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蓝

“美风姿”的男人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汉时代的临邛（今成都市邛崃市）曾是西南铁器生产的重镇，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产地，除向南亚诸国销售之外，同时也向西南夷区域广为销售。据历史学家童恩正研究，约战国至秦这一时期，铁器已经出现于越南红河三角洲和泰国的东北部，这些铁器很可能便是从临邛向外输出的，因为与中南半岛相接壤的广西、云南迟至西汉仍不产铁。汉代实行盐铁专卖，但邻近的交趾之合浦、郁林、牂牁、僰、益州等诸郡均未设铁官，证明其并不产铁，所以其来源只能向北追溯到西南境内的临邛。西汉时期，临邛一带来自中原的汉族大商贾，也将向西南夷倾销铁器作为重要的商贸手段。

秦始皇灭六国迁徙豪富入蜀，以冶铁致富的卓氏从赵国迁居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卓氏家族是将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引入蜀地的第一人，他也是充分利用了邛崃的天然气、火井、盐卤等资源，而使这里成为古代重要钢铁、食盐生产基地之一的大功臣。卓王孙冶铁不仅富甲一方，其工艺和规模都在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

据近代考古证实，现在的邛崃市铁花村，即是卓王孙麾下的一个铁工场，那些铁屎或者铁花，就是当时炼铁遗留下来的炉渣。考古报告说，铁渣面积有500000平方米，铁渣厚度约30厘米。这相当于70个足球场大小。这是非常震撼的数据，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炼铁工厂的规模。铁花村的这个炼铁场，极有可能是卓王孙最大的主要工场。从位置上看，这个工场与卓王孙的住宅——现在邛崃市瓮亭公园比邻，方便卓王孙进行生产管理。从西汉开始，家庭与工厂结合在一处，或者离得比较近，成为后世“前店后家”式的结构。

但一个人富甲天下，并非构成泽被后世的原因。卓王孙留名于史，除了冶铁与钻取天然气的事功之外，应说与卓文君、司马相如的爱情密不可分。

蜀地多才子，川中出奇人，至少在宋朝之前，蜀地很难出现绵延的家学与学派。这一现象，可以从扬雄《法言》《太虚》对后世影响里找到部分原因。

蜀人呼“一”为“蜀”，扬雄的《方言》指出：“一，蜀也，南雄谓之独。”所谓“一者，道也”，标举其峭拔其上、独立于世的雄奇，这样的人一旦出世必将一鸣惊人，旁人无法学习。如果以此看待蜀地的才俊，司马相如无疑是证据确凿的第一人。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小名曰小犬。汉族人，出生在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相如镇），后随父在成都长大，因此说他有两个故乡。司马相如是成都人的说法，源自司马相如的《自叙》，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援用了这种说法。司马相如将自己的成长地作为籍贯，这在汉代法律上是可行的，也为历代史家所接受。

作为西汉顶级的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工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长门赋》《凤求凰》等。作品辞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恰恰因为这个世界充斥着太多善于“遇合”的文人，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对于司马相如人格的高度认同。

相传司马相如好学击剑之术。剑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驾驭的，相如自幼身手敏捷，所以他的父亲替他取了小名叫“犬子”（取其便捷之意），这固然是学习驭剑的先决条件，但他的剑术到底如何，不得而知，因为历史上未见他有过一展身手的记载。西汉时期，蜀地冶铁工艺独步天下，凛冽的锦江之水淬火的“蜀刀”奇货可居，已是京城的上等礼品，铁剑甚至钢剑已经渐次出现。骨骼清奇、肌肤雪白的司马相如佩剑在身，挺胸收腹，腰力十足，就显示出一番磊落气象了。他早年很是仰慕古人蔺相如，完璧归赵首先得益于他的机智雄辩，也就是说舌剑的锋利度大大高于佩剑。于是长卿改名为“相如”，暗示了这个口吃者，具有渴望一展“心剑”的宏大抱负。

起初，父亲用金钱在京城为司马相如谋了一个职位，职位是武骑常侍，入京侍奉景帝刘启。这本不是他的兴趣，况且景帝并不风雅，不喜好弹琴辞赋者。此时正值梁孝王刘武（汉高祖儿子刘恒的后代）入京，带着许多口才甚好的游说之士：如山东的邹阳、江苏的枚乘、庄忌（夫子）等。司马相如见了梁孝王以后，心生一计，借生病为缘由辞了官，投奔到梁（开封）地为客，梁孝王就让他和书生们同住，彼此切磋，使他得到了增进学问的机会，由此眼界大开。在梁孝王府的几年里，相如勤奋攻读诗书，写出才华澎湃的《子虚赋》。只可惜梁孝王徒有爱才之名，不知相如的惊世才华，所以相如在梁孝王府内时日虽久，但一直未得到重用。毕竟梁孝王还是慷慨的，将一把珍藏多年的古琴——“绿绮”赠给司马相如。相传“绿绮”通体黑色，隐隐泛起幽绿，有如绿色藤蔓缠绕于古木之上，因而名为“绿绮”。但其真正的模样，人们早已无幸目睹。梁孝王还给他配了专车（马车）和秘书（书僮）。相如如获珍宝，倍感荣焉。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之音色，使得“绿绮”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为古琴的别称，李白名句“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如今一读，大有枯石覆苔的一派静意。

这段委身如尘、遇人不淑的官场奋斗史，司马相如名篇《美人赋》说得很清楚，我翻译如下：

司马相如美丽文雅，到梁国游说，梁王心情大悦。但谋士邹阳向梁王诽谤说：“相如英俊，然而衣服姿色艳冶，妩媚美丽不忠实，他要用甜言蜜语讨得大王喜欢，到大王后院去和后妃姬妾游玩，大王没有丝毫察觉？”

梁王于是问相如：“你贪恋女色？”相如说：“我不贪恋女色。”梁王说：“您既不贪恋女色，同孔子墨子相比，如何？”相如答：“古代回避女人的人中，孔丘听说齐国赠送美女到鲁国就躲得远远的；墨翟望见商代曾经淫乐的朝歌城就倒车回转。这犹如防火躲到水里，避水淹跑到山上，是未能见到能引起欲望的，凭什么说他们不喜爱女色？哪像我，年轻时在西南夷生活，一人独住，房屋宽大，无人和我玩乐。我东边隔壁有女，美发如云，双眉如蛾，牙齿洁白，颜面丰盈，浓妆艳抹，容光焕发。经常高高翘首向西顾盼，想留我一起住宿；甚至爬上墙望我，到现在已经三载，我弃之而不顾。”

“我仰慕大王的高尚胸襟，所以驱车东来，路过郑国、卫国和桑中等淫乐成风之地。一早从郑国的溱洧河出发，晚上住在卫国的上宫。上宫空着房间，寂寞到空有云雾，白天也紧闭门窗，幽暗不明，一派神仙居所。我推开房门，造访室内，香气浓郁，帏幔高挂。发现有美女独身居住，她不胜娇羞地斜卧在床，奇花一般安娴而静美；性情贤淑，容光艳丽。看到我后她恋恋不舍，微笑着说：‘贵客是哪国公子，是从遥远之地而来吧？’于是摆出美酒，进献鸣琴。我就弹琴，弹《幽兰白雪》之曲。美女唱歌：‘独住空房啊无人相依，思念佳人啊心情伤悲！有美人啊来得太迟，时间流逝啊红颜衰老，肆意托身啊永远相思。’她身上的美玉首饰挂住我的帽子，丝绸衣袖飘拂在我的身体。时已向晚，冬气昏暗，寒风凛冽，白雪飘洒，空房寂静，听不到人声。当时，床上用品已铺陈停当，服饰稀奇，金香炉燃起了香篆；床帐已放下，被褥层层铺着，精美的枕头横放床上。美女脱去外衣，露出内衣，身体雪白裸露，显出苗条的骨骼，丰满的肌肉，时时贴身亲近，我感到她柔滑如凝脂。我却心情平静，思想纯正，誓言真诚，守志不移。远走高飞，与她长别。”

王安石的七言长律《张良》劈头就是一句“留侯美好如妇人”，用《史记》之语把张良的形貌与功业做了某种对立，以妇人形象衬托丈夫伟业，这其实是古人的反讽笔法。再以“谷城黄石非吾师”“捕取项羽如婴儿”“洛阳贾谊才能薄”连贬黄石公、项羽和贾谊，反衬张良的伟岸。观张良奋斗行迹，功成，名遂，身退，俨然范蠡第二。王安石虽然夸张，但并非全谬。就具体事功而论，同样“美好如妇人”的司马相如也许不如描绘出来的张良那般柔美，但文学名气却是直追屈子！

汉代蜀人司马相如、邓通之辈，均是“美风姿”的男人。邓通铸钱，更成为财神化身，所谓“须是片时称子建，不可一日无邓通”。但男人“服色容冶”讲求打扮，未必就一定“妖丽不忠”啊！进一步说，司马相如是否像自己所言那般目不斜视坐怀不乱，只有天知道！从这篇文章里，足以显示出司马相如处变不惊、巧舌如簧的诡辩之才。

依靠一篇面临诱惑而“风雨不动安如山”的自述文章，让司马相如在权威面前化险为夷。

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但好景不长，沉溺声色犬马的梁孝王用力过猛突然脱力死去，相如只好携带“绿绮”乘坐专车回到了老家益州。此时，相如父母已亡，家道衰微，一度窘迫到难以为继……但司马相如是何等人？！他沉稳如一。四川话叫“稳得起”。

但毕竟是京官出身，相如与临邛县令王吉关系密切。相如于是受邀住进了临邛县城廓下的一座小亭，西汉时节的“亭”，不是亭子，汉代低级官爵序排列一般是县侯、乡侯、亭侯，一亭不过十里，亭不算大，设有招待所。临邛县令王吉是司马相如的老朋友，朋友处境不佳，王吉于是每天去招待所拜访他，嘘寒问暖，好酒好菜不断奉上。起初，相如还见上一面，后来又见王吉一个人来，焦干啊！他便干脆说生病予以拒见，可是王吉却表现更谨肃而有礼，大有“门前立雪”之势。他知道，高人总是有脾气的，况且大才子不可冒犯！

当时临邛一带是益州冶铁业中心，加上天然气井、盐井的成功开发，这里富豪云集，比如卓王孙就拥有家僮达800人之多。另外一个大商人程郑也拥有数百名奴仆，其财势大大高于成都城里的商人。

值得一说的是“陶铸”一词，初为专属名词，由司马迁发明，特指卓王孙将“铜官山麓买为陶、铸之所”之后，在如今的邛窑遗址“十方堂”一带烧制陶器，同时又铸造铁器。卓王孙在“铜官山麓”烧制的“卓氏钱瓮”，不仅“大可容五石”，而且“色如漆”，还“脚有籀文。”

常璩《华阳国志》提道：“临邛有铁祖庙祠。汉文帝时以铁铜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累巨万亿。”这就是说，卓氏之富，借资于邓通。用现在眼光看，不排除邓通利用卓王孙的冶炼技术而大肆“洗钱”的可能。

有一天，这两位土豪也风雅起来，商议说：“听说县令请来了一位贵客，我们也备酒席把他请来一见，如何？”

当临邛县令王吉来到卓王孙的府邸，客人已到了百数十人，高朋满座。等到正午，便派人前往恭请司马相如上座！相如摆谱啊，称有病，予以回绝。相如没有想到的是，因为自己缺席，临邛县令居然不敢进食，可能感觉面子过不去，县令于是亲自前往迎接。相如不得已，觉得拿捏分寸差不多了，就病恹恹地答应，那就走一趟吧！

当瘦削而高挑的相如出现在宾客面前，宽袍大袖，迎风飘举，一派玉树临风，在商家、掮客、美女、苦力们狼奔豕突的临邛街头，聚集在卓府内院里的土豪们被京官的翩然风采完全折服了。

由此可见司马相如的城府修炼，不亚于琴道。

酒酣耳热之际，临邛县令王吉觉得，相如该露一手了。

午后，仍有被金蝉撕破的云朵在头顶环绕。蛰伏之念在燥热中制造自我的高潮。

过于遥远的晚境且不必管了，不朽之梦一次次临空君临静寂的时光。阴云重又布置灰暗的琴境，人们的眼睛无法出走，西蜀的田畴宛如得到了琴声的开光。那些慵懒日常中的买卖，蝇营狗苟，自惭形秽，高耸的盐井天车只配有狭窄的剧情。

县令亲自把“绿绮”托举到了相如面前，请求道：“听说长卿先生精于此道，愿闻一曲以助兴，如何？”

司马相如嘴上辞谢，毕竟技痒难耐，于是弹奏了一二首曲子。曲声悠扬，一如临邛南河汤汤浩渺，似乎被相如妙手横空搬来了一座烟雨弥漫的山林。

满座惊绝。懂不懂琴不重要。

重要的是听众大声说，整得好！整得很好！

脑后有眼的司马相如，突然顿挫，开始弹奏《凤求凰》，琴声曲折，宛如岷江跌宕之白浪，浪遏飞舟之际，他随口唱道：“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最后一句，相如以“啸”的方式喊出，振聋发聩。远古之时，“啸”多与悲有关，同时也和歌相连。啸歌而起说的并不是大放悲歌，而是吟出来的悲伤之曲。没有字词，但有旋律，而这一旋律有可能是啸者临时自创，也有可能是直抒胸臆。《诗经》《庄子》中均有记载，“啸”多跟悲伤和鬼神有关。其实，“啸”也就是用嘴吹出声音，有点类似吹口哨，但其实又并不完全是，而是一种独特的古代发声术，所以称为口哨是不敬的。

热泪盈眶，呼天天不应！全场静默着……

当街市也打开了困倦的午后之眼，鸟鸣从落落的树枝上惊飞而起。下午的斜光照亮了楼角，仿佛迟到于某种幸福，悄悄地暗自断肠，重温往事。而花有思索的面容，沿着那琴弦的指引，水波秋横，杏花怒放。

所谓隔墙有耳。少妇卓文君丧夫不久，听到这撞击心扉的琴声与歌声，怦然心动，宛若激流中的礁石。她已经看到了司马相如俯仰的侧影，心中一动，不能自持，于是便抚琴相和。

在前庭的相如，听到附和的悠悠琴声，大为惊奇。其实，他已经从琴声里知道了答案。于是，他明知故问：“后院琴音绝妙，高人可否一见？”

卓王孙如梦初醒，起身以实相告：“此小女文君也。”

相如素闻文君貌美有才，今日闻其琴声，果然不同凡响，于是，请求相见。卓王孙传话于后宅，吩咐文君出庭见客。文君袅娜而出，一见文君国色天香，众人不觉为之倾倒。文君见相如气态雍容娴雅，容仪俊美，不觉面红耳热。

由于相如处境不佳，知道当面求亲难以成功，他也丢不起这个面子。相如城府极深，眼观六路，重金买通了文君的侍者，传达心意。文君知道相如的心思后，决定趁夜私奔。

在此，司马迁《史记》里使用了一句堪称经典的春秋笔法：“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缪”通“谬”，就是“佯装”的意思。佯狂与佯装，看来都是后来魏晋风度的先声啊！

千古流传的“琴挑”一词，成为司马相如“身体政治”的符码。

这改变命运的奔走方式，让古人一再置喙不已，他们均认为司马相如娶卓文君意图“窃妻”与“窃财”。

第一个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提出质疑的是历来崇拜司马相如的扬雄。他在《解嘲》里说：“窃赀于卓氏。”意思是司马相如觊觎卓文君的钱财。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还有中国“家训之祖”的魏晋南北朝的颜之推，其《颜氏家训》中披露得更加赤裸：“司马长卿窃赀无操。”——跑到卓文君家偷窃了一笔钱，毫无士人的道德操守了。扬雄与颜之推提出了“窃赀”，也就是劫财亦劫色的观点。

刘勰和蜀人苏东坡则关注淑女的命运，先后提出了“窃妻”之论。刘勰《文心雕龙·陈器》“相如窃妻而受金”；苏东坡在《东坡志林》卷四里说“相如遂窃妻以逃……”

“窃妻”也罢，“窃财”也罢，这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再说了，估计长卿先生会幽幽地说：羡慕嫉妒恨，空虚寂寞冷。列位看官，我的爱情干卿何事？！

一个人决定出走，在于“他处”的诱引。

卓文君就是财富与美丽的影子。一个影子的出走，却注定是分裂的，是魂不守舍的、自发式的淫奔。我不由得想起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话：“学会把自己当成两个人，对自己的失败幸灾乐祸。”但作为影子的卓文君，并未认输。

私奔总是诗意的，邛崃抵达成都的乡径不再颠簸，而且时间总是比马蹄更急。美人如花解语，才俊一骑红尘。但是，司马相如的马车在200华里的泥泞道路上因疾驰而即将散架，车轮晃动，大幅摇摆，即将飞离。

淫奔的影子总是低飞的，浑身叮当作响。

归家的影子总是疾驰的，闻不到香风，在夜行无声中扑向远方。

淫奔的影子凸凹有致，汁液四溅。

归家的影子披星戴月，筋骨凸起。

淫奔的影子在不耗尽欲望之前，就不会驻足观赏彼此。

归家的影子穿越了一切风景，仍然未找到一处可以消停的所在。

淫奔的影子与归家的影子在成都西南的某个岔路口相遇了。

这里有来自不同方向的光照。

淫奔的影子扑向前方，归家的影子侧倒于后。

当两者的裙裾交汇时，出现了历史性的短路，于是在锦江右岸，缓缓升起了一盏油灯……

我想啊，卓文君、红拂，与天上的司马相如、李靖之间，间隔了一个黑夜。她们停止了桐花凤一般的窃窃私语。她们举起杯，把倒映在杯中的烛光与远山，一小口一小口抿尽。当她们的手点燃暗中的花，它们就成为了谵妄而旋舞的蜀葵。

转眼就到了位于成都城西南的相如家宅，卓文君才发现相如处所家徒四壁，灌满了劲吹的河风，满目萧然，富家女浑身颤抖着从云端坠到地面，不禁痛哭起来……司马相如心雄万夫，口吐珠玑，但现在只能垂手而立。他早年口吃的毛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马蹄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卓王孙得知女儿私奔后大为震怒：“小女实在太不成材，我虽然不忍伤害她，可是一分家产也不会给她。”

相如和文君逃奔日久，盘缠用完。相如文君二人万不得已把仅有的车与骑统统卖了，就在锦江边的相如家附近买下一家小酒店，自力更生。由于失去了行走上流社会的身份与道具，两人反而放手一搏：文君在酒炉前酌酒；昔日京官相如则穿了一条下人的工作服“犊鼻裤”，默默打杂，洗涤碗盘……四处寻找爱女的卓王孙知道情况，觉得女儿的举动给他丢尽了面子，于是闭门不出。

这与其说是自谋职业，不如说是一个计划周密的逼迫之计，应该是出自司马相如的谋划。这就是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美女经济”。

相如一展琴技、俯仰身姿的地点，就是如今邛崃市中心的瓮亭公园。那是一个可供时代去想象汉朝生活的飞地！公园坐落在五彩广场之旁，占地面积2792平方米。为什么说它的前身是西汉全国首富卓王孙的府邸呢？因为在明代时候，人们在此处挖出了两个装满五铢钱的大瓮，“古瓮亭”遂得以成立。卓王孙还是以全世界水作动力鼓风冶炼技术——“水鞲鞴法”的发明人。班固在《后汉书》中指出：“此法唯蜀中用之。”这一发明对后世中国冶金工业影响深远，活塞工作原理还被国外应用于蒸汽机。到临邛人发明的深井提炼盐卤技术，恰是采用了卓王孙的“水鞲鞴法”原理，故称为：卓筒井。这只是将水动力改为人畜动力。在我看来，在这些成就之外，卓王孙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成就了女儿、女婿的金玉良缘。

记得2020年夏季，一个周末我来到瓮亭公园，见到不少人在中国唯一的卓王孙塑像前叩头如捣蒜。奇妙的是，卓王孙塑像面露诡谲之笑，所谓“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不妨改为“掌上千秋账，胸中百万钱”更符合事实。那分明是渴望发横财者的心中偶像；但女人们满面春风，笑望卓文君塑像，并不下拜。一个美女妈妈带着一个六七岁的男孩，站在霸气侧漏的司马相如塑像跟前苦口婆心：“你要好好学习，娃儿！要向司马相如叔叔学习。他一手弹琴，一手抱得富婆归。你不学好，整个锤子！”

我一惊！突然发现，这个艳丽的美女侧面还有点像卓文君的塑像——毕竟，那是邛崃人的美学想象。

琴台的奥妙

卓王孙虽恨文君私奔，视此为门庭的大耻，但文君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无可奈何花落去，于是便分给了文君一百余个童仆，以及上百万的钱财。起初，相如坚辞不受，文君规劝他：“吾父诚意相授，为何不取？否则，倒显得你我心胸狭窄了！”于是相如和文君接受了礼物，结伴再次回到成都，置买田宅，琴台也应该建筑于这一时期。

明清时节，在成都的永陵未被发掘前，此地有一耸立的小山丘，曾有各种传说，引起历代许多人的好奇和猜疑。有人错误地认为它就是司马相如的琴台，或者说是蜀汉诸葛亮的抚琴台。清代以后，人们称此荒丘为“抚琴台”，其一侧的小巷，也命名为“抚琴台街”。直到1940年秋天，为躲日本飞机空袭，人们在此开挖防空洞，才发现下面是地宫陵墓，后由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主持完成前蜀皇帝王建永陵的发掘工作。

汉代王褒《益州记》指出：“司马相如宅在州西笮桥北百步许。李膺曰：‘市桥西二百步，得相如旧宅。今梅安寺南有琴台故墟’。”相如宅与琴台显然是合二为一的。而流经城南的是郫江，别称为市桥江，诗圣杜甫曾有《琴台》一诗记载。也就是说，最早的琴台地址历来没有什么争议。明朝嘉靖时，四川提学佥事陈鎏在城外建立了琴台坊，但建坊之处并非琴台故地。现在的“琴台故径”位于成都市通惠门，后来成都市政部门才将“琴台故径”延伸成为琴台路。

其实，琴台并非简单的一抔土堆，下面大有奥妙。

《成都记》：“琴台院，以相如琴台得名，而非其旧。旧台，在城外浣花溪之海安寺南，今为金花寺。元魏伐蜀，下营于此，掘堑得大瓮二十余口，盖所以响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台，并旧为六。”也就是说，成都历史上曾一共出现过6座琴台。

宋祁《蜀事补亡》有《琴台》诗：“君不见成都郭西有琴台，长卿遗迹埋黄埃。千年免为狐兔穴，北口佛庙空崔巍。黄须老人犹记得，昔时荒破樵苏入。锄犁畏践牛足匀，古瓮耕开数逾十。乃知昔人用意深，瓮下取声元为琴。人琴不见瓮已掘，惟有乌雀来悲吟。”这就说明，琴台在北宋时，其上建有佛庙，在其土堆之下，人们发现埋有二十几个大瓮。这些瓮的设置，明显具有增音、扩音的作用，这可以看出司马相如对于琴音的特殊美学要求，以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宋代时，琴台已经荒芜，人迹罕至，土阜高约2丈，耕锄侵削，阜日益萎缩，汉朝的琴艺高台，历经千年风雨，终于要回到尘埃之中了。琴台周围阡陌井连，田畴一片，空留琴台一个名字而已。李思纯指出：“民国二十九年庚辰，中日剧战，于琴台土阜，掘防空壕，其中垒石甚坚，疑为古墓，然则此土阜固非琴台，或古琴台在此阜之附近耳。”（《李思纯文集·未刊论著卷》，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563页）

到清代，金堂县籍诗人陈一沺（字竺山），乾隆甲寅（1794年）举人，写有一首《琴台》，气象阔大，诗艺独步古今：

琴台秋老木芙蓉，落落铜官第一峰。

偏有女儿识名仕，人生那不到临邛。

诗中的第一峰，应该是指邛崃火井镇南第一峰崇嘏山。五代时，相传女状元黄崇嘏隐居山中。

话说回来，得到卓王孙的大力资助后，相如夫妇社会境遇大大改善了，但心高气傲的司马相如岂能是低三下四“吃软饭”之辈！他苦苦等待机会，眼明手快，霍然起身一搏。“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虽是后人总结的，但他也只有进入京城才能博取功名。

司马相如一生最大的转机，来自一个老乡：杨得意。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当中，介绍杨得意的文字极为简洁。别看他的职务只是皇帝身边的一个“狗监”，却是一句顶万句的角色。

一天，刘彻闲暇读《子虚赋》，一边读一边感叹：“写得好！只恨与作者生不相逢。”恰在一旁的杨得意接了话：“巧了，这作者是小的同乡司马相如。”

刘彻大惊，传令立即召见。

这样，当帝王御旨抵达成都时，置身于杯盘狼藉的酒店、身穿“犊鼻裈”的司马相如立即把这些行头一脱。他知道，大事来了！

驷马桥原名升仙桥，因桥下的河水名升仙水，即现在的沙河。《华阳国志》说：“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桥，汉代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于是后人便取司马相如题字之意，将此桥更名“驷马”。驷马桥由此成为怀才不遇者留恋徘徊之地，题诗极多。在我看来，这次司马相如进京，应是第二次。为何呢？因为他受了来自临邛土豪的窝囊气，才激发了“等着瞧”的狂傲之气。现场的听众，自然有娇妻卓文君。

我想，那个在桥头题字的司马相如，利剑终于出鞘，刺杀空气，他那指天发誓的身姿，真有剑客之唳气。

相如登车，头也不回，绝尘而去。

纵横西南天地间

古时书生，均喜欢在书房里挂一把剑。书读得太累，就有拔剑的冲动。自幼击剑的司马相如也仅仅只能把剑抽出一会儿，刺杀一番空气，再恹恹地插回剑鞘。投笔从戎的书生，或一手抓笔一手拔剑的文人，摇身一变成为纵横家，总让他感动不已。书生剑气，一直提供着他置身红尘的勇气。

在《庄了·说剑》中，“庄子三剑”看来均已击中了赵文王的要害。天子剑，长；诸侯剑，中；庶民剑，短。但庄周和赵文王都不是理想的剑客，以庄周的书生眼光，谈论的自然是用心杀人的诛心之剑。这就是形而上之剑与形而下之剑的纸上谈兵了。当一个人已经锋利如一柄剑时，大概就不会去着意剑的长短了。心智的锋芒，如果没有实际经历剑光的洗礼和磨砺，又怎么会获得王者之剑的驾驭快感呢？那些金属的纯响，是任何音响也无从模拟并让人感之教化的。那就不妨学学司马相如。因此在人生关键的机遇抉择中，其实都是剑在手中，以最具现实性和威胁性的搏杀，割舍命运。这样，司马相如之剑，琴剑合一，反而成为逸出“庄子三剑”的人生之剑。

再次进京必须要混个脸熟，相如之剑已非昔日，臻于摧枯拉朽之利。几年之后，司马相如被任命为中郎将，两次出使西南夷，成为他仕途上的辉煌之旅。回到成都岂止是高车驷马啊，已是“令蜀太守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卓王孙呢，忙得团团转，置酒肉相迎，暗自庆幸当年没有把事情做绝。

为此，唐代诗人岑参写了《升仙桥》诗：“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这是何等春风得意马蹄疾。

明朝曹学佺编撰《蜀中广记》，引述了《九州要记》里的一个故事：西汉时节，夜郎国王及众夷王，一方面贪图汉国缯帛华美，又自以为可以凭险固守，当时无路可以通达夜郎，汉朝廷对此的确鞭长莫及。唐蒙洞察诸王意图后，于是上书汉武帝，请开夜郎道，以广巴蜀之地。武帝深以为是，敕令唐蒙为主管，司马相如为副职，征发巴蜀士卒民夫数万人修筑夜郎道。唐蒙命令僰道令监督施工，以军兴之法部勒，限时完工。从秦时常頞所筑僰地青衣道开始，山道长达逾千里，直指牂牁江。由此可见，唐蒙大力征调人力，滥杀地方首领，一度引起“巴蜀民大惊恐”，但他无疑是西南丝绸之路居功至伟的开拓者、拓荒者。

僰道令岂敢怠慢，他早出晚归，尽力施为。但山石坚硬，加之瘴毒遍地，以至于误了工期。为此唐蒙大怒，决定杀无赦。临刑之前，僰道令感叹：“恨不见成都市而死！”为满足僰道令这一最大心愿，唐蒙在泸州的和义郡（唐朝天宝后归属荣州，即现在的自贡市荣县境内）立即造了一座“成都城”，现在想来就是一座成都城的微缩景观，僰道令终于看到了成都，死而无憾也。由此可见，繁华的成都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宛若人间仙境。

荣县自古有通达成都的“铁山古道”，是从成都出发，翻越二娥山进入荣县西部铁山山脉。僰道令的故事，应该发生于开凿铁山道路之际。

唐蒙和司马相如的合力出使西南，汉朝先后通过“厚赐”“置郡”等措施，打通西南交通，打破了其与汉王朝之间隔绝的状态，对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相如做了一系列针对西南夷地区的生存情况、西南夷与内地的关系等情况的调查，向武帝作出汇报，指出西南夷很愿意同内地和睦相处，加强联系。他建议，邛、笮等少数民族区域和蜀邻近，道路也容易打通，秦时曾在此“置吏”，到汉兴才罢。现在应该在南夷臣服的基础上，再于西夷设置郡县。汉武帝采纳了司马相如的意见，以他为中郎将，持汉节，作为朝廷的全权代表，以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为副使，乘四乘传车，到巴蜀郡府取钱币货物，“以赂西夷”。

司马相如一行奉诏先后进入邛人、笮人、冉、駹、斯榆等蜀郡西边、西南的少数民族部落，与其首领谈判、协商，进行广泛的交往，宣喻汉王朝的威德。许多部落的首领在司马相如的奔走解释下，都愿意做汉王朝的内臣（愿意做汉朝国内的臣属，不做外藩），于是纷纷撤除关塞路障，敞开道路，接受郡县的设置。汉王朝的统治范围因此扩大。汉武帝时，西南地区一共设置了7郡，朝廷开始向这些郡县大量移民，普及汉文化以及礼仪，至此西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归于汉朝版图。

出使西南，司马相如远非“走一遭”那么简单。他似走一程、修一路，过一地、修一城的方式，宛如文化的播种机，一步一步向西南群山推进。比如，西昌自古便是西南边陲的一个重镇，自秦汉始，历代政权均在此建立过郡、州、司府，委派过官吏。如汉元鼎六年（公元111年），司马相如抵达安宁河谷，于是建邛都（今西昌），设越西郡，辖15县，属益州。以后所辖区域虽然不断发生变化，但是郡、州、司府的治所依然在西昌，而流传在当地的司马相如的逸闻数不胜数，只有蜀汉三国诸葛亮南征的影响力，可以与之相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司马相如两次出使西南，宣传汉王朝的旨意，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章。他也耐心教学，传播赋体，这对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正如邵远平在《续宏简录》所说：“司马相如入西南夷，土人盛览从学，归以授其乡，文教始开。”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政策，不仅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而且对各民族团结和融合具有重大贡献。

2020年夏季，我考察完汉源县清溪古道之后，来到零关古道继续探访，这些均为邛筰道的一段。绵延百里的崎岖古道，贯穿凉山州越西县南北，故越西县曾有“一线通南北”之称。司马相如必须经过此地，史书所载“通灵关，桥孙水，以通邛都”即指此处。火成岩上的马蹄印装满了雨水，就像石头的眼泪，倒映着纯蓝天光。如今马帮蹄声随风碎裂，挑夫身影不再，古道部分路段、驿站已湮没在岁月的风尘深处，但丁山桥、保安城门、零关摩崖石刻、小相岭古道等遗迹依旧伫立，述说着曾经的繁华。

我想，司马相如在此估计也会施一番“长啸”气功，一吐胸臆。

后来在京城生活期间，司马相如目迷五色、心思旁逸，他看中了一个茂陵女子，于是产生了纳妾的非分之想。文人们加工后的说法是，司马相如给妻子送去了一封只有13字的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卓文君一读，泪流满面。一行数字中少了一个“亿”，“无亿”岂不是夫君对自己“无意”的暗示？她陷入了悲痛之境，这样回了一封信：“一别之后，二地相悬。虽说是三四月，谁又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相思，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道不完，百无聊赖十凭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仲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秉烛烧香问苍天，六月伏天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红似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瓣。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做男。”在卓文君这篇《诀别书》的影响下，他幡然醒悟，心井平息，与卓文君共度白首。

《西京杂记》里有“相如死渴”一条，说“相如素有消渴疾（糖尿病），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最后一句，有点触目惊心！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后来司马相如写《美人赋》以此来反省了君子面对美色的关系。而一个才子对于美女，欲使其彻底超然于情色之外，就似乎过于苛求了。

《成都旧事》以及《修真录》等古籍，记载了一桩逸闻，再次提到了“红娘”王吉：西汉临邛县令“王吉夜梦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语曰：‘我翌日当舍此。’吉异之，明使人候于都亭，而长卿至。吉曰：‘此人文章当横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为长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

文章开始，是说明了为什么王吉如此尊敬司马相如的原因。由此可见，王吉也是蜀地伯乐啊！而蟛蜞是淡水产的一种小型蟹类，又称磨蜞、螃蜞，注意它的学名，就叫“相手蟹”。以蟛蜞的“横行一时”，来比喻司马相如不羁的才华，而且蟛蜞竟然也叫长卿，可谓是历史的奇喻。《搜神记》言：“此物尝通人梦，自称‘长卿’，今临海人多以长卿呼之。”

……

据《邛州直隶州志》和《邛崃县志》记载：邛崃的天台山古称蒙山，乃蒙山五岳之首，曰东蒙，自汉时名天台，从唐代开始就有宗教轶事记载。两宋时期成为儒、道、佛三教胜地，“三教合流”使天台山在当时成为一座庞大的宗教山城。到明末清初，被张献忠的大西军尽毁。民国以后逐渐衰落，大量道观寺庙遗迹散落于天台山的莽莽林海与茶树当中……司马相如《凡将篇》里，把茶（荈诧）列为药物：“乌啄、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檗、黄芩、甘草、芍药、丹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硝、莞椒、茱萸。”这是古籍里提及茶叶的最早记载之一。天台山留住了古临邛的茶韵，留住了司马相如、卓文君的乡愁，司马相如“金屋无人萤火流”的名句，就是天台山生态最好的注脚。

值得一说的还有：在文学作品里提及大熊猫的第一人，也是司马相如。

作为天府文化风物最大代表的大熊猫，也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濒危动物。史载远在4000年前，黄帝攻打炎帝时，就曾训练了一支“猛兽大军”，其中就有大熊猫，并大战于阪泉（今河北涿鹿县）。中国古籍中主要把大熊猫称为“貘”，两千多年前，汉朝初年成书的《尔雅》中，便有“貘体色黑驳，食竹”的记载。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描写天子打猎，列举了当时咸阳“上林苑”饲养的近40种珍奇异兽，大熊猫名列首位。其中有“椎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铤猛氏；羂騕褭，射封豸……”猛氏即猛豹、貘豹，就是大熊猫。

毫无疑问，上林苑是世界上最早具有一定规划的野生动物园。1975年，在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上汉文帝母后汉薄太后南陵附近，狄寨公社张李大队（今西安市灞桥区狄寨社区鲍旗寨）修水库的时候，发现了南陵的从葬坑，有马、羊、狗以及一些动物的骨头，其中就首次发现了大熊猫头骨。足以证明，司马相如所言上林苑的动物分布情况完全不虚。

相如之墓何处寻

后来司马相如病重，迁居于咸阳的茂陵。相如病入膏肓，刘彻派一个叫所忠的谏议大夫，火速赶往茂陵，再三叮咛道：司马郎如今病得不行。你去把他的全部著作收集一下，都取回来。

所忠赶到茂陵，还是迟了一步。司马相如已去世，家里什么书都没有。所忠问司马相如的妻子（这个妻子是谁？历来有争议。我认为是卓文君）：司马郎的著作呢？妻说：家里从来没有长卿（司马相如的字）的著作。

所忠很感诧异，文人如何没有留下文章呢？

其妻说：长卿的确不时写著作，但每次刚写完就被人取走，所以家里未留片纸。末了，她似乎想起了，说：长卿临终时，写过一卷书，跟我交代说，若是有朝廷使者来要，就给他吧。

所忠将这卷遗作呈给刘彻。刘彻连忙翻开，原来是司马相如劝自己的封禅书，内心十分感动。司马相如死后5年，刘彻开始了后土、中岳、泰山、梁父的封禅之旅……

这是公元前118年的事情，司马相如享年62岁。这在一般人平均寿命仅有三四十岁的汉代，不算低了。延宕三年（公元前121年），卓文君去世。司马相如墓与卓文君墓一样，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已湮没无考，但学者们一般认为是在成都，应该是衣冠冢。唐代《元和郡县志》载：“司马相如葬于（导江）县东二十里。”宋乐史著《太平寰宇记》“导江县下”的记载是：“司马相如葬于县东二十里。”清乾隆《灌县志》载：“司马相如墓，在治东十二里。”光绪《增修灌县志》在“舆地志”的“金石”章节中记载：“汉中郎将拜文园令司马相如墓道碑，在治东十五里羊子桥侧。”

根据《都江堰市金石录》记录，清嘉庆四年（1799年）灌县知事徐鼎特立碑：“汉中郎将文苑令司马相如墓道”，此碑于1958年被灌县文物管理所收藏。光绪《灌县志》（1886年）成书之际，对司马相如墓有进一步考证，采纳乾隆《灌县志》所记方位和徐鼎立碑的位置，但里程有所变更。清乾隆《灌县志》和光绪《灌县志》的记载最值得重视。在清代，不仅县志有记载，还有当时人们的考证，并在考证的基础上立“司马相如墓道碑”，所塑神兽、石羊以及地名“羊子桥”等保存下来。羊子桥位于现都江堰市聚源镇，应该予以恢复。叶大锵等修、罗骏声纂于民国二十三年印行的《灌县志》载：“汉中郎将文园令司马相如墓。”民国时期，灌县著名学者余定夫在其遗著《蛾术山房文集》中留下《谒司马相如墓》一诗。

俱往矣，相如意密有谁传。

古人几上置琴，不一定会弹，那是昭示出尘的道具。大才子袁枚说：“我不知音偏好古，七条弦上拂灰尘。”甚至，陶渊明的那张琴根本就没有弦。《晋书·陶潜传》指出，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这一故事所暗示，陶诗人并不是一般庸众所谓的附庸风雅，而是极高的智慧，指心见性，拨动心弦。入其彀中的诗人何其芳在《<燕泥集>后话》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准备写一篇《无弦琴》，准备开头便说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古人，说他的墙壁上挂有一张无弦琴，每当春秋佳日，兴会所至，辄取下来抚弄一番。”但比起司马相如，相如还是要具体实践的，而且玉指翻飞，技术一流。至于他的剑，早已化作漫天的才气。

入其彀中的大才子张潮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这，不过是小道罢了。

对此，我写过一首诗《锈剑》，大意是说：

高人之剑从不出鞘。红锈爬上剑身时，成都的红杏正将火烧云举高。当锈的裂纹漫过剑脊，死去的父亲从空中俯照，把相如的骨头照成蜡。剑挂在墙头，任铁锈将它全身染红。夤梦而动的剑，从午夜的深水里伸出头来，大口地呛血。不知道，剑何时溜出房门，干了一桩路见不平的事？还是某个动机暧昧的事体，把自己钉在剑尖——吃痛，渴望成为受难者，或者，剑在熔化。

钟摆停在往昔的暴力中，铁的怀疑气息，与狂奔的红杏在室内游走。让墙壁上的影子比朋友还多，结构比爱情更稳定。我想弄清楚，在花的掩护下，锈如何安然走过锋口的独木桥？

今夜，我肋骨剧痛，一股大力让我浑身是冰。莫不是，那蛰伏的宿敌，已在花窗下恭候多时？

……

这样，我经常路过如今车水马龙、火锅牛油味弥漫的“琴台故径”时，也是一幅手挥五弦、目送白鹭的造型。我看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巨幅青铜雕塑，不禁想起清代黄图珌《看山阁闲笔》里的一个故事：

“琴德最为高远不俗。有一善弹者，正弹之间，适村人担肥而至，闻声则肃然改容。弹者曰：‘莫非知音者乎？’村人答曰：‘某虽非知音，亦颇得趣耳’。”

相如琴心，幺弦弹凤。也许在司马相如眼里，人生天地间，均是匆匆过客！摇舌鼓唇的衮衮诸公，如我，甚至不及一个担粪的村夫啊。

谈及命运，谈及荣华，也许剑胆琴心的相如会悠然道：

诸位，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