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惠霞

2020年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世界贸易受新冠疫情影响大幅度萎缩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逆势增长，东盟历史性地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从2004年以来连续11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随着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历史的开启，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的交往也相继进入“蜜月期”。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作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国家，东盟国家华文教育迎来了非常有利的历史机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平台的建立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不断为东盟国家华文教育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一、新世纪海外华文教育现状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和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提升，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国外民众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热情持续升温，海外华文教育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首先，海外华文教育呈现面广量大的特点，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有6000多万华人华侨分布于海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已建设有约2万所华文学校，数百万华裔学生在校接受华文教育。美国2017年的一项社区调查显示，该国使用中文的人数为3278063人。华文教材的发行区域更是空前广泛，覆盖了50多个华人华侨聚居的国家。

其次，国家空前重视，多措并举推广华文教育。国务院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通过评选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树立华文教育榜样等举措，带动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教育发展。2009年，国务院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评选出首批58所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2011年评选出第二批46所学校。国务院侨办计划建设300所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并从多方面给予重点扶持。1987年8月，鉴于海外华文教师短缺的现状，国务院侨办从广州华侨补习学校选派两位教师赴马达加斯加华侨学校教授华语，开启了侨办长期外派教师的历史，外派教师数量逐年增加，目前遍布全世界近300所华校，且主要集中在华侨规模较大的东盟国家。与此同时，国务院侨办积极组织国内教育专家和资深教师赴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华文教育培训活动，邀请海外华文教师来华参加培训，仅2013年，重要的华文教师师资培训活动就达10多次。

第三，海外华文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创新，推动教育质量迈上新台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经过30多年的发展，海外华文教育已经从汉语言教学的单一内容，扩展到汉语言和中华文化的全方位华文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特别是远程教育技术得到运用和推广，为海外华文教育带来新活力。从2006年开始，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陆续在美国、印尼、葡萄牙等国开展华文师资远程培训，吸引北美、欧洲和亚洲3000多名海外华文教师参与。2013年8月，国务院侨办与厦门大学共建华文网络远程学历教育项目，搭建起中华文化高层次传播的新平台，以满足海外华人华侨及华裔新生代对华文学历教育的更大需求。

二、东盟国家华文教育发展历程

东盟国家地处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太平洋西岸国家与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欧洲等沿海国家之间的航线大多由此经过，交通位置十分重要。东盟国家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10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之一，人口总数6.55亿(2018年)，同时这里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东盟国家更是全世界华人华侨最集中的地区，目前华人华侨总数大约占全球华人华侨的70%以上，占东盟国家总人口的6%以上，其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进入东盟国家的中国移民至少在250万以上。东盟国家华文传播和教育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巨大、范围之广泛、时间持续之长远，都是世界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在全球华文教育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东盟国家华文教育已成为海外华文教育最具活力的地区。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往源远流长。远在七千多年前，居住在长江流域和华南沿海的人们就向南发展，不仅把稻谷等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带到东南亚地区，还形成了当今世界上地理分布最广的南岛语系。南岛语系有1200多种语言，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国很多民族的语言都属于这一语系。3000多年前，中国西南地区的百濮族群迁徙到今天的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地，演变成了高棉、孟族、越族等民族，并形成了南亚语系，史书中的“百越”即由此而来。在公元初始前后，由于北方鲜卑人的打压，部分羌人逐步南迁，沿着川滇的“民族走廊”，进入今天的缅甸、老挝、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地，逐渐形成了今天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老挝的老族，他们所说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或藏缅语系。十五世纪初，随着郑和多次下西洋的远航，开始了中国人从海上移民东盟国家的历史。十六世纪后期，随着欧洲新航路的开辟，荷兰、西班牙等欧洲殖民者入侵东南亚地区，殖民地开发需要大量技术劳工，当地人不能承担，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动荡，福建、广东一带老百姓生活难以维持，为了躲避战乱，寻找生计，闽粤地区的老百姓一批又一批到南洋谋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大约从十六世纪后期开始，东南亚地区开始出现华文教育。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其华文教育发展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总体而言，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自由发展时期(十六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早期华侨出洋谋生为跑单帮式，绝大多数人赚钱后就会回到福建、广东等地的老家去。随着大批华侨携家带口移民到聚居东南亚，子女的教育问题逐渐凸显，一些事业发展较好的华侨，由同乡或族亲将三五子女组织起来，不定时请人教授千字文、尺牍，形成早期华文教育的雏形。到了明朝末年，东南亚地区开始出现正规的华人学校。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前，东南亚国家或处于殖民地状态，或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努力，或忙于医治战争创伤，对华文教育基本上采取自由放任、不闻不问的政策，即使有的国家出台了一些管理法令，也并没有严格实施。宽松自由的环境，为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战”后，东南亚地区华侨受中国胜利的鼓舞，兴办华文教育的积极性高涨，推动了战后初期华文教育的空前发展，华校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1956年创建的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成为华文教育繁荣发展的标志。

(二)限制排斥时期(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为了统一国民意志，纷纷采取同化华人的政策，限制和取缔华文教育，具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限制、排斥华文教育，主要国家包括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最早对华文教育实施限制政策的是泰国，从1948年起，泰国就不准设立新的华校，不准续办华文中学。1948年“六·一五”事件发生后，泰国陆续查封了华文中学，华文小学也受到严格地限制，规定每周的中文课程不得超过10小时，五、六年级不准再教授华文；校长、督学等职均须由泰人担任；华文教师必须具有泰文四年级水平。

1957年，马来西亚颁布教育法令，要求学校“要以本邦国家语文(即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1961年强迫对华文中学进行改制，使许多华文中学变成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型中学，不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则成为华文独立中学，由华人社会自筹资金办理。法令还授权教育部部长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把马来文只列为必修课的国民型小学，改为全部用马来文教学的国民小学。

从1955年起，菲律宾开始加强对华人学校的管制，1967年菲律宾政府下令停止批准成立新的华文学校。1973年总统马科斯发布命令，要求菲律宾现有的外侨学校(主要是华侨学校)立即实行菲律宾国家教育体制一体化，导致菲律宾华文学校基本“菲化”。1976年菲律宾政府规定：从幼儿园到大学，华文都只能作为外国语教授，每天以100分钟为限，华文教材只能由当地编写，华文学校教师只能从当地聘请，其他场合禁止教授华文。

第二种是取缔、禁止华文教育，主要国家包括印尼、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1950年印尼独立后，就开始加强对华文教育的管制。1958年政府接管了约200所华文学校；1965年印尼发生反华事件，华人华侨生存环境极度恶化；1966年印尼政府全面强制推行文化同化政策，60多所华文学校全部被关闭。1967年，印尼政府规定：“除了外国使节为他们的家庭成员所办的学校外，一概不得有外国学校。”在这种规定下，印尼华文学校全部消失，华文家庭补习班纷纷产生。1968年，印尼政府允许设立“特种国立学校”，以印尼文教学，华文作为一个科目列入课程。1975年，印尼文教部下令将“特种国立学校”改为国民学校，华文教育再次在印尼消失。

缅甸于1953年颁布《私立小学条例》，约束华文学校的发展。1960年颁布《私立学校国有化条例》，实施教育缅甸化政策，全国近300所华人学校全部被关闭，校产校舍被收归国有。1967年后，华文家庭补习班也被禁止，华文教育在缅甸基本消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越南对华文教育比较重视，1954年，汉语被列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外语之一。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1975年越南统一前，越南北方和南方对华文教育都采取同化政策，将华文学校更名，采用越南编写的教科书，改用越南语授课，中文课程被列为外语选修课。越南统一后，大肆驱赶华侨，禁止学习华文。1979年中越战争以后，大批华人学校被迫解散或改组，华文教育在越南基本消失。

1956年柬埔寨政府颁布《柬埔寨私立学校开办条例》，通过加收招牌税、营业税等方式，限制华人华侨学校。1957年，柬埔寨政府规定外侨学校的教学科目必须与国立学校相同，每周必须讲授10小时以上的柬埔寨语，学生升学必须通过柬文考试。1970年西哈努克被政变废黜，当局下令封闭华文学校。1975年到1990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不准华人兴办学校，不准华人在公共场所使用汉语，强迫华人华侨讲当地语言，造成柬埔寨华文教育长达近20年的空白期。

第三种是推行双语教育，推行这种政策的主要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对华文教育的政策要相对温和一些：一方面从1966年起正式推行马、华、泰米尔、英语四语并重的教育制，另一方面逐步将教育体制改造为以英语为主、母语(华语)为辅的统一的双语教育制，以培养有共同语言(英语)和价值观相似的新加坡人。新加坡把英语作为官方用语和商贸社交主要用语，使华文教育自行衰落，从1983年开始华文学校就招不到学生，到1987年在原有的华校生毕业后，除极少部分特选学校外，新加坡所有的学校都以英文为第一语言。

(三)趋向复兴时期(1980年代以来)

19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国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稳步提高，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加强，中文的实用功能空前加大，东盟国家各国的华文教育政策也因此有所改变。“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迅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东盟国家改善华文教育环境，华文教育整体上开始趋向复兴。

马来西亚政府颁布《1996年教育法令》，同意华人开设学校，承认一些华人学校的文凭，华人社会的第二所大专学校南方学院获准开办，马华公会建立的大专学校拉曼学院大部分文凭得到官方承认。

泰国1978年发布的有关教授外文的政策，取消了禁止华文教育的条款。1992年，泰国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教育部呈请放宽华文教育的提案，规定华文与英、法、德、日文享受同等待遇，华文被列入泰国外文教育政策规定的语文种类，允许民小五、六年级教授华文；民校中学由课后业余补习华文改为课授华文，供学生选修。1993年，中华会馆开办的“中华语文中心”开学，成为40多年来第一家获政府正式批准的华文学校。2001年，泰国教育部制定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大纲》，规定华文为泰国第二外语。2005年，泰国教育部制定《泰国促进华文教学以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规划》，规定华文为中学必修课。2014年泰国教育部制定《华文教学发展规划》，该国随之出现了“华文教育热”。

菲律宾对华文教育态度的改变始于1990年代，华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1年“菲律宾华教中心”成立，提出“培养具有中华文化素质的菲律宾公民”的发展目标。2003年，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同中国国家汉办签订了《中菲高校汉语教学合作备忘录》。2011年，菲律宾政府把汉语纳入其“特别语言项目”，在部分公立重点中学开设汉语课，标志着菲律宾华文教育政策的重大转变。

1986年，随着中越关系的缓和，越南当局对华文教育的禁令开始松动，对华人开办的家庭中文补习班、夜校等听之任之。1989年初，越南召开统一后第一次华人问题研讨会，研讨如何协助华人子弟学好越文和华文，培养华文师资等有关华文教育问题。此后，越南政府准许一些中学附设中文夜校。1990年下半年，越南政府交还全部华校，准许全日制教授中文。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汉语作为越南的四大外语之一，被纳入越南的教育系统。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越双边关系的内容更为广泛，越南对汉语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开始学习汉语，越南华文教育出现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势头。

1980年代末，柬埔寨华人不顾政府管控限制，办起了许多私人华文补习班，教育部门采取放任态度。1990年，柬埔寨政府颁布法令，允许成立柬埔寨华人理事会和开办华校。1992年，关闭了22年的华校正式获准复办。2017年，柬埔寨华文学校已经达到56所，在校生4万多人。中国国家汉办也在柬埔寨开办了柬埔寨王家学院孔子学院和孔子课程班。

1980年代初，缅甸华人将新加坡编的《佛学教科书》译成中缅文对照本，获得当局批准出版，一些寺庙作为教科书教授华文。这种变相的华文补习学校发展很快，到1990年，曼德勒、眉苗、密支那、腊戌等地都有了华文补习班。缅甸华人还把中国大陆编印的《汉语课本》(十二册)译成中缅文对照本，缅甸内政部图书审查处原则上同意印行。

1990年，随着印尼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恢复，印尼华人生存环境开始好转，可以恢复华人姓名。1990年，印尼允许中国台湾商人在印尼为其子弟开办学校并带进中文教科书及机械说明书。2001年，华文进入印尼国民教育体系，华文成为国民中学的选修课，华人华侨学习华文的积极性高涨，国家汉办也相继在印尼开办了7所孔子学院。

新加坡从1979年开始推广华语运动，举办了首届“讲华语运动”，一直推行至今。1988年后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华文教育。教育部部长陈庆炎宣布，从1990年开始，让更多的小学开办第一语文水准的华文课；在大学先修班阶段，教育部将在特选的初级学院里提供语文专修课程。从1987年到2007年，新加坡政府对华文教育教学进行了3次研讨与改革，以提高华文教育教学效果。

总体来看，东盟国家华文教育政策和华文教育发展历程曲折复杂，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家地位的提高，目前华文教育逐步走出了低谷，整体上开始趋向复兴。

三、对东盟国家华文教育发展情况的反思

东盟国家华文教育政策变化导致华文教育发展的曲折反复，总结和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华文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对于华文教育的打压，对东盟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战以后，东南亚国家相继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对于这些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而言，统一国民意志，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真正独立，是一种正当的理所当然的要求和权利。但是对华文教育的打压、限制和取缔，显然背离了国际惯例和民族平等的现代国际原则，不仅影响了华文教育的发展，对其国家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东盟国家对华文教育的政策主要取决于对华政策

东盟国家对华文教育虽然在总体上采取同化的政策，但是在具体国家、不同时期出台的政策差别很大，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对华政策。1965年印尼当局疯狂推行反华政策，在对当地的华人华侨疯狂迫害乃至杀戮之后，长期推行歧视华人华侨和取缔华文教育的野蛮政策；越南在统一以后，实施排华政策，迫害华侨，取缔华文教育；缅甸从1960年代开始，军人政权借助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打压华人华侨，限制和取缔华人教育，都与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关。

(三)东盟国家华文教育政策的制定，与中国国家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显示出勃勃生机，与东南亚国家平等友好相处，华文教育获得较好地发展环境。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东盟国家反华势力猖獗，不择手段地迫害当地华人华侨，限制、排斥和取缔华文教育。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东盟国家开始改变对当地华人华侨的态度，华文教育政策开始松动、宽松进而转向配合、支持。

(四)东盟国家华文政策的变化，与我国对东盟国家的外交政策有关

1960至1970年代，我国向东盟国家“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暗地支持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反政府武装，这些国家的政府把华文视为“社会主义语文”“教育违禁品”，以此为借口迫害华人华侨，取缔华文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东盟国家各国友好相处，促使东盟国家华文教育政策转变。

(五)东盟国家华文教育形势趋好，与华人长期不懈的努力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华文广泛的实用价值有关

东盟国家华文教育受到限制、排斥和取缔时期，广大华人华侨坚持为捍卫母语教育的权利而斗争，成为当地华文教育政策转变的内在动力。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影响日益扩大，华文的经济价值逐步提高，东盟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出发，不得不转变华文教育政策。

东盟国家华文教育良好的发展状况来之不易，我们只有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保证东盟国家华文教育发展行稳致远。

四、东盟国家华文教育发展展望

由于长达半个世纪限制华文教育政策的影响，当前东盟国家华文教育仍然存在诸多困难，显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盟国家华人华侨新生代对于祖国的认同感明显减弱，对中华文化的疏离和“断根”现象日趋普遍。二是大多数华校尚未纳入当地国民教育体系，一般由华人华侨或者华社筹资兴办，不仅师资缺乏，办学经费也面临诸多困难。

然而，放眼当今东盟国家华文教育，无论政策环境还是发展状况，都处在历史较好时期。这种现状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带动华文经济价值的提高。在人类发展史上，语言实用功能的吸引力，总是与语言主体的社会发展水平密切联系。英语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实用功能，就在于历史上英国和美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

事实上，在世界关系不断趋于多元化与一体化相互作用的今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在区域经济建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的确让更多的国家和民众期待能够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华文便成为他们能够搭载这辆顺风车的“车票”，华文的实用功能的确吸引了更多的东盟国家民众。但值得反思的是，纯粹的经济投入是否能真正实现平衡国际关系的目的？例如，中国加入RCEP以来，东盟主流媒体将中国视为东盟“重要的合作者与投资者”，但同时“也刻意建构了‘制衡中国经济’的意象：一方面，通过强调印尼、越南在RCEP签署进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弱化中国加入RCEP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通过凸显日本、韩国、新西兰等经济强国与东盟的合作，塑造出一批可与中国经济相互制衡的力量”。可见，东盟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崛起的矛盾心理，依然决定了华文教育在东盟区域发展的不稳定性。

基于此，为稳定华文的经济价值和切实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其核心应是挖掘中华文化内在元素的吸引力。

众所周知，在人类发展史上，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经历多次外族入侵流传至今，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内在元素的吸引力。中华文化相比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关于外部世界(物质生产)或人与外部世界关系(宗教)的认识，而是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关于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才能获得幸福生活的认识。这种对人和人类生存规律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所以才能屡屡吸引和同化入侵的民族。在人类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生存意义的问题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深陷其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在《无意义生活之痛苦》中明确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意义感的时代里。”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人类必将面临生命意义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世纪难题，以研究人为主题的中华文化具有天然的优势。中华文化在解决诸如此类问题的过程，内在元素吸引力将充分释放，更是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内驱力。

春来百草绿，秋至万叶黄，当历史发展的趋势一旦形成，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问题终将得到克服，东盟国家华文教育终将走入蓬勃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