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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岁儿童抵制诱拐行为的发展趋势及心理理论的预测作用*

2022-10-22李庆功吴小双翟羽佳张自爱

应用心理学 2022年5期
关键词:陌生人年龄测试

李庆功 吴小双 翟羽佳 张自爱 张 宁

(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系,金华 321004)

1 前 言

现今儿童诱拐案件屡屡发生,引起广大父母的强烈担忧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项针对近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拐卖儿童案例的分析报告指出,被拐儿童呈现“低龄化”的特征,6 岁以下儿童是被拐卖的重点目标(李春雷,任韧,张晓旭,2013)。然而国内还没有研究系统地探明儿童抵制诱拐行为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旨在模拟的诱拐场景中考察3~5 岁儿童抵制诱拐行为的发展趋势以及心理理论的预测作用。

儿童抵制诱拐行为是指在面对陌生人诱拐时,儿童能够根据各种线索认识到存在风险,并正确拒绝对方的行为。目前已有研究者利用模拟风险场景测试儿童的抵制诱拐行为。研究中,首先由熟悉者把儿童带到室外并借口离开。之后,一位陌生人试图与儿童搭讪,搭讪过程中利用多种引诱方式(如简单引诱、权威引诱、诱惑物引诱、帮助引诱)来诱使儿童离开,并在此过程中记录下儿童口头和行为反应(Goldfarb,Brien,&Krackow,2008;Johnson et al.,2005)。结果发现超过半数的儿童无法抵制陌生人的诱拐,选择跟随陌生人离开。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开发了行为技能训练(behavioral skills training)对儿童进行防诱拐干预,训练儿童在诱拐场景下做出正确的抵制诱拐行为(Johnson et al.,2006;Tarasenko,Miltenberger,Brower-Breitwieser,&Bosch,2010)。

以往研究在两个方面还有待加强。

其一,需要对儿童抵制诱拐行为的发展趋势进行更清晰的描述。现有研究往往选取单一年龄段的儿童作为被试,如Goldfarb 等人(2008)和Johnson 等人(2005)只针对4~5 岁学前儿童进行了诱拐测试,而White 等人(2018)检测了小学一~二年级儿童在模拟诱拐场景中安全行为的习得与应用。另外,研究中采用的样本量较少,例如Goldfarb 等人(2008)仅包括8 名被试,Johnson 等人(2005)的研究也只有13 名被试,而如此小的样本量导致无法检验年龄间的差异,从而使得研究结果缺乏稳定性。

大量有关儿童选择性信任发展的研究发现,至少从4 岁开始,儿童就开始能够对信息提供者的可靠性和风险性做出独立判断(Koenig,Clément,& Harris,2004;Pasquini,Corriveau,Koenig,&Harris,2007)。早期的选择性信任研究一般采用对偶选择的方式,同时呈现两名具有不同特征的信息提供者,要求儿童做出选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儿童不总是碰到二择一的情况,更多时候只有一个信息提供者。因此后来有研究者使用单一信息源范式进行测试(Brosseau-Liard,Penney,& Poulin-Dubois,2015;Vanderbilt,Liu,&Heyman,2011)。结果发现3~4 岁儿童出现了盲目信任,只有5 岁以上的儿童能真正理解信息提供者的特征信息,从而做出合理的信任判断。Li 等人(2020)使用单一信息源范式进一步考察儿童在真实生活中的信任选择,结果发现模拟诱拐场景中5 岁左右的幼儿可以依据陌生人的信息准确性进行信任判断。此外,6 岁以前的低龄儿童成为被拐卖的高危人群。因此,本文选取3~5 岁学龄前儿童作为被试,考察其抵制诱拐行为的发展趋势。

其二,以往研究都是从儿童安全行为的角度来考察抵制诱拐行为,期望设计出基于行为技能训练的干预方案来提升儿童抵制诱拐的行为表现(见综述,李庆功,翟羽佳,庄周赟,蓝惠莲,谢枝文,2020),却忽视了对抵制诱拐行为背后儿童个体认知因素的探讨。而了解其背后的认知机制能为我们的干预方案提供理论支持和新的思路。在诱拐场景中,儿童需要理解他人意图,意识到跟陌生人离开存在风险,而这一过程可能与儿童的心理理论能力有关。研究发现,心理理论认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儿童对说谎概念的理解,能够认识到说谎是一种通过与事实不符的陈述有意使听者产 生 错 误 信 念 的 行 为(Ding,Wellman,Wang,Fu,&Lee,2015)。心理理论水平越高的儿童也可以根据信息提供者的过往行为推测对方的意图,更善于利用社会线索做出正确的信任判断(Brosseau-Liard et al.,2015;Vanderbilt et al.,2011)。因此,本文推测心理理论发展不完善可能是学前儿童无法抵制陌生人诱拐背后的认知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首先创设诱拐情景来考察3~5 岁儿童抵制诱拐行为的发展趋势以及心理理论对抵制诱拐行为的预测作用。鉴于学前儿童的执行功能与心理理论 的 密 切 联 系(Wellman,Lopez-Duran,LaBounty,& Hamilton,2008),本研究同时测量儿童的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中的抑制控制成分,以此来考察在剔除抑制控制的效应之后,心理理论对儿童抵制诱拐行为的预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取台州和宜春两地共4 所幼儿园合计152 名学前儿童作为被试,其中有5 名儿童作为无效被试剔除:2 名儿童由于技术问题导致部分数据缺失,3 名儿童不愿意单独留在室外,未能完成诱拐测试。剩余有效被试147 名(男生74 人),年龄范围为3~5 岁(M=54.61 个月,SD=10.12 个月),其中3 岁组儿童45 名(男生21 人,M=43.49 个月,SD=3.25 个月),4 岁组儿童52名(男生25 人,M=52.40 个月,SD=3.25 个月),5 岁组儿童50 名(男生28 人,M=66.90 个月,SD=3.78 个月)。研究之前已获得幼儿监护人的同意。

2.2 测量方法

2.2.1 诱拐测试

诱拐测试包含了“准备”阶段、“诱拐测试”阶段、“结束”阶段一共三个阶段来进行实施。整个测试大约耗时5~6 分钟。

准备阶段:在正式开始实验之前,女性主试一先与儿童充分熟悉,并从班级将被试带到幼儿园的一个室外场地,之后借故离开将儿童单独留下。

诱拐测试阶段:主试一离开之后,与被试从未见过面的女性主试二进入室外场地。尝试与儿童搭讪,在搭讪过程中依次呈现如下三段指导语引诱儿童离开:①“我觉得你很可爱,很喜欢你,我带你一起去玩吧,待会带你回来。”②“我有个礼物想要送给你,是很好玩很漂亮的礼物,你会喜欢的,一起去拿吧。待会带你回来。”③“你看(主试二同时拿出平板展示各种礼物),我那里还有更多好看的礼物,一起去拿吧。待会带你回来。”主试二说完第一段指导语后,若儿童同意离开,记为0 分,测试停止。若不同意离开或者不说话,主试二等待5秒后开始说下一段指导语。在第二段指导语离开的儿童记为1 分,第三段指导语离开的儿童记为2 分,始终不愿意离开的儿童则记为3 分。

结束阶段:在测试中同意离开的儿童和主试二会在路上“偶遇”主试一。主试一将其带回室内,告诉儿童以后不能随意跟陌生人离开。如果儿童始终没有跟主试二离开,两分钟后主试一回到室外场地,将其带回室内,表扬其不离开的正确行为。

2.2.2 心理理论任务

学龄前儿童心理理论的测量常用方法是五任务量表(方富熹,Wellman,刘玉娟,刘国雄,亢蓉,2009;Wellman&Liu,2004),共包含5 个任务:不同愿望任务、不同信念任务、知与不知任务、错误信念任务和伪装情绪任务。在实验过程中,主试向幼儿介绍任务时还会呈现对应的玩具和物品(如平板、蜡笔盒等)。每个任务的控制问题和测验问题儿童全都通过,可计1,否则计为0。加总五个任务后可得被试的心理理论的总分,得分范围在0~5 分,任务测试耗时约为6~7 分钟。

2.2.3 抑制控制任务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选择了适合3~5岁儿童的Flank Fish 任务来测量被试的抑制 控 制(丁 晓 攀,2012;RÖthlisberger &Neuenschwander,2011)。它包括两个子任务:蓝鱼任务和粉鱼任务。测试时在电脑屏幕上会出现一排小鱼,中间小鱼与两边的小鱼朝向可能一致或者不一致。蓝鱼任务要求儿童对中间小鱼的朝向进行按键反应,粉鱼任务则是要求对两边鱼的朝向进行按键反应。以正确率作为测量指标,得分范围在0~1 之间,任务测试约为8~10 分钟。

2.3 实验流程

由经过训练的女性研究生将幼儿单独带至幼儿园室外进行诱拐测试。诱拐测试结束之后,将儿童单独带至一处安静的房间进行心理理论和抑制控制的测试。最后主试送给儿童贴纸礼物,并带儿童回到教室。

3 研究结果

3.1 儿童抵制诱拐行为的年龄差异

各变量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如表1 所示。以儿童的抵制诱拐行为为因变量,进行3(年龄:3 岁、4 岁、5 岁)×2(性别:男、女)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1,146)=1.21,p=0.273,ηp=0.01,BF=0.21。 年龄主效应显著,F(2,145)= 18.15,p<0.001,ηp = 0.21,BF>1000。Bonferroni 事后检验表明,3 岁儿童相比于4 岁和5 岁儿童更容易被陌生人拐走(ps<0.001),但4 岁和5 岁儿童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633)。年龄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145)=1.20,p=0.305,ηp=0.02,BF=0.27。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N=147)

图1 各年龄组不同性别儿童抵制诱拐行为表现。误差线代表标准误。

3.2 心理理论对儿童抵制诱拐行为的预测

首先,为了考察心理理论对儿童抵制诱拐行为的预测作用,以抵制诱拐行为作为结果变量,心理理论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其中,将性别、年龄、抑制控制得分作为控制变量放入第一层;将心理理论总分放入第二层(见表2 模型1)。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抑制控制之后,加入心理理论变量,抵制诱拐行为的方差变异解释量增加了4%。心理理论可正向预测儿童的抵制诱拐行为(β=0.26,p=0.07)。心理理论水平更高的儿童更能抵制陌生人的诱拐。

其次,为进一步考察心理理论各子任务对抵制诱拐行为的预测关系,以性别、年龄、抑制控制、心理理论的五个子任务纳入回归方程(见表2 模型2),预测变量间的共线性诊断显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容忍度(tolerance)均大于0.5,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结果表明,加入心理理论五任务变量,抵制诱拐行为的方差变异解释量增加了7%。知与不知和伪装情绪可以正向预测儿童的抵制诱拐行为(知与不知:β=0.21,p=0.019; 伪 装 情 绪:β=0.19,p=0.023)。在知与不知和伪装情绪任务中表现越好的儿童越倾向于拒绝跟陌生人离开。

表2 心理理论对儿童抵制诱拐行为的分层回归分析

最后,采用Stepwise 多元逐步回归法建构对抵制诱拐行为的最优预测方程。结果发现最优回归方程中心理理论中只保留了“知与不知”和“伪装情绪”两个指标,且都显著正向预测了儿童的抵制诱拐行为(知与不知:β=0.20,p=0.016;伪装情绪:β=0.19,p=0.024)。

4 讨 论

4.1 儿童抵制诱拐行为的年龄发展趋势

本研究发现3~5 岁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抵制诱拐行为表现越好:4 岁组和5岁组儿童相比于3 岁组儿童更不容易被陌生人拐走,但4 岁组和5 岁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果与先前大量选择性信任的研究结果一致,相比3 岁,4 岁以上的儿童就开始能够进行有选择的信任,并根据多种线索做出正确的信任判断(Koenig et al.,2004;Pasquini et al.,2007)。此外,在纳入心理理论和抑制控制等变量之后,年龄间的差异就变小了,甚至在统计学意义上已不再显著。因此可以推论心理理论和抑制控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抵制诱拐行为的年龄差异。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心理理论和抑制控制得到了发展与完善(方富熹等,2009;张文静,徐芬,2005)。较大的儿童在面对陌生人诱拐时,就能根据各种线索认识到风险存在,正确拒绝与对方离开。除了心理理论和抑制控制以外,也可能有其他因素导致了抵制诱拐行为在年龄间存在差异,如延迟满足等。在诱拐场景中,儿童除了要认识到跟陌生人离开的风险,往往需要抵制陌生人给予的诱惑。有关延迟满足研究发现,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大约从2岁开始出现,直到4~5 岁才会有显著的提高(Ma,Chen,Xu,Lee,&Heyman,2018)。因此随后的研究可以考察延迟满足是否可以独立地解释年龄间的差异。

4.2 心理理论对儿童抵制诱拐行为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同时发现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和抑制控制后,心理理论对儿童抵制诱拐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越高,越倾向于拒绝跟陌生人离开。这也与先前的心理理论与儿童选择性信任关系的研究结果一致。先前研究表明,幼儿能否根据线索做正确的信任判断与其自身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存在关联(Brosseau-Liard et al.,2015;Reet,Green,&Sobel,2015)。4 岁和5 岁儿童抵制诱拐行为正确率显著高于3 岁儿童,可能是由于3 岁及以下儿童心理理论发育缓慢,并不能揣测模拟诱拐情境中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跟随陌生人离开。而4 岁和5 岁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较高,可以认识到模拟诱拐场景中的风险以及诱拐者的意图从而做出正确的抵制诱拐行为。

本文还发现对知与不知、伪装情绪的理解与抵制诱拐行为存在关联,而对不同信念和错误信念的理解与抵制诱拐行为没有显著相关。因此本文推测,儿童在抵制诱拐过程中理解他人的行为依赖于知识状态、意识到他人可以通过伪装情绪来改变他人的信念,可以帮助其正确地拒绝陌生人的诱拐。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在抵制诱拐中,理解意图的能力所起的作用要大于理解信念的能力。能理解到诱拐者的真实意图可能与外在表述的不一致更能帮助儿童意识到跟随其离开是危险的。而相比对信念(即对外部世界的表征)的理解,儿童对他人知识状态的敏感性以及理解到真实情绪与外在表达可能不一致有助于儿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真实意图(Bright-Paul,Jarrold,&Wright,2008)。当然本研究是首次报告上述结果,需要后续研究的重复验证,也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探究对于意图和信念的理解在抵制诱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4.3 本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具有生态效度的模拟诱拐场景首次揭示了心理理论和儿童抵制诱拐行为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儿童抵制诱拐行为背后可能的认知因素。这些研究不仅可以为儿童抵制诱拐能力的发展趋势做出可能的机制解释,还可以为儿童抵制诱拐能力干预方式的研究提供思路。有研究者认为心理理论是一种状态而非特质,可以通过训练提高。实证研究也发现训练可以通过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从而提高儿童二级说谎能力(Sai,Ding,Gao,&Fu,2018)。以此为借鉴,可以尝试提高3 岁儿童心理理论水平,特别是知与不知和伪装情绪的认知能力,来提高儿童抵制诱拐的能力。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仅采取了相关研究,从而无法证明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追踪设计和训练干预的方法,进一步探究儿童抵制诱拐行为发展的连续性以及揭示心理理论与抵制诱拐行为的因果关系。

其次,虽然5 岁儿童的心理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但只有66%的儿童不跟陌生人离开,远远低于理想水平。由此可见心理发展不是影响儿童抵制诱拐行为表现的唯一因素,而本研究探究的因素有限,未来可以探究更多的因素如气质类型、陌生人焦虑、延迟满足等。

最后,本研究采用幼儿园室外场景进行实验进行实验,虽然相对于室内场景而言具有更高的生态效度,但对于儿童来说幼儿园环境相对安全,可能导致他们对风险的意识降低,从而表现出了更多和陌生人离开的行为。因此,为了模拟更真实的诱拐案件,之后的研究应克服在幼儿园内研究的不足,争取在公园或者商场等公共场合进行诱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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