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富裕的物质财富、科技带来的舒适生活、信息化、发达的交通运输、城市化)给全世界灌输了一种基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信念，对物质财富增长的无尽渴望和永续预期的观念，将经济增长带来的良好收益当作社会进步的量度标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使崇拜增长、鼓吹奢侈消费的物质至上文化观念大肆盛行。但正如西方学者谢弗指出的，“经济时代不能提供人类生存状况和世界体系所需要的改变，因此，它无法解决那些棘手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并且正在挫伤着人类生存元气的问题。”当今社会人类在生态、经济、政治、教育、宗教等方面所做改变的“种种特征无不指向‘文化时代’。”

人类正在告别“经济时代”而进入“文化时代”。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理应包括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民主生活的改善、社会福利的提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同步增进与提升。立足人类生存的全球性视野，本着切实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宗旨，人类文明新转型期的发展理念所聚焦的，应当是进一步追问发展的立场、发展观念背后的文化诉求，追求更深刻的发展价值、生活质量、生活品质和对人自身的关怀。

一、“增长式发展”的弊端及其困境：后现代性文化反思批判的视野

自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特别是刚刚过去的十几年中，“增长式发展”将增长的概念确定为社会发展的代名词，将增长作为其他发展的基础和充要条件。伴随全球化的高速推进，发达国家作为前例之循，其经济高速增长造成了一片繁荣和进步的积极景象，致使越来越多的后发展国家，将经济繁荣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共同目标，增长成了社会经济系统内的主导行为，并被推举为一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和不断提升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良方。因而在富裕的社会中，增长被认为可以创造机遇、促进流通，给科技进步和资本增殖提供所需；在贫困的社会中，增长被视作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环境的保护和质量的提升也有赖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增长是人们改善生活的必要方式。

林强信说，我们其实是一家人，所以我一直都在关注着景花厂，关注着阿花和你。我要没猜错的话，你们现在又有了难处，对吧？

“增长式发展”的内涵，一言以蔽之，就是经济的增长，实质是追捧物质的增长、物质的消费，是对高生产力的迷恋下，不顾一切地扩大物质资本存量的功利主义和没有限度地高调索取、大量开发自然资源的短视行为。当一个国家和社会将繁荣和发展的兴趣放在GDP指数所代表的非货币的东西——实际资本存量、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和消费品等等之上，必然需要将物质生产放在首位，但是这些使经济得以运转的实物，必然包含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影响(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一过程，则伴随着资源的索取、工业生产的消耗以及对空气、水和土壤等的污染。经济学的演算模型也已然清晰地显示出，所谓“越来越快”的增长，无非是以数学上“指数型增长”的方式进行的。而这种类型的增长是非常难以控制的，因为工业资本的增殖逻辑，是一种无限制的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继而使得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改变也将成指数倍增。“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资本逐利的本性促进了生产发展和财富积累，并随着向全球的拓展过程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另一方面，摆脱束缚的资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我增殖，以至于引发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等区域性或全球性问题。”

但是就目前地球的大部分资源而言，不仅有些是不可再生的，就可再生的资源而言，人类污染和消耗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了自然自身的修复能力。总而言之，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社会和环境要付出的代价相应地就越大。

面对上述情境，人们不禁要问：不受约束的持续的物质增长能够永久地持续下去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球资源存量的有限性，而且还由于当下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态足迹”相对于地球所能够提供的承载容量来说，已经出现了“过冲”现象。“生态足迹”是用来指代地球能够为人类活动所提供的资源和能够消纳废弃物的生物生产力以及生态恢复能力，简而言之，就是人类需求和地球的承载容量之间的关系。另外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中也指出人类每年消耗的资源量已经超过地球当年的资源再生量，这种社会生态足迹超过地球所提供的容量状态被称为“过冲”。这种“过冲”在最新一期《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对自然界的状况概述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并且已经显现出越来越多不可逆的情况以及无法挽回的毁灭性行为。原本数据统计中的诸多潜在危险，也日渐变成了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现实，它使人类不断面临全球性的灾难并直接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

可见，“增长式发展”自始至终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即经济(物质)指数型增长的无限制与地球生态和人类生存的有限度的冲突。增长—经济的增长—物质的增长并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即使发展依靠增长能够解决人类社会中的部分问题，但在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方面，却逐渐暴露出对增长不加限制后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在社会文化中，客观上也造成了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贫困、不平等、精神紧张)，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盲目追求无度的物质增长，终将会使问题恶化。唯物质的增长，将技术、文化、制度和社会治理都变成了经济的工具，人成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意义上所谓精明算计的“理性经济人”，一切价值都归为物的价值。由上可见，现代社会对“增长式发展”深度质疑的背后所指向的是有关发展立场、社会进步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处理以及人性的文化伦理状况。我们要追问的是：什么是增长？为了谁增长？增长及其代价是什么？究竟哪些需求值得被满足？需要和满足又是否应当有限度？在上述问题上，基于发展理念、历史、制度设计以及发展后果之清晰的理性审视意义，普遍的实践与价值共识显得尤为必要。

1.“发展”不等于“增长”

印刷行业现在最缺的可能就是，数字化的人才，这类人才，不单要熟练操作数字化设备，还应娴熟运用各类数字化软件，李新立坦陈自己的忧虑。诚如他所说，传统印刷在国内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大发展，已经储备了大量的人才，但在数字化的时代，一切应用都跟数据有关，行业及企业要想赢得未来，精通数字语言的人才就是关键。而如何破局，还需群策群力。

我们不能把现代社会当中所有问题都归结于“增长”本身，“增长”也不能被限制在狭隘的量的限度内；不能简单认为在过去几十年，资本和物质增长为我们改善生活条件、改变生活环境做出了“积累性”的贡献就是“好事”，近几十年我们对生态环境的承载极限有了进一步认识以及污染和破坏造成了不良结果，就又把所有的增长都划归“坏事”。不少生态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应当存在一个限度，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人类处在转折点上》等报告，对整个20世纪世界的真实情形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互动的极限做出了预测。他们提出了地球的极限，并且要求我们对简单追求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进一步提出要对“增长”与“发展”进行区分。以戴利之见，我们需要的发展可以是一种“没有数量增加的质量改进”，

“人口的数量和资本货物的积累是不可能永远增长的，在某个点上数量性增长必须让位于质量性发展以作为进步的途径。”

面向未来的发展价值观，不但指向可持续的、平等的、有机的发展结构上的一种生产、生存方式变革，而且还旨在树立一种更合理合意的生活方式，这关系着人类的心智和精神，意味着如何重新看待和定义美好生活的全新意义。这需要人类自身自主和自律意识的普遍觉醒，进行一种彻底的精神生活领域的革命，但这种革命不具工业革命或政治革命的意义，而是更具有深远意义的生命、生存、生态三位一体的文化价值观变革意义上的“革命”，标志着生存价值观转向下对生活质量与生活品质更加关注的“后物质主义”时代的来临。

众所周知，中国画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表白方式和体现途径。中国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在意蕴，反映着人们对世界的独特认识和一种精神追求，表现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及民族性的绘画特点。所以，在不同历史时期，当人们对中国画的文化品格有不同认识时，就会建立起不同的绘画教学体系。

2.极与限

(2)导管脱落:血液透析过程中诸多管道相互连接,各个通道接口、线结处均容易出现导管脱落,护理人员在透析过程中未及时观察并发现的话则易出现导管滑脱引起出血。

《增长的极限》认为“人口、经济按照指数方式发展，属于无限制的系统，而粮食、资源和环境却是按照算术方式发展的，属于有限制的系统，人口和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必然碰触有限系统的底线，引发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会限制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因此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增长。”

增长的极限已经清楚地表明，地球的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即使是可再生的资源也存在循环再生的限度和消纳过程，因此“增长的极限不是人口、汽车的数量的限制，增长的极限是‘吞吐能力’的极限——维持人类、汽车、房屋和工厂持续运转所需要的能量和物质流的极限。这些极限是人类在不超出地球的生产能力和吸收能力的情况下，消耗资源(粮食、草、树木、鱼类)和排放废弃物(温室气体、有毒物质)的速度的限制。”

现代社会必须直面的问题是，地球生态资源的有限度与人类内心渴求的无限度之间的冲突。“极限”增长观念的确立，要求现代社会必须要进行更加精细化的区分，必须要做出更多合理限度的设定和有效避免生态系统、社会环境崩溃的预判，并且在面对全球层次上出现的从未经历的问题时，需要建立一种能够应对不同局面变化的新的观念、文化、规范和制度。

总体负责项目技术管理。一是统一技术标准、编制总体设计原则，对设计输入认可、更改的符合性予以控制。二是对勘察设计资料收集是否齐全、准确、真实，以及有无遗漏重大方案负责，对设计文件的总体性、完整性、统一性负主要责任。三是对设计方案及原则的总体性、协调性、正确性负责。

关于资源的限度和生态承载能力的有限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现代政策的制定受特定的文化、制度以及价值观之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的影响，现代社会在面临当下和长远、共利和私益以及民族国家的利害冲突时，往往会一定程度地忽略或延误来自极限的信号反馈，这往往源自“稀缺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稀缺性”一是因为资源的有限，二是源自人性的吝啬和功利主义，正如霍布斯所言：“大自然本身不具备丰富的物质财富，因此一个理性的人必须争夺有限的资源，来满足自身的需要。”

弗洛伊德和帕森斯则表达了“稀缺性是通过自我与超我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自我陷于无休止的力比多欲望和文明社会的需求之中——由此精神疾病就出现了。人类总是以短缺的形式来经历欲望。”

稀缺的存在是因为人类欲望的填不满、贪得无厌和对占有的无尽渴求，现代社会的人更是被享乐主义和消费需求驱动，对本身不需要的物质或者财富有过多的欲望，对物质财富的拥有不过是其他非物质需求的延伸，比如以拥有汽车、房屋的数量证明自身的社会地位，或以娱乐和挥霍来占据自己空虚和无意义的精神世界。总而言之，用物质来满足非物质的需求不过是一种无止境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的错误做法。

3.转向有机增长，打破对经济意义上发展的“迷恋”

“生态足迹”和自然生态环境具有的极限，让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增长加以约束，而且从人类的生存意义上来看，过高的生产能力并不是支撑世界上所有人体面生活的必备要求。“增长式发展”不过是资本市场、经济运作和技术的工具力量形成的一种为经济增长服务的观念，是颠倒了人的内在要求和外在物质需求，是人的心智成长与对物质的欲求和制造物质渴望的错位理解。面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我们真的需要重新转变视角，一方面将物质增长视为实现社会可持续的工具而不是使命，让技术回归应用本位，不应让技术着眼于改变生态和环境的“极限”无限制地攫取资源，而应更加关注增长的目标、增长的驱动内涵，使技术能够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及缓解“生态足迹”；另一方面，发展应当注重对质量的提高而不是始终对物质财富的扩张和增值感兴趣，这其中需要改变的是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对物质生活方式的定义和界线，更需要设定一个充裕而不是过分奢侈的生活标准，同时也意味着地位和消费水平以及获得满足的方式不应当建立在不断提高物质产出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之上。

二、“后物质主义”时代的文化价值观变革：生活质量本位与生活品质优位

“发展主义”曾经是现代化实践中普遍的迷信。面对日益增长的极限，并且持续遵循这种工业社会物质扩张渴求下的“物质至上”的发展方式，人类在面对复杂社会以外，还要面对越来越难以控制的生态灾难；同时，边际效益递减的效果以及悲观和失望的焦虑情绪正在人类社会弥漫，价值的侵蚀、冲突或者价值变革的消极后果也随之发生。针对工业社会暴露出的缺陷和社会问题，全球范围内日渐盛行的诸多社会运动、各类思潮倡议活动，从生态环保运动到消费维权和性别平权运动再到多元文化宽容，表面上看似在为不同的目标而斗争，实际上如果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其实要面对的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即都在与同一种“狭隘和短视的文化价值观”——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观作斗争。这种文化价值观的狭隘在于，它将物质性的功利主义放大，让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使价值理性缺失，狭隘地抱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无尽地掠夺资源；这种文化价值观的短视还在于，它推崇发展方式以经济发展的速度优先，其结果是，现代社会的发展目标被物质富裕和奢侈消费所占据，发展方向迷失在永不满足的过度欲望之中。

物质主义文化价值指向物质增长，无限的物质增长指向过度发展，意味着人们将获得满足和自我生活的目标，建立在不断提高产出和不断积累物质财富之上。这种文化价值观不仅仅造成资源索取和环境破坏意义上的生态极限问题，更是掩盖了对诸多社会紧迫问题的认知：社会竞争下财富不均造成的贫富分化、失业压力下的健康透支、工作强度增大造成的精神紧张和情绪焦虑等。物质需求的不满足实质上折射着非物质需求的欲望不加限制的错误表达。在实践中，这不是仅仅靠增长、靠经济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吁求“人性化”的技术发明将人类的生态足迹降至地球的极限之下，需要国际社会力图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采取一致行动，转向一种合理发展的文化价值趋向。“以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为基础的生态文明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关系,他们共同构成了生态共同体。从追求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生态共同体的整体和谐这一目的出发,生态文明反对工业文明的物质主义幸福观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倡导后物质主义幸福观和共同体价值观,力图把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维系生态整体的和谐有机联系起来。 ”

增长不应仅仅被视为数量的增长，而应当转向关注增长的质量和增长的效益。因此，现代社会需要重新定义“经济增长”，需更加重视社会发展中非物质性因素的增长。通过改变经济结构和经济成分，转变财富的物质积累为生态型循环经济，将绿色科技与生态技术引入经济生产的全过程，构建一种低环境影响或不会破坏生态健康的物质流动，“物质经济运行必须走向生态化的稳态。控制物质财富增长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这不但不阻止物质生产技术的创新，而且能促进物质生产技术的创新，只是要求科技朝着生态化的方向不断革新”。

2.关注人类生存和生活质量

我国会计信息化系统的发展还处在发展阶段，但政府不能一次为理由将其立法工作滞后，政府和各级单位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积极将发展和完善会计信息系统落实到业务日程上，各单位积极配合政府，与大数据时代下我国会计信息化现状相结合，将相关标准尽早确立起来，并主要从监督、管控、以及惩治等方面，促进会计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和完善。

文化价值观层面的变革，不仅是全球意义上的，更是整个人类意义上的。全人类是一个整体，只有建立起一种有意识的协作共同体精神才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为此需要认清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境况的有限性，以创造一个能够相协调的“均衡社会(秩序)”。一方面需要意识到所有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人类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对自然、对其他物种甚至是人与其他人之间(种族、性别)，并不拥有支配控制或者剥削利用的权利；另一方面，在面对生态—环境问题上，现代社会虽然不能放弃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也不能彻底抗拒物质生产需要的满足，但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制角度来看，我们呼吁的是一种合理使用物质资源的发展意识的转变，必须基于节制的和非占有性的合理的价值观念，这意味着人类自我与自然关系、与生物关系、与空间关系向着良性发展的转变，即坚持良性物质生产的同时，倡导发展“非物质经济”：依赖文化与价值、知识与信息技术，转变和提升经济活动的层次，形成一种生产和消费物质以外的精神和价值层面的经济活动，在生产力发展上引入非物质化因素，在产业发展上建立文化、旅游、娱乐等非物质化产业，在社会消费上发展公共服务、倡导功能性消费，实现物质资源的节约使用以及使消费者重视产品的循环使用功能而不是过分的物质享受。另外在个人生活领域，相应地树立一种协调和均衡的价值观追求，从依赖物质占有以保障生活安全的观念向重新审视生命意义以及个人价值和生活质量上转变。

1.关注人类共同利益：生命中心主义

发展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人类生活所需的日常保障、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而且更应该关注人类生存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变和实质性提高的问题，重新在文化价值观的领域找回自己本身的生存价值。在马克思那里，人的需要包括基本的生存发展的物质需要，但又不限于此，人的需要还应当包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包括让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因此人的生存目的并不是由经济和财产的获得而决定的，虽然科技无限创造的可能性让发展变得不受控制，但是从需要的层次来看，这些都只是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层面的满足，不能满足人最高层次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即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需要。由此可见，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最基本的层面，也要重视环境保护，在生态意义上反思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真正要关心的是决定生产背后的价值目的和表征意义，即人的合理生存需求和良好文化价值下的人本身能力的提升。因此，需要摆脱对科技万能论的推崇与迷恋，走出将科技作为统治自然的工具却同时反被科技所带来的工具理性统治了人自身的怪圈，将它控制在合理的生产文化观念之下，“科技文明与社会文化之基在于人性的理想，过度与偏狭的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得不偿失，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双刃式的辩证矛盾，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都最终皈依于基于人性要旨的文化伦理立场与状况。”

将生存期待和生产意义规制在正确的文化价值观领域才能完成合理的社会创建，减少片面追求物质数量增长的欲求，转而关心功能与价值型主导下的关乎生存质量的发展，真正让经济和科技从属人的良性需要。

3.生活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的转型

推崇一种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合宜性的生活品味和精神心灵生态，更自然、更健康和更人性化的社会，核心是生活价值观和幸福价值观的转型。生活品味意味着人们能够体会到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包括在公共事务和工作领域上有更多的发言权、自己能够主导和掌握自我的时间分配、将精神和文化的审美意义融入日常生活。这不仅仅要求社会发展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在丰富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需要自觉克制奢侈物欲与文化价值的新需求塑造，追求“足够”而不是“更多”，生活追求将迈向简约而不简单的层面。现代社会虽然生活在物质财富日渐丰裕的环境中，但活着仅仅是日复一日的机械性生存。我们陷入追求生产效率而过度劳动、追求消费而过度透支物质需要，无节制的需要又要求更大规模的生产，继而导致超负荷的工作和劳动这样的循环当中。“过度工作是与高水平的压力、紧张和疾病以及家庭和社会的病态结构关系的乘数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生活的质量被超时工作、时间饥荒和对于环境和社会的担忧所破坏着。”

现代社会的技术和创富能力，已经完全有能力满足人类基本的生存安全和生活稳定，基于此种现实，生活品味不取决于金钱价值，而体现在创造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鼓励、发展和实现“后物质主义”的社会价值，有能力从关注生存和日常消费的需要中解放出来，将生活合理地分配给相应的“休闲时间”以便获得新发展、提升品味和自我实现，在生活中重新发现和体味“在黄昏后的森林散步”这种审美愉悦的价值诉求。“英格尔哈特在构建并验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命题的基础上认为，在经济增长对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具有强大影响的同时，文化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发展进程。”

三、以文化看待发展：提升人性与美好心灵的生态境界

综上所述，为了能够真正让职业中学政治课教学有创新有发展，笔者主要提出了更新教学理念、结合时代需求驾驭教学教材、创新教学模式、丰富课外活动以及提高教师素质等措施，希望能够以此来为职业中学政治课教学作出一定贡献，让学生得以创新与发展。

当前的物质性发展，使人们成了物欲感官和物质消费的个体，消解了日常生活的意义，遗忘了人的精神存在，这些本不应该成为人的本来面目，我们对生活的追求、对自身意义的询问，不能由生存目的和基本需要的满足来决定，要由文化来决定方向、选择目标。21世纪之后，人类将会走向何方，我们的社会发展将如何持续，文化的差异存在将成为划分界限的原因，还是会演化为促进合作的原动力，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对待文化的态度。在联合国《我们创造的多样性》(Our Creative Diversity,1995)报告中写道，文化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础：“当文化被理解为发展的基础……文化政策的概念就必须相应地扩大。任何针对发展的政策都必须对文化本身保持敏感，并受到文化的激发……文化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文化的繁荣应当成为发展的最高目标。”

1.回归发展的本质

发展是人类生存与生活的主线，发展究竟应该以何种合理的价值理念为基础，才能形成一种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进而有益于人类社会向着繁荣和健康的发展方向演进？发展的本质是为了人的发展，发展是提高人类选择能力和自由的过程，发展理念所要关注是属人的问题或与人相关的问题，发展理念包含的是具有文化形态和文化的普遍特质的人，在发展实践上如何运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不断走向经济繁荣、物质福利、社会—经济公正以及政治民主，进而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因而，发展背后的终极驱动力不是别的因素而是文化问题，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和人的发展具有一致性，文化问题往往是人的生存方式自身的根本性问题，文化的进步本质上就是人的发展和进步。文化应当成为发展当中的应有之义，发展应当是一种对人的文化本质的深思。人是文化的构成，文化是人类的标志，它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而是发展的目的，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

人类未来面对的不是一个注定的结果，而是一个选择。现今的时代正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旧的制度和发展方式已经出现不适应的症状，经济增长和技术万能的幻想被打破，更多不可预测和不可估量的风险接连出现，痛苦、失望和焦虑日渐占据了现代人的精神和心灵。未来的方向、规则和目标已经不是简单局限于解决各种新的社会诉求问题，诸如生态环境问题、生活质量问题、个人自由的表达等，在确立合理、优良、正当的发展观念与发展方式的同时，更需要指向关涉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变革新主张，并从经济、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中寻求人类发展新途径，追求更加深刻的发展价值、生存质量、生活品质和对人自身的关怀，从而塑造和谐的社会关系和优良健康的人格精神品质，保持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当代人不但需要在观念上反思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开拓这个时代的美好生活，以不懈的创造实现自己的深层需要，冲破物的依赖性之坚固牢笼，通达更高境界的美好生活。”

经历了经济单一发展阶段后，社会发展被简单地划定在创造财富、增值资本上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社会将以文化反思经济，以文化看待发展。社会的发展必须从更加深刻、更加多样的角度去探求文化在其中发挥的根本性变革作用，因为无论是经济的成功还是社会的进步都有赖于民众的心理习性、文化观念和伦理价值信念，要形成一种良好有效的发展方式、发展理念就需要文化观念的不断丰富提升和自我完善，以文化在变革和发展当中开辟新的道路。

2.回归文化的本意

（2）完善学生人格品质。数学的发展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在数学文化选修课上，通过一系列名人典范，让学生了解到数学家废寝忘食、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屡遭失败、锲而不舍的顽强意志，身处逆境、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等。这种教育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和完善学生人格。

“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地扩充自身、扩展能力、增长智慧、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要实现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帮手，这就是文化的真正价值。”

文化在人类发展的实践中被有意无意地片面割裂，以碎片式具体的内容被应用于实践当中，夸大了具有专业性意义的功能性作用诸如科技文化，并将文化归结到器物和制度层面的指导意义，消解了文化在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上的总体意义，更遗漏了文化在人类心灵、精神和意志上的最关键的影响。当现代社会过度依赖物质财富的时候，发展片面地倒向了科技理性的一边，使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价值导向失去了平衡，富裕的结果并没有将人们带向美好的神话，反而导致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焦虑和不安成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文化有必要让我们看清工具崇拜和随心所欲的自由并非有益于人，因为文化应当不仅仅被当作促进发展的动力，而且更应该是发展的原因和意义。文化具有前瞻性和反思性，文化包含着人类长久形成的习惯、制度、思想和心理模式，我们需要通过审视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重新看清事物的本质并由此影响人的行为。

式中：E为环氧值(mol/100 g)；V1为滴定空白样消耗的NaOH的体积(mL)；V2滴定试样所消耗的NaOH的体积(mL)；m为反应混合物的质量(g)；C为NaOH的浓度(mol/L)。

文化的本意在于使人实现自我的完善，文化的本意也应当包含对美和完满的探究和追寻。“人必须将自我理解为一种任务。因为自我不仅仅是为了活下去的缘故，而且是为了美好、完善的生活的缘故，而存在于世。”

文化是关于人的自我解释和自我掂量，一切的发展都始终围绕着人，因为人不仅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自身的最终目的，我们全部的发展不应当是经济和物质的，文化的意义不在物质当中，而在于使生命的意义更加完善、生命的实践更加充实。因此当我们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就会发现文化将自己放在了生命的诠释和人类精神的自我体悟当中。文化的本来目的就是人的自我活动的高度发展，并且只有在不断变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发现个体、重塑自我，透过文化追求自我发现，才能进而实现正确的、有意义、有责任以及有价值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3.回归人性的本真

我们往往先想着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思考和理解意义，因此在现实生活的生存性追求下，物质满足与利益化让人的内心世界变得永不知足又丧失意义，人性自我被诉诸占用，被人所创造的东西控制，不仅使社会交往变得残酷和无情，人与人之间冷漠又缺乏安全感，而且使人自己失去了理智，匮乏了思想。重新审视现代生活和人的自我发展，就需要驱散工具理性和物质至上的谬误，重新找回人之为人的内在意义，恢复人性的价值内涵和心灵本真。在这个层面上，唯有文化能够带领人类走向健全理智，“文化认为人的完美是一种内在状态，是指区别于我们的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得到了发扬光大。人具有思索和感情的天赋，文化认为人的完美就是这些天赋秉性得以更加有效、更加和谐地发展，如此人性才获得特有的尊严、丰富和愉悦。”

人性的本真还应当是温文尔雅、富有活力和智慧，这可以体现在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建设当中，将生活从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善转移到优良精神品质的培育上来，重新理解和界定生活方式的含义和界限，这就意味着我们一方面要设定一个足够而不是更多、充裕而不是过分奢侈的合宜性的适度的生活标准，树立一种以生活质量与生活品质为基础的更合理的生活价值观；另一方面要将生活从单纯的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善，转移到整个社会以及每一公民个体之优良精神品质的培育上来，在生命、生存、生态三位一体的意义上，回归发展的本质、回归文化的本意、回归人性的本真。即通过文化的探究、对美和完美的追寻来浸染心灵，始终关心人心智的成长和性格的养成，并通过不断地修炼性情、塑造良好品格，使人的内在精神状况得到改善和提升，重塑人心、建构人性；在追求自我塑造、自我创新和自我解放的过程中，走向一种向善、向美的和谐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