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

有一种小说，一旦翻开，就像坐上过山车，让你不断尖叫。但那是假的，那只是重复。前一两次尖叫可能真心实意，后面再尖叫，你自己都会觉得无趣。虽如此，那样的小说还是受欢迎的，就像过山车受欢迎一样：给你一点刺激，又让你平稳着陆，毫发无损地去过习惯了的生活。

托尔斯泰不让你尖叫，只引领你，一步一步地，走向丰饶和辽阔，走向你自己从未光顾过的精神内部，帮助你找到“诞生性”和生长点。不止托尔斯泰，19世纪那批经典作家，总是教我们理解生命、尊严、宽度、深邃这样的词语。

这样的词语正受到挑战。

有人主张，泛文化时代的小说，应该去深刻化，否则会失去读者。从现实层面看，好像是的，但恰恰因为这样，我觉得，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更需要深刻的小说。好小说的使命，本就不是供人消遣。即使艺术起源于游戏，发展到今天，也早就超越了游戏，早就有了自己的承担。

深刻的含义，既指深度的内心感受，也指抵达事物的本质。

做到其中之一，都非常艰难。

我们已无法真正理解“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同样不能真正理解“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那种苍茫的时空感，以及由此生发的惆怅、孤独、怀想、无常……在古人心里连血带骨，于我们，却被科学轻轻松松化解了。科学为人类解除了诸多痛苦，速度把天涯变为了比邻，但同时，也让我们遗失并退化了刻骨铭心的感受能力。在艺术领域，没有感受，就算不上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众多作家去体验生活，却少见写出优秀作品的原因。

抵达本质，同样以感受能力为前提；艺术不是哲学，不是思想，艺术是在对情感的梳理和对细节的发现中，表达思想。

小说的核心在人物。优秀小说的核心，是奉献了有说服力的人物。至少到目前，这观念还没过时。我们以前谈论小说，也多是谈论人物，那些人物不仅陪伴在我们左右，还介入并构建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生命的“第二起源”。我们谈论关羽、林冲、林黛玉，同时也是谈论英雄气概、忠肝义胆以及有关孤独和悲剧的命题。而今，很多作家放弃了对人物的塑造。观念性文学，曾推开多扇文学的窗口，却也消解了文学撞击胸口的力量。我们已很难发现一个文学人物的歌哭悲欢能让读者感同身受，更难发现一个文学人物比真实人物还要真实。

既然是艺术，当然有技术，但技术把玩过盛，艺术就撤退了。

西美尔这样论述生命：既然是生命，就需要一种形式；既然是生命，就需要比形式更多的东西。将这话套用过来：既然是文学，就需要一种形式；既然是文学，就需要比形式更多的东西。小说的出发点，是要表达一个想法，还是要讲述一种生活，区别甚巨。想法一旦被识破，就可能毫无吸引力，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成为笑柄；而在生活的山川里，一波一浪，一草一木，都有滋养之功。

世相纷纭，特别是当今，本来像是非常确定的事物，变得完全不能确定，本来像是归顺了的大自然，又回过头，强行干预人类生活。如此，作家没有宏深的洞察力，却想要从中提炼出“这一个”，塑造出典型性，难。所以有时候我想，作家不是放弃了对人物的塑造，而是实在心力不足。

除了时代的复杂性，心力不足还有别样的原因。

想起一段掌故：齐白石去找人刻印，被拒绝。那时候的齐白石，正经身份是木匠，木匠刻什么印？这件事常被翻出来说，意在表明那篆刻家势利且有眼无珠，不知前来找他的是未来的一代大师；还想以此激励后来者——齐白石画画，不能没有印章，别人看不起他，不给他刻，他就自己刻，结果不仅成了绘画大师，也成了篆刻大师。这两层意义都被接受，但我看到的是另一面。

那个拒绝齐白石的人，是个有职业尊严感的人，是个有尺度、有规矩的人。那时候的齐白石，确实是木匠，他没有义务预测你将来会成为画家。待你成了画家，再去找他不迟。这当中没有任何势利的因素。反正是刻印挣钱，说什么势利不势利？如果齐白石后来去找他，他也高高兴兴地接手，你不能因此就指责他说：齐白石是木匠时你拒绝，是画家甚至是大师的时候，为什么就刻了？这还用问吗？以前不刻，现在当然要刻，他就是为书画家服务的，同时，他要让自己的篆刻艺术和书画艺术水乳交融，彼此提升。他不仅是个有尊严的人，还是个自觉维护高标准的人。单凭这一点，就让我们心怀敬意。

身为作家，我们有他那份自尊和骄傲吗？只要有钱，有足够多的钱，我们拒绝过不值得写的书和文章吗？即使拒绝，有他那么彻底吗？

作家是职业，也是身份。汉娜·阿伦特曾在一本书里，以不经意的笔调谈到身份，说某些人消耗身份，某些人塑造身份。这话给予我很大的警醒。当我们写了一些作品，挣得一个作家的名号，就看见了顶着这个名号的各种表演。任何一种表演都是对身份的消耗，除非他是演员。一个官员，比如一个县委书记，掌握着县里的最高权力，却不利用权力为民谋福，就是对县委书记这个身份的消耗，如果还肉身沉重、欲望如炽、贪污腐化，直接就扒空了这个身份的肚肠；反过来，另一些人，如焦裕禄等，不仅恪尽职守，还以其情怀和精神，赋予“县委书记”更加饱满的内涵，就是对身份的塑造。

作家对“作家”，也是如此。

“精神”这个词，常被解说得很玄乎。其实，所谓精神，就是超越于弱点之上，或者说超越于局限之上。人都是有弱点和局限的，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并努力克服，人就有了精神。

诱惑，则是对局限的扩大。

肉身层面的自我会不加节制，而精神层面的自我，前提就是节制。唯节制才能反思。反思是自我的基本构件。反思确立存在意识。自我存在，才能打通与他者的通道，与世界的通道。从“人”的意义上讲，只有肉身层面，这个人其实并不存在。从知识者的意义上说，对大众的启蒙，首先是对自我的启蒙。

启蒙，多么古老的词，又显得多么高高在上，可正是这个词，确立了知识者的使命，自然也是文学的使命。每当我们发现以十万、百万、千万计的盲目的围观者、愤怒者、应和者、欢呼者，就深切地感觉到，在当今，启蒙不仅没有过时，还是十分迫切的任务，同时也感觉到鲁迅的强大穿透力。鲁迅开启了他的使命，却没有完成使命。鲁迅和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不是孤峰，而是呼唤连绵的山体。作家的写作，至少部分作家的写作，至少最好的那部分作家的写作，除了高入云端，投下光照，没有别的路径。

是他们，成就了作家和文学的尊严。

作家的全部尊严，都在于写出好作品。

经验、才华、识见不论，主体性在场，是写出好作品的必备条件。

而主体性只能在寂寞中开花。摒弃喧嚣，身边的一切才会产生意义，也都会产生意义，一件家具、一声鸟鸣、光线的浓与淡、穿街而过的叫卖声……也都会奇异地与你的命运联结起来。

你考察这些，书写这些，也就是在考察和书写你自己。你的文字，因此有了活力和价值。对作家而言，这是孤独寂寞的真正内涵。

作家有了主体性，笔下人物才可能具有主体性。主体性丧失，就是丧失了所有。我们见惯了“丧失所有”的文字，回避生活的千沟万壑，把写作当成放礼花，一声令下，天空绚烂，这是一种。另一种是，时兴什么就写什么，千人一面，万口同腔，观点是别人的，痛感是没有的，连造句的方式，也生怕跟别人不一样。

这是“超市化”写作，是文学的自戕。

视角和语言，是作家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像作家的家。没有一个家是随便搭建的，在农业社会，家靠近水源，世上的古老文明，都起源于大河之畔。人们恋土重迁，若非遭遇重大天灾人祸，不会住几天就搬，即是说，称为家的地方，都埋着我们的血缘和地缘，在那里，既有祖先的尸骨，也有我们自己的岁月，以及在这岁月里的生活细节与梦想之光。简单地说，埋着我们的传统和希望。每个作家都有每个作家的传统，作家要获得独立视角，首先是珍视自己的传统。

但问题在于，任何一种传统都不再具有密闭性，都被卷入了潮流，我们讲述的故事，已失去了天然的独特本质。如果闭着眼睛讲故事，当把眼睛睁开，会发现轻舟已过万重山。但遗憾的是，那是别人的轻舟，而你，只能遥望烟波，甚至被拍在了沙滩上。所以，讲故事之前，先得把眼睛睁开。

比如眼下正大力提倡的乡村题材写作。

过去说到乡村，更多的不是空间或地域概念，而是伦理概念，与乡土、乡情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相联系，到而今，乡村演变成了经济概念。以前的乡村是自足的，现在则是局部的，与城市有着深刻的融合。“经济”本身就意味着流通和融合。融合不是消解，恰恰相反，是变得主动了，乡村以主动的姿势站到了前台，不再作为背景存在，不再是城市的后花园。

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认识不到它的革命性，还抱着老眼光和旧视野，就不可能奉献有价值的乡村表达。但这样的作品堆山填海，这样的作品依然以城市之眼看待乡村，却不知那双眼睛已经黯淡，甚至消隐。身份感觉、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及心理结构，城乡之间的那堵墙正在拆除，某些地方已经拆除，可我们视而不见，惯性化地把城市作为对抗力量，去写早已消逝的经验。

另一种更没出息，脱离自然生长，缺失生命投注，对乡村革命性变革的理解只依赖社会性逻辑，并志得意满地认为走了一条绝对安全和无上荣耀的道路。

每次变革，都牵涉万千个体命运，都是创作的宝藏，但要是没有对生命细节的观照，没有把体验到的生活与作家的经验、感受、思考和个性融为一炉，没有找到特定的角度和语言，就无力构成文学表达的时代与生活。

高悬的瀑布只是景观，春风化雨才滋生万物。当我们以“敲锣打鼓”的方式去描述乡土，其实是对乡土的遗弃。艺术是强调不来的，也没有几样东西经得起强调，一经强调，就成为规范，走向狭窄。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对乡土文学包括对现实题材的理解，不能越来越窄、越来越简陋。

世间的所有事物，若不能引发疑问，就很难谈到生命力。作家的使命，正是对疑问的注目和探寻。在有审视力量的作家眼里，任何时代都不是全部，而是时间长河里的一个环节。当然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写作与时代的关系。

这种关系暗含几层意思：

一、写作要跟上时代。这是一个毫无价值的立论。从观念上讲，写作不是跟上时代，而是要超越时代；从题材上讲，没有谁规定只能写自己的时代。

二、作品要有时代气息。这是对的。好作品不仅超越时空，也超越政治。文学脱离不了政治，作家也脱离不了政治倾向，但文学大于政治，文学从社会和人本身出发，寻求真实性、真理性和可能性，并尊重个体生命的感受和归宿。

三、我们在时代里看见了什么？通常，你看见的，是他人言说的。写作者要写自己看见的，关注时代，从关注自身开始，尤其是自身的缺陷。

四、优秀的写作者，不会轻视时代的重要命题。他们在充分尊重个体经验的同时，对时代命题加以内化，提炼本质。优秀的写作者拒绝没有志向的写作。

何为有志向的写作，各有解说，但毫无疑问的是，写作要问心，问良知。不虑而知，称为良知，那是我们天赋的人性与道德，也是我们对天赋德行的保卫。其次要有整体观。卡夫卡说：“我们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而且也由于我们还没有吃生命之树的果子。”他是想表达：我们太聪明，太省心；为了省心，我们可以把生命简化为器官，作为供品。

这是极其严厉的揭示。

不过，有那么严重吗？

似乎也未必。

我们今天的焦虑，卡夫卡的时代有，18世纪有，18世纪之前的若干世纪也有，可经典照样产生，到19世纪，更是爆发式产生，至20世纪，又有了新的作为。这是不是可以说，经典作品在当今，包括在当今的中国，依然在产生？速度挤压了空间感，但在时间的纵深处，小说大有可为。爱默生认为人的所有问题都是心理问题，小说在人心的深渊里，大有可为。

可对读者来说，就会面临一些困扰。泛文化时代的进步性，是把选择权给了读者。精英文化时代，是别人为你选择，你摸着石头过河就行。现在没有供你摸的石头，即使别人提供给你几块，也可能只是商业行为，与本身的品质无关。所以，选择权是个好东西，但对读者的要求也更高：它要你能慧眼识珠。

同时我们要问：读者果真行使了自己的选择权？

对此我曾经是非常怀疑的，但有时候去网上查阅一本好书、一篇好文章，我常常惊讶地发现，那本书、那篇文章，已被众多读者查阅过。

这是从好的方面说。

困扰带来的丧失，或许才是主流和真相。

至少存在两种丧失：一是丧失精品。如前所述，我们总是哀叹当下无精品，而事实上很可能只是我们没有耐心和能力去识别。久而久之，人固有的惰性得以强化，把无力识别变成不愿识别，只想舒舒服服地躺在泡沫里。二是丧失对一部书的深入理解。“泛”的重要特征就是多，这与我们贪多的心理正好契合，于是东抓西拿，生怕错失了什么。我们有能力一个月读十本书，却没有能力把一本书读十遍，更没有能力让书里的文字，内化为我们的某种教养和精神。

一个时代的文学，是作家和读者共同成就的，所以，作家和读者都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