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建慧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现象是语言接触的产物。就现有文献资料看，“文白异读”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罗常培，他在《临川音系》说明：“凡两读的字均互注又音，但文白异读的不另注明。”[1]李荣发表了《方言里的文白异读》一文，正式使用“文白异读”这个专用术语[2]，自此“文白异读”广泛用于汉语方言研究。

80年来文白异读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从对文白异读现象的描写、分析已经拓展到对文白异读的理论思考，李荣的“借用理论”、徐通锵的“叠式音变理论”和罗杰瑞的“层次理论”对汉语方言的研究影响十分深远。张玉来对文白异读相关问题作了一次梳理，讨论了文读音的借入单位与方式、文白异读的词语分布与语体色彩、读书音与口语音是不是两套音系、文读音借入的动因与规模、文读音的来源、文白异读的系统性、新老派读音是不是文白异读等七个方面的问题[3]，给人启发较多，笔者想就文白异读的判断、文读音的形成、文白异读的单位、文白杂配的形成和判断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文读音和白读音的判断

文白异读本来是被看作因语体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读音。文读音又称为文言音、读书音，白读音又称为白话音、口语音。赵元任先生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说：“在中国好些方言当中有些字读书或咬文时是一种念法，说话时又是一种念法。”[4]他指出了文白异读实际上是使用场合的不同造成的。张盛裕也认为：文白异读在习惯上都各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大体上是，文读多用在文言色彩比较浓的语词里，或读书识字时用，白读多用在口语里。但他同时指出：文言音不等于读书音，有的字文言音在口语里也常用，白话音不等于说话音，有的字白话音也用在比较文的词语里[5]。刘勋宁认为：书面语会向口语转移，口语也会向书面语渗透。经过长期并用之后，二者会互相交融[6]。王福堂也指出：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文白读音的使用场合就可能发生变化，读书音可能也用在口语中，口语音可能也用在正式说话的场合[7]。张玉来指出介休方言的“清”字、“想”字这些单音词的文白异读并没有语体的区别，其文读音不过是模仿异源(主要是共同语)的读音而成的[8]。

其实，自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推广普通话以来，人们读书识字上课一般不用文读音，而是使用普通话了，文读音也不再只应用在读书识字的场合，也活跃在人们的口语里。在文白竞争的不同阶段文白异读的使用场合会发生变化。王洪君将叠置式音变分为三个阶段：文弱白强、文白相持、文强白弱。在文弱白强阶段，文读音用于新兴词语、书面语中[9]。随着文读实力的增强，到了文白相持阶段，文读音就不再局限于新兴词语、书面语，凭借词汇风格和色彩就难以正确判断文白异读。由此看来，文读音和白读音的区别既不是使用场合的差异，也不是语用色彩的不同。现阶段根据使用场合和语用色彩是难以正确判定文读音还是白读音的。

一般来说，文读音往往接近北京语音，白读音与北京话差别较大。张盛裕认为：从现代方言比较上看，白话音往往和北京话差别较大，文言音往往接近北京音[10]。侯精一也认为：平遥话里近于北京语音的一读叫文读，远于北京语音的一读叫白读[11]。我们似乎可以根据与北京语音的读音差别大小来区别文读音还是白读音。接近北京语音的读音是文读音，与北京语音差别较大的是白读音。这种判断依据比较适合文白两读，如果出现了文白多读或者文白杂配现象就难以判断了。

在人们的印象中，南方方言的文白异读现象比较普遍，这是因为南方方言常常向官话方言借入字音。由于官话方言演变一般比南方方言快，因此文读音较新，白读音较老，这样就可以借助字音中的读音新老来判断文读音和白读音。但刘勋宁曾举例：清涧话口语保留入声，可是“六”“肉”二字日常都是说去声，只有在“六畜兴旺”和中草药“肉桂”当中读入声。“按理说，这两个字的入声读法出现在书面语或者文化语中，应该是文读，可是它们的语音形式恰恰是保留入声的‘白读’，读入声。”[12]王福堂也指出：也有南方方言借入官话方言的字音不定较新、原有字音不定较老的情况。有些借入字音的来源特殊，其文白属性和读音新老也可能不一致。“通过文化学习获得的、比口语音古老的读书音，也会影响层次的判断。”[13]因此依靠读音新老来判断文读音和白读音不一定科学。

一般认为白读音是本方言原有的，文读音是从权威语言借入的。徐通锵指出，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而文读则是在本方言所许可的范围内接受某一权威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形式[14]。王洪君认为：“白读音是本地土语，文读音是本地音系在其系统所许可的范围内吸取的某一权威方言的结构因素。”[15]王福堂称，前一读音叫读书音，是从官话方言借入的，相对也接近官话方言的字音，后一读音叫口语音，是本方言原有的[16]。

但刘镇发发现广州话梗摄开口三四等韵字的文白异读比较独特：一是文读不是来自官话，而是来自本方言；二是白读音可能是通过语言接触而移植过来的，换句话说，文读是固有的，白读是晚近的发展，而且是语言接触的结果。这是因为“弱势方言使用者放弃母语以后，将自己母语的语音特点带进强势方言而产生白读。这是一种新的文白异读形成方式”[17]。麦耘利用粤方言大量的调查材料以及相关文史资料等多方面证据，却认为白读应为粤方言本有、文读层来自通语的影响[18]。

但是如果新借的文读音将原来的文读挤进白读层，而原来的白读音消失了的话，那么此时的白读音不是本方言固有的，也是借入的。比如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将山西闻喜中老年人的文读称为“旧文读”，闻喜中老年人的“旧文读”在青少年中已成为白读。“可以预料，中老年的白读会被淘汰”[19]，当中老年的白读消失之后，中老年人的“旧文读”将成为闻喜的白读，这种白读也是从外方言借入的。因此从读音的来源来判断文白异读也不一定准确。

文白异读实际上是同一古音来源的字不同历史层次的读音在共时平面的反映，它体现了不同历史层次的竞争关系。既然是竞争关系，文白读的称呼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白异读的身份会发生变化。文读和白读的分别是动态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20]。但是文读一定是从最新通语或者权威方言借来的，白读或者是本土固有的或者是更早外来的，文读音一定存在从最新通语或者权威方言借来的语音成分。因此，不管是文白两读还是文白多读，只要声韵调三项中有一项是从最新通语或者权威方言借来的我们就判断为文读，如果声韵调三项都不是从最新通语或者权威方言借来的我们认为是白读音。

二、文读音的形成

张玉来指出：方言(或方言与共同语)间的接触是产生文白异读的主要动因。并认为：产生文读音的根本原因，是方言的字音跟来源方言(共同语)的语音相似性差别过大所致。相互接触的方言之间的语音相似性的程度越高越不会产生文读，相反，与本方言语音相似性的程度越低的字音，就越可能产生文读。与共同语差别大的南方的许多方言，尤其是闽、粤方言就广泛产生了文白读音不同。但是如果土语的力量过于强大，即使语音系统与共同语差别大也很难有文读音的产生[21]。事实上，粤语广西梧州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文白异读现象，只有极个别的字是有两个读音的，比如“腐”，“腐败”的“腐”念[f]，但是“豆腐”的“腐”念[p]；“符”作“符号”用时，读作[f]，单用，意为“平安符”时，读作[p]。“腐”“符”念[p]是保留了古无轻唇音的特点。粤语广西梧州话文白异读少是因为梧州相对偏远，历来文教不发达，土语的力量大，能够抵制强势语言对他们的影响，就是那些新鲜事物名称、书面词语、政治用语等也都是转换为粤语表达出来的。

张玉来还认为：一个字是否产生文读音需视词语表达是否有需要。如果本地方言没有的词语或者口头很少用的词语，产生文读的概率就比较高。他同时指出：在笔者母方言的使用中，大量本方言口语不用的词语，也以本方言音系的读法为主，比如“彩色、色彩”的“色”仍可读ʂei，“策略”“策反”这类书面语很强的词语也很少用文读 tsh，读 tʂhe 的时候多[22]。文读产生的概率与字词的文雅土俗色彩有关，同时也反映了通语或权威方言侵蚀弱势方言的深浅，土语力量的大小决定了白读形式所辖语素的多少，而通语或者权威方言力量的大小决定了文读形式所辖语素的多少。如果土语力量大于通语或者权威方言，本地方言没有的词语或者口头很少用的词语也不会产生文读音。如果通语或者权威方言力量大于土语力量，口语中的常用词语也会产生文读音。文读音的形成决定于通语或者权威方言的力量是否大于土语力量。

三、文白异读的单位

文白异读的单位或认为是“字”，或认为是“音类”。赵元任于1928年注意到了有些“字”在读书或咬文时和说话时念法不一，提出“文读音”和“白读音”两个概念。李荣明确提出文白异读的不同是“专指同一个字文言音和白话音不同”。张盛裕认为文白异读是说同一个字有文言音和白话音的不同。李蓝也认为：文白异读，即在特定方言区内对同一个具有相同音韵地位的字在口语言谈中和读书念文件时有不同的读音[26]。张玉来也认为：根据学界的认识，文白读音区别的基本单位是字音。这一认识基本符合事实[27]。按说，一个方言借用共同语(或另一个方言)的词，应该以词为单位，但是，汉语的词无论是单音节的还是多音节的，都是由一个字(语素)或两个字或多个字构成的，因此，借入的词不管有几个字，其读音的差异就表现在一个一个的字音上。一般来说，一个汉字表示一个音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们都主张文白异读的单位是音节。

徐通锵则认为文白异读的单位是“音类”：“文白异读的‘异’是音类的‘异’，应该把它纳入音变的范畴进行研究。”[28]王洪君根据文白杂配的现象提出叠置式音变的演变单位是词中的音类，而不是词形式整体[29]。王福堂也认为汉语方言从异方言借入的不是完整的词语或音节而是某个音类[30]。陈忠敏认为文读与白读的对应不是孤立的一个一个字音的对应，而是“文”与“白”两个层次或系统的对应。他把传统的文读音和白读音转化为语音层次研究中的层次：文读层、白读层[31]。

其实，我们可以把文白异读分为音节层面和音类层面两种。文白异读既看作是文读音和白读音的不同，这是音节层面上的，也可以看作文读层和白读层的不同，这是音类层面上的。文读音和白读音的单位是音节，文读层和白读层的单位是音类。就单个字来说，文白异读的单位是音节；就语音系统来说，文白异读的单位是音类。比如湖南凤凰方言“石”有两种读音：石sa214～灰/石s22姓～。我们认为凤凰方言“石”的文读音是s22，白读音是sa214。同时，韵母的文读层是，白读层是a；声调的文读层是22，白读层是214。

从音节层面上看，文白异读就是指同一古音来源的字出现在不同的词语里有不同的语音形式。一个字的文读音和白读音的差异不是都表现为声韵调三项的完全不同，有的是其中一项或者两项的不同。这样让人感觉好像借入的是音类，实际上同一古音来源的文读音和白读音声韵调三项中本来就有相同的音类，比如“石”白读音和权威方言声母本来相同，借入时只需要改动韵母和声调；也有些字白读音的音类与权威方言不同但借入后产生的文读音没作改动的，湖南凤凰方言的文白杂配就属于这种情况。比如：

压a45～紧/压a22～破 (声白韵白调文)

这些某个音类没作改动的文读音并没有说明借入的是音类而不是音节，借入的仍然是音节，只不过经过了折合而已。潘悟云指出上海话里“认”字读音也只是改动声母与韵母，声调不变，这给人以假象，以为借词以声、韵、调为单位。实际的情况是，借词的单位是服从最小改变原则的词[32]。王洪君也承认新文读形式是以词为单位传播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文白异读的确与字音有关，而且要受词汇条件的限制。借词中的文读音是在本方言所许可的范围内接受某一强势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并没有完全依照强势方言来作改变[33]。

从权威方言借入的并不是音类，而是整个字的读音，即音节。借入的音节与已经存在的音节构成文读音和白读音。众多借入的音节分别按照声、韵、调形成同一历史层次的音类，与本方言已经存在的音类形成的历史层次构成了文读层和白读层。

四、文白杂配的形成

文白杂配指的是借入时字音的文读和白读的声韵调文白错杂相配。张盛裕发现潮阳方言有文白杂配现象。张振兴记录了大量的漳平(永福)方言中的文白杂配现象[34]。王洪君也发现山西闻喜不乏“声文调白”或“声白调文”杂配的实例[35]。

从凤凰方言文白杂配的情况看，我们认为文白杂配是凤凰人学习权威方言的过渡形式。这是因为：

(1) 凤凰方言文白杂配之外一定会有文配文、白配白的形式。

王洪君认为：有时方言中已经有折合而成的文读音，但因为音值差别较大，在强势方言的持续影响下，有可能再次折合，生成强势方言音值更为接近的文读音[43]。凤凰方言文白杂配初次折合的文读音，只是改变声韵调中的一项或两项。在权威方言持续强劲的影响下，凤凰方言再次折合生成与权威方言更为接近的文读音。比如：

夹ka55拿岩～虹/夹ka21铁～/夹tia21～裤

ka55是白配白形式，tia21是文配文形式，“铁夹”的“夹ka21”是第一次折合的文读音，声调与权威方言调类相同，韵母和声母与权威方言不同，属于文白杂配。“夹裤”的“夹tia21”是再次折合的文读音，这次声母和韵母都与权威方言一样的了。

(2) 凤凰方言文白杂配的现象是逐渐消失的。

李启群《湖南凤凰方言同音字汇》反映了1994年凤凰沱江镇方言的文白异读现象，记录的是时年为82岁的田景光的语音材料。2018年7月笔者也调查了凤凰沱江镇方言的文白异读情况。发音合作人熊太和，调查时年84岁；吴畏，调查时年30岁，均是土生土长的凤凰县沱江镇人。目前凤凰方言老派熊太和的文白杂配现象比田景光少，新派吴畏已经没有文白杂配现象，只保留了文配文、白配白的形式。由此看来，文白杂配是凤凰人学习权威方言的过渡形式。

厦门话“知”有三种读音：ti文ti文tsai白，这三个字音都属于文白杂配现象，它们的音类都不按文白的层次配合。厦门话“知”没有文配文、白配白的语音形式，这与凤凰方言不一样。王福堂认为“知”原来应该有按声母文白层次的配合，如tai和tsi，可能已经消失[44]。凤凰方言文白杂配形式是逐渐消失的，而厦门话却只保留了文白杂配的形式。厦门话“知”白配白的消失是因为文读音的tsai挤掉了旧白读音tai(白配白)而成为新的白读音，而tsi(文配文)可能是没有存在过。厦门人没有进一步折合成更接近普通话的文读音tsi，可能是因为普通话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

五、文白杂配的判断

《湖南凤凰方言同音字汇》文白杂读的现象有以下5种类型：

韵白调文：百pei21～合|拍pha21瘙痒～|啄tsua21～脑壳|尺tsha21曲～。

声白调文：换uan35～气|竹ti21傩～|滑ua21～头。

声文调白：换xuan55～牙

声白韵白调文：下xa35一～崽|夹ka21铁[45]

在《同音字汇》里，这种文白杂配大多归为白读音，也有归为文读音的：拍pha21；夹ka21；啄tsua21；百pei21，这些字归为文读音的声调是文读。但是声调同为文读的“尺tsha21；竹ti21；滑ua21；下xa35；换uan35”这些字却归为白读音。

陈忠敏告诉了我们如何区分文白杂配的文读层和白读层[46]。而文白杂配的文读音和白读音区别不太容易。张盛裕认为根据韵母区分文白杂配的文白读，“因为大量的异读字是由韵母的不同来区分文白读的”[47]。张振兴则认为把其中只要有一个因素属于白读系统的字音看成白读。但是个别字的文白异读音单凭语音因素难于确定，往往需要结合词汇因素来考虑[48]。我们认为文白杂配都可以看作文读音，因为文白杂配是当地人在权威方言的影响下学习权威方言的过渡形式。文白杂配至少有一个音类是属于文读的字音，是折合的文读音。

凤凰方言五种类型的文白杂配现象都可以看作文读音，厦门话“知”的三种文白杂配读音形式都可以看作文读音。

文白异读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指同一个字有文言音和白话音的差别，是由于文体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读音。张盛裕最早指出单就个别字的使用范围、词语色彩来区分文白读是不够的[49]。张振兴进一步提出文白异读是具有相同的来历的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读音[50]，此时对文白异读的认识已经不局限于“文言”和“口语”的差异，并且认识到文白异读还是一种系统性的又音现象。这种认识影响了徐通锵、王洪君、王福堂、陈忠敏等学者，目前学界普遍接受了文白异读是一种系统的层次又音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文白异读的研究和探讨将会更加深入、更加成熟。

注释：

[1] 罗常培：《罗常培文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47页。

[2] 李荣：《方言里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1957年第4期。

[3] 张玉来：《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现象的再认识》，《语文研究》2017年第3期，第34～43页。

[4]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28年，第6页。

[5] 张盛裕：《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1979年第4期，第241～267页。

[6] 刘勋宁：《一个中原官话曾经存在过的语音层次》，《语文研究》2005年第1期，第49～52页。

[7] 王福堂：《文白异读和层次区分》，《语言研究》2009年第1期，第1～5页。

[8] 张玉来：《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现象的再认识》，《语文研究》2017年第3期，第34～43页。

[9] 王洪君：《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18～321页。

[10] 张盛裕：《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1979年第4期，第241～267页。

[11] 侯精一：《平遥方言的文白异读》，《语文研究》1988年第2期，第51～59页。

[12] 刘勋宁：《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4期，第1～9页。

[13] 王福堂：《文白异读和层次区分》，《语言研究》2009年第1期，第1～5页。

[14]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84页。

[15] 王洪君：《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语言学论丛》第1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2～154页。

[16] 王福堂：《文白异读和层次区分》，《语言研究》2009年第1期，第1～5页。

[17] 刘镇发：《从方言比较看广州话梗摄开口三四等韵字文白异读的由来》，《方言》2007年第4期，第311～318页。

[18] 麦耘：《也谈粤方言梗摄三四等韵文白异读的来由》，《暨南学报》2013年第2期，第41～45页。

[19] 陈忠敏：《重论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语言研究》2003年第3期，第43～59页。

[20] 张玉来：《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现象的再认识》，《语文研究》2017年第3期，第34～43页。

[21] 张玉来：《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现象的再认识》，《语文研究》2017年第3期，第34～43页。

[22] 张玉来：《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现象的再认识》，《语文研究》2017年第3期，第34～43页。

[23]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84页。

[24] 刘勋宁：《一个中原官话曾经存在过的语音层次》，《语文研究》2005年第1期，第49～52页。

[25] 潘悟云：《历史层次分析的若干理论问题》，《语言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5页。

[26] 李蓝：《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贵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第78～84页。

[27] 张玉来：《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现象的再认识》，《语文研究》2017年第3期，第34～43页。

[28]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83～384页。

[29] 王洪君：《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语言学论丛》第1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2～154页。

[30]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31] 陈忠敏：《重论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语言研究》2003年第3期，第43～59页。

[32] 潘悟云：《历史层次分析的目标与内容》，载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33] 王洪君：《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语言学论丛》第1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2～154页。

[34] 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一)》，《方言》1989年第3期，第171～179页。

[35] 王洪君：《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语言学论丛》第1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2～154页。

[36] 王洪君：《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语言学论丛》第17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2～154页。

[37] 赵峰：《试论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94～98页。

[38]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39]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载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页。

[40] 王福堂：《文白异读和层次区分》，《语言研究》2009年第1期，第1～5页。

[41] 杨秀芳：《论文白异读》，载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2页。

[42] 曹晓燕：《无锡方言文白异读的演变》，《语言研究》2013年第1期，第77～79页。

[43] 王洪君：《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52页。

[44]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载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页。

[45] 李启群：《湖南凤凰方言同音字汇》，《方言》2011年第4期，第341～353页。

[46] 陈忠敏：《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与历史层次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5页。

[47] 张盛裕：《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1979年第4期，第241～267页。

[48] 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三)》，《方言》1990年第1期，第44～51页。

[49] 张盛裕：《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1979年第4期，第241～267页。

[50] 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一)》，《方言》1989年第3期，第171～179页。