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敏江 邹 丰

一、从“隐性”到“显性”：生态安全的风险感知

(一)生态退化

(二)气候变暖

(三)土壤污染

(四)核与辐射污染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生态安全仍将面临许多重大挑战，突出表现为突发性、复合性、累加性生态风险事件高发、频发，如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工业三废和生活三废、大气污染、水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依旧非常严重。同时，作为当今生态安全的新议题，生态退化、气候变暖、土壤污染、核与辐射污染等生态问题内嵌于全球一体化背景之中，亦加剧了生态风险的不确定性、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风险与经济等因素重叠嵌套。因而，生态安全的达成须以生态风险为起点，强调生态安全的战略引领作用，主动树立危机预警、全过程治理思维，精准识别“潜在风险”，科学监测“现存风险”，动态控制“剩余风险”，统筹治理“显性风险”与“隐性风险”。

二、从“兜底”到“引领”：生态安全形态的梯度进化

(一)“最重的安全”：作为“兜底性”形态的生态安全

“兜底性”形态的生态安全，所持的是一种侧重于守好“生态环境本底”的生态安全观，其功能设计是“兜”住生态环境的“底”，向上“托”至经济最大化发展之需要。同时，经济最大化与生态保护二者之落差，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为生态风险提供最后保障，且政府的“兜底”责任贯穿于生态危机发生、演化和消解的全过程。

“兜底性”形态的生态安全，秉持的是一种底线治理观。受这种生态治理观驱使的政府行为选择会呈现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底线任务定位，二是结果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