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光勤

1

多年以前，在那个名叫瓦窑的村庄，人要是得了头疼脑热之类的小毛病，从来不去医院，一律拔罐。拔罐用的罐是用尖尖的牛角做成的，长四五寸，罐口有鸡蛋般大小，通体乌黑滑亮，泛着一股幽光。村里大人小孩，但凡身体有恙，便寻来这种牛角罐，就火烤热，摁在额门之上，约莫一个时辰后取下，那光洁的额门上便留下一个紫红紫红的圆印，像极一枚鲜红艳丽的印章。在那幽深的时光里，人们一边在额上拔着罐，一边在村道上游来荡去，像极了直立行走的独角犀牛。要是与村人照面，拔罐的人也处之泰然，一点也不难为情。彼时情状，恍然如昨。

“父母在，家就在”这句老话，传递出来的人伦规矩，今古一例，丝毫未曾更改。自从父亲到县城居住后，我回家的次数就变得少了，少得让人心生愧疚。这些年，村里的熟面孔日渐减少，替代它们的是一张张新鲜得我无法辨识的脸庞。它们当中，大多是从远方嫁过来的新媳妇。与人交谈，她们说的不再是我惯熟的壮话，而是人们常说的“北京语”“电影话”。每次回家，我都无法预知迎面走来的是邻家的女儿，还是远方嫁来的新妇。近乡情怯之下，往往久久都开不了口。

然而，家还是要回的，就像那春天南归的燕子，每年都会熟门熟路地找到旧日泥墙上的窝或屋檐下的巢。直接的缘由是，在我心中一直住着一头通身灰灰的牛。每每动了回乡的心思时，我的眼前便立马闪现出那头牛的身影，因为那牛的头上长着与牛角罐一样乌黑滑亮的尖角。

2

这天下午，阳光很刺眼，也很霸道，有点不近人情。那个U形的沟槽里，光怪陆离，草木扶疏。那些无人看管的植物，因为少了人间烟火的燎烤，长得了无牵挂，志得意满。那绿意盈盈的样子，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宣示：它们远比人长得好，长得开心。眼前的竹子就是这样，人站在它面前，阵营立马泾渭分明。一边是绿风荡漾、含茵吐翠，一边是衣衫褴褛、垂头丧气。

此刻，一大群人正兴致勃勃地站在沟槽边上，每个人都极力伸长自己的脖子，围观一头牛的死亡。他们脸上的表情没有一点波澜，让人猜不透他们是兴奋还是落寞，是期待还是怜惜。为了避嫌，他们一律背着双手，做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这是我们这一带的风俗。当一头为人劳心费力的牛被人宰杀时，所有旁观的人都是这样背着双手，然后转过身去，背对着牛，以示自己的仁慈和清白。人在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明知自己即将面对一场惊心动魄的场面，尽管于心不安，却又按捺不住那一份兔子一般奔突的好奇心。

那“咚”的一声，像是砸在了一块布满青苔的木头上，很遥远，很沉闷，也很肉感。那个大汉手里的八磅锤，本来是用来开山取石用的，现在却用来结果一头牛的性命。在锤子与牛额接触的那一瞬间，我猜想他一定是把阳光和空气一起捶进了牛的体内。因为那一刻，我感觉到了眼前的黑和心底的冷。

那沉闷瓷实的声音，裹挟着人群的惊呼在空谷里回荡，掀动着竹叶唰唰作响。牛抽搐了几下，那样子显得很拘谨。作为生命最后的挣扎，牛仅仅是刨起了地上的几块草皮，四下飞溅，打在那些站在一旁看热闹的人的脸上和身上，激起一阵哝哝呱呱的咒骂声。在我的印象中，牛好像叫了一声，又好像没有叫，但我还是更愿意相信牛叫了。伴着牛的叫声，脚下的大地似乎在晃动，周围的大山似乎在晃动，人的身子似乎也在晃动。

“咚”，那个肉肉的声音又沉闷地响了一下。其实，那个大汉就是不再给牛这一下子，牛也绝没有生还的可能了。第一锤下去的时候，牛就已感觉自己的腿、自己的身子和灵魂都不再属于自己，都离它远去，再不听它的使唤。牛迷糊的双眼看着自己的影子向远处飞去，牛拼命地呼喊着，但它的影子还是很决绝地飞走了。在第二锤响起的时候，牛已经没有多大的感觉了，它再也听不到自己额门传来的声音，也感觉不到身体内部的疼痛。尽管大人们不许我们这些“学生科”——我们这一带把还在上学的孩子叫“学生科”——靠近，但我还是清楚地看见了从牛眼角渗出来的那一滴混浊的泪水。在我看牛的同时，牛似乎也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我。那个眼神，隐约飘荡着对蓝天白云和无边芳草的依恋。牛的意识似乎变得模糊了，它的眼光开始变得黯淡起来，天地之间好像一下子颠倒了位置。牛感到它的身子变得像羽毛一样轻盈，飘向它头顶上弯曲而深邃的天空。

牛鲜红而温热的血，宛如盛夏一朵朵艳丽的野花，开满了眼前这个喧嚣的沟槽，装点了蓝天下无际的旷野，润湿了那午后的阳光、空气和人的目光。

我想，那一定是牛留给这人世间最后的一缕暖阳。

3

那个被人叫作“瓦窑”（汉语称呼）或“红窑”（壮语称呼）的村庄，有五六十户人家，三百来人。村子的东面是直上直下的峭壁悬崖，西面是高低起伏的土坡土岭。它们挺立或匍匐在苍茫的天地间，高大、雄浑、坚硬、磅礴，不可撼动。山的那边有一条河流，叫古城河。坡的那边是牛坡，还有一条细细的溪流。溪流没有汉语名字，我们把它叫作“雨”。在我们当地的语言系统里，“雨”是比名叫“达”或者“拉”的河流要小许多的溪流。它娇小、澄澈、温婉，姿态婀娜，如豆蔻少女的发辫，终年在山林峡谷间摆动、飘荡。“雨”从北面遥远的高山峡谷间逶迤而来，淙淙奔流，沿途制造了数量众多的清幽碧绿的水潭。它们像红薯藤上的红薯，不规则地散落在垄上，大小不一，形态各异。

“雨”的两岸蓬勃着参天的古木，也泛滥着一丛一丛的草珠子。夏秋时节，草珠子由绿而褐而紫而白。它们外实中空，光洁圆润，质地坚硬，一如晶莹剔透吉祥如意的佛珠。村里那些缺乏雪花膏化妆品的女孩子，一到夏秋时节就跑到溪边把它们成串摘下来，回家撒在簸箕里晒干，然后用花手帕包好，藏到床头或柜子里。晚上便拿来细细的丝线，就着煤油灯将它们串起来，做成一只只手镯或一串串项链，戴在手腕上或挂在脖子上，能让她们美上大半年。或许是出于这个缘故，草珠子在乡间也就有了“菩提子”“观音籽”这样禅意绵绵的雅称。

“雨”把巨大的山岭从中间剖开，东面是陡峭的石山，西面则是几座绵延起伏的土岭。这些土岭构成了一片宏阔的牛坡，它是瓦窑人世代放牛打柴烧炭讨生活的地方。对于放牛的场所，瓦窑人习惯叫它牛坡，不叫牧场。我私底下想，还是叫牛坡显得更为贴切些。因为在牛坡这两个汉字的笔画间，有无边的芳草和成群的牛马。在过往漫长的岁月里，牛坡上奔跑着大群大群的牛马，也奔跑着瓦窑人最初的磅礴时光。

放牛是一件盛大而隆重的事件，动静很大，地动山摇，马虎不得。每天正午，放牛的竹梆声总是准时响起。从村头响到村尾，又从村尾响到村头。这竹梆声敲给牛听，更重要的是敲给人听。梆声如军号，一旦响起，栏里的牛便焦躁不安，不停地在栏里转圈，踩得粪水四溅，吱吱作响。栏门一打开，牛便争先恐后，狂泄而出。牛蹄与青石板撞击的踢踏声，牛奔跑拥挤的呼呼声和此起彼伏的哞哞声，响彻村庄上空。而此时正在田里与主人战天斗地的牛，开始变得狂躁不安，原本温顺如猫的它们不再温顺。它们狂躁地踩碎脚下的天光云影，剧烈跳跃，猛烈甩动自己的脖子，试图甩脱那沉重的牛轭和主人手中的麻绳，与同伴一同奔向那绿草如茵的牛坡。

小时候放牛，都要经过一座砌在土坡边上的瓦窑。瓦窑顶上常年竖着一股白烟，那是瓦匠在烧瓦。瓦匠是村里的一个本家叔叔，打得一手好瓦。从瓦窑这个村名的来源看，打瓦手艺当为他家祖传。那座瓦窑所生产的瓦片，让泥土长出了翅膀，飞到半空中，为瓦窑人和他们的牛营造了一个温馨宁静的家园。

放牛时两人一组，全天候看守，不得擅离岗位。他们把牛赶上牛坡后即守在路口，以防那些牙口好且不安分的牛在中途跑路，糟蹋那些被农人视为命根子的庄稼。通常情况下，两个人轮流看守，时不时还得爬到岭上观察牛群的动向，目测牛群散落的距离远近，好在傍晚时能够准确而快速地将它们归拢到一起。

在漫长的守候和等待中，放牛的人便轮流去砍柴，找竹笋，寻稔子，摘杨梅，为的是傍晚回家时不至于两手空空，被人耻笑。而最能消磨时间也最有乐趣的还是钓鱼。“雨”里生长着两种我叫不上名字的鱼，有鳞的个头大些，无鳞的个头小些。两种鱼都极精明，钓上一整天，运气好的可以钓上一小碗，也就是半斤左右，运气差的则两手空空。钓鱼的工具倒是简单，一把钓钩，一截胶丝，一根钓竿，再加上临时在野外或菜地里挖来的一小包蚯蚓，就足够了。而钓竿选择却有讲究，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比如砍钓竿时需从根部一刀斩断，不能拖泥带水。为图吉利，还得一个竹节一个字，反复念“猫鱼肉”“鱼蛇蚂 ”“得吃不得吃”之类的口诀。当然，这只是心理上的安慰，鱼钓得钓不得，除了有必要的技术，还得有些许的运气。

那棵樟树，很老了，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蘑菇。它在村头站了好几百年，为瓦窑人遮风挡雨。它看山看水，看云看雾，看生看死，看离看合。瓦窑人许多隆重的仪式都在这里举行，比如孩子参军在这里出发，学子赶考在这里启程，外出谋生在这里起步。甚至一些与死亡有关的仪式也在这里操办。比如那些凶死的人，按照习俗，他们的灵柩不能进村，只能停放在这老樟树脚下，接受亲人的眼泪和旁人的叹息。在上肩起步上山安葬之前，他们的棺材必须得在原地飞速转上一圈才能上路。在瓦窑人的观念里，这样的转圈让那些凶死的人魂灵找不到自己生前家的方向，不会三更半夜跑回家翻碗柜揭锅盖找吃的，惊扰到阳间的亲人。更多时候，樟树脚是纳凉歇脚的所在。对于那些从樟树旁南去北往的外村人，无论认识不认识，瓦窑人都会大声招呼：

“表，进家吃粥先啊！”

那一声亲切得让人骨头酥软的“表”，那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让砧板一样光滑坚硬的日子变得柔软蓬松，温暖无比。

小时候，我一直搞不懂，瓦窑人为何有那么多的“表”，而且那些“表”进得家来，吃的都是粥，而不是米饭或者别的东西。后来才明白，那不过是一句因为穷而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的客套话，是人心与人心的交换。那些南来北往的“表”，真要进了家门，估计连粥都没得喝。然而，那清脆的一声声“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瓦窑人营造了一个温情脉脉的乡间世界。

樟树脚下平整开阔，是牛群的集散地。每当竹梆声远远地在暮色中响起，各家各户的老人或小孩——青壮年此刻还在田地里死扒苦做——便纷纷赶到这里守候，睁大双眼，伸长脖子，借助昏暗的光线，在牛群中辨识自家的牛，并把它赶回自家的牛栏。倘若牛群里没有自家的牛，处置的办法通常有两种：一是尽可能地寻回那任性贪玩的牛；二是任其自然，等待某块玉米地或某个菜园主人的惊呼和诅咒。

4

在那些瘦瘦小小的日子里，一到农闲，瓦窑人都到牛坡上烧木炭，除了供自家冬季取暖，剩余的便挑到街上去卖，以补贴家用。为何要舍近求远跑到牛坡来烧炭，而不是在村边就地取材？直接的缘由是牛坡之上生长了成片成片的杨梅树。用于烧炭的木材是很讲究的，质地坚硬的木材能烧出一窑上好的木炭，能卖个好价钱。最好的木炭是“杨梅炭”和“高山炭”。它们像黄金那样，纯度很高，经得烧，热量足。用杨梅树和高山材烧出的炭，头角峥嵘，铁骨铮铮，相互敲击或用指节叩弹，会发出“叮叮”的金属之声，拿在手上也不会粘上黑灰。而用那些品质低劣的木材烧出的炭，猥猥琐琐，缩头缩脑，相互敲击时，发出的声音空洞、沉闷，拖泥带水，用手一摸更是满手黑灰。这也是那些买木炭的人反复敲击和用指尖来回摩擦木炭的原因。这些质量上乘的“杨梅炭”和“高山炭”，通常都会在未及落肩便在街头被人一抢而空。有那么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供销社大量收购杨梅皮。岭上的那些杨梅树，一夜之间被人剥得“片甲不留”。那白惨惨的模样，像极人体的骨架，叫人不寒而栗。

烧一窑炭是颇费工夫的，少则一两天，多则三四天，没有一个定数。烧制木炭的方式有两种，一种烧窝炭，一种是烧窑炭。烧窝炭需要挖一个八号锅大小的深坑，而烧窑炭则在一个土质结实的斜坡上掏一个差不多一人高的大洞，有点像陕北的窑洞。窝炭通常能烧出五六十斤的木炭，而窑炭则能烧出两三百斤。烧炭需要有足够的经验，没有经验的人不是烧不过（烧不透），就是烧过笼（烧过头）。烧不过的炭就会出现炭头，烧的时候会冒黑烟，品质自然就大打折扣，卖不出去。而烧过笼则只剩一堆白灰，空欢喜一场，得另起炉灶，重新来过。悲喜仅在一念之间，全凭经验。

小时候，轮到父亲放牛时，我便尾随而去。我负责看牛，父亲负责砍柴烧炭。父亲是“老炭民”了，烧的炭极少出现“烧不过”或“烧过笼”这种尴尬的情形。但在出炭时急着挑上街换钱，等不及木炭完全冷却即装进箩筐。挑到半途，经小风一吹，木炭“死灰复燃”。因为急着赶路，一门心思紧盯脚下，通常是在箩筐被烧出一个大窟窿，冒起了一股黑烟时，疾走如飞的父亲才有所察觉，并立刻停下脚步，动手灭火。而此时身处荒野，一时找不到扑火的水源。情急之下，父亲便攥着我的小手臂，扯到着了火的箩筐边上，飞速扒下我的裤子，让我对着通红的木炭撒一泡尿。随着“吱”的一声，眼前便迅疾腾起一团带着臊味的雾气，那通红的炭火瞬间就灭了。然而，童尿灭炭火，后果很严重。这种木炭挑到街上通常卖不出去，因为谁也不愿买一担散发着尿臊味的木炭，哪怕你的木炭再好，再坚硬，再响叮叮。

一到冬天，田地里的粮食已经颗粒归仓，村里的牛便无须集中放轮流看。每家每户的牛一律赶到野外放养，一放就是一个冬天。那年开春，父亲在野外找到被放养一个冬天的母牛时，很意外地发现了站在一旁的灰灰的小牛。小牛刚刚出生，浑身打着战，连站都站不稳，是父亲凭着一身蛮力把它抱回来的。小牛不算轻，年轻气盛的父亲抱着它回到家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因为碰上倒春寒，那个春天特别冷。为了不让小牛被冻坏，父亲除了在牛栏内垫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禾秆草外，还扯来一床破被套，把牛栏门牢牢封住，一直封了整整一个春天。之后，父亲每天一大早都到野外割回一担青翠细嫩的鲜草，犒劳那头母牛，好让它多下点奶。

小牛慢慢长大了，没有辜负父亲对它的好，长得高大结实，满身灰灰亮亮的毛，看上去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每天站在野地里，总是招来村里人钦羡的目光。多年以后，回头想想，那时的小牛心里肯定很美很得意吧？一定在没人没牛的时候偷偷地笑。尽管我每天都和小牛在一起，但小牛似乎很害羞，从没在我面前笑。我一直在想，牛笑起来是什么样子呢？是少女一般羞涩的笑，还是大汉那样肆无忌惮的开怀大笑？那些年，小牛经常带着我撕开一道道风的口子，撒腿狂奔。刺骨的寒风一寸一寸地滑过小牛的额门、脖子、脊背和翘起的尾巴，到达我脸上时，已经变得有些暖意了。小牛和我就是在一场又一场的奔跑中，挥洒着狂野的“速度与激情”，释放着无穷的活力，把那些苦涩的岁月冲撞得支离破碎，让生命变得野气横生。

后来，小牛长成了大牛，一年到头与父亲在土里刨食。尽管土地有些吝啬，但还勉强能把人喂得半饥半饱。在我上高中的那年，田地已经分到每家每户，日子正一天天好起来。而在这节骨眼上，父亲却突然莫名其妙地得了黄疸性肝炎，周身乏力，一脸蜡黄。整天拿着一张矮凳在门口枯坐，两眼空洞地对着坡底的田地张望。眼看着那几亩田地就要丢荒，父子俩的肚子就要挨饿。好在那头长大了的牛在父亲的调教下，已经是干农活的一把老手了，对田地里的活远比我老练。就是在那一年，我跟牛学会了耙田犁地。在那个炎热的夏天，牛陪我在阳光下风雨中摸爬滚打，把田地招呼得有模有样。然而牛却因为有我这个不称职的“队友”而遭了殃。牛的肩膀在我不规范的操作下被磨破了皮，流了很多的血。父亲很心疼，每天都给牛上“药”——在牛的伤口上涂抹生茶油，甚至还抱着病体到处给牛找好吃的。父亲对牛的好，让我感到嫉妒。

5

那一年，我在拿回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永远也忘不了父亲那不知道是欣喜还是愁苦的眼神。在他给我制定的人生规划里，我是他未来最忠实最可靠的帮手。在他疲惫不堪的时候，能够替他抵挡一些或明或暗的人生风险。他在很早以前就郑重地告诉我，我只有一次跨越人生独木桥的机会，挤不上或摔下去，就只能回归到我人生的原点，重复他和他父亲以及他父亲的父亲的古老日子。他料想我是没法顺利通过那道凶险的独木桥的，哪怕挤上去了也会摔得头破血流，铩羽而归。那个晚上，劳作了一天的父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颤抖的双手捧着那张在他看来异常沉重的纸，满脸愁容地调动脑子里粒粒可数的字颗，异常艰难地辨认上面的文字，一丝不苟地合计着需要他劳心费力的各种费用。那一刻，我看到那一串串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数字，刹那间都变成了一把把锋利无比的尖刀，狠狠地戳在他的身上，每一道刀痕都是难以治愈的内伤。外人可能不知道，那为数不多的几十块钱，是我从偏僻的乡间出发，跨越人生一道道障碍的垫脚石。为了能让我按时到学校报到，在那个炎热的夏天，父亲忍痛在口粮中掰出一部分，挑到离家七八里路的宝坛街卖掉了，但也仅仅筹到了四十块钱。于是他又低着腰身四处奔走，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逐一走访了跟我们一样穷苦的亲戚，这家三块那家五块地筹到了另外的四十块钱。我就是拿着那带着父亲体温和亲友施舍的八十块钱，踏上了那座陌生的城市，开启一段羞涩无比而无限荣光的大学生涯。

多年以后，我跟父亲说，当年那八十块钱我是这样花的：坐长途汽车花去了十六块，报到时交给学校四十五块，路上吃粉花去了三块，最后还剩下十六块。余下的这十六块钱就是掰开来花也顶不了半个月。好在我们那时读书，学校每个月还发给我们每人四十五块的饭菜票，否则我就得饿肚子。

在随后的几年里，那牛一年下一头牛崽，连续下了三四头。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也因此有了保障，让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每年一到寒暑假回到村里，在村里人对我一口一个“大学生”地叫时，我的眼前立马闪动那头母牛与我在春天旷野上飞奔的身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瓦窑人都说父亲了不起，“单手”（意即一个人）把我培养成了大学生。其实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没有那头牛，父亲就是把全身的骨头砸碎捣烂也无法喂饱我的那段岁月。

6

那天被人宰杀的，就是我那头灰色的牛。很多年了，我一直相信它还活着，只是活在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罢了。

这天，站在当年牛跌落的竹丛前，凝望着那些依然苍翠的竹叶，心无旁骛，一言不发。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我想，在遍地枯黄的秋天旷野里，牛一定是作了长久的徘徊，左右找不到一丛能够入口的青草。在牛几近绝望的时候，它闻到了飘散在空气中淡淡的青竹香味。顺着那股香味一路找寻，牛很快发现了那几丛竹子。饿坏了的牛凝聚起全身的力量向着香味的源头狂奔，用最为经济的方式缩短自己与一顿美餐之间的距离。当牛终于靠近那几片青幽幽的竹叶时，它最大限度地伸长自己的脖子。然而，那些竹叶总是在它的眼前飘来荡去，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边。牛恨不得长出长颈鹿的脖子，不费什么周折就能够到那些竹叶。但牛没有长颈鹿的脖子，始终未能如愿。于是，牛又向前迈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小步，全然忘记了脚下夺命的陷阱。突然，“轰”的一声，牛听到了它生命中最后的绝响。那几片青翠的竹叶在牛的眼前划了过去，快如闪电。

在那个狭小的石头夹缝里，牛摔断了腿，折了几根肋骨，不能动弹分毫。牛也曾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但除了感到钻心的疼痛外，牛什么也做不了。

父亲发现牛已是几天之后，牛已经奄奄一息，气若游丝。父亲想尽一切办法救牛，但每次收获的都是沮丧和绝望。

父亲曾经对我说：“好牛十八春，好马二十年。”牛无疑是一头好牛，但牛却活不到十八春，甚至还没有走到半途就死掉了。牛的肉喂饱了瓦窑好些饥饿的胃，所有的人都吃得两眼放光，满嘴流油。那灰色的油光发亮的牛皮，被人钉在一座公房雪白的墙上。它很快就被风干了，一点一点地剥离墙壁，向外拱起。在那段时间里，看到那张钉在墙上的牛皮，村里所有过往的牛都“嚯嚯”地嘶鸣，声音里充满了悲凉和绝望。在那风干的牛皮上，这些活着的牛看到了自己的明天。在众多悲鸣哭泣的牛中，那头全身金黄的公牛哭得最为持久，最为伤心，最为绝望。每次它在牛皮下方经过时，都会停留很长时间。每一次它都极力地向上伸出自己的鼻子，闻一闻那股熟悉的气息，用它浑浊哀怨的目光，呆呆地盯着那张干枯的牛皮，然后就哗哗地流泪，哞哞地哭嚎。无论主人怎么用力鞭打它，它就是不挪动半步，甚至还用尖角顶开它的主人，弄得主人很是光火。我想，那头金黄色的公牛，一定是挂在墙上这头母牛生前的“朋友”，它们之间一定好了很多年。怪不得母牛下的牛崽都是一身漂亮的金黄色，每一头都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牛因为长着一个脆弱得让它心碎的器官，便常年为人所驱使和禁锢。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它们不是在耙田犁地，就是在耙田犁地的路上。只有到了大地丰腴宁静、颗粒悉数归仓之后，牛才有片刻的清闲。人类手中那一根细而粗粝的绳子，牵引着牛走完自己谦卑的一生。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人应该对牛心怀感激，没有牛，人就得饿肚子。长大之后，上了学，才知道牛除了养活人，还给人制造了许许多多内涵丰富的好词。比如“牛鼻子”“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牛脾气”，让人在操持吟诗作文这类风雅之事时，能有一大堆的词语可供驱使。

我一直在祈祷牛能够活到老，活到走不动的那一天。在牛老死的时候，给牛选一块地，垒一座坟，竖一块碑，刻上我给牛起的名字，以及牛与我在春天的旷野中狂奔的身影。连文字我都想好了，比如“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让牛可以美美地风光一下。

多年来，每当独自与一头牛对视，我的脑子里经常冒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牛和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牛是人最贴心的伙伴，或者知己。牛心地善良，没有心机，不会耍心眼，更没有人那样的小肚鸡肠，且肯为与自己不同类的人出力、卖命。牛比我们身边的好多人都更善良，更纯粹，更可靠。有时候，我甚至脑洞大开，胡思乱想：这牛一定是我那早逝母亲的替身，终年守候在我经过的每一个路口。当我的面前横亘着波涛汹涌的河流时，她便从烟波浩渺的水面上划来一条轻巧的小舟，把我渡到阳光明媚的彼岸。

7

这是一个阴沉沉的周末，本想睡一个透彻的懒觉，却被窗外一阵激越的鸟鸣声吵醒了。这让我有些为难，起来吧，为时尚早，赖在床上吧，又无所事事。于是，干脆打开卧室里所有的灯，让整个房间通明透亮，然后顺手抓起床头的一本书读了起来。这是韩少功的长篇散文《山南水北》。这本充满了山野情趣和奇思妙想的书，已经被我读得差不多了，仅剩下不到二三十页，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把它读完。我努力让自己静下来，全力把心思凝聚到文字上来。突然，一篇《待宰的马冲着我流泪》闯了进来。除了醒目的标题之外，它通篇没有一个字。那空空荡荡的页面让我惊骇，让我手足无措，因为它完全超出了我以往的阅读经验。那一刻，我脑子里突然轰地一下，整个人呆在那里，一动不动。刚开始我以为是出版社或者印刷厂出了差错，漏掉了余下的文字。急忙回到书的封面，那里赫然印着“湖南文艺出版社”字样。再打开版权页，上面也清晰地印着书号和图书在版编目数据。思忖片刻之后，幡然醒悟，如醍醐灌顶，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个诗人冷峻的诗句：

一群羊被吆喝着/走过县城/所有的车辆慢下来/甚至停下来/让它们走过//羊不时看看四周/再警惕地迈动步子/似乎在高楼大厦后面/隐藏着比狼更可怕的动物//它们在阳光照耀下/小心翼翼地走向屠场

顷刻间，竹梆声骤然响起，震耳欲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