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铁柱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也是说谎大师。

伍子胥的前半生：说谎与复仇

和勾践一样，伍子胥并非天生就擅长说谎。当楚平王听信奸臣的谗言而囚禁了其父亲伍奢三年后，决定斩草除根。伍子胥的哥哥伍尚决定与父亲一起赴难，而伍子胥则选择了逃跑。正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说谎。

伍子胥先到了宋国，后来到了郑国，结果在郑国介入了政治纠纷，被迫出逃前往吴国。

在历尽艰辛到了吴国之后，伍子胥的说谎渐入佳境。一开始，他“被发佯狂，跣足涂面，行乞于市”。装疯卖傻是常用的掩饰手法，但是在集市中装疯卖傻则在掩饰与不掩饰之间：他既渴望得到伯乐的赏识，又想隐藏自己的身份，毕竟集市就是待价而沽的地方，人才也不例外。果然，集市里的普通人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而善于相面的小吏在第二天就看出了他是誰，并把他带给了吴王僚。伍子胥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吴王僚对他一见倾心，想要为他兴师复仇。可是他看出了公子光（未来的吴王阖闾）有谋反之意，于是首次上演了高段位的说谎，拒绝了吴王僚的好意。他义正辞严地对吴王僚说，诸侯的责任在于管理好国家，如果“为匹夫兴兵”，就不符合“义”了。当初他选择逃离楚国时，就信誓旦旦地要“雪父兄之耻”，而要复仇，则一定需要借用别国的军队。因此，劝告吴王僚不要为他复仇，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谎言。可以说这是伍子胥的一个里程碑，它的难度在于做了一次赌注巨大而时间漫长的赌博：不但赌公子光能成功地替代吴王僚，而且赌当上吴王之后的公子光也愿意为自己复仇。

这一等，就是八年。八年是如此漫长，以至于楚平王都过了世。伍子胥用八年的时间，等待时机帮助公子光成功篡位，而篡位则靠的是刺杀。谎言永远是刺杀的亲密战友。从选择刺客到策划刺杀，都是伍子胥一手包办的。但是这还不是伍子胥说谎的巅峰。在吴王阖闾登基之后，伍子胥依然再接再厉。

当阖闾对他说自己想要成为霸王应该怎么做时，伍子胥“膝进垂泪顿首”说：“我不过是从楚国逃出来的下贱之人，大王没有杀我已经是我的幸运了，怎么敢谈论政事呢？”可以看到，伍子胥作为功臣一点都没有表现出居功自傲的模样，膝进、垂泪、顿首三个动作一气呵成，这一套组合拳很好地掩饰了自己渴望掌权的真实内心。

随着伍子胥说谎技术的日益精进，他在吴国的地位也稳步上升，成功地成为了吴王阖闾之下最有权力之人。为了解决阖闾的后顾之忧，他故伎重演，再一次用刺客暗杀了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保持了一贯用谎言解决问题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当吴王阖闾想要庆忌的性命时，伍子胥一开始表示了反对，认为这么做可能违反天意;但是在阖闾的坚持之下，他马上就熟练地作了策划，又物色了一名刺客，成功地欺骗了庆忌。伍子胥可以根据阖闾的需要随时提供刺客，这一细节表明他无时无刻不在为说谎做准备。很显然，谎言是他用来获得权力的手段，当他的权力还不足以复仇时，就需要通过不断说谎来做持续的交换，直至权力的顶点。在阖闾执政九年后，伍子胥终于打败楚国，得以雪父兄之耻。

伍子胥的后半生：直言与死亡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夫差时期的伍子胥不再说谎。他的说谎似乎是和复仇紧密相连的，既然大仇已报，说谎也就不再需要。如果说阖闾时期的伍子胥首先把自己看作是“子”，那么夫差时期的伍子胥则变成了“臣”。与此同时，他和夫差之间的交流变得火药味十足。君臣之间这样的交流是否合适？这是后期的伍子胥给我们留下的最主要问题。

当然，伍子胥对夫差的“直言”离不开勾践这个重要因素。正是战败后的勾践到吴国为奴，才有了伍子胥、夫差和勾践之间的明争暗斗。准确地说，在这三个人中，勾践是说谎者，伍子胥是看穿说谎的那个人，而夫差则是相信谎言的那一个。伍子胥的不会说谎，主要体现在他对夫差。也许是伍子胥自己擅长说谎的缘故，勾践对夫差所说的一切谎言都逃不过他的双眼。在勾践刚到吴国向夫差表明自己的忠诚时，在一旁的伍子胥“目若熛火，声如雷霆”，力主将勾践处死。“目若熛火，声如雷霆”这八个字与当初的“膝进、垂泪、顿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这目光和声音是对勾践的怒斥，那还合情合理，可是他这表情的对象是夫差，而夫差是他的君王。

伍子胥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夫差面前痛斥勾践，完全把夫差当作受教育的对象。因此，虽然他痛斥的是勾践，但给人感觉他痛斥的是夫差。在勾践前无古人地尝了夫差的粪便后，伍子胥进谏说：“今大王好听须臾之说，不虑万岁之患，放弃忠直之言，听用谗夫之语……岂不殆哉？臣闻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愿大王察之。”

这段话从头到尾都是真话，可就是不中听，很难让对方接受。于是可以想见的是，夫差越来越不听他的话。伍子胥感到了害怕，觉得自己已经被抛弃，但是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交流模式，反而趁着自己出使齐国的机会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齐国。当夫差决定讨伐齐国时，伍子胥又直言进谏，认为伐齐会“危国亡身”，并指出和越国联手是“与贼居不知其祸”。是的，这的确是正确的判断，但是他说话的方式依然无法让夫差接受。而在夫差得胜回到吴国质问伍子胥时，他先是把夫差比作桀纣，说“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现在大王如果要诛杀他的话，那就和桀纣没什么两样。我们且不论他这么说的原因，但从效果而言，这样的话语除了激怒夫差之外，对伍子胥个人也好，对吴国也好，都无任何正面的作用。接着，伍子胥更是攘臂大怒，继续用最为直接的方式批评夫差，指出先王阖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听了他的话，现在夫差如果能觉悟，那么吴国还能继续下去，否则吴国马上就要亡了。最后他说，自己死了之后，让人把他的眼睛挂在城门之上，“以观吴国之丧”。这究竟是忠臣的悲叹，还是恶毒的诅咒？

如前所述，阖闾时期的伍子胥将自己看作为父亲报仇之“子”，而夫差时期的伍子胥则似乎并没有找到如何做“臣”的感觉。忠臣固然会直谏，但是却不会诅咒自己的国家。同样是楚国人的屈原，也是充满悲愤而死，但一直都没有对楚国说过这样的话。对伍子胥来说，楚国已经回不去了，而吴国不过是复仇的工具，在这里他也找不到归属感。在复仇成功之后，他更多的是试图控制夫差，而不是如何让吴国更加强大。如果能用吴国的灭亡来证明自己的准确预判，对他来说也在所不惜。所谓的直言，似乎不过是一些证明自己比夫差更聪明的话。换言之，他在阖闾面前的掩饰和谎言，是因为阖闾比自己强大，需要用阖闾的力量来复仇;而他对夫差近乎粗暴的直言，则是觉得自己比对方要强大，以至于认为没有了自己，吴国就一定会灭亡。

权力与说谎之间的微妙关系不仅在夫差时期的伍子胥与阖闾时期的伍子胥身上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在夫差时期的伍子胥与同一时期的勾践身上也形成了有趣的比照。勾践一步一步从低谷走出来，正是靠他日益纯熟的说谎技术，而与此同时，伍子胥的说谎技术迅速退化，其地位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此消彼长，给人一种权力与说谎力都守恒的感觉。

（摘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