在后续数据分析中给予控制。

表1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N=1285)

3.3 家庭功能与网络适应的关系：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

将所有变量标准化后，以家庭功能为自变量，积极、消极网络适应为因变量，对与积极、消极网络适应相关的人口学变量进行控制，检验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对积极、消极网络适应预测的整体回归方程均显著(积极网络适应：F=30.06,p<0.001,R2=0.12；消极网络适应：F=74.34,p<0.001,R2=0.26)。家庭功能、同伴关系以及二者交互项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积极网络适应，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消极网络适应，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使用Johnson-Neyman法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对于积极网络适应，当同伴关系的标准分小于-3.54时，家庭功能可以显著负向预测积极网络适应；当同伴关系的标准分在-3.54到-1.27之间时，家庭功能对积极网络适应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当同伴关系的标准分大于-1.27时，家庭功能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积极网络适应。对于消极网络适应，当同伴关系的标准分小于-2.77时，家庭功能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消极网络适应；当同伴关系的标准分在-2.77到-1.34之间时，家庭功能对消极网络适应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当同伴关系的标准分大于-1.34时，家庭功能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消极网络适应。说明同伴关系可以促进家庭功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积极网络适应、负向预测消极网络适应。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较差的同伴关系会阻碍家庭功能对积极网络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同伴关系的标准分在-3.54到-1.27之间)和对消极网络适应的负向预测作用(同伴关系的标准分在-2.77到-1.34之间)。当同伴关系的标准分小于-3.54时，家庭功能对积极网络适应的预测方向发生了逆转，家庭功能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的积极网络适应。当同伴关系的标准分小于-2.77时，家庭功能对消极网络适应的预测方向发生了逆转，家庭功能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消极网络适应。

表2 同伴关系在家庭功能对网络适应预测中的调节作用

3.4 年龄的调节作用

在同伴关系调节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年龄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各变量对积极、消极网络适应预测的整体回归方程均显著(积极网络适应：F=19.58,p<0.001,R2=0.13；消极网络适应：F=47.27,p<0.001,R2=0.27)。年龄能调节家庭功能对积极网络适应的正向预测中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但不能调节家庭功能对消极网络适应的负向预测中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使用Johnson-Neyman技术进一步分析年龄的调节作用趋势，结果如图3所示。当年龄的标准分小于等于-0.80时，同伴关系在家庭功能对积极网络适应预测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当年龄的标准分大于-0.80时，同伴关系在家庭功能对积极网络适应的正向预测中的促进作用显著。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同伴关系对家庭功能正向预测积极网络适应的促进作用愈发显著，部分验证了假设3。

表3 年龄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青少年积极、消极网络适应的保护性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功能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积极网络适应，负向预测青少年消极网络适应。个体的同伴关系越好，家庭功能对积极网络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越大，对消极网络适应的负向预测作用越大。年龄越大，青少年同伴关系对家庭功能正向预测积极网络适应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4.1 网络适应与家庭功能、同伴关系、年龄的关系

家庭功能与积极网络适应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网络适应呈显著负相关，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孙洪礼等, 2022)。在家庭功能良好的环境中，个体与家庭成员共同完成家庭任务，形成良好的适应能力(Shek, 2002)，在处于网络环境时，也会有更好的行为方式适应网络环境。

同伴关系与积极网络适应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网络适应呈显著负相关，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梁晓燕, 刘晓飞, 2017)。青少年阶段，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满足个体的情感温暖和交往需要，个体的适应状况会更好(Coplan et al., 2017)。先前的研究也发现，人际关系能够通过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网络成瘾(Liu & Kuo, 2007)，良好的同伴关系能预防青少年出现问题性网络使用(Liu et al., 2021)，这些都印证了同伴关系对网络适应的积极作用。

年龄与积极网络适应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网络适应呈显著正相关，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段佳丽等, 2013)。青少年阶段，个体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情绪变化的幅度较大。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渴望接触新鲜事物(孟强, 2021)，网络使用的时间更长，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网络环境中的不良信息，习得消极的网络使用行为方式，在网络环境中更容易出现消极而非积极的网络适应行为(纪秋发, 2007)。同时，青少年情绪波动性较强，学业任务和升学压力随年龄增长逐渐繁重，但由于他们渴望独立，不想依赖父母长辈，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发泄情绪，更容易选择网络作为释放压力的出口，出现沉迷网络游戏、网络人际关系等消极适应行为(Gao et al., 2019)，也更易利用网络快速完成学业任务，将网络作为学业逃避的渠道。

4.2 同伴关系、年龄在家庭功能与网络适应关系间的调节效应

在考察家庭功能、同伴关系、年龄与网络适应关系的作用机制时发现，同伴关系促进家庭功能正向预测积极网络适应，负向预测消极网络适应。随着年龄增长，同伴关系与家庭功能的交互项对积极网络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越来越显著。

家庭功能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积极网络适应，负向预测消极网络适应。同伴关系能够促进家庭功能对网络适应的积极作用，良好的家庭功能和同伴关系是青少年网络适应的保护性因素。在家庭功能良好、家庭氛围温暖和谐的环境中，青少年与父母共同完成家庭任务的过程能够锻炼和发展自身的表达、 解决问题和适应能力(Skinner et al., 2000)，使其在网络环境中积极探索，有效识别和筛选不良信息，理性表达，形成积极网络适应。同时，家庭功能良好的环境中，家庭成员之间能够互相关心，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青少年的情感温暖、人际交往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杨青, 罗洁如, 2016)，因此不需要在网络环境中寻求人际需求的满足，降低了消极网络适应行为出现的概率。同伴关系则可以将家庭功能的积极作用扩大化，符合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保护-保护模型的观点(金灿灿等, 2011)，即随着同伴关系水平提高，家庭功能对积极网络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和对消极网络适应的负向预测作用均增大。良好家庭功能可以使青少年遵守网络使用规范，在网络环境中获益。这时如果有良好的同伴关系为青少年提供社会支持，可以帮助其进一步缓解压力事件、负面情绪对自身的消极影响，提供情感宣泄的渠道(王凯, 张野, 2020)，促使其在网络环境中理智地交流表达，正确合理地使用网络，形成积极网络适应。 对于消极网络适应， 良好的家庭功能会减少消极网络适应行为的出现，此时若在现实环境中拥有良好的同伴关系， 个体出现不适应行为的可能性更小(Healy & Sanders, 2018)。现实生活中的同伴可以满足青少年的社交需要，使其正确地面对网络朋友，进一步降低他们沉迷网络人际关系的概率，减少网络成瘾等消极网络适应行为。需要注意，不良同伴关系是网络适应的危险性因素，较差的同伴关系会阻碍甚至逆转家庭功能的积极作用，这证实了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的重要性。同伴关系极差时，家庭功能负向预测积极网络适应、正向预测消极网络适应，其原因可能是，若同伴关系极差的同时家庭功能不良，青少年可能会选择在网络环境中通过积极合理的表达寻求社会支持，减少在网络中的争吵或言语攻击等消极行为，这时不良的家庭功能反而促进了青少年的积极网络适应，抑制了青少年的消极网络适应。

对于不同年龄的个体，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同。研究结果发现，当年龄的标准分小于等于-0.80(年龄小于等于13.88岁)时，同伴关系在家庭功能对积极网络适应预测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当年龄的标准分大于-0.80(年龄大于13.88岁)，随着年龄增长，同伴关系与家庭功能的交互项对积极网络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越来越强。研究结果验证了家庭和同伴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个体的影响会随年龄发生变化这一观点(彭顺等, 2019; 田菲菲, 田录梅, 2014)。年龄小于14岁的青少年刚刚进入中学，需要适应新的学校和人际关系(张豪等, 2021)，其同伴关系尚未建立稳固。相较于同伴，他们更加依赖家庭，良好家庭功能可以为其提供充足的环境支持和物质保障，促使其形成积极的网络适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新环境的逐渐适应，同伴关系对于青少年愈发重要(叶子, 庞丽娟, 1999)，良好的同伴关系作为保护性因素可以增强家庭功能对积极网络适应的促进作用(应柳华, 楚瑶瑶, 2022)，家庭功能和同伴关系二者共同促使个体遵守网络使用规范和理性交流表达。对于消极网络适应来说，同伴关系和家庭功能在不同年龄下的作用同样重要，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个体逐渐渴望脱离家庭管控，但为了防止青少年出现消极网络适应情况，家长通常对个体的消极适应行为仍然保持敏感和关注，对消极网络使用行为的监督和管理持续存在。以往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在大学阶段，家庭功能仍可以负向预测个体的网络欺凌态度(孙洪礼等, 2022)。因此，虽然同伴关系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愈发重要，但家长的持续关注使得家庭功能依然能够负向预测青少年的消极网络适应，年龄在同伴关系调节家庭功能对消极网络适应的负向预测中未起到调节作用。

4.3 教育启示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的结果提示良好的家庭功能、同伴关系是青少年网络适应的保护因素，且随着年龄增长，二者对青少年积极、消极网络适应的重要程度不同。同伴关系对家庭功能负向预测消极网络适应的促进作用具有跨年龄的一致性，在减少青少年消极网络适应方面，无论青少年年龄大小，都应该重视家庭功能和同伴关系的作用，培养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将家庭功能对消极网络适应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扩大。而对于个体的积极网络适应，不同年龄应该侧重于不同方面。在年龄较小时应该更加关注良好家庭功能对于积极网络适应的促进作用。数据显示，24.7%的家长认为自己对互联网存在依赖心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1)，从家庭角度来说，家长要关注家庭功能的良好运转，以身作则，减少低头行为，注重亲子沟通和伴侣关系(肖淇滨, 刘梦航, 2022)，提升家庭亲密度，为青少年提供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同时，要与青少年经常沟通、交流对于网络使用的态度和合理使用网络的方法，正确引导、监督和管理青少年的网络使用行为，提升其网络技能素养，促使其形成积极网络适应。随着年龄的增长，同伴关系对于青少年成长发展愈发重要，因此应该更加重视同伴关系的作用。学校可以定期积极开展校园活动和团体辅导，为青少年提供社交机会。通过社会认知训练、社交技能训练(杨晶等, 2015)等方式锻炼青少年的社会交往、冲突解决和情绪调节等能力，促进青少年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同伴关系。从家庭和同伴两个对青少年有重要影响的人际关系出发，家校合力，共同促进青少年形成积极网络适应，充分发挥网络对青少年的积极作用，减少消极网络适应的形成，降低网络的负面影响，帮助青少年从网络环境中获益。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一是采用横断研究设计，难以在严格意义上解释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以结合实验或追踪研究进一步验证变量间的作用机制。二是研究中数据的收集均采用自我报告的问卷调查法，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效应，未来可以从教师、家长等角度收集数据，或结合不同的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减少社会赞许效应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

本研究证实家庭功能、同伴关系、年龄的增长与青少年的网络适应关系密切，未来可以从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其他方面进一步探索网络适应的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同时，不同人群网络适应的内涵和影响因素可能也有所不同，如大学生的网络适应可能还包括网络利他行为(方臻等, 2019)等；成年人可能需要更多考虑网络、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协调问题；对于老年群体，新技术运用障碍等可能会影响其网络适应(丁志宏, 张现苓, 2021)。未来研究可以将网络适应拓展到其他年龄群体中进行探讨和比较研究。

5 结论

(1)家庭功能、同伴关系与积极网络适应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网络适应呈显著负相关；年龄与积极网络适应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网络适应呈显著正相关。

(2)同伴关系在家庭功能与积极、消极网络适应的关系间起调节作用。同伴关系越好，家庭功能对积极网络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越大，对消极网络适应的负向预测作用越大。

(3)年龄能够调节同伴关系在家庭功能正向预测积极网络适应中的调节作用，但不能对消极网络适应起到同样的作用。具体来说，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同伴关系对家庭功能正向预测积极网络适应的促进作用愈发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