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歌

(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回商群体的形成原因及过程，可以明晰回商群体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重要促进因素，并对当代西部地区回族商人群体的维系与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对本文核心问题的探讨首先要理清两个概念，即“回族商人”与“回商”。“回族商人”的意思是十分明确，即从事商业，以经营商品交换为生计方式的回族群众，倾向于描述个体。而“回商”则是回族群众中以从事商业经济为内容，且在一定时间空间内具有影响力的民族性群体。在群体形成历史中，突出继承和发展回族商业文化，表现出勤劳团结、诚实守信、内引外联的经营特点，并形成一定的民族品牌效应，影响至今。“回商”不仅是一个群体概念，更承载着区域历史与社会文化范畴，其结群过程就是区域发展的缩影。回顾关于回商发展史的已有研究，基本上可以得出三点研究共识：第一，回族常居于西部农耕区与游牧区过渡地带，其借助天然地理区位之便在汉族与游牧民族间进行互通有无的区域贸易，并逐渐发展成规模；第二，伊斯兰教教义中肯定商人的地位，为回族商人提供行业认同感；第三，依据前两点，我国西部地区的回族群众长期过着农商兼顾的生活，其中从事商业、手工业者众多。但这三点共识均只能解释“回族商人”众多的原因，而众多的“回族商人”依靠何种力量与纽带结群成为具有规模性的“回商”，依靠这三点共识阐述还略有欠缺，且当前对回商结群纽带物质的研究仍鲜见成果。因此，本文聚焦于甘宁青地区独特的畜牧资源——羊皮，着眼于回商结群过程中的物质纽带力量，探寻羊皮流动过程对回商结群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羊皮资源与工匠

甘宁青地区地处“三大高原—两大经济类型”[1](1)分别指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以及蒙藏民族单一的畜牧业经济与其边缘地带农业经济。交汇区域，占据着地理空间上的优势位置，是资源的汇集地和自然生命力的源泉。该区域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在历史上拥有紧密相连的相似文化内容，长期被作为一个地域上的整体单元看待，其中，羊皮是区域内的大宗产品。不少人将甘宁青地区视作农牧结合的遥远边疆、古老的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汇的枢纽和文学想象的对象，这里不仅拥有羊只、羊皮为代表的丰富自然资源，储备了推进畜牧产品生产交换的人文资源，同时在更广泛的国内毛皮时尚潮流和国际历史背景下，羊皮被大规模的买卖甚至出口。从羊皮这一物质视角看甘宁青地区，更能为我们提供全面的历史与社会发展面相。

1.数量与质量兼具

特色的物产在特定的区域遍及各处。甘宁青地区资源丰富、牲畜质优，“土地湿润，芦苇、茸草生长特茂，更适于马、驼、牛、羊之繁育”[2]，自古以来就是农耕生活与游牧活动的交汇点。“边地从来爱牧羊，自然美利占丰穰……不羡水田百亩良”[3]。宁夏南部同心、盐池等游牧区或半游牧区都是适合牲畜生长的区域。20世纪中期“回民从事牧畜业者，以养绵羊为最著。如同心全境、宁夏县西山根、平罗北境、灵武东部、盐池西部以及张恩堡一带，皆系产羊之区，居之上述各处之回民皆以养羊为职业”[4]。1933年宁夏建设厅统计宁夏(不包括阿、额两旗)各县皮张年产量，其中羊皮175 300张、羔皮19 000张、牛皮3 187张[5]。1935年傅作霖选择当时宁夏10个县(2)10个县分别是：宁夏、宁朔、平罗、中卫、金积、灵武、盐池、豫旺、磴口、中宁。的牲畜数量进行统计，羊478 060只、牛35 503头、驼14 800头、马2 500匹[6]10。可见，宁夏地区饲养牲畜的种类以牛、羊为主，且以养羊为业的回族数量颇多。

甘肃全省“畜产，羊为910万只，牛49万头，马8.8万匹……”[7]，“年产……羊皮146.3万张，其中山羊板皮41万张、白小毛皮36万张、紫黑二毛羔皮8.5万张、紫黑羔皮8.8万张、白二毛羔皮52万张”[8]。另有“青海年产……羊皮2 500 000张、牛皮200 000张……其他马骡驴皮60 000张；甘肃年产羊皮325 000 0张、牛皮12 500张、杂皮2 300张；宁夏羊皮年产滩羊皮30 000余张、二羊皮与老羊皮各50 000张、杂皮约30 000张”[9]。可见甘宁青地区牲畜种类繁多，皮张数量可观，从文献记录的数据来看，羊只牧养众多，羊皮产量尤其突出，“甘、宁两省畜产中，羊只产量就占到90%左右”[10]18。加之农业耕作需要，牛成为主要的农耕劳力，民间被限制私自屠宰牛只的规定一直延续下来，据载1729年(雍正七年)：“闻外间讹传，六月二十四五，将开屠宰耕牛之禁，回民等将欲齐来谢恩。又闻民间竟有私宰耕牛之事，今朝廷所需，惟祭祀照例供用，其余一概不用牛肉矣。如有违禁私宰耕牛，立即锁拿，按律尽法究治，该管官从重议处”[11]，因此羊皮始终成为甘宁青地区的大宗畜产品。《民国盐池县志》中记载“地接蒙边，以牧畜为业者多于耕种，而牧畜以羊为首要。羊之种类有二，曰绵羊、山羊。……全县约有绵羊二十万只，山羊五万只。每年出产羊皮，运销京、津、沪、汉等地。毛之产量，秋、夏两季，约三十万斤，绒约壹万斤。皮分老皮、羔皮两种。老皮，每年秋、冬两季，所屠宰老羊之皮约数千张。……每年所产皮毛足能维持全县人民生计，……此外，尚有畜养牛马驼驴者，多为附带，不依以为生，而不如羊之重视也”[12]。

饲养牲畜的规模逐渐扩大，从事牛羊饲养的农户逐渐多于耕种者，并依此促进了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屠宰和皮毛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贩卖成为部分回族家庭专门从事的生计，并逐渐演变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宁夏回族饲养和屠宰的牲畜主要是羊，以此衍生出的羊皮、羊绒制造业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众多回族家庭主要经营的生计。该区域不仅拥有数量庞大的羊皮，皮张质量也属上乘，宁夏的滩羊二毛皮则是上乘羊皮的代表。宁夏地区黄河贯穿南北，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实为水草丰茂的天然之大牧场，“所产马、牛、骆驼，品种极佳，宁羊尤为特色”[6]124，“宁羊”即指滩羊，素有宁夏“白宝”之称。滩羊二毛皮白、弯、轻、柔、美、暖的特点是其它绵羊类裘皮所难以同时兼具的，其显示出二毛皮在皮板、毛股、花穗类型等方面的品质和特色，伴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得广大群众喜爱。

2.皮匠众多且技优

我国地区性的回族居住中心，以甘肃河州和青海西宁[13]以及宁夏南部地区为典型，因此回族是甘宁青地区的重要民族之一。再加上宁夏平原沃野千里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也吸引了更大范围的民族群体迁居于此。“迄明末清初，西起瓜沙，东至环庆，北抵银夏，南及洮岷，所谓甘回，即东干回之足迹，盖已无地无之”[14]。《海原县志》记载“乾隆时，人口繁衍……，回族人口125 427人，占总人口的66.4%，时有‘回七汉三’之说”[15]。可见，宁夏地区早在清代初期就已经成为回族的聚居地，1747年(乾隆十二年)时，“固原城内外兵多民少，回民过半”[16]，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陕西巡抚毕沅所言“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17]。“回汉和睦相处，据推测乾隆、嘉庆年间，宁夏地区回族人口达70万—80万”[18]。生活在甘宁青地区的回、汉群众借助农牧过渡地带的独特地理位置逐渐形成了农牧皆宜，兼营手工业和商业的混合型生计方式。依靠当地天然的羊皮资源优势，从事相关家庭手工业的手工艺人逐渐增多，20世纪中期宁夏“全省回民操制皮衣业者，全省统计共70余家，散居于河东之韦州、吴忠堡以及河西之石嘴山、宁夏省城等地”[4]。甘宁青地区是全国最大的皮毛产地。明代直属宁夏总镇的“杂造局”是当时宁夏最重要的手工业工厂[19]，由于明代宁夏经济以军屯为主，因此当时的手工业也显著地表现出军事封建主义边塞经济的特点。在回族聚居地区，有整个村寨专营或兼营皮毛、皮革加工业的，可见回族从事皮革、皮毛加工业早在明代就已在北方盛行，羊皮鞣制加工的匠人逐渐增多，羊皮鞣制工业逐渐成为甘宁青地区家庭手工业的特色内容，并成为增加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

一代一代皮匠在生产过程中结合区域自然环境、利用当地物产，逐渐改良定型并流传于甘宁青地区的独特鞣制技艺，更是为羊皮产品加分不少。传统羊皮鞣制技艺从收购生皮、淘洗清洁、熟制皮张、整理除杂、晾晒吊熏直到剪裁缝制成品需要经历大小近五十个步骤，每个步骤都不能省略也不能颠倒，不仅是考验皮匠技艺的娴熟程度，也是对皮匠细致踏实性格的考验。经过这一流程鞣制出来的羊皮柔软舒适、毛穗不杆毡，其中滩羊二毛皮更是毛色洁白、花穗美观、轻薄保暖，成为独具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轻裘”。赞美性的记载表明滩羊自古以来就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一方面滩羊在清朝时期就是北方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家畜，同时也对滩羊独特的裘皮品质做了充分肯定，据史料记载，滩羊作为轻裘皮用品种而记录在册距今约有200年历史，悠久的历史衍生出一系列关于滩羊的故事传说和二毛皮制作技艺的久远渊源，虽然史料中难以找到关于滩羊二毛皮历史源流、制作技艺的完整记载，但这项悠久古老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却与滩羊的传说一同在西北大地上代代传承，成为兼具民族与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符号，对甘宁青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羊皮潮流与制品

1.时尚、亲昵、地位的象征

历代史家都翔实地记载来自边地的贡品，“后世如黄羊黄鼠，今为御供；犏尾貂皮，盛为时用”[20]，可见全国范围兴起毛皮潮流的历史背景：随着清朝廷满族政权建立，满洲地区对毛皮服饰的喜爱逐渐传入全国各地，皇室精英满清贵族以毛皮服饰为流行时尚以及身份地位的标志，多穿貂裘，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征收、上贡等方式收集各处珍贵兽皮，甘宁青地区的羊皮也进入朝廷视野。公元1755年(乾隆二十年)出的《银川小志》中记载：“宁夏各州，俱产羊皮，灵州出长毛麦穟”[21]，可见至少在乾隆时期就已经有了裘皮花穗的名称；平罗石嘴子山盛产“膻羊皮、绵羊皮、青羊皮、羊绒、羊皮褐、羊毛毡、驼毛、驼绒、驼毛褐”[22]；公元1903年(光绪三十四年)出的《甘肃新通志》中更赞称：“花毯，宁夏特佳。裘，宁夏特佳。毛缨，宁夏平香均出”[23]。18世纪的京城，满族与汉族在服饰穿着方面已难以区分，毛皮服饰随处可见，这种外显的物质文化变迁不但说明了两个族群的物质文化相交相融，也说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毛皮时尚的氛围。

貂裘、狐裘昂贵，“一貂之皮方不盈尺，积六十余貂仅成一裘。服貂裘者立风雪中，更暖于宇下。眯入目中，拭之即出，所以贵也”[24]54。甘宁青地区羊皮则“羊及诸小毛耳，若洋貂等皮，虽旧而暖不甚减，则底绒厚耳，曰天气既冷何由得暖气而含之，曰人身暖气外出，身被皮棉乃含之不散耳”[25]，绒厚含暖，保暖性不输貂裘；加之“羊皮裘母贱子贵。在腹者名曰胞羔(毛文略具)，初生者名曰乳羔(皮上毛似耳环脚)，三月者曰跑羔，七月者曰走羔(毛文渐直)。胞羔、乳羔为裘不膻。古者羔裘为大夫之服，今西北缙绅亦贵重之”[24]54，花穗独特多样，优质羊皮同样贡入富贵之家。顺治八年，清廷对觐见大臣使用的坐垫进行明确规定(见表1)，山羊皮贡入宫廷，用于朝堂之上，可见毛皮和个人是密不可分的。朝廷明确规定使用毛皮的等级制度，将个人的荣誉地位与毛皮紧密联系起来。公元1780年《宁夏府志》中记载：“香山之羊皮”与“夏朔之稻，灵之盐，宁安之枸杞”并列为宁夏当时“最富著”的四大物产[26]，香山之羊皮就是指具有长毛麦穟花的滩羊二毛皮；《朔方道志》载：“裘、羊皮、狐皮皆可作裘，而洪广之羊皮最胜，俗称‘滩皮’”[27]，将滩羊皮与狐皮相提并论，可见羊皮在人们心中之分量。

表1 顺治八年定诸王以下及各官坐褥制[28]

历史记载显示，清廷也将毛皮作为礼物进行馈赠。早先是皇亲贵胄和内廷成员，1649年(顺治六年)“二十六日辛亥，察哈尔、敖汉等部之亲王、郡王、公等各率兵来会摄政王于军前。多尔衮设宴慰劳，赏貂裘、蟒袍等物有差。二十九日，扎鲁特等部王、贝勒、贝子各率兵来会，设宴，赏貂裘、蟒袍等物有差”[29]；“1665年，两位年轻女性陪伴皇帝狩猎……，皇帝下令制造两件入关前的‘黑貂皮袍’……，皇太后对康熙皇帝大方的举动提出建议，认为‘今非穿貂之时’。结果这位仆婢获得了一件羊毛镶边的绸缎长袍和黑貂皮镶边黑缎外套，乳母获得了一件黑貂皮脖套、一袭羊皮袍”[30]10，可见羊皮虽不及貂皮昂贵，却也作为宫廷之礼而流动。之后是军工重臣，顺治元年，“获驼马缎幣无算，俱给赏随征将士。是日，进吴三桂爵为平西王，赐玉带、蟒袍、貂裘、鞍马、玲珑撒袋……”[31]。1673年(康熙十二年)“二月初四日甲辰，遣侍卫吴丹、古德等以御用貂帽、团龙貂裘等分别往云南、广东赐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32]157。而后是外国使者，1676年(康熙十五年)“‘俄罗斯察罕汗向化入贡，应行赏赉……另简使臣，遵中国礼行，方许照常贸易。’同时赐俄使尼古拉等鞍马、袍服等物”[32]254。随后是文化精英，1724年(雍正二年)“因皇帝诣学礼成，行庆贺礼。雍正帝召见孔、颜、孟诸氏子孙入见。谕以恪守先圣先贤之训，‘慎修厥德，以继家声’。各赐墨及貂皮有差”[33]，毛皮再不仅与边塞和铠甲捆绑在一起了，而与文人贤士的喜好和墨香相伴。皮张赏赐范围不断扩大，并成为皇帝表达亲密关系、关心有功之臣、展现慷慨大方、尊崇贤能之才的符号。与此同时，接受毛皮馈赠说明了一种亲密关系，而赠送毛皮更是体现了一个人的权利与地位。毛皮在“馈赠”与“接受”这两种角色之间转换的过程就是展现权利与地位的过程。

皇室贵族对毛皮潮流的追随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毛皮热潮，而大众受等级制制约和消费能力的限制，更使毛穗花纹多样、轻薄柔软、价格选择余地大的羊皮制品成为跟风时尚的最优选择，不仅在国内成为全体社会精英的标志，在国外也兴起对羊皮毛穗花纹的喜爱“因胎皮薄而绒短厚，皱缩成为花纹，望之如行云流水，外国女人爱穿之”[34]。尤其对因羊堕胎而生产的云板格外亲睐，于是洋商争购，致使各种羊胎羔皮也开始大宗出口，羊皮时尚流行一时，因而得以需求量大增，催生出一大批行走在甘宁青羊皮之路上的商人群体。

2.羊皮制品种类繁多

《陇右纪实录》记载1929年(民国十八年)前，甘肃统领八府六州一厅，包括今青海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计方式，因而出产大量的皮毛和畜牧产品[35]。甘宁青地区蒙藏回汉各民族因气候条件、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原因，其日常生活中处处离不开羊只，食羊肉、喝羊奶、衣羊皮、燃羊粪，同时还使用羊毛制作毛毡和帘帐御风防潮，其对羊只产品的利用率远高出其他牲畜产品的利用率。饲养羊只数量众多、品种多样、品质优良，再加上独特自然地理条件下形成的极具地方特色的优良品种滩羊，其产品二毛裘皮更是为甘宁青地区储备了数量丰富且特色鲜明的羊皮资源。

随着毛皮时尚潮流的出现，羊皮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利用率最高的皮张，“我们理所当然地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视为时代变迁的标志。技术和设计，当然还有时尚和物质都是时代的象征。不仅物件的外在标示着年代，就连它们的种类和质量也有同样的功能”[30]2。甘宁青地区“一般人民之衣服，皆为羊皮所制之皮衣，岁终服用，非至破敝不更换”[36]。服装方面，羊皮袄、羊皮鞋靴御寒保暖；马褂时尚大方；昂贵的鞋子使用羊皮底，柔软舒适，成为富贵人家身份的象征。山羊板皮制作的褥垫隔湿防潮，二毛裘皮制作的被褥柔软舒适。用具还有皮带、酒袋、各类刀具的套袋、马具、坐垫、“手捂子”、挂件等。乐器方面可以做小型鼓具，羊皮手鼓、腰鼓等。交通工具方面，羊皮筏子成为西北地区独特的水上运输工具。羊皮产品涉及人们生活的各方面，种类多样，需求量大，都为甘宁青地区的回族商人们提供了商机，围绕着羊皮这一丰富而独特的物产，回族商人活跃在羊皮流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概括而言，甘宁青地区有着适宜畜牧业生产的广阔区域；有着参与畜牧生产、经济形态各异的众多民族；有着成规模的从事羊皮鞣制工业的皮匠，并生产出大量用途广泛、品质优良的羊皮半成品或制成品；同时明清时期整个国家毛皮时尚风潮的推动下，内陆各城市出现对羊皮产品的巨大需求。畜牧区的羊只通过宰杀和皮张鞣制加工等过程变成衣帽、工具、器物等日常用品进入人们生活，不但连接了边疆与内地，也将人与自然通过羊皮这一物质纽带连接在一起。但甘宁青地区地处遥远的边疆，地域广阔、交通闭塞、路途遥远，缺少一个灵活性强、吃苦耐劳的商人群体将羊皮及其制品从甘宁青地区运往全国各地，因此，在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回族商人群体逐渐壮大。

三、羊皮力量：回商结群

甘宁青地区的回商多是“凝聚在共同社会力量、彼此之间具有联系的文化人群，在共同的时空背景下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经济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37]35。回商结群正是在对某种产品买卖、运输的流通过程中，紧密联系在物质流动各个环节，逐渐互助发展并凝聚成为具有稳定性和规模化的商人群体，而甘宁青地区回族毛皮商人的结群过程中，羊皮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物质力量和结群纽带。

1.羊皮专营群体

羊皮作为甘宁青地区与内陆地区贯通相连的重要物产，把回族商人凝聚在一条贸易路线上的物质，就是羊皮。“在羊毛贸易兴旺的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回族)中的许多人都扮演了中间人这一很重要的角色。……甚至在后来的1910年和1920年北洋政府软弱无力时，回回商人曾像中央机构一样控制了全国的羊皮毛业”[38]，宁夏各地就有“不少回族家庭专门从事皮毛加工生产……，从业人数多很多，技艺精湛，形成了收购、贩运、加工、销售的经营体系，有相当大的生产规模，皮毛加工是使许多回族农民脱贫致富的行业”[39]，回族善于经商，清代宁夏各地就已经出现了大量专门贩羊的商人，农牧业和商业贸易在回族群众的辛苦经营中大力发展，而吴忠、石嘴山、宁夏府等回族聚居地也逐渐发展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集贸市场，清末时固原和灵州(今灵武市)是宁夏两大商贸中心；民国时宁夏的皮毛市场主要有三营、石嘴子、吴忠堡。据记载1879年(光绪五年)“天津英国洋行买办葛秃子首次到石嘴山‘探险’，看到当地人将羊毛沤为粪土，即赊购四万斤运往天津销售而大发其财，后来这里便发展成为西北地区的皮毛贸易集散地之一”[40]；宁夏府也一片繁盛景象“人烟辐辏，商贾并集，四衢分列阛阓南北蕃夷诸货并有，久称西边一都会矣”[41]；固原当地皮毛、山货也名声在外，极大地促进了回族的经商热情，其中滩羊皮制品占据很大比重，使得当时宁夏各地区产生了很多专做“羊皮生意”的商行，天德裕、天德恒、晋生祥、庆生祥等皮坊成为专营滩羊皮制品的地方商栈。

清末进入甘宁青地区的山西商人开设铺面销售百货，收购皮毛、甘草、枸杞等土特产品，扩展经营范围，更加激发了当地回商的积极性。“主要商栈有，设在宁夏府(今银川市)的天成西、隆泰裕、合盛恒、百川汇、广发店、福兴店；设在宁安堡(今中宁县城)的庆泰恒等。广发店和福兴店除自购自销外，还兼代客商买卖，从中赚取佣金和手续费”[42]。除此而外，宁夏灵武县和吴中堡的一些商店和货栈也兼营皮毛生意。这一时期，山西交城等地的皮商，陕西郃阳的毡匠，甘肃张家川的皮匠纷至沓来，专事皮毛交易，《清水县志》张家川之店铺条记载“……皮毛由铺户土贩由西路甘凉，北路宁夏中卫等处收来……”[43]。羊皮作为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物质元素之一，将甘宁青地区的畜牧业、民间手工业、运输业、商业等众多领域串联在一起，而处身于这些行业中的回族商人，也因羊皮而被紧密连接在这条以羊皮的流动为主角的区域贸易链条中，并借此不断发展壮大。

2.羊皮贸易出现

甘宁青地区有着丰富的羊皮资源，但缺乏对羊皮原料的深加工能力；蒙藏群众有着对羊皮制品及生活用品的需求，但缺乏自我生产能力。这种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状态为各民族间互补性的农牧商品交换提供了空间，“定居民养活游牧民，同时游牧民亦养活定居人，二者相依为命，经济上发生密切之连锁关系”[44]，由此逐渐培养出有能力参与并推动区域特色贸易发展的民族实体，为清代中后期回族商人群体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清末之前，甘宁青地区在贸易上主要是牛、马、羊等牲畜产品，贸易结构单一，多是满足区域内部需求以及调节区域内不同民族间的物资盈缺，甚少与区域以外地区进行贸易往来，“蒙藏两族时来东部回汉民族聚居处之城市，挟其特有之羊毛等特产，以交换茶粮布匹之类，以供消费，唯无大规模之交易”[10]24。清朝末年，朝廷对宁夏地区实行了一整套严密的安插政策，要求回族群众尽力耕种，不得出外生事，可安插地点艰苦贫瘠，农业生产薄弱，“觅水草不乏，川原相间，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45]，艰苦的自然条件导致农垦不足，有皮毛鞣制技术的回族群众只好“重操旧业”，“回族群众亦农亦商，以商补农的特点和善于经营皮毛的传统得以恢复和发展，绝大多数群众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又以皮毛贩运、皮毛加工来维持生活”[46]。羊皮贸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开始出现面向国内各地经营牛羊肉、羊皮衣物褥毯等日常用品为主的商人群体，且互通有无，说明回族商业与广大人民生活联系正日趋密切。这一过程中，围绕“羊皮”的相关行业中日益多见回族商人的身影，屠宰、鞣制、裁缝、运输、售卖等各个环节促使从事相关商业活动的回族商人逐渐结合起来，规模逐渐扩大，一定程度上形成行业规范制度，发展为规模性与稳定性兼具的商人群体，并借此把中国最偏僻的西北角带入国家市场中。

四、结语

羊皮作为区域特色浓郁的畜牧产品在甘宁青地区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近代以来，随着沿海口岸的对外开放，这一地区也逐渐与内地市场接轨，而得以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的媒介也是“毛皮”。在不断的开放融合过程中，羊皮的流动在该地区回族商人结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甘宁青地区羊皮资源丰富且富于特色，尤其是滩羊作为“窄生态适应性”品种，属该地区特有；受气候环境寒冷、农牧结合地带混合型生计方式及民族习俗中对羊只偏爱等因素，大量的皮匠在谋生过程中充分利用自然植物知识不断精进羊皮鞣制技术，为该地区羊皮制品提供了技术质量保障，也为回商贸易提供物质基础；“自然环境自身的变化与人类施加于环境的烙印共同影响着人类历史与文明进程，并通过人类活动方式记录着人地之间的互动关系”[37]58，羊皮与皮匠间的互动成为甘宁青地区回商发展的推动力量，为回商结群提供殷实的物质基础。随着全国性毛皮大流行兴起，整个社会都在渴望毛皮，社会精英对毛皮的选择，特殊羊皮花色品种成为流行时尚，社会进入了一个“毛皮时代”，羊皮制品较大的需求为贩卖羊皮的回族商人带来了家庭生计，使得越来越多的回族商人选择从事羊皮贩卖运输这一活计，成为回商结群的辅助力量。甘宁青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路途艰险，将羊皮制品运往外地成为对回商们的考验，不论是水路上的筏子客还是陆路上的脚户，“羊皮”成为了他们的交集，容易在长途跋涉、背井离乡的状况下产生抚慰和慰藉之感，并成为其结群的情感力量，内生于心里依赖并紧密结合于贩运之路上。每一次羊皮鞣制及成品贸易流动过程中，需要经历羊只屠宰、生皮收购、鞣制生皮、剪裁缝制、中转运输、贩卖成品等环环相扣的环节，每一个环节将各自独立的回族商人，通过共同经营羊皮流动链条上的不同环节而粘合到一起，逐渐形成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出现具有领导力的权威人物，共同的物质基础、生产基础往往使人们将领导人物的个人性格、优秀品质、经营方式视为模仿的对象，并逐渐内化为自身的个性，从而建立起行业规范与禁忌，塑造出独特的地域文化与群体文化，羊皮的流动则成为回商结群的重要粘合力量。

再加上该地区皮商身份多具有多重性，很多皮匠与皮商、脚户与皮商难以明确区分其身份，在这种多重身份的作用下，羊皮对回族商人群体的推动力量、辅助力量、情感力量、粘合力量使得羊皮收购、鞣制、制作成品、运输、贩卖各个环节得以连贯进行，商人群体逐渐结群为成规模的回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