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文 中，周 宝 玲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一个事关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习近平在《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一文中强调：“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强化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①(1)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60页。农民工作为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其市民化的基础取决于城市融合的质量和路径。农民工能否有效实现城市融合，不仅事关个体的福利获得和家庭能力建设，而且事关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有序推进、中国城乡问题的统筹解决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同时，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当前城市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重大战略问题。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依然突出，具体表现为“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①。(2)①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流动范围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因素之一。外出农民工可以选择不同的流动范围，而流动范围的大小对农民工在务工地城市的融合深度和进度产生显著的影响。②(3)② 李瑞、刘超：《流动范围与农民工定居意愿——基于流出地的视角》，《农业技术经济》2019年第8期。现有研究多数着眼于城乡二元结构，关注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未能深入地考察城市非均衡型公共服务体制对外地农民工造成的本地化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