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彦敏 李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耕读”是安身立命和治家的根本之道。早期儒家传统尊“劳心”贱“劳力”，孔子在回应“樊迟请学稼”时表示：“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焉用稼？”（《论语·子路》）他认为讲求礼义才是君子之选。孟子提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不过，当时也能看到不同情况，《说苑》记载，“曾子衣弊衣以耕”。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曾子，不得已而力耕于泰山之下。颜回也曾亲自参与耕作，据《庄子·让王》载，颜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 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

后世儒家的价值观念逐渐 从“焉用稼”转变到对“亦耕亦读”的追求，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耕读观念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变迁与拓展。“耕”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劳动，而且可以扩展为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也不仅仅是传统四书五经的学习，而是指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到了汉代，人们开始把耕读相兼的教育思想加以强化。经学家郑玄，“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与学生一起力行耕读相兼的生活。《后汉书·袁闳传》有“以耕学为业”之语，其中的“耕学”暗喻文人应如耕者般勤于学问。《晋书·隐逸传·朱冲》中提出：“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朱买臣“负薪读书”、倪宽“带经而锄”，都是代代相传的劝学励志典故。

三国时期，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西晋学者皇甫谧“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