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健

（汕头大学法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一、前言：已有文献对李济深及民革组建反蒋军事武装的叙述

关于李济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活动，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文”“武”两个方面：“文”的方面，就是创建新的政治组织（“民促”）和政党（“民革”），与中共协同一致，在政治上、舆论上批判国民党政权，孤立蒋介石，乃至呼应“五一”号召，参与筹组新政协；“武”的方面，就是运用自己及其同志在国民党政权尤其是军队内部的“人脉”，策反国民党将领，动员其倒戈起义[1-5]。

在大量关于李济深的文献中，偶尔会有涉及李济深在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军事武装的些许论述，但都将其置于军事策反项下。左玉河就在论及民革的军事策反工作时，涉及了李济深及民促、民革自建军事武装之事，如：

“1948 年夏，李济深任命杜重石为民革西南工作区中央特派员，携带自己的密信，由港经沪到成都，将信交给刘文辉，并与刘面商筹建民革川康分会地下组织及民主联军军事机构等事。刘文辉接到李济深的任命后，派人在川西、川南、川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发展民革组织，同时争取各地方武装和保安团队，发展民革武装。

1949 年4 月，民革川康分会在成都举行秘密会议，着重讨论建立民主联军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推刘文辉兼任军事委员长，李宗煌为副委员长，……不久，民革成员王蕴兹从澳门回成都，就任军委会参谋长兼民主联军川西军区司令，李宗煌兼川南军区司令，川北十余县由寇细樵负责。王蕴兹以在崇宁家乡担任县参议长的合法身份，联络当地哥老会及部分警察，组成约1 000 人的武装部队，秘密筹划起义事宜。

……在民革组织和领导的地方武装中，势力较强、规模较大的是云南的‘滇黔人民自卫军’。1948 年初，李济深派吴信达回云南与杨杰、万保邦等筹组反蒋武装事宜。1949 年1 月，吴信达等人在云南蒙自成立了‘人民自卫军指挥部’，共有兵力约8000 人。2 月，人民自卫军发动了攻打蒙自县城的武装起义。”[6]看来，民革自建的军事武装集中在川、滇、黔一带。为了组建武装，必须培养干部。

“为了加强对反蒋武装的指挥，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李济深在香港罗便臣道创办游击训练班。训练班共举办三期，每期数十人，训练一个月或两个月，李济深、蔡廷锴等人亲自讲课。学员受训后，被派回各地游击队，成为各地游击队的骨干力量。”[6]

而包括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与中共达成的协议则进一步证实了民革自建军事武装的存在。

“1949 年2 月19 日，各民主党派与中共达成五点协议，其中规定：‘对个别民主党派掌握的武装，原则上应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加以整编和改造。’4 月25 日，民革、民促南方发言人联合发表声明，认为军事反蒋的目的已经达到，自无再行另立系统、分散革命力量之必要。为此，李济深、蔡廷锴通令将各地部队分别并入当地人民解放军，接受人民解放军的统一指挥与领导，并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与编制加以改编。

1949 年9 月，李济深代表民革与中共中央正式达成协议，将民革军事策反工作中的所有关系一律转交中共有关部门。至此，李济深领导的民革军事策反工作宣告结束。”[6]之所以将自建军事武装归并于军事策反工作之中，可能是因为民革成立的军事小组既负责军事策反，同时负责组建军事武装。而李济深和民革在军事方面广为人知的是策反工作，其组建军事武装的情形很少披露，所以将这两项“武”的工作皆归为一类。

林祥庚因而也提到，民革中央组织的秘密军事小组举办军事训练班训练军事人员100 人，受训人员投入到对国民党的军事斗争，成为游击队的骨干。从1948 年初起，民革、民盟、农工党及民联、民促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浙江、安徽等省区建立了数十支独立的武装队伍[7]。但从上下文来看，广东的反蒋武装由农工党组建，民革在云南组建滇黔人民自卫军，在四川组建地下民革民主联军。左玉河的说法与林文一致。

这就奇怪了，李济深是广西人，曾经是国民党政权两广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新桂系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8-9]，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也是他的老部下，两广应该有大批李济深的故旧门生。李济深的策反工作，就有大量是针对粤桂军事将领的。同理，如果李济深要组建军事武装，应首选两广。

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桐、李筱薇在述及父亲在1948 年中共“五一”号召前后的活动中，有这样的说法：

“李济深还在组织反蒋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中起了作用。1948 年春，李任命王列生任桂东游击支队司令，指定容县黄未若与王相互呼应，扰乱敌后治安。1949 年，他们所属部队参加了整编。”[10]

看来，李济深的确在两广组建过军事武装。姜平、罗克祥也有类似的描述：

“民革成立后，李济深还派人在广东东江和韩江地区，在云南各地，在湘桂边地区，在闽浙沿海地区，组织了一些大小不等的反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1]

终于有广东的军事活动了，而且就在东江和韩江！另外，姜平、罗克祥在对民促的活动介绍时也指出，1946 年秋民促在广东大埔秘密开办“民主促进会中央干部训练班”[11]。

看来，李济深及民革在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建立军事武装这种形式，与粤东发生了具体的联系。那么，这种具体的联系能否有更多的证据支撑呢？

有的。李济深及民革主要通过原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在粤东组建反蒋军事武装。

二、翁照垣协助李济深在粤东组建反蒋军事武装的档案资料

汕头市档案馆馆藏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民政科档案：

“广东全省保安司令部代电（民国36 年6 月7 日）（奉电抄发李济琛①原电文采用李济深原名“李济琛”。秘密组军情报饬切实侦查究办由）——第五区郑兼司令：

（机密）奉广州行辕主任张巳冬转奉主席蒋（36）辰梗待字第五〇六〇七代电抄发李济琛秘密组军情报一件开：

‘李济琛在港活动仍甚积极：

（1）四月三日曾密派李孔正赴禺南秘密访晤汉奸李辅群旧部朱全面交港币一万圆，着其即告招集旧部组织民盟军，由朱全自任师长，并由民主促进会编写番号为民盟军第一纵队第一师长，黄文仔、萧公绰、李泰等分任支队长。

（2）近复密派漏网汉奸黄抵志、黄森回乡秘密组织武装队。黄抵志藏有步枪百余枝、轻重机关枪及航空机枪二十余挺。黄森藏有步枪约二百枝、轻重机关枪航空机枪三十余挺、五响炮二门。

（3）翁照垣近往返汕头香港间甚密，并转向普宁、南山、惠来各县活动，近并于其家乡集众百余，惟动向未明。’

希注意查报等因，仰切实侦查究办具报为要。

（穗）兼司令罗卓英巳鱼和举”[12]

从电文上看，翁照垣应是李济深在粤东的某种“代理人”的角色。也就是说，早在1947 年，李济深就已通过翁照垣在粤东开展活动。因为电文是关于李济深“秘密组军情报”的，所以翁照垣的活动应是某种军事活动。

“广东省警保处代电（民国36 年 月 日）②原电文未注明具体月日。

事由：为抄附李济深等及共匪策动两广军事叛乱情报五件仰饬属注意侦查防范由五区兼司令③即国民政府“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当时第五区辖潮安、潮阳、揭阳、澄海、饶平、惠来、普宁、丰顺、南澳9 县及汕头市，参见王琳乾，邓特主编，《汕头市志》第一册，新华出版社1999 年版，268 页。：

兹随电抄附李济深等及共匪策动两广军事叛乱情报五件仰并饬属注意侦查防范为要

（穗）兼司令罗卓英、警保处长陈沛申之度保桐

附件如文

（一）李济深召集民主阵线联合会议，翁照垣及宋铁侠报告各地军事之组织及活动情形。

一、民主促进会首要李济深、蔡廷锴、蒋忠、张文、陈其尤、郑坤廉、林平等在香港举行民主阵线联合会议，讨论民主联军组织事项，由郑坤廉报告现在粤南一带之武装民众已完成组织，随时均可发动，并经以郑坤廉之名义发出委状多件。

二、翁照垣最近派苏觉魂到港向李济深报告现惠阳及东江各县三天内可集合三千余人，惟子弹缺乏。现已运出土产一船，在德辅西兴记行[13-15]④兴记行是翁照垣在抗战胜利前后，于惠来葵潭、汕头、香港等地开办的连锁商号，参见黄坤池，《抗日名将翁照垣》，106 页；马光祖，黄坤池，谢炳光，“抗日名将——翁照垣将军传略”，34 页；胡钦章，“抗日爱国将领翁照垣”，65 页，但三者对于兴记行的开办时间和主营业务的叙述有出入。卖出，可得港币四万元，用该款秘密购买子弹。现已派人与各方接洽中……”[12]

事情变得渐渐清楚了，翁照垣负责在惠阳和东江一带组建军事武装。

“保五区兼司令：

兹检送本处九月廿日保情字第二号匪情汇集表乙份，希查收密存参考为荷。

广东省警保处第三科

民国36 年 月 日

……

（汕头警局申齐代电）

（1）海丰龟龄岛股匪经在港调整定名为民主联军东江第一支队，内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凌忠，第二大队长黎光，第三大队长杨润奥（？）。第一大队凌忠部由淡水方面开抵惠来神泉港附近，约四百余人，轻机十挺，重机二挺，风隆炮一门，步枪百余枝。二、三大队刻正组织中。

（2）凌忠股本于申东冬二日派一小股约卅余，配手枪，潜潮阳第三区东湖、澳头一带，似有探向汕头模样。”[16]

结合上一电文，李济深组建民主联军，惠来神泉港又正好是翁照垣的“地盘”，那么翁在上一电文中报告的“三天内可集合三千余人”，似相印证。

那么，李济深为什么会选中翁照垣作为其在粤东的代理人呢？

三、李济深与翁照垣的派系关联

翁照垣（1892—1972 年），清潮州府惠来县葵潭圩人，为时人所知至家喻户晓，始自其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旅长任上，于1932 年1 月28 日午夜11 时30 分，下令还击日军，打响“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第一枪。就目前关于翁照垣的有限研究资料来看，翁原属陈炯明部。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翁亦成了革命的敌人。第二次东征后，陈炯明彻底失败，翁所统领的部队亦于1925 年被东征军收编。此时，翁得到陈铭枢的支持，先后求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法国慕汉尼航校①关于翁与陈的关系，目前有三种说法。一说为“民国初年，翁在（汕头）潮阳集数十弟兄，携械投奔粤军，在陈炯明部陈铭枢辖下服役”，参见胡钦章，“抗日爱国将领翁照垣”，61 页；一说为翁降东征军后认识陈铭枢的，参见马光祖，黄坤池，谢炳光，“抗日名将——翁照垣将军传略”，20 页，以及黄坤池，《抗日名将翁照垣》，38-41 页；一说为翁1929 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广州才初识陈铭枢，参见李韧之编著，《勇敢的中国人》，112 页。本文暂采前两说，即翁在海外求学前就已识陈。。1931 年回国后，出任广东省政府保安队第四团团长，当时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同年，陈铭枢被陈济棠逼迫下野，避居香港。陈济棠在解除省保安队武装时，与翁照垣团在黄埔爆发冲突。省保安队被陈济棠部消灭后，翁亦趋港尾随陈铭枢[14-15]。

陈铭枢旧部蒋光鼐、蔡廷锴统领的军队在中原大战后，于1930 年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陈铭枢被逼下野时，第十九路军正在江西“剿共”，蒋介石遂召陈铭枢重领第十九路军，并兼“剿匪右翼军总司令”。陈铭枢亦随即调翁照垣任新建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旅长，可见，陈、翁二人渊源深厚。

粤系军政要人中，陈铭枢亲蒋，所以陈成了蒋对付粤系的“棋子”。蒋让陈统领第十九路军，明为“剿共”，实为图粤，当时广东实际控制在汪精卫、陈济棠等粤系手中。“九·一八”事变后，为团结对外，陈反倒成了蒋系与粤系“说和”的中间人。宁粤和解的条件之一，就是南京中央政府须变更京（即南京）沪卫戍警备组织，以保证粤系在南京的人身安全。结果就是，第十九路军担当起南京、上海一带的卫戍警备职责。兼具蒋系、粤系色彩的第十九路军此时成了双方的缓冲地带，这也为随后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埋下了两条伏笔：一是与日军正面冲突的必为第十九路军；二是因为第十九路军的派系色彩，导致其在与日军作战时，周边蒋系军队袖手旁观。

第十九路军撤出上海后，即被调防福建继续“剿共”，随后发生了由陈铭枢、李济深主导的“福建事件”。而事件落幕之日，也是第十九路军寿终正寝之时，宣告了国民党政权内一支亲蒋粤系的瓦解。

以上的简要分析，试图解答上一部分末尾的问题：李济深为何会挑选翁照垣作为其在粤东和东江的代理人？我们可以看到，陈铭枢是李济深的老部下，翁照垣是陈铭枢的老部下，三人同出一脉。而本文上一部分所引第二封电文中，李济深在香港开会，参会人员蔡廷锴、张文皆为第十九路军故旧，郑坤廉则是第十九路军将领张炎的遗孀，从中可以窥见国民党内部粤系活跃的身影。

蒋介石曾坦言，“无粤人胡汪即不成党”[17]，可见广东人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自孙中山始。其后因其逝世，蒋介石又军权在握，北伐建功，导致以蒋为首的浙江派系坐大。据说1931年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后，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就曾鼓动说：“浙江人太欺侮我们广东人”[18]。对于粤系，文人自然以胡汉民、汪精卫为首。武人则可分为前后数拨，渐次为蒋系瓦解收编。

第一拨为李济深系。李济深究竟应属于（新）桂系还是粤系？李济深在国民党及军队中的资历比蒋介石还深，（新）桂系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8-9、19-20]①但郭昌文明确将李划入桂系，参见郭昌文，《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研究（1928-1936）：以“剿共”为主要视角》，75 页。。但因为李过早地被蒋逐出政治和军事舞台（1929 年被蒋软禁至1931 年），李的影响力全面消退，桂系只闻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粤系亦如此，李追随孙中山，发迹于广东，“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门生故旧多为广东人，只是因为李为广西人，所以很多研究者未将其划归粤系。应该说，在李被迫远离政坛之前，在粤系与桂系中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将其归入两广派系并无不妥。

第二拨为陈铭枢系。陈铭枢是李济深的老部下，但与蒋介石交好。所以，李济深被“解决”之后，陈就成了蒋打入粤系的“棋子”，所以后来的宁粤和谈，蒋就派陈为代表。也正因为此，粤系推出陈铭枢的老部下陈济棠与其对垒。“福建事件”后，第十九路军瓦解，陈铭枢也就失去了军事资本和政治资本。

第三拨为陈济棠系。陈济棠是李济深、陈铭枢的老部下，陈铭枢“亲蒋”后，粤系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就倚仗陈济棠的军事实力与蒋抗衡。西南政务委员会存续期间，陈济棠俨然成了把持广东的“南天王”。1936 年陈联手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因手下部将倒戈，尤其是其左膀右臂余汉谋、李汉魂投蒋，导致陈随后下野，陈的势力被蒋清除。

至此，蒋依靠余汉谋、李汉魂主政广东，粤系军事实力基本被蒋瓦解收编。汪精卫投日后，这位粤系的首脑重新整合了粤系残存势力，但也随着日本战败，汪伪政权覆灭，粤系更遭毁灭性打击，很多粤系人物皆被冠以“汉奸”之名，这也就是为何上引电文中，李济深所联系的人物都被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称为“汉奸”的缘故。所以，我们在看待李济深在两广包括粤东地区组织反蒋军事武装的时候，应将之视为国民党内粤系重整旗鼓的一种努力。

四、翁照垣对地方的“经营”

从目前关于翁照垣极其有限的资料看②本部分及下部分关于翁照垣活动的分析，主要参考黄坤池，《抗日名将翁照垣》；马光祖，黄坤池，谢炳光，“抗日名将——翁照垣将军传略”；胡钦章，“抗日爱国将领翁照垣”；郭克，“对翁照垣将军的忆事”；李韧之编著，《勇敢的中国人：淞沪悍将翁照垣生平纪实》；黄羡章，《潮汕民国人物评传》。这些文献对于翁的叙述，多有出入且彼此矛盾，无法一一指出。笔者只能在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时候，尽可能地全面介绍各方观点。，第十九路军因“福建事件”瓦解后，翁于1934 年“出国考察”。1936 年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时，电邀原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入桂，由此亦可见粤系军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既相互斗争，又彼此联合。在广西期间，翁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北海事件”[21-23]③翁在所辖部队驻扎北海期间，于1936 年9 月3 日派便衣刺杀了有间谍嫌疑的日本人中野顺三，导致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对华政策也渐趋强硬。，最后以他辞职前往香港告终。1937 年抗战爆发，翁主动去南京请缨作战。时任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官的程潜遂委派他为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兼津浦线督战司令，进驻保定，指挥已归第一战区的原东北军万福麟、吴克仁两军华北抗战。翁在邢台前线与日军作战时，被日军飞机炸弹炸伤④黄坤池叙述翁是在保定车站遭日机炸弹炸伤，见黄坤池，《抗日名将翁照垣》，89 页。胡钦章一文和马光祖，黄坤池，谢炳光合著一文则认为翁是乘专车到达河北邯郸站时被敌机炸伤，参见胡钦章，“抗日爱国将领翁照垣”，64 页；马光祖，黄坤池，谢炳光，“抗日名将——翁照垣将军传略”，30-31 页。本文之所以采信李韧之和黄羡章的说法，是因为李韧之编著的书中，引用了1937 年《救亡日报》的新闻报道“翁照垣轻松谈论受伤情形”，参见李韧之编著，《勇敢的中国人：淞沪悍将翁照垣生平纪实》，268 页。。1938 年春，翁伤愈回潮汕时，广东省恰好分区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遂邀请翁照垣、马志陆分任潮汕区统率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于7月划潮阳、揭阳、惠来、普宁为第八区，翁为第八区统率委员会主任委员①黄坤池，《抗日名将翁照垣》，92 页。其他文献皆言乃时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副司令的余汉谋任命的翁，但余是军事长官，“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是民间组织，似应由政府出面组织更合情理，所以本文采信黄坤池的说法。另外，翁是否主动回潮汕，文献说法不一。典型如黄羡章所述，李宗仁、白崇禧、程潜、余汉谋皆向翁发出邀请，翁最后选择应余汉谋之邀回乡抗日，参见黄羡章，《潮汕民国人物评传》，64 页。另一种说法是李、白等人想起用翁，但遭蒋介石的否决，认为翁“反复无常，永不录用”，参见马光祖，黄坤池，谢炳光，“抗日名将——翁照垣将军传略”，31 页；胡钦章，“抗日爱国将领翁照垣”，64 页。也就是说，翁是因蒋介石冷落，才不得已回乡。。翁于是在当地组建抗日机构和军队，并培训干部。1944 年，日军相继攻陷汕头、潮安，翁临危受命，出任潮普惠南抗日游击队指挥官，直至抗战胜利，游击队指挥所奉命撤销，翁就此引退②“引退”一说，文献皆以1947 年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欲授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而翁拒之为证。但翁同样在1947 年当选惠来县副参议长（参见马光祖，黄坤池，谢炳光，“抗日名将——翁照垣将军传略”，34 页），并于翌年以“翁治中”之名担任葵潭镇镇长（参见郭克，“对翁照垣将军的忆事”，39 页）。。

翁除了组织抗日外，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经营地方③一说是翁即便回乡组织抗日，仍遭排挤，所以他在抗战中期（1939 年）就已去职赴港，此时他将重心转向经营地方，直到1944 年潮汕抗战形势吃紧，才复出。参见李韧之编著，《勇敢的中国人：淞沪悍将翁照垣生平纪实》，275-281 页；黄坤池，《抗日名将翁照垣》，93 页。。从现有资料看，翁的“经营”策略分三部分：一是经营实业，以获得经济资源；二是组建独立武装，以获得军事资源，这甚至是翁最主要的“经营”策略；三是与国民党政权体制内官员保持良好的私人情谊，以获得体制内政治资源。

（一）经营实业

对于经营实业，马光祖等人对此做过描述：

“翁照垣将军回潮汕期间，一面继续抗日；一面大办实业。先后在葵潭和汕头永兴街创办‘兴记行’，在西岭肚办矿场④李韧之的说法是翁先有矿场、农场、渔场，在此基础上，再办商业机构“兴记行”，而“兴记行”的来历，系取自翁父亲名字“翁兴盛”的“兴”字，参见李韧之编著，《勇敢的中国人：淞沪悍将翁照垣生平纪实》，283 页。，并设点收购附近农民开采的锡矿，铸成锡锭，运销潮汕各地；办全兴隆药酒厂，生产‘长春’、‘虎骨木瓜’等补药酒，畅销潮汕及惠州各地；还办‘嘉丰’葵峰农场和‘嘉添’农场，收容失业人员50 多人，在农场种植水稻、甘蔗、菠萝、荔枝等作物和水果，植树造林，牧养牛、羊；在神泉镇沃角渔村，购置包帆船2 对⑤李韧之编著的书中则为2 艘，参见李韧之编著，《勇敢的中国人：淞沪悍将翁照垣生平纪实》，283 页。，发展渔业生产；在神泉也办兴记行，经营商业……翁将军还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在汕头市集资建中央电影院（现新华电影院）和新观电影院等。”[14]此外，翁还是汕头市银行的董事⑥参见李韧之编著，《勇敢的中国人：淞沪悍将翁照垣生平纪实》，289 页收录的照片，翁左侧坐着汕头市银行董事长、国民党汕头市党部书记长陈伟烈。至于市党部书记长陈伟烈兼任市银行董事长，乃笔者无意间从汕头市档案馆馆藏资料中找到陈伟烈的名片，参见汕头市档案馆M12-1-2，44 页。。

（二）组建武装

1943 年，翁于葵潭成立“葵潭联合运输公司”（简称“联运公司”），并相应建立“惠来、陆丰两县交界联防办事处”的武装组织——联防护运大队，下设2 个中队、二百多人的武装，主要任务是护送陆丰、甲子、碣石至普宁、流沙、鲤湖一带的来往货物，并收取商人押运费。如托运的货物在途发生被劫事故，则由联运公司赔偿一切损失。联运公司的收入，沿途各乡政权都享受分红，并负有维持治安的责任。联运的控制范围一度达到东至汕头，西至海陆丰，北至梅塘路段[14][24]。在此基础上，1946 年翁与惠来籍马来西亚华侨商人林连登合作，报经省政府批准，在潮汕地区创办“广东省连通筑路行车服务公司”（简称“连通公司”）。林连登任公司董事长，翁为名誉副董事长，原潮阳县长林志见任总经理。连通公司首先修筑了惠城至石坑、惠城至溪西、华湖至司马浦（经雷岭）、顶溪至靖海、隆江至览表等公路。以后公路不断扩展延伸，公路总干线从汕头至海丰总长177.5 公里[25]。翁随后又独自创办了“连兴行车运输公司”[14]。可见，翁把实业和军事紧密地结合起来。尤其是和商人林连登的合作，更像是一种“保护人”的角色。

（三）联络官员

除了在地方有扎实的经济和军事根基外，翁亦与国民党政权内潮汕地方军政要员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和私人情谊。1947 年，第五区保安副司令林贤轸等借省政府有令，派遣武装进占西岭肚矿场，攫夺锡矿。翁大怒表示，“如果林贤轸不撤出武装，我要投奔共产党，上山打游击。”随后电告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张即电令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陈卓凡取缔侵占矿场的部队。翁知悉后，即调集武装，将占据矿场的队伍缴械，押赴汕头市[14-15]。而陈卓凡，恰好是翁担任第八区统率委员会主任委员时被翁委任为副主任委员[14-15]。在乡期间，翁曾与香翰屏等潮汕军政要员共同发起潮州开元寺为期七日的水陆大法会[26]。参股汕头市银行，任董事，而董事长则为国民党汕头市党部书记长陈伟烈。翁开办的联运公司的收入，沿途各乡政权都享受分红。而1949 年国民党败退前翁的行踪，更凸显了他与国民党政权要人间的私人情谊。

“1949 年的华南，山雨欲来风满楼。广州人心惶惶，军心涣散。广州省主席宋子文见形势危急，恐怕陷入泥潭，遂辞去省主席与绥靖主任职务，由薛岳接任省主席，余汉谋接任绥靖主任。就在这里，空穴来风，翁照垣的麻烦又来了。

有一天，喻英奇（时任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潮汕地区的最高军政首长，笔者注）请翁照垣吃饭，席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薛岳的电令给翁看，大意是要喻英奇扣留翁照垣解穗。翁照垣经得多了，心情倒很镇定。喻随即安慰说：“翁将军，请放心！我喻某决不胡来，请你安心住下去，我在潮汕一天，决维护你一天。”

喻英奇的话很诚挚，但翁照垣内心很痛苦，又不便表示出来。返寓后，再三筹思，觉得汕头这地方，不能再住下去了。但是，他又不愿使喻英奇为难。于是同喻商量，请他电告余汉谋主任，说翁照垣要到广州见他。余主任复电答可，翁照垣便赶赴穗城。

到广州后，翁照垣即去拜访余汉谋，余立刻接见了他。翁照垣将过去几年在汕的经过和这次薛主席打电报的事情，向余详细陈述。余听了深为叹息，劝翁住在广州好了。末了，他又打电话给薛岳，建议翁照垣与薛碰一次头。翁接着去拜会薛主席，关于翁在汕头的经过和薛打电报给喻英奇的事，彼此都没有提起。

翁照垣还去拜见了李宗仁代总统。会面谈约片刻，李宗仁对翁说：‘现在白健生在长沙很苦闷，你应该去和他谈谈。’

翁照垣辞出后，回头再见余汉谋，将李代总统要他去会晤白崇禧的意见告诉余。余当时问翁：‘目前局势依你看要怎样办？’翁答：‘现在形势，不能与共军再战。’

余汉谋嘱翁照垣赴湘见到白崇禧时，多多致意，望彼此能够协同一致。

飞机飞约两小时就到了长沙。一下机，翁照垣即到华中长官部去拜访白崇禧。白正在披览公务，听说翁照垣到来很高兴，立刻出来和翁握手，旋即在长官部小酌。阔别多年，彼此都有说不出的沧桑感，翁先将来意及别来多年的经过和白纵谈。白似乎对这些话不感兴趣。他一开口就说：‘你来得正好！我现在打算将湖北撤下来的保安队二万余人，重新编成一个军。另外拨一部分直属部队，请你统率，参加和共军决战。’

翁照垣晓得白崇禧对他的来意不很了解，随即回答说：‘目前已不宜再战。’

白崇禧诧异地反问翁：‘你怎么瞧不起我军，不能再战？’

翁照垣急忙解释说：‘不是说军队不能战，乃形势上不宜战。有两个理由：一、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都是湖南人，一旦打起仗来，民众帮毛的多，帮你们的少。二、在湖南作战，粮食全靠湖南，而损失也在湖南，打仗必为湘人所反对。至于我个人，素为蒋先生所嫉恨，若在此间供职，将会使你麻烦。’

两人自下午三时谈到深夜十二时。翌日，翁照垣乘飞机返穗。临行时，白崇禧交给翁照垣一封信，托他转呈李代总统。

在返航途中，翁照垣觉得心情不爽。国共决战在即，一般人欲避之而不及，自己却冒昧穿行于广州和前线之间，且主张‘不宜再战’，是否有点不合时宜？内心异常不安。飞机着陆后，即持白氏函面呈李代总统。李正要开会，翁照垣对侍从人员说，‘我有要件须即刻面呈代总统。’侍从转达，李即接见。翁照垣将白崇禧函呈上，谈约十分钟辞出。继而拜见余汉谋，将在长沙与白见面的经过报告，并说他要赴香港居住。余不赞同翁照垣居港，认为香港环境复杂，不宜居住，在广州较佳。翁照垣说：‘广州动乱大，我在此又无所事事。直的关系，你可替我负责，横的变乱，恐怕主任照顾不来。’余听后连声说‘不会吧，不会吧。’翁照垣说情况难以预料。谈到这里，彼此缄默了片刻。翁照垣继续说：‘我对主任忠实，才来报告。否则，如想图谋不轨，那我从长沙回来，一下飞机，早就溜之大吉了。’余听翁的语气诚恳，颇为感动，遂同意翁赴港。”[26]

李韧之先生的著述乃据翁照垣生前自撰的12 册《生平回忆》而成。翁本人的回忆，再加上李韧之教授的修订，多大程度上真实地还原了历史，不得而知，但黄坤池和胡钦章的文章都对这段历史有过相似的描述[13][15]。

正是由于翁属潮汕地区首屈一指的地方实力派，所以李济深要在潮汕策动反蒋军事活动，首选翁，更何况翁属粤系第十九路军故旧。

五、翁照垣与中共的关系

翁与中共的联系，其子女和中共地下党员的回忆录都追溯至翁回乡抗战之时。翁在主持潮汕抗日时，曾会见中共潮汕地下党代表，共商抗日。1938 年夏，翁在揭阳梅岗书院举办干部训练所，后因战事吃紧，训练所迁至普宁三都书院。后又在普宁洪阳德安里，举办第八区抗日自卫团妇女干部训练所。这些训练所都接收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中共在潮汕地区开展抗日活动的武装骨干[14-15]。中共地下党员郭克的回忆文章更指出，1938 年中共潮汕党组织尚未恢复活动，要求党员自谋职业作掩护，等待时机。此时郭克经翁同意，被录用为联运公司职员，派到梅林设站工作，1945 年转到翁的直属武装组织——联防护运大队工作，同时党组织又派李扬辛、林气强同志到联防护运大队任中队长[24]。

抗战胜利后，翁与中共的关系更加密切。

“1946 年4 月，潮汕抗日游击队北撤，留下了一支精干队伍。国民党一八六师及挺进队多次进犯普宁。潮汕地下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采取分散隐蔽的方针，把一批批力量分散到各地。不少革命同志被派到翁照垣的地盘内隐蔽开辟惠、陆边新区。游击队中队副陈风以前曾在葵潭林厝小学任教，因参加革命活动而离开，这时党组织又派他到该校教书。而葵潭的一些当权派知道陈锋①原文如此，与之前的“陈风”应为一人，疑为笔误。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中队副，不敢答应，说要请示翁师长决定，翁照垣闻知，一口答应，称赞陈先生教学好，就留在这里吧！游击队指导员叶章礼同志到西岭肚小学任教时，一次，惠来县长方乃斌和翁照垣到这里，方乃斌发现叶章礼是普宁人，因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游击队在普宁最活跃，方乃斌心生疑窦，盘问叶为何要从普宁到这里教书。翁照垣即说，普宁有许多爱国热血青年，普宁的青年来这里任教很好，要振兴惠来教育，需要普宁青年。阻住了方乃斌的进一步盘问。1946 年至1947 年间，为开创惠、陆边区，党的特派员詹泽平同志到葵潭，在葵潭林厝小学和共产党员张达平及流沙区抗日人民政府区长张戈建等商量工作。不意翁照垣信步走进去，看到他们在开会，立即会意地退出。说：‘你们谈，不打扰。’当天下午，翁通过该校校长林国英告诉詹泽平等同志说，翁将军最近被香翰屏①时任广州行辕副主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粤系重要军事将领，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的老部下，广西合浦人，陈铭枢的同乡。批评，说他支持共产党，处境有困难，要求你们来时注意不要张扬。据詹泽平同志回忆，当时我区革命处于低潮，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惟独隐蔽在翁的势力范围内的共产党员，却没有出现过意外事故。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员郭克，就是通过翁的关系安排到汕头连兴公司②即前文所说的翁独自创办的“连兴行车运输公司”，可见中共地下党员郭克自抗战起，就与翁保持密切接触，也就有了下文郭克和翁谈判解放葵潭之事。的峡山站工作。使郭克同志能利用峡山站作为联络站，为党收集情报，开展工作。翁照垣开设的连兴公司有一支联运武装队伍，与我游击队一直保持互不侵犯的友好关系。有一次游击队员戴汉身携短枪路过葵潭，受到翁的武装盘查，搜出枪支，知是‘老八’，即连人带枪放行。翁的武装队还暗地里替我游击队运送大批衣服、药品，交付大南山游击队使用。”③胡钦章，“抗日爱国将领翁照垣”，65-66 页。胡文系根据翁照垣女儿翁瑞卿，部属莫胜春、黄秉壬，还有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惠陆边区领导人詹泽平，汕头市第四中学退休老师郑云吾等提供的材料整理写就。

“1949 年初，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大势已去，闽粤赣边纵队刘永生司令员将带队伍进入潮汕。为迎接‘边纵’的到来，二支司令部要我（即作者郭克，笔者注）向连通公司借款（港币五千元）应用。我向翁将军提出后，翁将军即向连通公司提取如数款项交给我转送二支司令部。

当我们向翁将军提出要解放葵潭时，他要求我们在惠来县城解放之后，再解放葵潭，并表示葵潭解放后，他将无条件地将其经营多年来的‘嘉添’‘葵峰’两个农场交付我方接管。

……1949 年2 月甲子镇解放，3 月隆江镇和神泉港解放。4 月，翁将军与黄仕续④黄仕续是翁组建私人武装“联防护送大队”时的大队长。1948 年翁挂任葵潭镇长时，黄升任葵潭区区长，葵潭区镇的政权统一由黄行使，是葵潭的实际行政首长，参见郭克，“对翁照垣将军的忆事”，37、39 页。先生履行诺言，组织起义。……4 月25 日夜，我方部队包围葵潭。黄仕续先生按双方协商约定方案亲自布置，令联防中队全体人员集中在伪区署内听候命令，由我监督黄汉良收缴该中队的全部武器。翌日凌晨，二支十团江克营长带领部队进入葵潭，并在伪区署前投掷土制炸炮数枚；接着，双方向天空放枪。联防中队长黄汉良亲自持日制重机枪上天台朝空发射数百发，然后开门迎接我方部队接收武器弹药。……是日——1949 年4 月26 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葵潭镇顺利地实现了和平解放。同年5 月20 日解放惠来城，实现全县解放，并建立县人民政权。”[24]

翁与中共的关系，似应首先保守地视为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权力平衡术”。抗战之后的潮汕，中共活动日趋活跃，尤其是在普宁和惠来境内。这样一来，翁如果要维持自己的实力，除了与“体制内”保持良好互动外，也需要与“体制外”的中共维持友善，这应看作翁的生存策略。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本文第二部分所引的第二封电文档案中，李济深在香港开会，参会人员除第十九路军故旧外，还有中共的代表，即林平（尹林平，时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副书记）、蒋忠。另外，汕头市档案馆也有一份电文显示李济深在两广的反蒋活动与中共有密切关联。

“二至九区专员兼清剿司令：

密报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琛近由香港派出工作人员一批，分往各县与当地共匪合作，并携有该会‘告民众书’及行动纲领等准备散发各乡民众，煽动叛乱等情，仰注意侦剿。

穗宋子文〈37〉明正寅支山卯”[27]⑤发电时间是1948 年3 月5 日。

该电文随后于次日转发至粤东各县市局长、清剿大队长、保安大队长和特务中队长[27]。看来，中共支持下的李济深反蒋活动甚至深入到了广东各县乡。这样一来，翁照垣协助李济深在粤东策动反蒋军事活动，又多了一层中共协调的意蕴。

六、结语：地方实力派的“权力平衡术”

以往“潮学”对于翁照垣先生的研究，要么集中描述他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抗日壮举，包括之后他返乡主持抗日大局并经营地方的情形；要么刻画他与中共地下党的良性互动。而笔者在汕头市档案馆搜集到的资料，则显示他与李济深先生密切的往来。同样一个人，至少在目前所获的资料中，呈现出三个面相，该作何解？

李济深、翁照垣皆属爱国民主人士，此毫无疑义。但政治人物在进行具体活动时，更多的是策略性的考量。从李济深的角度看，在自己起家的两广策动反蒋军事活动，是最有基础的。大量的门生故旧执掌广东政权，还包括像翁照垣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从翁照垣的角度看，自己实力有限，所以要苦心经营家乡，在获取经济和军事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粤系将领的背景，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军政要员保持良好的互动。同时，亦与反蒋的李济深和中共保持联系，以便在各方势力间游刃有余。由于李济深的威望，以及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翁进一步选择向李济深与中共靠拢。而中共，也可以通过支持李济深反蒋，配合正面战场和全国形势，进一步削弱蒋介石政权。

如此一来，李济深与翁照垣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格外复杂，我们似可通过图1 作一概括。

图1 李济深与翁照垣之间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1949 年大陆解放后，翁选择定居香港，反与台湾国民党政权保持较密切的往来。按理，根据前述中共地下党的回忆录，翁甚至为惠来的解放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那么，翁应选择在解放后留居潮汕。投向中共的粤系大佬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都选择参与建国并留在大陆。那么，翁选择移居香港又作何解？李韧之教授根据翁自传写就的著述里，翁只字不提与中共的联系，还极力撇清与李济深的关系[26]。1972 年翁逝世时，蒋介石还遣专人敬送挽词“绩著旗常——照垣同志千古”[21][26]。看来，当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处于弱势时，翁反而选择倾向蒋。翁一直在运用地方实力派的“权力平衡术”，如此具有骑墙投机性质的做派是利益驱动还是封建义务驱动，中共是保持警惕还是宽容，均有待史料的进一步揭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