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宇波, 罗永此

(1.杭州市人民警察学校, 浙江杭州 311402;2.杭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 浙江杭州 311400)

0 引言

当前,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持续高发,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影响社会安全感。 如何有效遏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创新现有工作手段和载体、精准开展预警宣防,既是“全民反诈”的形势所需,也是各级公安机关忠诚履职尽责,提升人民满意度的题中之义。

有学者研究发现,民众对电信网络诈骗信息的应答行为存在个体差异,一些受害者甚至存在重复受骗的现象。 研究者将该现象归因于个体受骗易感性的不同,提出高易感者在面对欺诈信息时,较低易感者而言更缺乏鉴别诈骗的资源和能力、更偏好情感启发式的认知路径,故而更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反应[1]。 在受害者心理画像、笔录量化分析及借助AI 技术的“仿真诈骗实验”等领域的研究结果显示:自利偏差、金钱动机、人格特征、社会支持、认知脚本和决策偏好等多种心理因素对受骗易感性具有不同程度的预测作用,可作为发现潜在受害者的心理线索[2-4]。 同时,AI 技术的生态效度、受众对大题量心理测验的依从性、仿真诈骗实验的伦理风险等因素,亦不同程度制约了部分研究成果的普及应用。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通过心理测量评估受骗易感性、筛查易受骗个体,既有理论依据也有实践途径。 因此,运用相关理论,编制一套兼具科学和简易、依从性好、伦理风险低的受骗易感性测评工具,为基层公安机关筛查易受骗个体,精准开展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宣传工作提供科学工具和实证基础。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杭州市范围内2 234 名普通民众作为受试者样本,经知情同意后纳入调查,累计回收有效问卷2 148 份,有效回收率96.15%。有效问卷中男性1 054 人(49.1%),女性1 094 人(50.9%);年龄18 ～30 岁956 人(44.5%),31 ～40岁681 人(31.7%),41 ～50 岁267 人(12.4%),50岁以上244 人(11.4%);企事业单位员工1 082 人(50.4%),在校大学生365 人(17.0%),退休人员128 人(6.0%),其他职业573 人(26.6%)。

1.2 问卷编制过程

1.2.1 半结构化访谈

以文献分析和半结构化访谈结果为基础建构理论模型和搜集行为样例,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受骗易感性的概念、内容,形成初步理论框架。 半结构化访谈对象共28 人,为杭州市公安局资深反诈宣讲师;96110 专线劝阻话务员(3 年以上工作经验);部分城区公安分局发案较高的社区民警以及刷单、冒充电商物流客服、杀猪盘和网络贷款等6 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 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典型案例、犯罪嫌疑人话术、受害人的心理决策过程等,并据此明晰研究目的、搜集归纳行为样例,形成36 题的条目池和初步构想。

1.2.2 初始问卷的编制

专家评议形成初始问卷。 组织5 名省属高校心理系副高以上教师和硕士及以上研究生对相关概念、结构和条目进行专家评议,将电信网络受骗易感性定义为:个体基于自身的心理需求、决策偏好等心理因素,在遭遇电信网络欺诈情境时,做出错误决策和行为(受骗)的可能性。 对条目池进行筛选后,形成包含金钱和情感动机、自我服务偏差、网络习惯、认知脚本缺陷、人格特征和识诈能力6 因素25 个条目的初始问卷。 除人格特征4 个条目(神经质和内外向)取自《中国版十项目大五人格量表TIPI-C》外[5],其余均为自编条目,分别为金钱和情感动机4 条、自我服务偏差3 条、网络习惯3 条、认知脚本缺陷8 条、识诈能力3 条。 选项采用李克特3 级计分,不同意、不确定、同意依次计1、2、3 分,其中4 题反向计分,受试者总分越高,代表受骗易感性越高。

1.3 数据搜集与处理

1.3.1 数据搜集

依托在线调查平台“问卷网”,利用杭州市反诈中心96110 短信系统、企事业单位反诈联络员微信群、普通高等院校保卫科和钉钉反诈直播节目,向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企事业员工、公司职员、在校大学生、直播观众等群体统一发放电子问卷二维码,进行数据搜集;并在问卷首页设置知情同意书,确保符合伦理规范。

1.3.2 数据处理

数据由“问卷网”后台直接导出,避免因人工录入操作失误产生误差,累计获得有效数据2 148 份,并根据统计需要对受试者性别、年龄、有无受骗经历等基本情况进行标注。 数据采用SPSS20.0 软件和AMOS21.0 进行统计分析,对问卷条目区分度、信效度、划界值等进行检验。

2 研究结果

2.1 条目区分度分析

区分度是指试题能否显著区分受试者某一心理特质水平的鉴别指数,主流方法是将问卷总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取前后27%的样本标注为高分组和低分组,然后运用独立样本T 检验对两组的得分进行分析[6]。 本研究亦采用该法逐一分析问卷条目区分度,结果显示初始问卷25 个条目均达到极显著差异(t值范围6.34 ～17.86,p≤0.001),说明区分度均达到良好。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是检验条目因素负荷,构架问卷结构效度的通用方法。 鉴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需要使用不同样本,故采用SPSS 随机样本选取功能从全样本中选取630 名受试者数据进行分析(剩余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 值为0.821,Bartlett 球形检验值χ2=1 488.86(df=105,p≤0.001),说明数据质量满足因素分析条件,采用主成分、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删除因素负荷过低的10 个条目,最终保留15 个条目组成正式问卷(保留标准:因素负荷＞0.4,方差累计贡献率＞50%),提取特征值大于1 的公因素4 个,分别标注为:F1、F2、F3、F4,方差累积贡献率51.983%。正式问卷各因素载荷见表1。

表1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n=630)

2.3 因素命名和解释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和条目内容,对正式问卷的四因素进行命名。 因素F1 包含5 个条目,反映受试者对金钱和情感的需求程度,高需求的个体更可能主动寻求满足途径,间接增加接触诈骗信息的风险性,故命名为风险动机;F2 包含5 个条目,反映受试者对情感启发式认知路径的偏好,体现为“迅速、非理性、刻板化”的认知风格,故命名为直觉偏好;F3 包含3 个条目,反映受试者自我服务偏差的程度,高偏差者具有回避潜在威胁、补偿心理安全感的倾向,常将受骗者与“傻”“贪小便宜”“贪财”等负面品质相联系,否认“遇骗,并受骗”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的事实;F4 包含2 个条目,均为反向计分,反映受试者利用资源识别诈骗信息的能力,得分越高表示识别能力越低,故命名为鉴别困难。 具体条目的因素归属见表2。

表2 正式问卷的条目内容及其因素命名

2.4 信度和效度检验

2.4.1 信度检验

信度采用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进行衡量,结果显示问卷整体信度α系数为0.77(n=630),四因素α系数分别为0.70、0.66、0.65、0.52,除第四因素略低外,其余均达到≥0.6。 同时,各因素与总分的pearson 相关系数均呈极显著正相关(r=0.40 ～0.82,p≤0.001),综上,表明整份问卷信度良好。

2.4.2 效度检验

效度检验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结合效标效度分析法。 四因素正式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模型卡方与自由度比值为4.903,虽然高于3,但仍小于5,同时各项拟合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其中RMR 、RMSEA、GFI、IFI 和CFI 等5 项指标达到理想范围,说明结构效度良好。 四因素分析模型拟合结果见表3 和图1。

图1 四因素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表3 4 因素问卷模型拟合结果(n=1 518)

其次,运用单因子方差分析、Scheffe 法、Tamhane 法(双侧检验)对受骗者和识破诈骗者两个样本组进行事后比较,结果显示:正式问卷能较好地区分“易受骗”和“不易受骗”群体,“已受骗”样本组在问卷总分上与对照样本组均存在极显著差异,表现为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别(P≤0.001)。 证实本研究假设,问卷总分可以作为受骗易感性的预测指标。

综上,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四因素正式问卷可作为受试者受骗易感性水平的测评工具,且测评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2.5 易感性等级划分

以问卷总分为检验变量,是否受骗为状态变量,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法,探求受骗易感性等级划分标准。 分析结果显示ROC 曲线下面积为0.812,大于0.5,标准误0.014,p=0.000;95%置信区间为0.784 ～0.840。 约登指数代表问卷正确筛查真正易受骗个体与非易受骗个体的总能力,指数越大,正确性也越高。 分析显示:当总分划界值取28 时,问卷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68.8% 和78.3%,约登指数最大;当总分划界值取为21 时,满足特异度不低于30%时,灵敏度最高(95.6%)。 见图2 和表4。

表4 总分划界点对应的灵敏度、特异度及约登指数(n=1 114)

图2 问卷在易受骗人群筛查中的ROC 曲线

3 讨论

3.1 问卷结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基于对电信网络诈骗受骗易感性的概念、影响因素、诈骗话术心理控制机制及典型案例的理解整理,结合受害人和资深反诈工作人员的半结构化访谈,遵循心理测量学对问卷编制的规范和伦理要求编制条目、形成问卷,并通过随机大样本数据分析,对问卷质量进行检验评价,以最大限度保证问卷结构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研究结果表明,电信网络诈骗受骗易感性由风险动机、直觉偏好、过度自信和鉴别困难四因素组成,与初步构想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4,7],寻求金钱或情感慰藉的风险动机、对情感启发式认知路径的偏好、自利偏差(过度自信)和识别诈骗的认知困难会影响当事人的心理决策过程,是预测受试者受骗的有效指标。 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反映网络习惯和认知脚本的条目被归为同一因素,这可能是由于自动化、直觉式的网络使用习惯以及依赖刻板经验的认知脚本缺陷,本质上体现为对情感启发式认知路径的偏好,因而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 初始问卷中人格内外向2 个条目由于因素负荷较低而被全部删除,内向者更易受骗这一观点没有获得数据支持,提示在日常反诈防范和宣传中,应该对内外向两类群体予以同等重视。而反映人格神经质的条目“我常忧虑、容易心烦”在聚合时归入风险动机,提示高神经质人格的个体,延迟满足金钱和情感慰藉的比例更低,也更易冲动满足欲望。 四因素的问卷结构得到测量学模型支持,验证性因素分析方差累计贡献率为51.983%,Cronbach'sα系数为0.773,RMR 、RMSEA、GFI、IFI和CFI 等5 项指标达到理想范围,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同时,问卷条目题量适中、内容易懂,计分简易,便于基层实战单位使用。 受骗者样本与对照样本在问卷得分上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以问卷总分28 分作为划界值预测受试者受骗风险等级效果最佳。

3.2 问卷应用的适切性

本研究侧重应用取向,旨在支持当前公安机关精准开展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工作,保证各项测量指标在可接受范围内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精简条目,节约受试者时间成本、提高依从性。 同时尝试划分高风险(28 分含以上)、中风险(21 ～28 分)、中低风险(20 分以下)的红、橙、黄三色风险等级,并配套相应的得分解释和防范建议,以便更好地和基层反诈工作需求有效衔接。 例如针对高风险个体建议在接到涉及转账、汇款或缴费的电话或信息时,提倡延迟2 小时行动,避免直觉决策,第一时间拨打96110 电话咨询;针对中风险个体建议预存96110咨询电话,涉及转账、汇款或缴费的,提倡延迟1 小时行动,避免情绪化应对,咨询身边人是否遇到类似情况等。

在取得版权登记证书后,问卷自2022 年2 月在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公众号“杭州防诈骗”推广应用。 基层派出所反馈显示:在传统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工作中引入受骗易感性测试后,结合现场问卷得分有针对性地进行反诈的说理和案例剖析,有效地纠正民众“与己无关”和“过度自信”的心理误区,进而增强民众对反诈宣传的关注度和自我防范意识,提升防范宣传的精准度和工作成效。

3.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受试者样本主要为城区人口,涉及郊县及农村较少,在样本代表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后期应该扩大采样的覆盖面,进一步优化问卷质量。同时,自陈式问卷也不能完全杜绝受试者故意隐瞒或作假的现象,因此对得分解释时应当结合施测环境、受试者状态等多种因素综合考量,不宜简单对号入座。 未来研究可考虑研发基于民众网络行为样本的预测模型,尝试开展自然条件下的准实验研究,优化更新受骗易感性测评模型。 此外,问卷第四因素(鉴别困难)主要通过评估,对受试者运用反诈资源识别诈骗的能力进行预测。 因此,随着国内外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的翻新和国内反诈技术的迭代升级,相关条目内容也应当适时进行补充修改。

4 结论

电信网络诈骗受骗易感性由风险动机、直觉偏好、过度自信和鉴别困难4 个因素组成。 经统计学检验和一线单位试用,问卷题量适宜、结构良好,信、效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作为电信网络诈骗易受骗人群筛查和受骗风险等级评价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