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莉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心态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生产生活的活动受限、病毒感染的潜在风险等特殊诱因，加剧了社会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社会心理上的不稳定反映到作为各种社会关系交汇点的基层社会，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难度，也使基层治理面临着“心”挑战。社会心理服务作为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工作等方法积极预防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支持系统，可发挥其治理功能，助力国家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下基层治理面临的“心”挑战

阻断病毒的社会疏离加剧基层社会焦虑。新冠病毒具有传播快、变异强、易感染、防控难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在我国普通人群中抑郁、焦虑、失眠以及急性应激反应的发生率高达30%的境况下，新冠肺炎疫情极易引发社会性紧张和焦虑情绪。疫情防控常态化意味着需要将拉开社会成员的社会隔离措施经常性使用，居家办公、线上工作、社区封控等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也改变着人们已经适应的空间习惯。疫情防控需要的适应性改变不是人们的主动选择，随着个体、社区在突然或意外被隔离开后产生的社会疏离感越来越强，群众和防疫人员的压力都在加大，焦虑、抑郁等消极心态加剧，考验着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也影响着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

随疫情蔓延的“网络病毒”影响基层社会心态。社会隔离限制了人流、物流，使人们保持联系与互动的是信息。网络时代，手机不离手已成现代社会常态。即使在隔离状态下，手机连接起人与人和心与心。但各种信息，包括谣言和虚假信息，在病毒、疫情、封控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产生的恐慌中，随时通过任意一部手机以语音、视频等形式通过微信、抖音等方式传播出去，迅速形成消极负面的网络舆情。社会谩骂、抱怨、恐慌等消极情绪和心态在降低社会信任、增加社会疏离与失序的同时，使疫情防控面临产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可见，网络谣言与虚假信息成为与新冠病毒一样的“网络病毒”蚕食着社会心态，影响着疫情防控的效果，不容忽视。

社会心理服务的意义和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在病毒持续变异蔓延、疫情防控成为常态的社会背景下，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心理氛围形成的社会心理影响着社会心态，引导着社会舆论，也波及社会治理的基础。因此，社会心理服务不仅仅只是一种关乎人们心理健康和幸福的公共服务，也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的重要治理手段。

社会心理服务的治理功能使其有别于个体的心理健康服务，但又与心理密切相关。一方面，它着眼于个体、群体、社会中的社会心理问题，在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基础上，还要提供缓解宏观层面负性社会心理、培育理性平和社会心态等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它不囿于心理健康问题，而是从“心”而治，注重运用心理学方法，通过社会工作的手段，引导、化解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因此，社会心理服务不只是推广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供普及普惠的心理咨询、团体辅导等服务，还要常态化地进行社会心理监测与预警、开展社会心理服务知识与技能培训，实施突发事件的心理疏导与干预，为社会治理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帮助。社会心理服务需要直面社会治理中的社会心理问题，这是与人们的社会经历密切相关的问题，不能只依靠专业的心理咨询与疏导来解决，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服务中关注与服务对象生活情境相关的社会因素。以心理为基础，社会心理服务还必须依托社会工作的模式与方法，实现在社会治理中的嵌入，才能提供适合治理需要的社会支持与服务。

疫情防控下社会心理服务嵌入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

心理服务被动性原则与疫情防控主动性要求相冲突。作为社会心理服务的基础性工作，开展心理疏导和干预的前提和关键是求助者希望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意。心理咨询须遵循“不求不助”的被动服务原则，否则收效甚微，甚至会起反作用。即使针对突发危机事件后的心理援助，也是在社会道义基础上有限的主动，专业工作者需要服从应急救援组织的统一安排，不能擅自行动。尽管疫情防控下基层的社会心理服务需求快速攀升，但自上而下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未能很好地结合基层社会的实际与需求，服务站点的专业力量缺乏参与治理的意识，仅从专业心理服务出发，受制于被动服务原则，并不能主动提供心理疏导和干预服务。同时，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专业社会组织受行政化取向影响，偏重于以完成项目要评估的业绩指标来结束项目运行，最终偏离了社会心理服务“主动预防、减轻疫情造成的心理伤害与社会影响，促进社会稳定”的治理功能。

专业社会组织的逐利性与疫情治理的公共性相冲突。专业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心理服务专业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为大众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专业社会组织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协同基层政府承建和运营社会心理服务中心。但专业社会组织具有逐利性特征。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经营方式获取合理利润。但在目前募集社会资源能力较弱、政府购买是获取资金的主要途径的情况下，生存和逐利成为一些社会心理服务组织的自然选择。一些社会心理服务组织仅在形式上完成团体辅导、对基层社工的心理测评等工作，对助力社区增强疫情防控的凝聚力、帮助社区转化疫情防控压力等需要社会心理服务助力基层治理的工作重视不够，在现实中也未很好开展。

依赖硬性行政手段与柔性治理需求相冲突。疫情防控中，在政治任务的压力传导下，基层管控容易偏向严格、严厉，而体现人文关怀和柔性治理的社会心理服务容易被忽视。一方面，基层治理主体对社会心理服务及其“从心而治”的功能定位了解有限，同时习惯于事后处理的行政惯性方式使其缺乏对事前预警的重视，其要么把社会心理服务看作是心理健康服务，要么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心理工作无用。另一方面，基层习惯于听命于行政指令，为应对下沉到基层、头绪繁多的防疫事务，身兼信息员、排查员、联络员、应急员等多项职责，本身就已相当疲惫且力不从心。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出现的“一刀切”式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仍依赖于硬性行政手段的沟通问题模式，不仅会加重原有矛盾，也将伤害基层治理的信任基础，甚至可能造成社会冲突，增加疫情防控的难度。

疫情防控下社会心理服务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

一是组织嵌入：党建引领社会心理服务。发挥党建对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引领作用，实现组织嵌入是将社会心理服务与基层治理联结的前提。党建引领社会心理服务应从组织结构上实现专业社会组织与基层党组织的互嵌。一方面，依托基层服务站点，将专业社会组织纳入街镇或社区党建的联系组织，强化其与基层党组织的联系和协作，以促进社会心理服务与基层治理、抗疫需求形成常态化联动。这也将增加专业社会组织对基层社会的熟悉度和影响力，提升基层社会对社会心理服务的认可和接纳度。另一方面，可采取街镇或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兼任服务站点名誉站长，而专业社会组织负责人兼任基层社区名誉负责人的互嵌方式。通过组织嵌入，将纠正基层治理主体忽视社会心理功能、由专业机构一包到底的思维方式，逐步提升其运用心理学技术与方法开展治理的能力。对于专业社会组织而言，这种组织上的互嵌使其可以借助治理的行政力量深入基层社会，有助于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也能逐步强化专业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意识与能力。

二是人员嵌入：心理社工岗位链接与整合资源。社会心理服务涉及从心理问题的预防到对已发生心理问题的干预再到社会心态的引导，服务对象从全部基层群众到部分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再到老人、妇女、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和社区矫正人员等特殊人群。心理社工，作为具备初级社会心理服务知识和能力的社会工作者，可以把基层的心理服务与社会工作链接起来，实现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在基层治理中的嵌入。设立心理社工岗位，一要突出社会心理服务在基层治理中的治理角色。心理社工不需要具备很强的专业咨询与干预能力，而是负责基层社会中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社会心理问题的筛查、预警以及运用心理学方法处理与基层治理内容相关的问题。二要结合基层社会心理服务的实际需求，及时链接专业力量，实现专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三要整合与统筹残联、老龄办等各部门单位分配到基层的社会心理服务资源，形成服务的合力。

三是专业嵌入：强化行业监管和督导。当前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心理服务组织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应加强行业监管和督导，实现专业嵌入，充分发挥社会心理服务组织的专业优势，弱化其逐利动机，发挥社会心理服务的治理功能。一方面，通过行业组织监管和督导社会心理服务的项目运行。行业组织作为社会心理服务的枢纽型组织，在引领、带动社会组织参与治理中扮演着监督规范的角色。基层政府或社区根据疫情防控实际需求，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服务项目，可以通过行业组织进行全过程评估、督导，强化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进社会组织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和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改变一些专业社会组织通过“人际关系”“政府资源”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依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标准、选拔示范、树立典范等发挥优秀社会心理服务组织的引领带动作用，激活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潜力。行业组织可制定准入标准、收费标准、职业道德水准等量化考评指标体系，建立心理服务社区准入和岗位人员管理制度，建立对社会心理服务组织的质量监管和日常监管机制。要对社会组织参与建设、运营的社会心理服务站点的工作进行过程监管、定期督导、评估。对圆满完成任务的颁发“五星级”资质证书，引导帮扶执行项目能力弱、与社区关系不密切的社会组织开阔工作思路，同时可开展经验交流，搭建资源共享平台。要促进社会心理服务组织能够在疫情防控等重要任务中取得成就，从而增强其公共责任意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