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皓明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病理科，江苏常州 213000）

肺癌是全世界最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也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占新发恶性肿瘤的11.4%[1]。肺癌包括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两种亚型，其中NSCLC约占85%[2]。根据不同组织学类型，NSCLC又分为鳞状细胞癌、腺癌、支气管肺泡癌、间变性和大细胞癌。NSCLC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化疗、放疗、靶向及免疫治疗等，传统治疗手段存在高耐药性和严重不良反应，这使得新兴的免疫疗法成为NSCLC最受关注的治疗方法之一[3]。近年来，随着对肿瘤微环境研究的不断深入，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机制成为了研究的热点，其中包括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factor-1，PD-1）和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PD-1/PD-L1信号转导机制通过抑制免疫细胞活化、增强肿瘤细胞耐受作用，从而帮助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系统的杀伤清除[4]。肿瘤免疫逃逸对肿瘤治疗和预后有重要作用，是肿瘤个体化治疗的重要靶点。本研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肺腺癌组织中PD-L1的表达情况，同时结合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旨在为肺腺癌的免疫治疗提供指导建议和理论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切除后病理确诊的肺腺癌患者99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研究。其中男性患者54例，女性患者45例；年龄31～84岁，平均年龄（64.53±9.79）岁；肿瘤部位位于左侧肺部51例，右侧肺部48例；肿瘤大小＜3 cm 51例，≥3cm 48例；病变组织分化程度：低分化42例，中分化和高分化57例；淋巴结转移情况：无淋巴结转移73例，有淋巴结转移26例。纳入标准：①手术切除组织经病理检查明确诊断为肺腺癌；②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其他恶性肿瘤患者；②术前进行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抗肿瘤治疗；③全身性明显病变。

1.2 研究方法①实验方法：将99例肺腺癌手术切除标本，取肿瘤部分放置10%甲醛缓冲溶液中2.5～3 h进行固定后，分别于75%、85%、95%、100%浓度的乙醇中脱水1 h。脱水后组织浸入二甲苯中30 min～1 h，组织经二甲苯浸润透明后，置于融化的石蜡内，使石蜡充分渗入组织中，使用的石蜡熔点为56 ℃，总浸蜡时间为3 h。常规石蜡包埋法制作成蜡块，使用切成4 μm白片。切片放入烘箱62 ℃加热烘烤1 h，在二甲苯溶液中脱蜡10 min/次，共3次。无水乙醇中浸泡5 min/次，共2次；95%乙醇中浸泡5 min/次，共2次；75%乙醇中浸泡5 min/次，共2次。取出切片在自来水中震荡冲洗3次，10 s/次。取抗原修复液于修复槽中，提前预热至75 ℃，将放有切片的染色架放入修复液中加热至97 ℃，修复30 min，待抗原修复液冷却至75 ℃，取出染色架放入Wash缓冲液中冷却，待玻片冷却后采用Dako公司商业化抗体（克隆号：22C3）在Autostainer Link 48染色平台染色，进行PD-L1的检测。

②结果判定：PD-L1免疫组化检测时，利用胎盘组织在PD-L1染色呈强阳性的特点，将胎盘组织作为阳性对照。使用肿瘤细胞阳性细胞比例（TPS）作为PD-L1的判定标准，肿瘤组织细胞膜出现PD-L1染色即为阳性细胞，结合染色强度和阳性细胞百分比评定表达水平，PD-L1染色阳性率以50%为界限，TPS≥50%为PD-L1高表达组，反之为低表达组。肺腺癌的分化程度分为三类：低分化（指肿瘤细胞呈片状、实质状排列，分化差，仅有灶性腺样结构或黏液分泌，细胞异型性明显，核分裂象多见，坏死比较明显）、高分化（指肿瘤细胞腺上皮多数呈乳头状、管状、肺泡状排列，核分裂象少见，细胞异型性不明显）、中分化（指肿瘤细胞分化程度介于前两者之间）。上述免疫组化和肺腺癌分化程度判读，由2名病理科医师采用双盲法 进行。

1.3 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PD-L1的表达强度和肺腺癌临床病理特征等计数资料用[例（%）]表示，采用χ2检验进行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PD-L1在肺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99例肺腺癌患者中PD-L1低表达79例（79.8%）、高表达20例（20.2%）。

2.2 PD-L1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分析不同PD-L1表达水平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部位、肿瘤大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低分化程度、有淋巴结转移肺腺癌患者PD-L1高表达率分别高于中、高分化程度、无淋巴结转移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 PD-L1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分析[例（%）]

3 讨论

癌症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而肺癌发病率较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5]。肺癌患者早期发病隐匿，约75%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预后较差[6]。早期肺癌主要采用手术治疗，局部晚期或晚期肺癌主要采用化疗、放疗、靶向治疗等方法，然而传统治疗方法存在高耐药性和不良反应，使得新兴的免疫治疗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

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和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是目前常用的肿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是一种跨膜蛋白，多表达于机体活化的树突状细胞、自然杀伤（NK）细胞、B/T淋巴细胞、调节性T细胞（Treg），可以缩短淋巴细胞和抗原呈递细胞的接触时间[7]。PD-L1是PD-1最主要的配体，表达于肿瘤表面的PD-L1与免疫细胞表面的PD-1结合后，通过负向调控抗原抗体信号转导，阻断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识别，使免疫系统不能有效的杀伤肿瘤细胞，从而抑制免疫反应，造成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8]。另一方面，肿瘤微环境中多种细胞因子和外泌体诱导PD-L1的表达，增强其对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的抑制，促进肿瘤的免疫逃逸[9]。

Lisberg等[10]研究发现，PD-L1阳性者接受免疫治疗有效率相对较高，而PD-L1阴性者则对治疗无明显反应。目前，我国已批准多种适用于肺癌治疗的PD-1/PD-L1抑制剂，主要有国外原研药纳武利尤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及国内创新药卡瑞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替雷利珠单抗等。有研究发现，肿瘤组织的炎症微环境可以促进肿瘤的免疫逃逸，抗炎药联合免疫治疗可能会提高肺癌患者的预后[4]。

本研究结果显示，PD-L1在肿瘤组织低分化患者和有淋巴结转移患者中的表达显著高于中、高分化患者和无淋巴结转移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肺腺癌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部位、肿瘤大小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徐子涵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PD-L1高表达和肿瘤负荷及累及范围有关，其帮助肿瘤细胞躲避免疫监视，从而有利于肿瘤细胞的远处转移。

综上所述，PD-L1高表达与肺腺癌患者肿瘤低分化程度和淋巴结转移具有相关性，可能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PD-L1的表达水平可能作为病情严重程度评价及预后预测的因子。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研究人群较为单一，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对这一结果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