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亦扬，张文武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210005；2.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迁移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大规模、频繁的农村劳动力迁移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面临新任务，如何优化城乡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发挥好城市的吸纳作用，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劳动力和人才是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决定性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政策”鼓励引导劳动力流动。如何鼓励劳动力流入也成为各地区尤其是城市政策设计的聚焦点[1]。从理论上说，劳动力流动源于对经济收入、发展机会、生活环境的追求，建立在不同城市规模上的医疗、教育、卫生、环境等城市公共服务对劳动力迁移也有显著影响。劳动力迁移决策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主要体现在城市规模的异质性以及提供的优惠政策上。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同规模的城市在就业机会、教育水平、生存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存在梯度差异[2]，因此，制定适用于不同特征的劳动力优惠政策是吸引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方向。城市的不同规模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优化当前城市结构体系和政策设计以更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发展经济学从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视角开始研究人口迁移问题以来，不同产业和区域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吸引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是众多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劳动力流动意愿的因素进行了研究。根据已有文献，学者们展开的相关研究可以划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在微观主体层面，学者主要围绕劳动力的个人特征，考虑务工经历、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能水平与劳动力流动意愿之间的关系[3-4]。张世伟和赵亮运[5]运用生存分析法，研究了男性与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差别，认为男性比女性更愿意流动，流动频率也更高，特别是学历高的男性流动倾向更明显。展进涛和黄宏伟[6]基于江苏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研究了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技能培训可以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并提高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长期培训比短期培训的效应更明显。在宏观层面展开的研究中，有关城市环境及发展特征与农村劳动力迁移关系的文献较多，例如城市经济和产业发展状况、土地财政、房价房租、户籍制度等[7-12]。劳动力个人流动决策主要根据其对城市所带来的期望效用判断，被选择的城市往往可以为劳动力提供更高的经济收入，更好的发展机会，更完善的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13]。曾龙和杨建坤[14]研究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财政、公共服务供给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发现城市规模扩大的过程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倒U型关系，土地财政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除此之外，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也会挤出一部分劳动力[15]。张兴华[16]指出户籍歧视是抑制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周颖刚等[17]的研究则对流动劳动力面临的公共服务门槛进行了探讨，发现城市增加非歧视性、机会平等的公共服务供给会对劳动力流动形成利好，特别是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创业。

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城市的较高收入、良好的公共服务能够吸引劳动力，但高昂的生活成本也使大量的劳动力选择迁出城市。于是，劳动力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了作用。已有研究显示，政府的政策制定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筛选作用，特别是针对性的能力引导、技术培训、激励措施等，可以帮助企业快速精准地找到满足自身生产技术需要的劳动力。单正丰等[18]发现加大进城农村劳动力社会保障机制建设，进一步强化进城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积极为进城农村劳动力子女提供教育保障，增加城市廉租房建设，制定相应的城市住房保障政策等，促进劳动力的流入和融合。张文武等[19]的研究显示，城市规模、公共服务和人才补贴对城市“留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朱志胜[20]的研究则发现，流动劳动力能够安居乐业并取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城市集聚和规模经济的作用值得充分重视。大城市可以为流动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竞争学习的途径，并产生明显的工资溢价效应。特别是在我国城镇体系优化过程中，注重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更好地发挥了不同规模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对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正向效应。由于劳动力市场变化迅速，政策具有滞后性或不适用性，劳动力市场引导及劳动力流动等政策的制定要有动态性，特别是根据不同阶段的产业发展需要，依据劳动力市场变化能够适时调整的政策调整机制，但现实中滞后的劳动力政策往往对劳动力迁移产生阻碍作用，并产生长期的难以克服的负面效应。

以上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发现城市规模、劳动力政策均是影响劳动力流动意愿的重要因素，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还有以下几点需要补充：第一，学者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往往只考虑单一因素。例如相关研究仅仅分析城市规模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的影响，或只分析城市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未将城市规模的异质性与政策的多样性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第二，学者在研究城市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的影响时，往往没有将劳动力异质性考虑进去，忽视了政策对于不同劳动力的适用性。因此，本文结合城市规模的异质性，采用中国流动人口监测微观调查和城市发展的匹配数据，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在城市规模、政策筛选共同作用下的变化特征，分析大中小城市的政策对异质性劳动力的适用性及筛选效果。

本文的研究特色和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视角上，大量文献更多地从城市环境或者政策保障等方面探讨对一般劳动力的影响，而结合政策筛选门槛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所受影响的讨论并不多。本文从农村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过程中面临的城市规模、政策门槛视角出发展开分析，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为切入点进行讨论，具有一定的新意。第二，研究样本上，现有研究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更多使用一般家庭调查数据，鲜有使用针对劳动力流动大样本调查数据的研究，本文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数据匹配，提供了更加贴近现实的数据支撑。

本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理论机制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模型、变量与数据处理；第四部分展开实证结果分析、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第五部分进行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流动决策是劳动力个体依据其了解的关于迁入地的所有信息并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的决定。劳动力是否有意愿流入某城市、流入后是否有意愿长期定居均属于流动决策的具体表现。真正能够吸引并能长期留住劳动力的城市必定能够为劳动力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有利于劳动力实现自身发展目标。与此同时，劳动力大规模迁入城市也是人力资本聚集的过程，为城市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城市规模及其政策制度可以从多种渠道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并对长期的人才竞争产生深刻的影响。

城市为经济活动提供空间环境，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进而为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促进劳动力的流入。相关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率平均提高0.04%，同时大城市具有显著的人力资本外部性，要素多元化与知识技术外溢为劳动力创造出良好的工作学习环境，劳动力会通过相互学习和“干中学”提高能力，进而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21]。与此同时，城市集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一般而言，城市越大，相关联的产业和要素配合就越紧密，形成的生产能力和效率就会越高，进而为劳动力带来更高的工资报酬。且人力资本外部性程度随城市规模呈现同步放大的特征，人口超过500万的大规模城市可以产生比其他规模城市更高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可测算的增长幅度可以达到7.1%。城市规模与普通劳动力在与城市高技能劳动者的互动中获益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因此城市规模是劳动力迁移决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力是对收入水平、未来发展、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因此，城市规模扩大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加、人力资本正外部性以及工资的提高。高工资收入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的流入。高知识水平和能力突出的人群流入城市并集聚，也会附加形成更多新的工作机会和岗位，同样有利于普通劳动者就业，形成良性循环进而促进城市规模扩大[22]。因此，城市规模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良性循环的特征，形成了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优势。据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说1。

假说1：城市规模扩张具有诸多优势，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

不同城市规模下存在劳动力政策的异质性，导致劳动力政策会对流动意愿产生显著的差异影响。王丽莉等[23]指出，我国城市的劳动力进入壁垒远高于农村非农业部门，进一步降低人口流动壁垒需要政策的支持。近年来，各大城市为了“抢人”和“留人”，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劳动力政策，例如最低工资承诺、租房补助、购房补贴、生活补助等，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一部分劳动力的流入。但劳动力政策往往具有一定的门槛，城市人才吸引政策的适用对象一般具有年龄和学历两方面的门槛要求。补贴类政策和生活普惠类政策在吸引劳动力的作用上具有明显差异，补贴类政策往往具有门槛要求，而普惠类政策如看病就医优惠、子女入学门槛放低等几乎覆盖了所有外来劳动力。因此，不同规模城市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效应也会受到政策筛选的影响。尽管政策设计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政策门槛可能会让大多数低技能劳动力享受不到补贴类优惠，但较高技能农村劳动力流动仍然会受到普惠类政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明确的政策门槛在吸引高技能劳动力的同时，也进一步改变了其他层次劳动力流动的机会和概率，进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影响。一方面，明确的政策门槛会形成宽松的劳动力流动环境，不仅较高技能年轻劳动力可以享受所有政策带来的福利，也能享受到普惠类政策，这有利于较高技能农村劳动力流动；另一方面，大多数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劳动力的生活成本，鼓励更多高技能劳动力迁入，高技能年轻劳动力可以享受所有政策带来的福利，但低技能劳动力只能享受到普惠类政策。大多数政策表面上看似减轻了劳动力的生活成本，鼓励更多劳动力迁入，但间接挤出了一部分年龄较大、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劳动力。据此，我们提出假说2。

假说2：城市规模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具有政策筛选异质性，政策筛选越明确，越有利于较高技能农村劳动力流动。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

基于理论机制分析，不同城市规模及其筛选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差异性的影响。为了更深刻地观察具体效应，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IWij=α0+α1Cj+α2Pj+α3CjPj+α4Xij+α5Uj+εij

(1)

OWij=β0+β1Cj+β2Pj+β3CjPj+β4Xij+β5Uj+δij

(2)

其中，IW表示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观察农村劳动力流入及定居意愿，设定为二值变量；OW表示农村劳动力的反向流出意愿，同样为二值变量；Cj表示j城市规模，Pj表示j城市劳动力筛选政策，CjPj表示城市规模与劳动力筛选政策的交叉项，Xij表示个体控制变量，Uj表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α、β表示回归系数；ε、δ为随机扰动项。

在不考虑遗漏变量内生性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了其他可能作用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城市大小与劳动力迁移决策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已有研究表明，劳动力迁移必然导致城市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另外，不可观测的变量也可能影响城市规模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因此，我们在实证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该数据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的针对全国流动人口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覆盖了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样本量近20万户，在目前国内有关流动人口的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中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在调查问卷及数据库中，包含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详细信息，即个人特征、收入支出、工作情况、迁移流动及居留意愿、健康与公共服务、社会融合等。基于数据可靠性、完整性考虑，本文使用CMDS2017作为主要样本来源(1)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的官方公告，目前可申请获取的最新数据为CMDS2018，但该年度调查中仅公开了A卷数据，农村劳动力样本相比2017年度缺少了较多关键变量，总样本量也较少，因此本文仍然使用2017年度数据，特此说明。。二是城市数据。农村劳动力流动相对应的城市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CEIC中经网数据库，经过微观个体和城市匹配以及数据清洗后，最终保留177个地市级以上城市的具有农村户籍的流动劳动力有效样本共计78566份。

2. 变量设置

被解释变量。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农村劳动力流动IW，参考周颖刚等[24]的研究，我们通过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中的“您预计将在本地留多久？”问题来构建核心被解释变量指标，将愿意在城市呆3年及以上视为劳动力具有迁入意愿。具体赋值规则为：将回答为“3年及以上”的赋值为1，回答为“3年以下”的赋值为0，删除回答为“没想好”的样本。考虑到结果的稳健性，通过CMDS问卷中“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问题构建劳动力反向流出意愿OW，具体赋值规则为：将回答为“是”的赋值为1，回答为“否”的赋值为0，删除回答为“没想好”的样本。

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城市规模与劳动力政策筛选。一般而言，城市规模可以从人口、土地面积、GDP等方面来衡量，由于市区更能反映城市真正的经济实力和聚集状态，本文根据市区人口规模对城市进行分类。参考已有研究做法，并结合国家相关文件，本文定义市区人口500万以上为大城市，市区人口100万以下为小城市，其余为中等城市(2)国务院于2014年公布了《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市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其中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为小城市(Ⅰ型、Ⅱ型)，50万～100万为中等城市，100万以上为大城市(Ⅰ型、Ⅱ型、特大、超大)，是对应于全国所有城市做的划分。本文考虑到所选用的城市均为地市级以上城市，将相关标准进行了微调，也符合现有相关研究的通用处理方法。。劳动力政策作为政府调节劳动力分配格局的手段之一，会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查找各省市人民政府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搜集各市出台劳动力政策的年份及学历门槛，将分别按照年份和学历门槛对劳动力政策进行划分。各地区劳动力政策的学历门槛一般设为初高中毕业、高校应届毕业生、专科、本科及以上四大类。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将学历门槛为初高中毕业的地区赋值为1，高校应届毕业生和专科赋值为2，本科赋值为3。另外，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我们发现具有较低学历门槛的劳动力政策较为模糊，无详细的补贴与优惠规则，而学历门槛高的劳动力政策指示清楚，补贴范围与金额非常明确。因此本文将劳动力筛选政策划分为明确政策与模糊政策，具体赋值为：学历门槛为初高中毕业、高校应届毕业生、专科的地区赋值为0，本科赋值为1。

控制变量。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为：①教育事业，劳动力在选择流入地时，会充分考虑该地区的教育质量，这关系到自身未来的发展及其子女的上学问题(3)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认为高层次的人才更关注教育事业，而农村流动人口可能更关注当地的教育政策，更好的控制变量应该是入学政策，但城市层面仅能获得教育经费投入数据，因而以此为控制变量。；②卫生医疗，卫生医疗状况是衡量地区公共服务的重要指标，也是劳动力在选择居住地时考虑的重要因素；③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完善为劳动力的迁入解决了后顾之忧，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流入。个人层面控制变量为：①性别，男性与女性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存在差异，且选择流入地时考虑的因素也不相同；②年龄，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不同，年轻劳动力相较于年老劳动力具有较强的追求生活质量与未来发展的意愿，考虑严谨性，仅选取处于工作年龄的个体，即男性16～60岁，女性16～55岁；③婚姻状况，已婚设定为1，未婚设定为0；④子女上学是否困难，根据调查问卷中“您家有无子女教育费用的困难”构建指标，有困难赋值为1，无困难赋值为0。

表1展示了相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结果。表1显示，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和流出意愿都较为强烈，说明我国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巨大，地区间劳动力状况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我国城市规模差异较大，大多数城市为中等规模，并处于迅速发展阶段。据资料显示，我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出台了相应的人才吸引政策，但大多数政策都有门槛限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门槛是学历门槛，一般设置为专科学历。另外，城市规模的差异导致城市公共服务的差异，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明显优于中小城市。从个人层面来看，男性与女性的流动意愿无较大差别，流动劳动力的年龄集中于35岁左右，原因在于35岁是人生发展的上升期，该年龄阶段的劳动力往往具有更强的事业心，对生活水平有更高的追求。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与内生性处理

表2报告了式(1)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加入城市规模与劳动力政策及所有控制变量。可以看出，主要解释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呈现正向影响，表明城市规模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原因在于城市规模扩张意味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就业机会增多，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工资与生活设施。劳动力政策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人才政策正向影响劳动力流入意愿，这也是“抢人大战”爆发的原因。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纷纷出台人才吸引政策，争先恐后留住高技能人才，从“积分落户”到“住房补贴”，全方位为流动人员解决后顾之忧。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引入城市规模和劳动流动筛选政策的共同作用(纳入两者交叉项)，其结果表明两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不一致，显示城市规模与劳动力政策在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上是相互替代的(交叉项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原因在于大规模城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一部分劳动力的流入，但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并不完全取决于城市规模的大小，小规模城市依然可以依靠政策优势吸引人才，因此劳动力政策筛选可能会弥补小城市在规模上的劣势。另外，为了解决城市规模与农村劳动力流动之间可能会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借鉴孙三百等[25]的做法，用2006年的城市人口规模作为2017年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并建立IV-probit模型来克服内生性的问题，结果展示为第(3)、(4)列。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删除(3)、(4)列不显著的控制变量，第(4)列在第(3)列的基础上加入了交叉项。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劳动力政策及交叉项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由此，假说1得以验证。

表中还显示了控制变量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具体来看，城市教育投入指标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保障的回归结果不稳定，说明公共服务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虽然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真正能够影响劳动力流入的因素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才政策。另外，农村劳动力性别的回归结果不显著，男性与女性在流动意愿上无明显差异，原因在于城市政策一般无性别歧视。结婚与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已婚状态的劳动力更愿意流动，可能的解释在于已婚劳动力有背负养家糊口的压力，必须将时间精力集中于更好的工作上，追求更高的收入水平，为家庭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子女上学有无困难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子女上学无困难的家庭更愿意流入大城市，因为子女上学问题的解决为流动减少了阻碍，近些年留守儿童的问题正是这一现象的弊病。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由于城市规模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之间存在内生性，在前文的处理中，我们使用了2006年的市辖区人口作为2017年的城市规模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表3)。但考虑到2006年的城市规模到2017年只滞后了11年，为减少结果可能存在的不稳定性，本文构建了劳动力反向流出意愿进行probit回归，结果展示在表3第(2)列。

表3 稳健性检验

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劳动力政策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两者交叉项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与前文的结论一致。考虑文章的严谨性，本文将劳动力政策按照年份划分替代按照学历划分进行probit回归，结果如表3第(1)列所示。城市规模依然稳定且显著为正，而劳动力政策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出台时间越近的政策越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入，原因在于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不断完善，针对性更加明确，补贴力度不断增强，涵盖人群更加广泛，这也形成了我国人才竞争激烈的现象。检验结果再次验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政策筛选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在搜集各省市劳动力政策的过程中发现，虽然各城市均出台相应的劳动力政策，但细化程度有较大差别，通过整理的文本数据显示，有些城市劳动力政策较为模糊，适用人群、补贴款项等细则指代不清，无具体说明，有些城市的劳动力政策的条款则较为详细，适用人群、补贴款项等条款清晰、数量指标精准。基于此，本文按照劳动力政策文本所显示的人群划分层次及补贴条款是否清晰进行政策筛选划分：具有明确积分条款、人群划分特别是针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政策及对应补贴量化清晰的，赋值为1；其他划为模糊的政策，赋值为0。以此区别分析明确政策和模糊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的影响。为了贴近农村劳动力的现实，将具有高中(含中专)受教育程度及以上的视为较高技能农村劳动力，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划分为较低技能农村劳动力(4)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曾考虑使用农村劳动力所在行业进行划分，但流动监测调查问卷就业性质选项设置比较模糊，行业选择与标准分类不匹配，且在数据校验时未能通过可靠性和准确性校验，最终选择了受教育程度作为划分标准，特别感谢编辑的建议和提醒。。如表4所示，明确的劳动力政策显著促进了较高技能农村劳动力的流入意愿，抑制了较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意愿，原因在于明确的劳动力政策具有清晰的适用人群，例如高学历和低学历的补贴力度不一，而模糊的劳动力政策无具体的补贴说明。因此高技能劳动力更愿意追求直截了当的利益，而低技能劳动力无法获得与高技能劳动力同等的待遇，更愿意流向政策模糊的城市。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各城市出台的劳动力政策逐渐多元化，较高技能劳动力逐渐向政策完善的大城市聚集，而低技能劳动力则被挤出，流向政策模糊、竞争力较弱的城市。由此，我们验证了假说2。

表4 政策的明确性对高、低技能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的影响

五、进一步分析

(一)不同规模城市劳动力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分析

我国城市众多，发展规模千差万别，因此劳动力政策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之间也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中所有城市按照市辖区年末户籍人口分为大、中、小城市，旨在揭示不同城市规模的劳动力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的影响。表5报告了probit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大城市的劳动力政策回归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大城市的劳动力政策抑制了流动意愿。原因在于大城市的人才基数大，出台的劳动力政策往往具有较高的学历门槛，补贴类政策主要针对高学历人才，这在无形中挤出了一部分想要追求较高的收入水平但自身学历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由于自身学历的限制，往往经济条件较差无法负担大城市较高的消费水平，因此被拒之门外。(2)、(3)列结果显示，中小城市的劳动力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中小城市的学历门槛较大城市低，留住了大部分具有普通学历的劳动力。中等城市的劳动力政策回归系数较小城市高，说明中等城市的劳动力政策效果更佳。原因在于中等城市的发展介于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比城市的生活压力小，又比小城市的发展水平高，因此中等城市的劳动力政策具有最优的效果。而小城市由于发展水平较低，本身不具备吸引劳动力的条件，即使出台完善的劳动力政策，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用。

表5 不同规模城市间劳动力政策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关系

(二)不同地区劳动力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的影响

为了区分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的差异性，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将样本包含的省份划分如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河北省、江苏省、辽宁省、山东省、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中部地区包括安徽省、河南省、黑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吉林省、江西省、山西省；西部地区包括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陕西省、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重庆市。表6报告了probit回归结果。第(1)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劳动力政策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劳动力政策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第(2)列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劳动力政策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系数值小于东部地区，说明尽管中部地区劳动力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劳动力流入意愿，起到吸引人才、挽留人才的作用，但效果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原因在于中部地区发展状况劣于东部地区，而劳动力政策的效果建立在城市发展状况之上，这一点从西部地区可以看出；第(3)列回归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劳动力政策抑制了劳动力流入意愿，原因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环境条件较为艰苦，即使出台劳动力政策，效果也并不显著。

表6 不同地区劳动力政策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意愿的关系

六、结论与启示

我国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和人才吸引的竞争愈加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差异性的政策筛选及规模效应在城市“抢人大战”过程中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匹配我国177个城市的流动人口监测调查微观数据，通过IV-probit模型分析探讨了城市规模、政策筛选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影响。研究显示：(1)城市规模的异质性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向大城市流动的意愿比小城市更加强烈，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资源、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对于追求高质量生活的高技能、高学历劳动力，有家庭、有子女的劳动力来说，大城市能够给予其更完善的生活保障。但当城市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则会产生挤出效应，抑制更多农村劳动力的流入。(2)城市规模具有政策筛选异质性，明确的劳动力政策门槛有利于吸引高技能农村劳动力，模糊的政策筛选则更有利于低技能农村劳动力流入。尽管劳动力政策表面上是为了吸引和留住更多的劳动力，但政策的显著门槛间接把低学历、低技能的农村劳动力拒之门外。劳动力政策更是一种筛选优质劳动力的工具手段，为大城市提供和储备人才力量，但总的来说，低技能、低学历的劳动力进入大城市的门槛仍然较高。(3)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分样本回归发现，城市规模与政策筛选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作用在不同地区表现各异，在东、中部地区显示为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促进作用，但在西部地区则不利于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入。

本文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重战略背景下更加有效地制定优化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提供了研究支撑。农村劳动力流动和人才转移是城市创新增长的核心资源，也是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在我国人口结构加速转变和城市间人才竞争逐渐激烈的背景下，政府应该采取更加合理和适宜性的措施吸引劳动力流入。第一，打破农村劳动力流动障碍，提高劳动力要素配置。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因住房、教育、医疗等困难无法流动，就业岗位和人才资源匹配度较低，只有解决流动障碍，人力资源才能被高效利用。第二，平衡地区间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依然显著，东、中部地区发展优于西部地区，绝大部分劳动力也流向东、中部地区，然而西部地区更需要劳动力资源，因此政府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鼓励更多的劳动力流向西部地区。第三，区别制定劳动力政策，合理分配资源。目前我国大城市的资源大部分流向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则被排除在外，这是产生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政府应制定针对性政策，使得高、低技能劳动力均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提高政策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