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洁勉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叠加，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国际体系处于新旧交替和质变飞跃的过渡期。在冷战结束的30年里，国际体系终结了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但又在相当程度上延续和发展了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一些主要框架，处于突变后的长期渐变过程中。未来30年，国际体系将可能从后冷战转型时期进入新体系最终定型时期。这一进程大体上与中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届时国际体系将完全结束自近代以来以欧美为中心和主导的局面，将开启东西方力量相对平衡和世界多极基本稳定的新时期，国际社会建设新体系的历史进程将朝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冷战结束后30年国际体系转型的启示

在过去数百年的国际体系演变中，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变化是唯一没有通过大规模战争和重要国际和会而实现的，而且如果国际社会应对得当，还可能开启未来国际体系的和平过渡进程。

（一）国际社会的不同认识和曲折经历

冷战结束宣告了美苏主导的两极体系的解体，目前世界仍在“后冷战体系”和“前多极体系”之间探索和徘徊，以期经过过渡阶段，进入基本明确和相对持久的新体系。其间，美国从主导者的得意到当前的失落，俄罗斯从最初的一再退让到当前的以攻为守，欧洲国家从最初的倚美转向部分战略自主，许多非西方国家从最初的随波逐流到当前的自主选择，中国从最初的中流砥柱到当前的引领潮流。

（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时代进步

在国际体系转型之际，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在扶正祛邪中不断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

第一，积极促进主要国际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维护国际格局的基本稳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特征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并正在改变西方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

第二，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和世界性难题。在过去的30年，国际社会保持了总体安全，共同应对了2001年恐怖主义威胁，以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促进了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在发展方面，3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保障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物质需求，从而使其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国际社会共同推进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此外，科技进步迅速，在政治经济发展基础上促进科技创新和应用，世界正在互联网基础上走进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化时代。

第三，倡导新的国际政治文化和理念。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都在批判过时的国际关系理论。多种社会思潮叠加既冲击了国际社会，也赋予了多边主义和生态绿色发展新的时代意义。

（三）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议程

在冷战结束30年以来的国际体系转型中，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应对。

第一，国际社会在和平过渡进程中步履维艰。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的演变经历了“单超独霸”“一超多强”以及“两强四方”（中、美和中、俄、美、欧）三个阶段。反对霸权主义的战争行径、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保障国际体系的有效性成为转型期三个阶段的共同特点。

第二，国际体系面临着新议题、新机制和新行为体等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冷战结束以来，现有国际体系在面临层出不穷和日趋严峻的时代性、全球性挑战时，日益暴露出滞后性等各种不足。此外，日益多元化的行为体也对现有国际体系提出更多诉求。大国关系更加复杂、矛盾加剧，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则加重了大国的对抗，并降低了协调的可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使国际体系增加了决策过程的时间和难度。

第三，国际体系在凝聚国际共识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一，关于形成价值观共识的挑战。国际社会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争议实质上是维护还是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政治霸权的问题。其二，关于形成多边主义共识的挑战。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多次面临来自美国的单边主义干扰和破坏。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极大地增加了国际社会在多边主义上达成共识的难度。其三，关于体系建设途径的挑战。新的国际体系建设的不同路径实质上体现了当代国际社会的不同世界观和体制观，因此需要相当长时期的谈判与磨合，有时甚至还会产生激烈的斗争和对抗。

国际社会在改革和建设国际体系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如何看待现有体系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国家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它们虽然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但在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等关键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美国的立场则与此大相径庭，其坚持以美国为中心和领导的国际体系，对于现有体系的主要机制和规范经常采取利己主义、实用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态度，合则用、不合则弃。另一方面，在如何改革和建设体系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调应当考虑历史因素和现实需要，提高其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从而有利于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新体系。但是，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则强调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导，以其确定的规则界定国际秩序，以其利益决定体系的发展方向。

未来30年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

国际社会对东西方综合实力在未来30年朝着相对平衡方向发展的大趋势具有基本共识，但对于如何反应、解读和应对则有较大的差异。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只有美国拒绝公开承认这一历史趋势，但其实际上也有所担忧。

（一）国际社会的主要愿景

国际社会对于新的国际体系的愿景反映了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对于公平、正义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只是一种愿景，但对于新的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一，能够务实、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急事先办是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的关注重点，也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首要任务。国际社会在谋划新的国际体系时，大多希望其能有效应对和解决当前最为迫切的实际问题。

第二，能够在指导原则上形成共识。国际社会多数成员认为，新的国际体系应当延续和发展《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如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此外，还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确立新的原则，如在生态文明、公共卫生、科技伦理和法规等方面达成新的共识。

第三，能够建立并推进新的机制建设。新的国际体系既要发挥和加强现有机制的作用，又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新挑战的机制建设。

第四，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和创造美好生活。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均希望新的体系能够促进全球发展议程的各项目标的实现、缩小发展鸿沟和数字鸿沟、共同应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并为全面提高世界人民生活水平而作出积极贡献。

（二）体系建设的实际行动纲领

建设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体系的愿景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差距，而缩小这一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努力。在当前阶段，重点在于形成体系建设的实际规划和行动纲领，如全球层面的以联合国为核心方面原则和机制的与时俱进，区域层面的内向聚合和外向融合，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和要求等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三）在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综合平衡

新的国际体系建设是一项宏伟和长期的系统工程，在现有条件下很可能是边设计、边建设，并在变化中调整规划，在需要和可能间实现动态平衡。一方面，要加强历史纵深观并拓展全球视野；另一方面，现阶段要加强多边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实践。

中国对新国际体系的理论建设和战略运筹

二战结束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当时两极体系的组成部分到反对力量的转变，并逐步过渡成为现行体系的获益者、维护者和改革者。中国在2008年开启了国际体系建设的新进程，党的十八大以后加强了这方面的实践探索并不断进行理念创新和理论体系构建。

（一）中国基于实际和实践的理论建设

未来30年，中国在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性进程中将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在此基础上，中国也将对新国际体系的理论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第一，界定和应对国际主要矛盾，对公平正义的普遍需求和供给的相对不足将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目前来看，全球性、普遍性、溢出性和紧迫性是其主要特点。第二，回答当前和未来的时代命题。在解决时代命题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理性认识水平，并不断充实时代主题的内涵，如持续和平与高质量发展等。第三，国际体系理论要与时俱进。中国在规划和建设未来国际体系时怀有强烈的使命感，一要强调符合时代发展的理论意识，二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三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元素。

（二）国际体系改革的基本架构设想

面向未来，中国不仅提出了改革国际体系的指导原则，而且还力图勾勒其基本架构，以便在未来的实践中推动和改进。

第一，全球性组织机制。在综合性组织机制方面，最根本的任务是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同时，进行与时俱进的拓展、升级和改革，如增设社会进步机构、提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执行能力和推进安理会改革等。在领域性组织机制方面，不仅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改革成果，发挥二十国集团、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的预期作用，而且要加大在公共卫生和科技等领域的组织机制创新，来更加有效地应对未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第二，区域性组织机制。在国际体系的组织机制中，区域和跨区域的作用将会有更大的提升。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很可能作出三方面的努力。一是经略和发展中国倡导的区域和跨区域组织机制，重点应是“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二是巩固和加强中国参与的主要区域性组织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以及中国和发展中地区的合作机制（如中非合作和中拉合作机制）等。三是不断探索和倡导新的区域性和跨区域组织机制，在填补空白或补齐短板方面，高新科技合作和安全合作机制很可能在议事日程中具有优先性。

第三，规范、规则和法律。中国在推动新的国际体系建设方面需强调协调各类行为体的规范、规则和法律等。在规范方面，进一步确立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道德、议事和行为标准等，特别是讨论和确立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在新领域和新问题上的道德和伦理标准，例如，有关脱贫、共同富裕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高标准。在规则方面，各类行为体特别是国际行为体需要共同协商、确定和遵守各种条例和章程，并以此保障国际体系的有序和有效运行。在国际法方面，各主权国家及其他实体需要共同制定和执行具有权威性和约束性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在未来30年内建立和完善有关新公域、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高新科技等方面的国际法及其执行机制。

（三）中国的长期考虑和阶段任务

无论是从传统文化还是从现行制度来看，中国都强调长期考虑、顶层设计、战略部署和阶段性任务。

一方面，要做好未来30年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对接工作。党的十九大把国内未来30年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发展的变量和变数要远远超过中国一国，需要我们在科学、客观展望形势发展的基础上，努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专家学者来说，设想和讨论未来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际体系更是使命所在。第一阶段的15年，中国需要继续发展经济和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以持续增长的综合国力努力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大国关系的相对平衡和基本稳定，发展各类合作或战略伙伴关系，有重点地推进全球和地区多边合作机制，高质量地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大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此基础上，降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负面影响，更有效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推动祖国实现完全统一的伟大事业。在国际体系建设方面，中国要在指导原则、理念理论、组织机制和实际运作等方面提出具体方案，并与国际社会共同商讨及努力争取“早期收获”。第二阶段的15年，中国要基本营造起全面友好型的国际环境，增强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的指导和引导作用，实现大国关系顺应历史潮流的动态平衡，壮大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群体力量，继续推进世界的公正、共同富裕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祖国的完全统一。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方面，中国取得与自身大国地位相称的思想理论、原则规范的引领性地位和相应的规制权和话语权，主导应对和解决主要全球性挑战，引领人类社会的和平、公正、发展、共同富裕新潮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步。

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需要在丰富的实践经验、扎实的理论研究和不断创新的专业知识基础上加大对新国际体系的研究力度。其一，需要进行面向未来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要对古今中外的国际体系进行历史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体系特点进而深刻认识其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吸取经验教训，增强自信，努力使新的国际体系顺应历史潮流并不断向前推进。其二，基于实践的哲学思考和运用。关于新的国际体系的认识必然来自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要提高实践的自觉性并投身于当代国际体系的建设，同时要提高理论自觉，努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认识体系问题，以博大和包容的哲学思想为指导与国际社会不同成员进行交流，推动形成思想共识，通过不断求同存异和化异为同而逐步深化共同建构国际体系的哲学基础。其三，以前瞻、敏感和创新思维设计新体系的路线图。学界在展望和设计新体系时应该能够提出基本方向和总体思路，即在未来30年多极化和多极格局的大趋势下提出新体系的框架轮廓。而且，学界要大胆思考和积极设计，不仅要有宏大的设想，更要有精细的具体设计，尤其是在经济、金融治理和高新科技治理领域。与此同时，学界还要在比较各种方案的基础上，提出务实管用、可供选择的方案。此外，体系设计和体系建设需要广泛和深入的国际交流，中国学界要在交流中发挥引领作用，使新的体系设计反映和顺应历史潮流，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公正、共同富裕作出划时代的贡献。

结语

未来30年国际形势和国际体系的发展，既有基本轨迹可寻，又充满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在林林总总的表象下抓住问题的本质，坚决反对霸权主义，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彰显新的时代主题。通过未来30年及更长时间的努力，国际社会将在多极格局基础上基本建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

第一，新体系将是对冷战时期两极霸权体系的否定，也将促使冷战后体系的演变实现质的飞跃，更是对逆势而动的“新冷战”的全面否定。在未来3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世界主要力量实现相对平衡从理想变为现实，南北双方在实现基本平等基础上朝着更高水平发展，国际社会在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叠加交织的挑战中维护并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当然，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其间必然会有逆流与回流。因此，国际社会特别是对国际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为体需要在长期渐变中把握方向，在短期嬗变中坚持战略定力，真正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朝着既定目标推进。

第二，国际社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要用好存量和扩大增量。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人民在70多年的努力中积聚了许多积极和建设性的力量，最主要的存量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未来30年，世界将在高新科技革命、经济社会发展、治理能力和共同价值观等方面取得革命性进步，这将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因素，也是国际社会新的增量。国际社会的任务就是要承担当前的使命并推动历史的进步。

第三，应对新挑战和新议题是建设新体系的重要途径。新体系建设需要走出历史上的“世界大战决定论”，要通过非战争的战略博弈、外交谋略、条约谈判、多元合作等方式来确立。在此期间，有效应对时代挑战和新议题则是极其重要的途径。例如，世界各国通过多边谈判逐渐形成世界经济新格局。又如，国际社会通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建立了绿色发展新机制。同理，未来30年的新体系必须积累无数次的“跬步”而达到奋斗目标的“至千里”。

第四，建设新体系需要提高前瞻性意识并提前谋划。在未来30年，世界的变化无论在广度、深度、烈度等方面将会加速进行，其对新体系建设的目标、内涵、方式等将会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而且，体系建设相对于世界的变化存在相当的滞后性。为此，国际社会特别是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进步力量需要尽可能提高其预见性，提前设计相关的原则、规范、规则和体制机制等，从而尽可能减少体系发展存在的滞后性问题，增加其在经济金融、生态环境、高新科技、社会发展、军事安全等方面的主动性，提升国际社会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的主导权。

第五，未来30年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及其落地实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体系方面经历了从反对者到参与者、维护者、改革者的历史进程，并将在未来30年承担设计者、建设者和引领者的历史重任。为此，中国要在历史观和大局观的指导下，深刻认识和全面落实角色观，为新的国际体系建设发挥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作用，真正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提出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的发展、深化和实践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在不断克服艰难险阻和应对多重挑战中加强实践和理论自觉，使兼具“天下”和“天外”的新世界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