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建，屈 普，赵 勇

（1.安徽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安徽建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对师德师风的不断强调，关于如何加强教师内部人身份认知进而提高工作绩效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鉴于教育工作的特殊性，照搬私人部门的物质激励方式是不合时宜的。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非物质因素对加强教师内部人身份认知具有重要作用。梳理文献发现，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的已有文献较多，但绝大多数都是从薪酬满意度、工作绩效等激励视角探寻提高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路径，而从个体层面分析的文献则较为少见。本研究以中学教师为研究对象，以期探索内部人身份认知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路径，厘清外向性在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边界效应。

Stamper和Masterson认为，内部人身份认知是个体对作为组织成员所得到的个人空间以及接受程度的感知。依据公共服务动机的过程理论，个体行为会受到个体自我建构概念的影响，内部人身份的认知程度是自我概念的重要内容［1］。杨浩田［2］(P49)在研究中发现，当教师对自身薪酬水平较为满意时，会加深其对学校的认同感，必要时也会做出对学校发展有利的组织公民行为。从已有研究来看，公共部门员工普遍有着较高水平的内部人身份认知和公共服务动机，他们感知到自己属于该组织的一份子，也更愿意为组织做出贡献和牺牲。基于此，作为公共部门员工的教师群体往往同样拥有较高水平的“内部人身份认知”，他们会将自己视为学校的“内部人”，并以内部人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渴望为之服务并投身于学校的建设中，从而产生较高的公共服务动机。

另外，人作为复杂的情感综合体，性格的差异会对个体行为产生不同影响。经典的大五人格模型将人的性格分为开放性、责任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性。陈钰姝以酒店员工为研究对象，发现拥有外向性人格的个人更易在陌生的环境下接受并认同自己的身份，即外向性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内部人身份认知”。但是，外向性程度高的人群也会存在缺乏奉献、自我牺牲的缺点，Jang、Chyi-Lu［3］的研究表明，外向性人格对自我牺牲维度呈负相关关系，外向性程度高的教师对学校的理念规则了解得更加透彻，在“多做多犯错”与“不做不犯错”的综合考虑下，部分教师可能会选择后者，长期以往也就削弱其自身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

（一）内部人身份认知与组织公民行为

内部人身份认知是指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当教师群体对自己所在学校产生身份认同时，其会无意识地为该学校做出更多方面的有效行为，既包括自己职责内的工作行为，也包括职责外的组织公民行为。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备受管理者青睐的行为，做出该行为的员工是完全出于自己对组织的深度认同来为组织做贡献。若教师具有高水平的“内部人身份认知”就会更进一步主动承担一些“内群体成员”应尽的职责和义务甚至是超出自身职责外的工作，比如课后无偿为学生辅导功课、法定假日期间给受灾学生送温暖等。喻明晰［4］(P72)运用实证研究对广东部分企业员工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内部人身份认知与组织公民行为两者间呈正相关关系，此外，吴琴［5］等学者对内部人身份认知和组织公民行为间的关系进行数据分析，分析结果均显示内部人身份认知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组织内高水平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个体往往比其他员工更愿意为公共利益而努力，做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

假设H1：内部人身份认知与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

（二）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

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的提出旨在突出与传统动机理论的差异性，明晰公与私两个部门区域。一般来说，公共部门比私人部门更看重公共服务动机这一维度在日常工作中的运用，而同时这些部门也会因为它自身的异质性吸引着那些拥有高公共服务动机的人群。Perry和Wise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是指个体对主要或完全扎根于公共组织或机构的动机所做出反应的倾向［6］。内部人身份认知是个体参与组织工作的重要动机因素，具有高水平内部人身份认知的教师在学校更容易拥有“主人翁”意识，支持并鼓励学校相关文件的制定与执行，同时它也是教师基于自我认同与职业认同和职业规范所形成的内在动机，而公共服务动机是基于利他性的内在动机，其不可避免会受到来自教师内部人身份认知水平的影响。内部人身份认同程度高的教师在学校会获得“安全感”与“归属感”，他会将其本职工作视为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而激发出其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动机。不仅如此，内部人身份认知程度高的教师在日常行事中会将学校利益放在自身利益前，深刻践行为他人奉献的精神，在教书育人中提升公共服务动机。

假设H2：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公共服务动机显著正相关。

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自愿行为，组织内没有相关奖惩体系作出特别规定，但其作为一种个人行为却能提高组织整体的竞争力和凝聚力。兼具公共服务动机的组织成员，拥有比一般个体更加注重服务他人的心理倾向，也就更容易在工作中产生有益于组织的自愿行为。陈鼎祥等通过对基层公务员的研究说明公共服务动机对具有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正向影响［7］。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越高的员工，他所带来的组织公民行为越多。随后也有许多国内学者针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邱茜［8］和刘婷［9］(P62)两位学者分别对公务员以及公共部门员工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均证实了这一观点。也就是说，组织内高公共服务动机的个体往往更愿意为组织和工作做出巨大贡献，具体表现为他们经常会做出一些不在其岗位职责内，却有利于组织的行为，如无偿加班、热衷公益等组织公民行为。

假设H3：公共服务动机在内部人身份认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外向性的调节作用

人格特质是每个个体所独有的特性，也是个体内在稳定的心理状态。已有学者发现人格特质会对个体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其中外向性表现出更愿与人分享的意愿，反映个体性格、社交方面的情况。外向性程度高表明个体性格活泼开朗，人际关系较为活跃，比外向性程度低的个体在思想上更为积极向上、自信乐观。在有关大五人格的研究中，学者张野等［10］以高校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发现：大五人格特质中的外向性人格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性。这预示着高水平外向性的人群能够比常人更快适应陌生环境，在短时间内让自己融入到组织中，感知到自己属于该组织。虽然内部人身份认知在对个体态度及行为上会产生作用，但相同水平的内部人身份认知在作用于不同程度的外向性个体上，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换言之，个体外向性的不同程度会调节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Jang［3］以我国台湾地区公务员为研究对象，对大五人格特质和公共服务动机各维度间的关系进行论证，结果表明外向性与公共服务动机中的自我牺牲维度呈反向影响关系，他在讨论中表明外向性水平高的个体对权利和物质也会萌生渴望，并且伴随着这种渴望程度的提高，会抑制自身对组织的奉献程度。由此，可以推测出外向性水平高的教师在对学校各方面情况有更深入了解的同时，会无意识地将自己带入到实际情境中，也就会更清晰地对事物利弊进行分析判断，将自己置于漩涡之外。综上所述，外向性可能会在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公共服务动机间发挥调节作用。

假设H4：外向性程度越高，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公共服务动机的促进作用就越弱；外向性程度越低，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公共服务动机的促进作用就越强。

综上所述，文章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二、样本描述和研究工具

本研究选取多所中学的一线教师为调查对象，通过在不同时间段对他们发放网络问卷来获取研究数据，共收回问卷267份，在删除信息填写不全、整份问卷为同一选项的32份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35份，有效回收率达到88.01%，详细特征见表1。

表1 研究样本特征

公共服务动机、组织公民行为和外向性，所采用的量表为以往学者所使用过的成熟量表，量表均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进行测量。

内部人身份认知：筛除Stamper等人所开发问卷中一道因子载荷过低的题项，采用刘智强［11］所使用过的量表，包括“学校让我相信我是属于他的”等，此次测量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57。

公共服务动机：采用包元杰等［12］的量表，包括“于我而言，为学校公益做贡献很重要”等，此次测量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53。

组织公民行为：采用张田和罗家德［13］所翻译过来的九题项量表，包括“我会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学校相关会议”等，此次测量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70。

外向性：采用许楚璠［14］(P65-66)修订的十二题项量表，包括“我常感到精力充沛”等，此次测量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63。

三、数据分析

（一）问卷的效度检验

虽然文章在问卷设计和问卷发放阶段已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如严格筛选题项、不同时间不同方式发放问卷等，但仍无法完全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因此，本研究进行了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情况下，第一个主成分占比38.015%，未超过40%，说明同源误差可以接受。

如表2所示，对内部人身份认知、公共服务动机、组织公民行为和外向性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由表2可知：四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度指标均为最优状态。其中X2/df的值应小于3，RMSEA的值应小于0.08，只有四因子模型中的数值符合标准，而CFI越大越好，四因子模型的CFI=0.909，和其他模型相比更接近1，所以四因子模型的拟合程度最高。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系数

从表3所列出的各变量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可知，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公共服务动机显著正相关（r=0.524,P＜0.01），同时也与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r=0.512，P＜0.01）；此外，公共服务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r=0.770，P＜0.01）。综上所述，相关假设已得到初步检验，具备下一步检验公共服务动机中介效应的条件。

表3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三）内部人身份认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检验

为验证主效应以及公共服务动机对中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文章采用SPSS22.0对自变量内部人身份认知和因变量组织公民行为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从M2可知，内部人身份认知对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呈显著正相关（β＝0.512，P＜0.001），由此，假设H1通过验证。另外，通过M1的检验结果可知，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β＝0.524，P＜0.001），即假设H2通过验证。

表4 层次回归分析：公共服务动机对内部人身份认知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

（四）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检验

文章拟用Baron与Kenny的观点对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首先，将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公共服务动机进行回归分析，即模型M1，检验结果为H2（已通过检验）；接着，将内部人身份认知对组织公民行为进行回归分析，即模型M2，检验结果为H1（已通过检验）；最后，若前两步成立，在上一步的基础上继续考察内部人身份认知、公共服务动机对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是否呈显著关系，若内部人身份认知对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削弱或者呈现出不显著，则说明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效应成立。如M3所示，内部人身份认知与组织公民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β＝0.781，P＜0.001），在加入公共服务动机后，两者间虽也呈现出显著关系，但数值发生变化，由最初的0.781下降为0.770，数值减小说明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成立，假设H3初步得到验证。

鉴于该种方法可能会存在一些缺陷，为增强公共服务动机中介作用检验结果的可信度，本研究尝试采用Hayes（2013）的方法对其结果进行更为准确的检验，利用Bootstrap方法对该中介效应结果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详见表5。由表5可知，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效应为0.750，标准误差为0.058，且在95%的置信区间为［0.634,0.865］，中间不包括0。因此，公共服务动机在该模型中的中介作用得到进一步验证，即假设H3成立。

表5 公共服务动机中介效应的Bootstrap分析

（五）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公共服务动机：外向性的调节作用检验

为检验外向性这一变量的调节作用，文章拟用阶层回归分析的方法，并加入变量的交互项来验证该调节效应。检验步骤如下：第一步，检验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第二步，检验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外向性共同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最后，将内部人身份认知、外向性以及两者乘积的交互项加入到回归分析中，检验上述变量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4中M1可知，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公共服务动机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表6中的M4显示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外向性对公共服务动机这一变量都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分别为β＝4.759（P＜0.001）和β＝5.432（P＜0.001）。为继续验证假设H4，文章将在M7中加入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外向性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得出M5。M5中检验结果显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数（β＝2.709，β＜0.01），根据上述所描述的检验方法，外向性在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即假设H4得到支持。

表6 外向性在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

根据表6的进一步分析可知，高水平外向性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明显比低水平外向性教师高，低水平外向性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对其内部人身份认知的变化更加敏感，即内部人身份认知提高同样的幅度，低水平外向性教师的公共服务动机要比高水平外向性教师增加的更多。因此，外向性反向调节了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假设H4通过进一步检验。

四、结果与讨论

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国内大多数学者对其采用定性分析，而定量分析的文献较少。文章采用实证研究验证了教师群体的内部人身份认知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路径，证实了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该结果丰富了有关中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驱动因素的研究，为提高中学教师群体自发做出组织公民行为提供了思路，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研究结果显示：内部人身份认知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和以往大多学者的观点一致。

此外，内部人身份认知正向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研究表明个人对组织的归属感会增强自身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这一研究丰富和补充了有关公共服务动机前因变量的研究。也就是说，教师具有高水平的内部人身份认知会产生高公共服务动机，提升其做出组织公民行为的意愿，继而加深自己对该组织的归属感，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效应。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的教师群体为何会具有较强的为他人服务意识和内在性动机。

外向性负向调节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从而影响了个人的组织公民行为。调节作用的存在说明：虽然教师群体的内部人身份认知水平较高，但个体间也还是存在差异性，这表明人格特质会影响教师群体内部人身份认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外向性水平的保持是促使教师将个体认知转化为实质行为的重要条件。适当水平的外向性会增强教师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但将其置于一个动态环境时，随着外向性水平的提高，内部人身份认知会对公共服务动机产生抑制作用，进而减少组织公民行为。

五、启示与不足

（一）启示

本研究基于中学教师群体，考察了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变量，为学校如何激发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提供了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管理实践具有参考意义。当组织内拥有良好的服务氛围时，会带动其他教师群体参与进来，共同致力于学校的发展。学校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在群体方面，中学教师应从自身出发，通过参加各种宣讲活动、内部会议引导中学教师群体将自身价值理念与学校的组织价值理念相契合。与此同时，学校也要为教师积极营造优良的外部环境，让他们感知到自己被学校所关注、所认可。例如在做出相关决策时，允许教师参与会议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在节假日来临之际，向各位老师送去衷心的问候，让老师在学校也能感受到温暖，只有双方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达成双向融会贯通。

其次，在学校的规章制度层面，组织公民行为很难从工作范围内细分出来，且难以量化评判。学校可在绩效考核中加入可能体现组织公民行为这一指标的相应标准，如在学校范围外也积极为学校宣传、主动为学校建言献策等细化指标，形成更为完善的考评体系，敦促、引导以及鼓励教师们做出组织公民行为。长此以往，便会促进教师将为学校服务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最后，应严格把控教师行业的准入机制。在学校招聘教师的环节中，可以将内部人身份认知、公共服务动机纳入考核标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相关水平较高的工作者。同时，在岗前培训期间，将对教师公共服务动机的培养内化到对教师的日常培养工作中，使其在职期间自觉主动为学校利益的而努力。对于外向性水平的判断需谨慎对待，并非盲目的水平越高越好，在外向性水平持续上升时，其可能会出现物极必反的结果。这样，从多方面着手，才能更有效地确保学校这一组织的良好氛围和长远发展。

（二）不足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文章所选用的内部人身份认知、公共服务动机、组织公民行为以及外向性的量表皆由西方学者所提出，尽管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其信效度在文章中已通过检验，但考虑到国家文化差异的影响，若能使用基于我国背景下开发的量表会使研究更具价值性；第二，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大多来自于合肥市，虽然可以有效避免地区差异，但同样也限制了由于经济文化、地域等因素带来的影响，使得结论的作用受到限制，后续调查范围应扩大到安徽省乃至全国范围，以提升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第三，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本研究仅采用问卷调查进行收集数据，若能将面对面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进行追踪式研究，会进一步增加结论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