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东子

第一次见到刘永娟，是在十几年前桂林文学院召集的作品讨论会上。她身材苗条，眼睛里总是含着盈盈笑意。那时她写小说，作品很接地气，描写的都是身边的人和事，父母兄长姐妹，高山流水白云，都是栩栩如生的桂林风情。

如今再读她的文章，读到的依旧是桂林人，但她笔下的山水人物，已然有了更丰富的灵魂，变得清澈而沉静。如果说病前的刘永娟表现出女作家的细腻与敏慧，那么病后的她，开始拥有一个作家的灵魂。她对生存与死亡、苦难与信仰的书写，深情而克制，让人想起四十年前的史铁生。

她曾这样描写母亲，“这个世界有一个七十六岁还一直在田间劳作嘴里不时念叨着要给他唯一的儿子尽量减轻负担的母亲，可是她那唯一的儿子却一点儿也不留恋这个世界了。”（《窄门》）这种句子如诗歌一般紧凑，足以打动我，但也因为贴得很紧，我曾担心这些真实的沉重会给她的人生和写作造成束缚。

现在我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有追求的作家，总会抓住机会华丽转身，哪怕经历过彷徨，也终有一日会抵达彼岸。一个作家的写作，如何从量的积累达到质变，需要时间的沉淀，更需要对人生的顿悟。刘永娟的顿悟，源于一场大病，病后她的文字变得平实了。

她开始思考生死，这是所有大作家的终极思考。外人是感受不到这种转变的，只有细心的读者，会察觉到作家的内心历练，那种与死神擦肩而过，隔着冥河遥相挥手的感觉，只有少数人懂。

我说的顿悟，当然首先是对生命的感悟，其次才是文学。文学是与生命同步成长的，生命不成长，文学便无处可去，会在岁月的风中枯萎。《秘密》描写的是家人的死亡，有爷爷、伯父和哥哥，他们的死亡里蕴含着乡村的悲情，也呈现出一种宿命。而刘永娟对死亡秘密的诉说中，透着对包括一只小鸟在内的所有生命的悲悯。谁说的，懂得了悲欢生死的咫尺，才更懂得真正的人生。

“我抬起头，看见我哥正站在田埂上对着一群小鸡撒尿。小鸡被尿滋得四处跑，我哥开心地大笑，然后拉上裤子跑开了。远远地，我看着我哥的身影消失在村道上。一个想法忽然冒出来，为什么我妈不叫我哥割猪草？”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描写，说是散文，里面有诗意，也有小说的影子。这种跨文体的表达，捕捉的场景会更生动更有意蕴。

《在场》描写的是父母家的小动物，语言非常灵动，动物和母亲的视角自然交融，人和动植物的界限打通了。在描写了两只蜜蜂通过螯来交接信息的场景后，作者写道：“我妈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别想歪了，哪是什么亲嘴，它们是在说第二天去采蜜的安排呢……那都是它们的暗语，你不懂。”

这是穿插在散文里的戏剧旁白，给人感觉作者人在城市格子间忙碌，心却如飞鸟，无时不在家乡翱翔。家乡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她总是“在场”，用平静的文字做记录。我们早年都是用眼睛看世界，后来才学会用心去感受。当生命真正地打开，文字就不再只是描写，而是遍布对阔大世界的观照。刘永娟是一位沉静的内心叙述者，愿她的文字越写越轻盈，创作之路越写越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