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昭兰

人生初抹吟唱的痕迹，是母亲哼唱的小调。记忆中，母亲的手中总是忙着，好像从来没有空闲的时候，不是裁剪衣服就是打毛衣，不是绣着花就是纳着鞋底，缝缝补补更是经常做的，口中也经常翻过来覆过去的，哼唱那些遥远的曲调。在炕上做活的时候，我们姐妹几个常常围在母亲身边，体味着那些遥远的故事。

震惊中外的孟良崮战役，就发生在我的老家山东沂蒙老区。母亲经常讲起“临沂保卫战”中，永远失去了正在上师范的堂兄，一遍又一遍地讲起可怜的二伯母，因失去儿子哭得双目失明。母亲还经常讲起为了躲避日本扫荡，经常“跑返”的苦难日子，所谓“跑返”就是一听说小日本要来扫荡，城里乡下的老百姓都往临沂城西面三四十公里外的“西山套”躲藏。因为日寇不敢靠近山林，他们怕中了八路军的埋伏，听母亲说那时候，各个地方都有八路军的联络员通风报信，老百姓心里都明白，但谁都不过问，谁也不互相打听，小孩子更是不许随便乱说的。妈妈那时是跟着外婆、舅舅和姨妈等一大家子人躲到亲戚家的，年仅五岁的母亲因为拿不了什么东西，背着的小小包裹里只装着几张煎饼，那是外婆怕母亲走散了饿着。大人们不是担着扁担，就是推着辇子车，那上面是全部家当。母亲不仅得自己走路，还得搀扶着年迈的裹着小脚的祖奶奶。脚上磨的血泡，疼得直哭，可是那也得走啊！在这期间母亲落下了严重的胃病，乃至于一生都受这个病痛的折磨。每次提到这些的时候，母亲都是满眼的泪水。

我们姐妹们最喜欢听的，还是母亲纳鞋底、做军鞋、支援前线的故事，跟随着母亲的情绪，我们都洋溢着语言以外的那份兴奋和激动。母亲讲国民党的部队上来时，老百姓全都撤退，城里和村庄人空、物空、城空，就连做饭的锅都揭走。可是等共产党的部队来了，老百姓又是烧火又是做饭，母亲的面容是严肃的、认真的、也是兴奋的。每到这时候母亲总是心情极佳的吟唱那些家乡的小调，最熟知的莫过于《沂蒙山小调》蒙山高沂水长》了，这些旋律于无形之中潜入我幼小的心灵，那是苦难的岁月，那是看见曙光唯美的心声，它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儿时的我，时常学着大人的样子哼哼呀呀地唱，得到喜欢唱歌的父亲的偏爱，父亲经常非常认真地教我唱歌。在我的长辫子上也扎上红头绳，把我装扮成李铁梅，教我表演《红灯记》，每次因为唱到“我家的表叔”的“叔”字时，手推出的力度不够，父亲反复给我演示动作，甚至握着我的胳膊教我。现在想起来，我的表演并不给力，但在父亲那儿得到的都是鼓励。我每次拿着红头绳这个道具唱《北风吹》的时候，坐在炕沿边儿卷着黄烟的父亲，总是面带笑容的看着我，不时地纠正我的动作和唱调，还满脸认真地说：“嗯……应该拿个面袋子，再装上二两白面。”当然这是妄想，因为我们爷俩心理都明白，母亲是坚决不允许的。那时候，我最神往的是上学的哥哥姐姐们扛着的红缨枪，后来父亲也给我也做了一杆，虽然枪杆没有那么长，红缨也很短，但终究可以扛着枪，排在哥哥姐姐们的后面了，只要父亲有闲暇的时间，在院子里指挥这群玩耍的孩子们，我就可以跟在踏着步唱《红星闪闪》的队伍里了。那时的心情别提有多骄傲多自豪了，那神气劲儿觉得自己就是那英勇无畏的小红军战士了……

父亲特别爱唱歌，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都会唱，我认为唱得最好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每当父亲自己哼唱，神色是忧郁的、黯然的时候，我们姐妹们都不敢打扰，因为做地下党的三大伯，是父亲内心永久的痛。最后一次相见，是天天提心吊胆的爷爷和父亲，半夜在出事地点的死人堆里，找到了胸口还有一丝律动，已经昏厥的三大伯，在家养了一个多月，伤好后的一天半夜悄悄离开了家，从此再无音讯。父亲说，那时候他们是有暗号的，家人什么都不知晓。现在老家的祖坟里，三大伯只是一个衣冠冢。

上学之后，第一次登台演唱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领队老师，是漂亮的上海知青，对每一个表演动作严格地要求，我至今记忆犹新。能被选上台唱歌，更是兴奋的不得了，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都烂熟于心，上学路上哼哼唧唧唱，放学路上也哼哼唧唧地唱，甚至连上课的时候，总走神在心里唱，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放学排练节目。在盼望“七一汇演”的日子里，一天夜里睡魔怔了，爬起来就一边跳一边唱，还问被我唱醒的妈妈和姐姐们行不行，第二天早晨妈妈问我，我却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半夜里优秀的表演。

姐妹们长大了房子小了，父亲在房子的西侧，接了一间屋子，俗称“偏厦儿”。冬天时候不在这个屋里做饭，虽然火炕热乎，但空气比较凉，家人都集中在大屋里。对我来讲这里是我的领地。顶棚和墙壁都是用报纸糊上一层，我躺在炕上，棚顶上的报纸有《绣金匾》的歌谱，站起来对着墙壁有《南泥湾》……歌声中有小米饭南瓜汤；歌声中母亲的绣花撑子夹上了花手绢；歌声中两条系在一起的白毛巾是我敬献的哈达；歌声中姐姐的红围巾是我想绣的红旗，是我渴盼能像潘冬子一样可以举起右拳的那团火……我一遍遍唱、一遍遍表演、一遍遍幻想，或者可以说不是在唱歌，是用歌声演绎着一个又一个革命的故事，火炕是我的舞台，小屋是我富丽堂皇的表演厅。

如果说，我歌唱沾点专业边儿的话，这要感谢我上师范学校时的音乐老师。在一次活动中，老师发现了我，交流中表达了我的渴望，从此，我有幸走进声乐训练课堂，和专业班的学生一起训练、听课和学习。虽然我上的课节并不是很多，学习时间也不是很长，但终究是学习唱歌的路上得到一些扶正，给予了我走上舞台歌唱的自信。这份自信不仅来自于歌唱，更来自于思想上的进步与成熟，走向工作岗位后，在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下，那个幸福的七月，我终于举起右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每当假期回老家探亲，踏上这片红色故土时，抚今追昔，我感慨万分。父亲现在居住的小区，南门外不远处就是老城的护城河，每次出门路过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母亲讲的，当年打仗时候尸体摞满了护城河，战后好久好久河水都一直是红色的；每当我来到临沂城北陈毅、粟裕的“前河湾村”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旧址的时候，我就想起母亲讲的三天三夜没间断的枪炮声；每当父亲面对三大伯的墓碑，嘱托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了多烧一刀黄纸时，我想不知陨落何方的三大伯，定已魂归故里……

我爱唱歌，爱唱陪伴我长大的红歌。工作三十多年了，我时常登台演唱，面对纷繁的歌曲世界，我更多的选择是革命歌曲，歌声中蕴含着让我难以释怀的红色元素，那是父母传承给我的，此生不渝的红色情怀。因为，父母从小就用这些歌声和故事告诉我，什么叫苦难，什么叫幸福，什么叫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三十多年的为师之路，透过朗朗读书声，穿越时空抚摸历史的印记。课堂上，我和孩子们仿佛看见泸定桥上战士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杀声震天；课堂上，我和孩子们牵挂过大渡河的铁索寒，感怀过渴望自由和幸福的革命者，不从狗洞爬出来的铮铮傲骨；课堂上，孩子们告诉我，“老师我想告诉小萝卜头，我和他做好朋友。”那是孩子们内心深处和英雄最纯真的对话；课堂上，我们听到了“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那无产阶级战士高昂的战歌。传承红色文化，植根红色基因，红色精神一次又一次浸染和涤荡着我和孩子们的心灵……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庆祝建党一百年灿烂的日子里，我思绪万千，捕捉生命里一簇簇嫣然的火焰红，伴随红色记忆，在燃起建党一百年生日的烛光中，我看见了那硝烟弥漫的战争时期，激情燃烧的建设年代，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建党一百年生日的烛光中，我看见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盛世中国。中国革命精神，理想之火，信仰的光辉和力量撒遍祖国大江南北；在建党一百年生日的烛光中，我禁不住手扪胸口，飞出心中的旋律，《党啊亲爱的妈妈》此情至善至美、真挚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