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华 张涛甫

（姜华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张涛甫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摘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期）

何种“危机”，诱因何在

近年来，关于新闻业危机的探讨比较常见。既有研究中，传媒经济、传播技术与职业理念，成为探讨新闻业危机与未来的三要素。这些研究有两个方面的缺失：第一，缺乏深远的历史视阈，不能对新闻业的危机给予全面考察；第二，对新闻业危机缺少结构化理论的视野。由于这些缺失，既有研究描述了新闻业危机的表象，却未能揭开造成当下新闻业困局的深层原因。本文从历史的视角，以结构化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造成传统新闻业危机的内在动因。

书籍圈的结构变迁与近代早期新闻业的生成

从历史发生的角度考察，近代早期新闻业是书籍传播圈的“闯入者”，其生成正是信息传播结构变动的结果。

（一）书籍传播体系的封闭性

16世纪之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书籍的生产与传播是在相对封闭的信息传播系统中进行的。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是个体或者集团拥有和运用权力、维系社会分层并保持权威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书籍生产主要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古埃及如此，古希腊和古罗马依然如此。

基督教兴起后，教会系统成为与世俗政权并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世俗政权，进而垄断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强大力量。在欧洲社会，基督教兴起尤其是成为罗马国教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传播网络：它不是国家，却形似国家，跨越了疆域，整合了社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终形塑了整个社会的知识传播结构。基督教对知识传播的控制是通过教会的修道院书写体系建立的。修道院书籍体系是一个全新的知识网络，它改变了知识内容，垄断了知识生产。教会系统的建立，不仅未能打破相对封闭化的传播体系，反而缩小了知识生产的范围，使世俗化典籍被埋没。

16世纪之前以书籍为媒介的传播活动，其知识的生产者来自精英阶层，知识的接受者亦来自同一群体。这是一种高度“集控化”的传播体系，其传播资源、传播过程、传播效应均高度可控：千余年间，世俗王权和教会体系及构成二者的社会精英阶层主导着知识传播的时空结构和走向，同时也使自身及其传播网络得以维系。

（二）三种新闻网络与近代早期新闻业的出现

近代早期新闻业出现之前，至少存在三种形态的新闻网络。

首先是政治化的“社交新闻”传播网络。这种新闻传播网络，与16世纪前的书籍传播圈有较大重合，厕身其间通过书信这种“社交媒体”进行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是政府官员和教会人士。很多时候，这些“新闻人”既是新闻的生产者，又是新闻的接受者，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当下的“新闻产-消者”。

其次是商业信息新闻网络。商业信息新闻网络的形成，与中世纪城市发展和商人阶层形成密不可分。在欧洲，从11世纪到12世纪末，商业活动增加，商人阶层扩大，使商业新闻成为社会必需。

再次是面向公众的近代早期新闻信息网络。依服务对象不同，近代早期新闻业又有两种形态。第一种是服务于特权阶层的“定制新闻”。此类新闻价格不菲，提供者获利空间很大。第二种是面向普通民众、趣味性强的普通新闻。这种普通新闻有两种形式，一是“新闻纸”【有（《通讯》）、（《格塞塔》）等不同形式】，二是新闻小册子（news pamphlets）。

15世纪欧洲活字印刷术发明前的信息世界，无论是政治化的“社交新闻”传播网络、商业信息新闻网络，还是面向公众的“定制新闻”，都具有相对清晰的传播网络和边界，私人化特征突出，具有显著的封闭性特征。1450年欧洲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及其迅速扩散，在较短的时间内打破了此种局面。人文主义印刷商、公报新闻记者，以新社会行动者的姿态“闯入”了旧有传播系统。他们“发明”了“新闻纸”和“新闻小册子”，创制了面向普通民众、极具趣味性的大众新闻，在他们的同心勠力之下，私人社交网络中神秘的新闻传播活动，终于逐渐走出封闭时空，早期近代新闻业由此萌发。

现代新闻业的结构性危机

近代早期新闻业的出现，使封闭的传播体系走向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当时的传播格局中占主导地位。对书籍圈而言，新闻业还处在“初生”时的幼稚状态。它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既有传播体系中挣脱出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闯出一条可以安身立命的生存路径来。

（一）结构化再生产、新闻系统形塑与新闻业的再封闭化

现代新闻业的形成和维系，是结构化再生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现代新闻业凭借诸结构性要素的建构，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走向中心的过程，是结构性要素不断确定、强化的过程；同时，新闻生产活动的展开，也是新闻业结构性要素不断得到再生产的过程。凭借这种循环往复，现代新闻业在传播格局中确立独一无二地位的同时，也逐渐走向“再封闭化”。

结构存在于系统中，脱离了系统的结构是不存在的；系统中有结构，它的维系和再生产总是涉及结构要素。近代早期新闻业历300年却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原因在于它不具备维持持续再生产的结构性要素，行动者在信息传播的整体格局中，是边缘角色，远离社会权力中心，其新闻活动社会能见度不高，结构化的再生产无从谈起。现代新闻业要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其自身的结构化再生产难题。

结构性要素是社会系统得以存续的前提条件，也是深处结构之中的行动者展开自身社会实践凭借的资源。对于现代新闻业而言，技术条件、职业观念和经济成效是维系其结构化再生产的基础性要素资源，直接决定了它能否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子系统，能否立足于社会并长久存在下去。首先，技术是置入信息传播中的必要构成要素，没有技术，信息传播无从谈起。技术既推动了传统新闻业的生成与发展，同时，新的技术的出现，又导致传统新闻业面临前所未有之困境。其次，职业观念具有“规则”与“资源”的双重属性，当它与新闻教育、行业协会等职业性努力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结构规则的一部分；当它与新闻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则成为结构资源的重要构成要素。最后，经济成效之所以被看作影响现代新闻业结构化在生产的重要指标，和现代社会的来临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密不可分。

若将新闻业看作一种社会系统，新闻业的结构化生产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新闻活动的职业化。职业化使结构中的行动者成为结构化再生产的稳定力量，也使传播结构得以维系。职业化是使新闻业结构化生产能够具有能动性的重要环节。新闻业职业化的努力，需要制度作为保障，因为制度具有持久性，与行动者的“行为流”取向是一致的。现代新闻业有两项制度体现了其职业化的努力：一是新闻专业教育的实施，二是行业协会的建立。二者为新闻业的职业化和结构化再生产奠定了制度基础。

如果说新闻职业性的诸多努力主要体现了“规则”特征的话，新闻观念、传播技术则是新闻业结构化的资源要素。资源可分为两类：一是权威性资源，二是配置性资源。从技术角度看，现代新闻业每一项技术的出现与应用，都促进了新闻业社会影响力的提升，而后者反过来又进一步促成了新技术的持续出现，形成了绵延不绝的传播“技术簇”。但“技术簇”从来没有打破过新闻业相对封闭的生产循环，几乎每一次新闻业都可将技术纳入自身之中，控制了各项配置性资源，强化了新闻业的垄断地位。“真实性”“客观性”“公共性”等新闻观念则随着现代新闻业的演化逐步成为权威性资源。

通过对“规则”和“资源”的结构化运作，新闻业实现了自身不断循环的再生产，同时也使得现代新闻业从此前近代早期新闻业的“有限分散化”的传播样态演变为“系统封闭式”的传播系统，它使此前可能存在的多种“传播缝隙”不复存在，成为一个排他性、职业性的传播体系。

（二）信息传播格局重组与新闻业的结构性危机

信息传播格局的重组与传播实践中新“技术簇”出现有关。传播技术簇是不同形态传播技术的汇聚，新兴传播技术常常在既有传播技术的基础上不断革新、演变，以满足人类日渐增强与扩容的信息传播需要。新旧技术簇的分水岭是数字化传播技术。数字化技术之前的技术簇，带来的传播格局变化只是一种“量变”，渐次出现的各种“新技术”增量，没有改变新闻业相对封闭性的状况。新出现的技术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数字技术出现之后的传播实践与以往的传播活动有显著差异：一是传播技术革新速度明显加快，与之相应的媒介形态的更新加速；二是大众传播机构中的传播者地位受到极大挑战，“受众”加入信息生产者、传播者的行列，搅动了信息传播既有格局；三是传播信息的剧增和传播样态的丰富化。对当代新闻业而言，以上数字化转向带来了新闻业的分流：首先是以大众化报业、新闻杂志、广播、电视等为主的传统新闻业，其次是凭借数字化技术迅速崛起的新新闻业。

新新闻业的出现，改变了既有的新闻传播格局，使封闭的传播体系被打破，使以往传统新闻业可以轻松掌控的配置性资源被稀释并逐渐流失。传统新闻业与新新闻业各自拥有不同的媒介逻辑。首先，对于传统新闻业而言，它与生俱来的“大众传媒逻辑”使它重视新闻产品的生产，对于新技术、新媒介的使用总是落后一步，即使努力探索，也常常不得要领。其次，与传统新闻业明显不同，新新闻业遵循的是“新媒体法则”，开放性是其显著特征。传统新闻业遵循大众传播逻辑，以“共性化”“标准化”为特征，新新闻业倡导新媒体法则，以“个性化”“多元化”为标志。

传统新闻业与新新闻业的用户数量、市场空间和社会影响力正发生急剧变化。传统新闻业的市场空间和社会影响力受到新新闻业的蚕食与遏制，以往的辉煌不复存在；新新闻业则“开疆裂土”，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正是因为出现这种传播格局的变化，以往投向传统新闻业的广告，现在纷纷转向新新闻业。广告收益是传统新闻业重要的经济来源，通过广告收益维系自身再生产也是它赖以生存的运营模式，如今面对新新闻业的夹击，传统新闻业的既有运营模式遭遇了空前危机。

新技术、用户、市场等配置性资源的流失，带来的是传统新闻业经济收益的急剧萎缩，而与经济收益恶化相伴而生的是其运营模式遭遇的空前挑战，由此，配置性资源的贫乏对传统新闻业的结构化再生产造成致命打击。与之相关，现代新闻业得以形成、赖以生存的诸新闻观念等权威性资源也在此过程中大大“弱化”。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生产，至为关键的是处置好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能够实现结构对行动者有一定约束力，同时行动者亦对结构的存续有促动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权威性资源恰恰能够在结构与行动者之间起到联结与中介的作用。对于传统新闻业而言，它通过设立专业教育、行业协会等一系列制度化的机制，将符合传统新闻业运作的新闻观念浸入新闻从业者的内心之中，这就是结构性要素“外在性的内化”；与此同时，新闻从业者在日常的新闻实践中，将所接受的新闻观念运用于日常新闻实践之中，使之成为自身新闻活动的规范，这就是结构性要素“内在性的外化”。权威性资源新闻观念代代相传，成为传统新闻业的组织机构和新闻从业者共同维系的结构性要素，促使传统新闻业的结构化生产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此种持续近200年的新闻传播样态，因数字化技术的兴起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新新闻业与以生产、传播新闻为主的传统新闻业差异明显——它们往往自称技术企业而非新闻内容提供商，新闻产品在其所有信息产品构成中，往往只占很少份额；即使是新闻产品，其“生产-传播者”相当一部分是既无新闻从业资质也缺乏职业新闻观念的社会民众。新新闻业中各类信息充斥其间，其主导性传播观念是“流量优先”。这种新闻消费倾向，在较大程度上稀释了传统新闻业的高品质新闻。另一方面，在新新闻业的强势登场和“压迫”之下，传统新闻业的从业者为了追求市场效应，也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专业操守和传统新闻观念。新新闻业的高压竞争态势与传统新闻业在专业操守方面的自动退缩，使传统新闻机构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恶化了新闻业态。对传统新闻业而言，当下的状况是，“外在的内在化”这种曾构成传统新闻业结构化再生产的结构化特征，已岌岌可危，继而“内在的外在化”的实践也遭遇挫折——传统新闻业对配置性资源的掌控权力逐步弱化，遭遇“结构化危机”，这正是传统新闻业危机的本质所在。

结论

现代新闻业本来就是既有传播格局中的“闯入者”，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凭借诸多结构性规则与资源的建构与使用，成为信息传播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封闭性传播系统”。21世纪以来，新技术簇引发的新新闻业成为新的“闯入者”，对传统新闻业带来挑战。

传播技术的革新，特别是近20年来，数字传播技术的广泛介入，传统新闻业的“封闭系统”不断被新的“闯入者”突破，稳态的传播结构已被无情解构，结构化再生产遭遇空前危机。传统新闻业的危机，是以往相对稳固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出现松动甚至是急剧弱化的表现，也是社会不断重新联结与快速重组的必然结果。从历史经验看，这增加了当代新闻业尤其是传统新闻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但未必是绝对的危机。表面的危机之下，保持自身历史形成的结构性要素优势，是应对“陌生人”闯入和维系结构化再生产活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