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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的社会记忆建构与文化认同的关系
——“天涯共此时”

2022-10-26辽宁大学张嘉文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 2022年18期
关键词:家国时空建构

■ 辽宁大学:张嘉文

春节联欢晚会自1983年首次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以来,逐渐成为了百姓除夕必备的一项文娱活动。同时随着春节联欢晚会在春节中的常态化也使春晚逐渐具备了一些除文化联欢以外的文化功能。因此春晚的主题设定与其时间安排有着明显的“家国情怀”也体现了春晚增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文化功能。本文对央视春晚的时空叙事以及艺术叙事手法进行讨论,并基于此来论述央视春晚逐步构建了一个何样的社会记忆,而这个社会记忆在其传承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强化我们的文化认同的。

1.央视春晚的时空叙事格局

社会记忆的构建必然有着一定的时空格局,春晚由于“春节”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本身就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而这种文化意义本身也是一种集体记忆,是在中华民族这个社会框架下的民族共同观念。而这样的观念反之也带有这个民族的刻印。如果我们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看作构建这种文化意义的过程,那么对这个过程的时空叙事格局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厘清“春节”的社会记忆如何构建,即这样的社会记忆是在什么样的时空范围下被建构起来的。要讨论央视春晚的时空叙事格局,央视春晚的发展历程是无法忽视的内容。

从春晚演绎的时空格局来看,春晚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萌芽期与初创期的异时空叙事格局(20世纪80年代-1997年);二是通过直播技术的单一同时性的叙事格局(1998年-2015年);三是分会场设置常态化以及信息技术实现同时传输带来的同时空的叙事格局(2016年至今)。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于1983年,萌芽于1979年,这段时间春晚一般都是先进行录制,然后统一播放。而这样的时空叙事格局带来了一个问题:各家各户还是在自己过自己的“年”,春晚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节目,一段录像而已;1998年-201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直播,使全国人民可以同时参与“春晚”这个特定时间里的仪式,即通过技术实现春晚制作过程中全国人民的共同在场。直播手段的应用不仅在时间上完成了全国人民同步化,还在精神上使大家位于同一空间——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2016年以来,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打破空间格局,设置了四个分会场共同参与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各个区域同春晚主会场之间的互动以及观众在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之外的再一次“共同在场”。观众可以跨越时空进入到春晚所设定的情境之中,通过特定的节目引发观众对特殊事件以及春晚主题的共情。

2.央视春晚艺术手法上的社会记忆建构

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安排经过了三个较为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83-1992年,春晚期望以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重塑文革以来的国家形象,因此在这段时期内春晚以“国家和民族”作为主要的内核来塑造国人的“家国情怀”。第二阶段是1993-2011年,由于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国家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国人在经济浪潮中处于一种“迷惘和失落”的情绪。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以“社会和家庭”作为叙事的主要内容,来弥补社会变革给国人带来的不安全感。第三阶段是2012-2019年,春晚在继承了之前两种语境之外,更重视讲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或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批判。在这样的阶段化区分下,节目的编排也呈现着明显的主题性。

2.1 家国情怀的节目主题

家国情怀是央视春晚一以贯之的节目主题,1983-1992年间央视春晚尝试通过重塑国民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进而构建起崭新的国家形象。家国情怀主题的节目大多都以歌舞形式展现,诸如1984年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1998年刘德华、张信哲等两岸三地著名歌手重新演绎的老歌《大中国》等等。近年来,随着军旅题材逐渐成为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的常客,春晚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出现了新的内核——富国强军。从2008年以来央视春晚出现了一种将春晚整体民俗意义纳入到宏大的国家叙事之中的倾向,个人的努力和梦想与国家的梦想联合起来,成为了2012年以来春晚叙事的一个重要趋势。

这种家国情怀的节目安排,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宏大的叙事对观众完成一种社会记忆的建构。这种叙事打破了文革以来国人心中对国家的刻板印象,增强了国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2012年以来,春晚的国家叙事将国家和个人紧密结合,不再单纯地强调个人从属于群体,这种社会记忆建构更具体的是在观众心里国家形象的建构。

2.2 家庭关系的节目主题

家庭关系的节目主题大规模出现在1992年之后,自市场经济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快速瓦解,家庭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因此在1992年前后,春晚对于家庭关系的表现趋于体现现代性对我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的应对方式。因此,在1992年-2011年间形成了一种语言类节目的母题:子女在外打拼获得成果后与父母相处的异化以及如何处理这种异化。如2000年赵本山的小品《钟点工》与2004年的小品《送水工》等。2012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家庭关系的基本确立,春晚的故事主题也逐渐转为现代家庭中的各种矛盾以及对过往回忆的情景再现。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础单元,关于家庭的记忆就成为了每个人社会记忆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在春晚的宏大叙事中自然不会缺少关于家庭的叙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中的家庭叙事,能刺激观众对家庭结构和关系的回忆。

2.3 社会关系的节目主题

“社会——家庭”主题是1992年-2011年间春晚主要的节目主题,如前文所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当时的社会结构进行了较强的冲击,我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趋于现代化。1993年的小品《张三其人》就成功塑造了一个在新旧之间难以自洽的传统“老实人”形象;1994年的小品《打扑克》也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的各种怪象。自从2012年以来,春晚节目的社会主题逐步转为对现实的揭露与批判,如开心麻花团队创作的作品《大城小事》《扶不扶》《投其所好》以及《占位子》等均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对社会存在的不良现象予以嘲讽和批判。

从1992年开始春晚的小品不仅仅呈现着单纯的娱乐效果,从《张三其人》开始,春晚的小品乃至其他语言类作品都更加关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会情况的捕捉记录。通过春晚的叙事方法,使节目和观众在社会阶层或者各类的社会框架下,实现社会记忆的对接与重构,进而实现观众在心中存在一种“我们处于同一个社会空间”的认识和自觉。

2.4 诸多节目主题下的日常生活叙事与社会记忆建构

通过对上述春晚节目主题的梳理和回顾,春晚的各种主题节目都呈现出日常生活化的叙事风格。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开始叙事,构建一个小人物所处的社会框架,而这个社会框架可以影射到大多数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情节和事件具有共同的社会记忆。而春晚的叙事通过对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描写,将大多数人对于固定情节和事件的记忆进行建构,并将之输送给观众,由此形成观众的集体记忆。

3.央视春晚作为文化仪式进行的社会记忆传承

综上所述,央视春晚在长期的举办中成为了一种春节固定的文化仪式。本文具体探讨的是,春晚作为一个文化仪式要进行怎样的文化表达。前文论述了春晚在其时空叙事以及叙事内容中建构了何种的社会记忆,而这些时空观念中的文化含义以及叙事内容中的社会记忆,是以春晚这种文化仪式为载体代代相承的。自1983年春晚开播以来,春晚的形式内容或有不同,但是其内在的文化结构是不变的,就像三十几年来,春晚结束时的《难忘今宵》一样深入人心。我们或许没有在意过春晚的文化结构是什么样的,但这就和我们提起春晚的落幕,脑海里就会响起《难忘今宵》的旋律同理。

春晚三十余年的不断举行,实际上是在进行着一种体化实践,这种体化实践不断加深着观众对于春晚以及其要表达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记忆框架的熟悉程度。春晚作为一种文化仪式,有着主观上的自身情感表达——庆祝春节。整体来看,无论是春晚时空叙事的安排,还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叙事内容,都是作为庆祝春节的文化表达。通过这种“时空叙事+内容叙事”的文化结构建立了观众对于春节的文化认同和共同记忆,随着春晚年复一年的举办,加深一代代观众对于春晚、春节和同处于一个社会框架之下的集体的认同,同时也加强了观众对于春晚的社会记忆。在这样的一个纵向的时间轴上,春晚通过这种关于自身社会记忆的累积与建构,逐渐与春节、春节文化建立起了深刻关联,形成了看春晚就是在“过春节”,“过春节”就是“中国人”这样的文化逻辑,于此也完成了对于春晚自身文化内涵的架构。

春晚的举办也不单纯是文化问题,在春晚自身的社会文化叙事背后还有着更为宏大的国家叙事。对于春晚的文化表达,既是全国人民在“过春节”,也是国家在和人民一起“过年”。通过春节这个文化仪式,国家也在向观众进行文化表达——国家与人民是一体的。春晚中家庭、社会主题的节目表演,实际上在这个语境下也具有“家国同构”或者“家国一体”的文化意义。

总的来说,春晚作为一种文化仪式,一方面传递着春节本身的文化观念以及当时社会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纵向切入,它自身也累积了大量的社会记忆,融入了春节文化观念之中,成为了春节文化的重要仪式。由于春节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国家层面的宏观叙事,春晚自身的文化表达也就天然地带有着强烈的文化归属和文化认同的色彩。

4.春晚的社会记忆构建对文化认同的强化

4.1 春晚时空叙事的“天下一家”结构

人类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认知,构建起了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秩序,春晚的时空观念主要体现在不同空间在文化上的同时性。随着技术不断发展,春晚直播以及主、分会场的同时直播逐步实现。直播完成了春晚时空叙事格局上的单一同时性,全国人民观看春晚的时间是一致的,但在空间上并不一致。在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的观众与千家万户的观众隔着一层屏幕,因为这层屏幕的存在即使两边观看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有关春晚的记忆建构是无法统一的。而2016年后春晚采取了分会场的空间叙事结构,不同的分会场与不同的春晚主题又有一定的互动性,同时也在进行着一种空间上的叙事。春晚通过这样的一种时空叙事结构,使全体观众获得了一种“天涯共此时”的感觉,这一刻就是“中国年”,在这一个物理时间里处于这样的一种文化时间的,就是中国人。

4.2 日常生活叙事的社会记忆建构形成的集体共同感

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通过对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记忆的这一结论,那么具有共同集体记忆的人们天然就是一个群体。春晚通过其极为日常化的叙事风格,使观众观看节目中所发生的情节时,可以联想到自己的生活,进而构造出类似的记忆。观众大多都处于同一社会框架之下,看到同样的节目,就会自然联想到自己或他人的遭遇,进而产生关于这个问题的集体记忆。而春晚这样特殊的文化时间,同一的社会记忆建构,就会使观众自发地产生一种集体的共同感和归属感。同时这种日常生活的叙事背后还有着宏观的文化叙事,从而使观众产生了对于国家的集体共同感。

4.3 春晚作为文化仪式的文化身份的“再赋予”

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节点,一般全家要在一起过年守岁。因此,春晚的叙事就会天然的带有历史痕迹。人们要对过往的一年进行总结,进而确定这一年已经结束,这是中华民族世代遵循的传统。这时守岁强化了“家”的意义,同时春晚借助银幕,把守岁这样一个古老的、历史的行为推广开来把它从一家一户,扩大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进而利用故事、艺术和技术形成了一个历史的文化认同。

无论是春晚时空叙事格局的构建,还是春晚节目的主题进行社会记忆的建构,都是春晚作为一个文化仪式,实现其对观众文化身份再赋予的手段和方法,观众就是这个文化仪式的重要参与者。多个文化空间的创造,使他们虽然身处不同地区,却可以和主会场、分会场以及被春晚直播所联结起来的各个家庭共度除夕。由此,春晚再次向观众进行了家国情怀的文化身份赋予。

5.结论

从对春晚社会记忆建构的时空秩序和春晚内容叙事所建构的社会记忆的考察来看,春晚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实现了在春节这一特殊时间点的观众同时空在场。在这种时空秩序下向观众输送“天下一家”的文化观念,尤其是2016年以后,春晚采取了分会场的空间叙事结构,不同的分会场与不同的春晚主题又有着一定的互动,这种互动也在进行着空间上的叙事,而这些事情或多或少是与全部观众有关的;另一方面,通过其日常生活化的叙事风格从国家、家庭、社会三个维度构筑了观众的集体记忆,同时这种日常生活的叙事背后还有着宏观的文化叙事,使观众产生了对国家的集体共同感。同时春晚是一个整体的文化仪式,通过这个文化仪式不断操演,完成了春节本身的文化观念以及当时社会集体记忆的传承。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春晚有关社会记忆的累积传承,使春晚自身也成为了春节重要的文化象征,成为了在春节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而春晚也在其年复一年的文化叙事和文化表达中对观众进行着文化身份的“再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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