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跃捷 龙鸿祥

1942年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改版历来是新闻史学界关注的焦点。学界对该报改版的研究多围绕党报理论展开，就《解放日报》改版的政治逻辑和深层动力进行了探析，王晓梅、陈响园和李丹超、贾梦梦和周光明、朱清河和王青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解放日报》改版形成的“党报理论”进行了历史溯源，考察了改版对我国新闻观、新闻生产机制、延安文学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从传者和受众的角度出发，对《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的报人群体、通讯员以及工农群众进行研究。例如，李秀云、方佳辰深入分析了《解放日报》报人群体的基本构成、报人群体融合的方式与融合的过程、融合后的特点，指出《解放日报》报人群体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而王强则从读者的视角出发，考察了《解放日报》改版对于读者思想的改造和重塑。这些学术成果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以及深入研究的可能性。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角度审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认为这次改版不但推动了整风运动的发展，还为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探索了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在延安时期的飞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是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

《解放日报》改版的过程也是整风运动改造的过程，二者相得益彰。《解放日报》诞生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毛泽东撰写的发刊词“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盖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就已经明确该报的党报性质，其改版也是顺应政党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解放日报》作为整风运动的“实验田”，积极组织和宣传动员整风活动，同时，经过整风改版的《解放日报》成为了一张完全的党报。

(一)延安《解放日报》是延安整风运动的“试验田”

党在延安初期，王明“左”倾思想路线在党内的影响尚未肃清，党内对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道路存在分歧和矛盾，盲目迷信苏联模式等教条主义以及轻理论、重经验的经验主义等不良学风在党内颇有市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阴风，在我们党内作怪了多年，它给与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以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作为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也深受“三风问题”影响，在办报过程中存在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脱离人民群众等问题。《解放日报》创刊初期存在的问题是：盲目崇拜和照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新闻理论，生硬地移植苏联的办报思想和办报模式，将国际新闻作为报纸的主要报道内容，报纸一版头条刊登一些诸如“墨索里尼发表演说”“苏德前线阵地无变化”等与中国革命实际关联不大的国际新闻，并形成一二版国际、三版国内、四版边区的固定排版模式。国内革命实践、边区发展和延安群众生活等新闻内容受固定编排模式的影响只能出现在四版上半部分，有的文章语言晦涩难懂，对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延安人民群众来说不知所云，曾有群众来信表示“《解放日报》最大的毛病是理论空泛，多是重复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内容”、社论“拼大题目，做空文章”等。除此之外，《解放日报》党性不足，面对国民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未能贯彻党对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对宣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显得不是很得力，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形势很不适应。”

在开展整顿全党的党风、学风和文风运动中，毛泽东认为党报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最重要的新闻宣传喉舌，对其办报思想的整风被提上了日程。《解放日报》改版工作的推进，是该报整风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标志。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强调“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利用报纸”。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整风运动中将“党报是集体的组织者和宣传者”这一观念发挥得淋漓极致。为了突出党的中心工作，《解放日报》把整风运动作为报道的重点，积极推出相关社论，创办专栏或专版。在改版后的三个月，就推出了有关整风的社论20篇，分别为4月份9篇，即《在游击战环境中在职干部教育是可能和必要的》《整顿三风必须进行》《自我批评从何着手》《贯彻精兵简政》《党内民主问题》《地方干部要建立学习的信心》《讨论整顿三风具体化》《造成学习热潮》和《边区干部的认识问题》；5月份有6篇，为《一定要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整风运动中的两条战线斗争》《反对群众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整顿三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一定要反省自己》；6月份有5篇，为《加强对于学习的领导》《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由讨论到反省》《再论敌后精兵简政》《怎样使讨论活跃起来》。同时，这3个月内还发表了非社论文章多篇，如《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央研究院讨论整顿三风》《反对党八股》《高干会与整风运动》等。自4月4日起，《解放日报》就开设整风运动专栏《整顿三风》《整顿三风消息一束》《整风文件学习》和《整顿学风简讯》等；4月10日起，推出6期《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专版，在第4版整版刊登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整风文件11篇。“1942年，《解放日报》共发表有关整风的社论和文章约120篇”，将中央的整风要求、各根据地的整风经验、整风学习模范个人事迹等推向全国，推动整风运动向纵深发展，出色地配合完成了党在当时的中心工作——“整风”。不论是从《解放日报》的社论还是从整风情况的报道来看，《解放日报》已经将党的整风思想内化为报社的立场和观点，积极加强对整风运动的宣传和对社会参与整风的动员。

(二)延安《解放日报》在延安整风中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1944年6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本报创刊一千期》，标志着该报改版的完成。经过整风改版，《解放日报》肃清了报社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残余，将外来的报刊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成为一张合格的党报，政治立场更加坚定。《解放日报》摒弃了教条主义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着眼于我党的革命实践，其新闻报道视野由国际转向国内，新闻内容“以我为主”，更多地侧重各地解放区、陕甘宁边区新闻。诸如《晋西北在反蚕食的烈火中》《我军击退赣榆北犯敌》等反映我军英勇战斗的报道增加，向社会呈现了奋勇杀敌、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形象。《解放日报》发表《反对党八股》，将文风上升到党风的高度，而整顿文风也成为《解放日报》改版的重要面向。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哪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不是党八股”，《解放日报》提出“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大量吸收群众语言，使新闻报道变得简洁扼要、通俗易懂，富有群众语言特色。经过整风改版，《解放日报》更加明确了其党报的性质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路线，最终成长为整风运动中“最尖锐的武器”——“使党报在战争环境下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想整合与社会动员的媒介功能”，成为与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宣传斗争的锐利武器。

二、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在延安时期的一次飞跃

虽然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率先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论飞跃却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实现的。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一部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新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一)实现从“城市办报”到“农村办报”的办报模式转变

受俄国布尔什维克办报理论和经验的影响，我党早期的报刊活动主要基于俄国“城市中心”主义的办报模式开展，1921年到1931年我党早期办报实践在城市发源，在城市展开大规模的办报活动，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创办《新青年》《每周评论》《劳动界》《共产党》《广东群报》等近50份报刊。这些报刊的出版发行形成了“城市办报”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早期较为分散的党组织，唤醒了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觉悟。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标志着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也意味着党的城市发展基础丧失。毛泽东审时度势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在中央迁入苏区后，城市创刊的党报大幅减少，而在农村创办的报刊不断增加，报刊事业也从以城市为主转向以农村为主，形成以《红色中华》《红星报》等为代表的红色根据地机关报和工农红军报，“农村办报”的模式初见雏形。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则将“农村办报”模式推向全党，此前博古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城市办报经验引导《解放日报》的历史实践证明，城市办报模式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摒弃博古坚持的每天一篇社论的城市大报作风，选择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根据人民群众生活状况来办报。面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群众，《解放日报》按照《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提出的通俗简洁标准大量吸收群众语言，行文中开始使用“毛小子”“二流子”“烟鬼”等文字，通俗易懂，鲜明生动，富有群众语言特色，形成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文风。《解放日报》改版后，中央以文件的形式将《解放日报》改版经验向全党推广。《解放日报》的成功改版实现自1921年以来的中共“城市办报”模式向“农村办报”模式的转变，而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农村办报”成为中共主流的办报模式。

(二)确立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方针

在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我党在《解放日报》整风改版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改版前的《解放日报》受“同人办报”思想的影响较深，呈现出一种“不完全党报”状态。针对这种现状，毛泽东强调《解放日报》改版的目的，就是增强党性和反映群众。之后，该报按照中央的要求，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办报理念和自身的办报经验，重构了《解放日报》与党组织的关系，明确提出“全党办报”的概念。事实上，“全党办报”的理念，在党的早期办报活动中就有所实践，也有过类似表述，不过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和表述。比如，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其中第九条“建立健全的党报”要求“每个党员尤其是干部，应当负责供给党报材料与文章，并且要努力负起发行的责任”。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在《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中首次提出“全党办报”。1948年，毛泽东在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厘清了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关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值得一提的是，我党“群众办报”的逻辑起点是“靠群众办报”，其价值归属是“为群众办报”。它与马克思、恩格斯“人民报刊”思想一脉相承，并继承了列宁的群众办报思想——列宁强调注重通讯员队伍建设，提出“让工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写稿”，“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让(党的出版物)“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改版过程中的《解放日报》，“通过建立广大的通讯网，倡导工农兵写稿”，把一批批工农兵通讯员纳入了报纸的写作队伍，让群众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生产主体的一分子。通过关注本地，聚焦工农群众等方式，把农业劳模吴有满、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等树为报道典型。

(三)形成了对报纸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科学认识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确立的过程，也是我党深化对报纸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科学认知的过程。虽然当时《解放日报》并没有明确提出“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口号，但是它的整风改版，“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指向，同时包含党性和群众性的诉求。”当然“从党的政治话语环境看，‘人民性’和‘群众性’基本是指同一个意思”。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其“一大”的决议中就开始强调党性原则：“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1942年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改版后的《解放日报》要“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毛泽东的这个认知暗含了把《解放日报》改造成一张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党报的目标。此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不同场合又表达了类似观点。3月11日，在改造《解放日报》草案的发言中，毛泽东提议“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示《解放日报》的改版应“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要求“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4月1日，经毛泽东修改过的《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强调，报纸要成为最锐利的武器，首要的两点就是要“贯彻着坚强的党性”和“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并强调“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民的报”。这些表述把党报的党性内涵阐释得更全面，也把党报人民性的内涵主要定义在“反映群众”和“联系群众”层面。至于对两者一致性的论述，虽然不明确，但实质上却统一在“人民的利益”上，即党报虽然是党的机关报，但还是“天下人民的报”，要代表人民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全面阐述我党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媒体不是《解放日报》，而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阐明：“《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该报将新闻学的党性概念同文学的人民性概念巧妙而精致地融合在一起，是重大理论创新，也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大贡献。总之，《解放日报》的成功改版，体现出当时我党新闻实践和新闻理念对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内涵的认同。这种“你中有我”的意识，经过延安整风与《解放日报》改版，已植根于共产党人及其新闻事业中。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意识一以贯之。

三、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一次飞跃，其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阐释人类的新闻活动，并将获得的理论认识和中国革命的新闻实践相结合，开始进行新闻学理论的中国化探索。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最终形成了党的无产阶级党报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基石。

(一)奠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展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基调

1943年9月1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被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陆定一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入新闻学研究，创新性地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阐明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的唯物主义新闻观点。陆定一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释新闻及其相关理论，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认识论。他否定了博古等人最初继承的西方报业和上海主流商业报刊经验和“新闻本位”思想，奠定了唯物主义新闻观基础。陆定一关于“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一直被沿用至今，为解释新闻本源问题提供了正确的逻辑起点。陆定一还指出新闻工作要和革命立场结合起来，做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这些基本观点，至今仍然在指导当前我国新闻工作的实践中发挥作用和影响。

(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新闻工作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并在其改版的实践中多次强调新闻要讲真话，这是取得人民信任的基础。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只有深入前线、农村、部队、工厂，接触群众，深入基层调查，才能确保新闻真实。在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等单位的广大党员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深入作战一线、田间地头调研，走进基层现场采访，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也深刻影响了同期的其他媒体，同时也延伸至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当下新媒体的新闻实践，对新闻工作者提出“四力”的要求，即要求新闻工作者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

(三)全面确立了党性原则，加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党性原则要求新闻事业要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强调新闻工作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延安新闻工作的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先后发表《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数十篇关于新闻工作的社论文章，强调“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党报的性质和使命任务，肯定了坚持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整风期间“全党办报”话语的生成，确立了党的意识形态在新闻领域的领导地位，“扭转党内的组织涣散和思想混乱，在思想上组织上统一在中央的权威之下。”经历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延安新闻界“自上而下、由内到外贯彻了党的领导。党性从制度规定和理论要求彻底转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实现了整体的革新与重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性原则依然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阐释党性原则，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这一时期所强调加强新闻工作者的党性修养，确立“人民公仆”思想，反对党八股，树立生动活泼的文风，也成为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