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承略

《诗序》是先秦时代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完整的解读《诗经》篇旨的著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诗序》的分层，学界一般接受唐人成伯玙的看法，即将首句以“也”字结尾的部分视为概括诗旨的一部序，其余部分则为二部序。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传统的二分法并不能完整地呈现《诗序》成书过程的复杂性，因为今本《诗序》的写作事实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所以一部序之后的文字不宜皆定为二部序，还必须将三部序考虑在内。

一部序的原貌

关于一部序的原貌，是一个大有斟酌余地的问题。如果将今本《毛诗》所载一部序全部抽出，便可发现一个被忽视已久的现象，即部分卷中相邻或相近篇目的一部序内容完全相同，例如《邶风》第二至五首分别为《绿衣》《燕燕》《日月》《终风》，这四首诗的一部序分别为：“《绿衣》，卫庄姜伤己也。《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日月》，卫庄姜伤己也。《终风》，卫庄姜伤己也。”相邻四首，竟有三首篇旨是完全相同的“卫庄姜伤己也”。如果一部序的原貌便是如此，那么未免太过纷冗。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部序产生于特重文字精简准确的简帛书写时代，所以今本呈现的这种同一语句反复书写的情况，无论从当时客观的技术条件，还是主观的著述习惯来分析，都难以得到有效的解释。故颇疑上引诸序的原貌应作：“《绿衣》《日月》《终风》，卫庄姜伤己也。”即是说，一部序的原有体例，应该存在以组为单位论诗的现象，这种体例将篇旨相同的多个篇目联为一组，用一句话加以集中概括；对于篇旨独特而无法成组论述的篇目，始以篇为单位予以解读。这种组、篇论述相结合的体例，既能使篇旨相同的诗得到简洁统一的解释，从而有效节约篇帙的容量，又能充分照顾到具有独特篇旨的诗作，从而使其特殊性得到保障。

由于书阙有间，以上所论看似是一种推测，然并非向壁虚造，因为参稽相关典籍，仍有一些辅证可以为上述推测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上博简《孔子诗论》在此是个极好的参照，因为该书无论在性质还是产生时代方面，都与一部序较为接近，因此可以为理解一部序的相关情况提供参考。与本篇论旨关联最紧的是，《孔子诗论》在论诗之时，既有纯粹使用以组论诗之例，亦有组、篇论述相结合之例，例如第十简云：“《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动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在这处引文中，《诗论》用“动而皆贤于其初”概括了《关雎》等七首诗篇的特点，是典型的以组为单位进行的论述。再如第八简云：“《十月》善諀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小旻》多疑，疑言不中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恶，少有佞焉。《小弁》《巧言》则言人之害也。”在这里，《雨无正》《节南山》及《小弁》《巧言》属于以组为单位的论述，剩余诸诗则以篇为单位。因此，虽然《孔子诗论》对上述诗作的篇旨的认识与一部序存在差别，但在体例方面，则对我们认识一部序的原貌不无裨助，因为它可以证明在与一部序大致同时的时代中，的确兼具以组论述以及组、篇论述相结合的论诗体例。

在上引按组论述的例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部序解释篇旨时，并未按照今本《毛诗》的篇次顺序进行，而是将主题相同或存在逻辑关联的诗篇聚于一处，进行集中论述。这个特色，在《孔子诗论》中也有体现，如第八简“《十月》善諀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论述的三首诗分别在《小雅·节南山之什》的第三、第四、第一篇，与篇目顺序并不吻合。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今本《诗经》每卷篇目的编次体现的是历史的观念，尤其在二雅中，编者设置的诗篇顺序，实际上暗藏着周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轨迹；而一部序及《孔子诗论》等早期诗解著作则按主题异同来选择论述的顺序，与《诗经》编次者的苦心孤诣并不一致。在一部序的视野中，篇旨的亲疏聚合关系是它优先考虑的要素，篇次与历史兴衰、王政得失的关联在一部序中尚未得到系统的建立。

综上所述，一部序的原始面貌很有可能只是初步的、较为简洁的《诗经》篇旨汇编，它的整饬化是在二部序和三部序的逐次增订的过程中实现的。

二部序对一部序的增订

二部序对一部序的增订，较完整地展现了《诗经》编次者的精神。它将一部序以组为论述单位的内容打散，变更为以篇为论述单位，然后根据《诗经》篇次，对拆分后的一部序进行了重新排列。这样一来，被二部序作者打散调整后的一部序便与《诗经》的篇次相吻合了。此后，二部序对一部序进行了细致的增订，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一部序补充历史背景。例如《邶风》首篇《柏舟》一部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仅指出篇旨是“仁而不遇”，但并未介绍其写作时代。二部序则增释云：“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将此诗的历史背景解释为卫顷侯时代。这一说法看似十分突兀，但却恰好反映了二部序作者引史释诗的意识。因为按传统的解释，十五国风存在正风与变风之别，前者指作于周王朝开国全盛之际的《周南》《召南》，后者指二南之后的《邶风》至《豳风》。据《诗大序》的解释，变风作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之时。因此从正风到变风的排序，实际上凸显了《诗经》编次者的历史意识，他意图通过这样一个篇次逻辑，完整地反映周王朝由盛转衰的发展轨辙。变风自《邶风》开始，《柏舟》又为《邶风》之首篇，是《柏舟》乃变风之首，居于由盛至衰的转捩点。因此，只有为《柏舟》设立一个盛极而衰的时代背景，才能够将《诗经》编次者的深意反映出来。而卫顷侯恰好是最符合这个条件的人选，因为“（卫）七世至顷侯，当周夷王时，卫国政衰，变风始作”（郑玄《诗谱》）。

第二，为一部序增加具体内涵。如前所述，一部序对于篇旨相同的诗篇大多归入一组，以同一句话加以概括。这种方式，虽有简洁明了之效，却忽视了个体诗篇之间的同中之异。例如《王风》卷中，《黍离》《君子阳阳》《中谷有蓷》《兔爰》的一部序皆为“闵（宗）周也”，但细绎四诗之具体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故二部序则各有申释文字（见《毛诗传笺》）。与一部序相比，二部序补充的内容更为丰富具体，有助于读者了解诗人“闵周”的不同面向。

第三，提出与一部序不同的看法。由于一部序与二部序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因而二者对篇旨的理解就不能完全相同。例如《豳风》卷中《破斧》《伐柯》《九罭》一部序皆释为“美周公也”，而二部序则与一部序大异其趣。一部序认定的这三首美诗，都被二部序修改为刺诗，这是特别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二部序为何要易美为刺？这需要从《豳风》在《国风》中的编次来分析。《豳风》居于《国风》之殿，隶于变风，而变风美少刺多，故将变风中的美诗解释为刺诗，更易反映出《国风》编次者在编排变风时所寄寓的深意。

综上所述，与一部序的主题式批评相比，二部序呈现出了历史式批评的特点，它通过对一部序的一系列细致的拆分及增补修订，将一部序安置在了《诗经》编次者规定的秩序中。

三部序对前两部序的增订

在以往的研究中，三部序的存在几乎没有得到注意，前贤大多将一部序之后的所有文字皆视为二部序。但事实上，只要对一部序之后的内容加以细致的考察，便会发现部分一部序之后的内容也有层次，决非出自同一手笔。这为我们重新思考一部序之后的文本构成提供了新的线索。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鄘风·载驰》序与《唐风·蟋蟀》序颇有代表性。

先看《载驰》序：“1.《载驰》，许穆夫人作也。2.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3.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在这节文字中，“《载驰》，许穆夫人作也”是一部序。但一部序之后的文字，很明显地存在着重复的现象：“闵其宗国颠覆”与“闵卫之亡”重复，“自伤不能救”与“伤许之小，力不能救”重复，这节文字若出自一人之手，不致如此拖沓。而分为三个层次之后，则不难发现第1部分仅介绍《载驰》的作者问题；第2部分补充了第1部分的历史背景，但仍嫌简略；第3部分则对第2部分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补充。由1到2再到3，后者总是不断包含并扩充前者，因此2与3重复的信息，实际上是由3对2的申释造成的。由此可见，《载驰》序实际上经历了三个写作阶段才完成，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合理地剖释序文中的重复现象。这一例证，可以说明今本《诗序》中，有部分条目存在三部序。

再看《蟋蟀》序：“《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一部序“《蟋蟀》，刺晋僖公也”之后的文字，存在明显的矛盾：“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申释一部序，向读者解释“刺晋僖公”的原因在于僖公“俭不中礼”，属于贬义的评价；而此后的文字则言“俭而用礼”，与“俭不中礼”明显表现了相反的含义，又言“有尧之遗风”，显然属于褒义的评价。如果一部序之后的文字都是二部序，这种前后矛盾不一的表述和评价就不可理解了，因此合理的解释是，一部序之后的文字，应划分为两部分：“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属于二部序，是对一部序“刺晋僖公”原因的补释；“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属于三部序，既补充了二部序未解释的晋国风诗称《唐风》的缘由，又对前两部序主刺的倾向进行了反拨。因此从《蟋蟀》序中，亦可看出三部序的存在。

《载驰》序和《蟋蟀》序在证明存在第三部序的同时，还呈现了第三部序对前两部序的增订方式。就《载驰》序而言，第三部序对前两部序进行了更加细致详尽的补充，属于对前两部序的申释；就《蟋蟀》序而言，第三部序对前两部序进行了补正，属于对前两部序的匡订。可以说，申释和匡订前两部序，便是第三部序增订方式的两大体现。那么第三部序进行上述增订时的依据是什么呢？这需要结合《毛传》的文本加以分析。以《蟋蟀》序为例，前两部序联合构成“刺晋僖公”“俭不中礼”的解释，而《毛传》在解释该诗具体语句时，并未遵循前两部序，最值得注意的是《毛传》对“无以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的解释：“已，甚；康，乐；职，主也。荒，大也。瞿瞿然顾礼义也。”这节注文侧重于揭示此诗的忧患意识和崇礼思想，与前两部序的主调截然相反，是毛公不盲从《诗序》的明证。现在再看三部序“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之文，反而能与《毛传》的解释形成照应。因此三部序应该是受《毛传》的影响之后形成的文本，《毛传》对字词进行具体的训诂，三部序则在《毛传》训诂的基础上，抽象出带有义理性质的认识，反映了《毛诗》学派对《诗经》研究的深化。

三部序的发现也打破了划分《诗序》层次的惯常模式，《诗序》由此可拆分为仅有“一部序”“一部序＋二部序＋三部序”“一部序＋二部序”“一部序＋三部序”四类，这对于更加深入地探究序传的关系，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篇诗作都有三部序，目前较能确定存在三部序的诗作只有25篇（《江有汜》《野有死麕》《载驰》《硕人》《氓》《有狐》《木瓜》《将仲子》《清人》《有女同车》《南山》《蟋蟀》《渭阳》《东山》《伐木》《采薇》《雨无正》《车舝》《宾之初筵》《都人士》《瓠叶》《苕之华》《云汉》《召旻》《那》），占《诗经》总篇数的8%，这说明在《毛诗》后学看来，前两部序的解释已较为完备，故需要进一步增订的内容已不太多。

结语

上文结合相关例证，就《诗序》从产生到演进至今本的过程作了尽可能详细的分析。总体来说，《诗序》经历了三个写作阶段，才形成了今本所见的面貌，但这三个阶段并非简单地呈现为时间先后的区别，还暗含着释经立场的转换。一部序采用的是主题立场，即以主题为论述依据，对主题相近相通的多篇作品加以集中论述；二部序采用的是历史立场，即以《诗经》编次呈现的历史脉络为论述依据，力图结合诗篇在《诗经》中的顺序，对历史背景予以补充；三部序采用的是《毛传》立场，即以《毛传》对诗义的解释为论述依据，对前两部序进行增补或匡正。只有了解《诗序》的形成历程与学术立场，才能对今本《诗序》存在的若干矛盾现象获得突破性的理解，因为三部序既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又非成于同一学派之手，故矛盾抵牾之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以上三个阶段的写作，也终于使《诗序》由学界之公器转变为《毛诗》的一家之学，这其中又暗含着另一个被忽视已久的问题：《诗序》早期的传播形态是怎样的？对于这个亟待重访的问题，我们已在另文《汉代〈诗序〉流传考论》中进行了详细的考释，可供读者参考（见《东岳论丛》2021年第5期），这里就不再详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